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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是谁?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17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叶永烈
    
    核心提示:“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
    
    “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是谁?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1年1月25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天安门
    
     “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
    
     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本文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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