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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绝对正确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1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博讯 boxun.com)

    核心提示:
    
    朗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当时邓小平所提出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其目的还不在分配,因为全国都是太穷了,其目的是解放产生力。但一旦解放成功之后,走到今天你就想到分配的问题了,否则严重的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安。而这么多年改革开放,我们都是以效率为唯一的考量,缺乏稳定考量,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那么现在是不是考量到考量到稳定的问题呢,稳定什么问题,老百姓过得更好的日子,以人为本。
    
    凤凰卫视2012年2月1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江泽民:今年(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展重要谈话,鲜明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1992年10月份开这个十四大,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也是主张这个主张,但是我忧虑说,这个政治不改革,权力介入市场,就很危险。
    
    吴小莉: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叙事”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的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
    
    那些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这年5月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此后办公司成为了流行,“下海”更成为了时尚,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放下了原来的“铁饭碗”,捧起了吃香的“金饽饽”,有人戏称,当时人们碰面的问候语,不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下海了吗”。
    
    解说:当时香港的《亚洲周刊》曾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而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1992)这一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陈开枝(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人们的思想彻底转过来了,整个国内一片契机,人心振奋都集中力量搞经济了,这是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解说: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后来被称为“92派”,主要指的是一批“仕而优则商”的社会主流精英,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曾经进入政府体制内工作,有忧国忧民情结,甚至带着英雄主义理想,他们被普遍认为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初实践者,推动了产权关系的变革和企业家精神的崛起,并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也支撑了中国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下海是难免的,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整体的经济扩大,国有的以外的扩大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空间,当然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的。
    
    解说:但是从官场到商场不少人在转身的背后,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说法。
    
    杨继绳:他下海的可以带权力的,他虽然自己没有权利,他周围朋友都有权力的,这也是一个方面。
    
    解说:《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曾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下海潮”。
    
    凌志军: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盈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的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
    
    陈文鸿: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有权力,另一方面是看到政策的空间,就很简单就是从政策拿好处,把政府关系国好了,以前是没有招标,现在有招标,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赚钱的,只要把政府的关系搞好。
    
    解说: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
    
    凌志军: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2000亿元,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
    
    杨继绳:1993年2月1日,我就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在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题目叫《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我说比如政权、权力像一个球赛似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去了,那不乱套了嘛,当时我只是一种担忧,没有想到这担忧后来成了现实,就是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权贵阶层,这个阶层,这个群体,这批人他们极力维护现状,在现状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利益最大化。
    
    陈开枝:最近汪洋同志也说,1992年以前我们一般争论都是意识形态的争论,现在要解决改革开放的深入,是要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利益重新调整的问题。
    
    杨继绳:现在阻力就在这儿,就是一股力量,一股传统力量,就总是阻止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要推进和搞好政治体制改革。
    
    胡锦涛:我们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温家宝:坚持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解说: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当代政的问题,领导兼职副职不宜过多,要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到了1980天12月,邓小平又提出要求,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还“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在很多人看来,正是波澜的这次全国性罢工和其后成立的“团结工会”成为中国高层推动政改的主要顾虑之一,作为华沙条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带有明显政治色彩进行各种反政府活动,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由于担心波及国内局势,中共领导层逐渐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迈出第一步,可没想到很快在地方上就有人“积极响应”更一步到位直接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人就是蛇口工业区的“大老板”袁庚。
    
    吴小莉:1983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蛇口工业区视察,他和当时的“前线总指挥”袁庚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袁庚说“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好像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商鞅,比如王安石、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等,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胡耀邦回答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而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敦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了”。正是上面这段话催生了蛇口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实验。
    
    陈禹山(原深圳市南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和胡耀邦讲的,那个汇报里讲的,讲到改革这个事情,如果那个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群众产生的那个起码会想到群众,为群众办一些事实,因为他也能撤你的职,就要选票制,所以他就向胡耀邦就来向胡耀邦汇报,汇报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准备搞一个不大的实验,冒点险管委会的成立要用公开的自己的选举产生,他就讲了胡耀邦好,很好。
    
    解说:总书记的表态让袁庚有了“尚方宝剑”胡耀邦走后不久,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立,这届管委会是由民主投票产生的民主选举设计的程式置所有候选人于众目暌暌之下,群众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要回答群众的置疑。
    
    陈禹山: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叫乔胜利的,那个总经理呢他有一次开车出去了,出了车祸,受伤了,住进医院了,这时候参选的候选人选民起来问,你那次车祸为公还是为私你出去,你受伤住院以后,你是还有没有领奖金,你怎么领工资的,那就这么问了。
    
    记者:就是直接的现场就问?
    
    陈禹山:就是现场的问,你就得答,所有人得答。
    
    解说:在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选举中,不少和袁庚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因为落选退居二线。
    
    陈禹山:袁庚他说袁庚是蛇口的权威已经受到威胁了,但是他说这是个好事,说明工业区的那个选民经过民主的熏陶,他们已经意识到眼光更开阔可以选择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个这是大好事,反对我袁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不得了,这是好事。坚持下去就能改变我们的一些现状,国家就有希望。
    
    解说:1983年,第一次选举时,袁庚获得130余张选票全票通过,但到了1985年第二届管委会的1170名选民中,就有164人没投他的票,不甘寂寞的袁庚,一次次把改革改到自己身上,这年1985年初袁庚还对舆论监督启动改革实验,他试图“让民主舆论来监督领导”。
    
    陈禹山:《蛇口通讯》它是讲的这个舆论,讲的这个舆论并不是像我们内地某些党委书记讲的那个舆论,他袁庚是向总编讲了,蛇口办个报纸通讯报要登批评蛇口领导的文章,有这个信息出去了,那么那些很活跃的青年就干了。
    
    解说:1985年2月,《蛇口通讯》两个月,就在大年三十那天,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匿”的稿件,题目是《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陈禹山:就是有个周为民那个人就是写的,袁庚先生向他进言,进言就批评他,主要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你搞的一塌糊涂。
    
    解说:大年初二夜里,总编辑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的电话,说有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要送给他审。
    
    陈禹山:先给他袁庚那个就是批评你的稿,要给你看,打电话说不用送审,他先打电话还不行,他还是送到他家里去,送到家里他不在家,后来放那儿他袁庚看了,看了以后就还有文字写批示,就是不用,稿子不用送审,是总编辑有权定。
    
    当年有一些涉及到重大方针政策上征求人的意见是应该的,是可以的,多几个人的脑袋总比一个脑袋好,但是呢,批评像这样的就不用送审,他一个字也没有改就发,但是就是建议最后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亲切一点就是这个,其他都一个字都没有改,而且以后也不能送审。
    
    解说:1986年6月,“年度全国好新闻”评比揭晓,《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获得了特等奖。
    
    陈禹山:对于内地的那些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了,那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了,就是当地同级的党委管同级自己的报纸不送,不审稿子不审,可以批评自己的老板,那个这就是他就是公开的。他这样的话,你蛇口出得的贪污的吗?没有,很难,除了他以后蛇口管理局的局长那个熊秉权,还有其他的公司的头都好多批评的文章出来了,这些那么多评论出来很稳定,没有打击报复也打击不了。你也没有办法,你打击他,你下一次选举你就完了。
    
    解说:陈禹山说蛇口干部制度改革和舆论监督的尝试,效果是明显的,在某种意义上袁庚推行的改革是一剂“反贪验方”。
    
    陈禹山:所以在他开发蛇口工业区,到1992年退休14年,蛇口真正是贪污腐败,这些有经济问题的人,现在来看呢都是鸡毛蒜皮的,没有算不了什么的,大概有两三个人,他的干部队伍有多大,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多人。
    
    吴小莉:1986年夏,除了蛇口的民主改革实验全中国都似乎躁动起来,邓小平在6月10日发表讲话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更在6月28日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到1987年的10月,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当中,也专门提到了要从党政分开,依法治国等七个方面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改”一时成为了全国上下的热门,取消部分部委的党组,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和工厂试行厂长负责制等举措也在试点进行,但是却没有想到,很快地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打乱了步伐。
    
    1989年蛇口的改革实验突然停止,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同时刚被唤醒的政治改革的努力,也再度陷入了沉睡,这一夜持续了三年。
    
    解说:1992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标志着干部退休制度的正式确立,而此后由于成熟的条件没有适时出现,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被逐渐提上了日程,却并没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迅猛的展开,取而代之的是稳妥而又小心翼翼的心态。2010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取消城乡按4:1分配人大代表名额,执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从而真正实现了选民平等“同票同权”。
    
    胡锦涛: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我们不断扩大人们有序政治参与,人们实现了内容广泛当家作主。
    
    陈开枝:现在还是可以从基本的问题解决,就像医疗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你教育提供了公平,那就容易改革,你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人人在这个国家都有保障,从这些问题慢慢解决,到以后发扬民主各种意见都能够听得进去。
    
    杨继绳:咱们现在讲党内民主,搞得好的话可以很大的空间,你比如说从党代表要民主选举,真正的选举,各级党组织书记,甚至中央书记都可以选举,这是一个,第二个党内不同的意见可以公开批评,现在有进展,温家宝就讲就可以讲不同的意见嘛。
    
    周瑞金(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所以现在需要我们呼吁,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强烈的从南方广东开始呼吁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这个解放要舍掉自己的利益,你执政党你政府官员,你不应该把自己利益考虑放在第一位,你应该从我们改革发展的大势,你要舍得断一个臂砍掉一个臂,砍掉自己一些东西,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就是要损失自己的一些利益。
    
    解说:对于政改之路的长期和艰巨,邓小平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他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
    
    就我个人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
    
    解说:可以说整改的未尽事业成了邓小平的一大遗愿,而他另一个未成的心愿,则留给了曾让他魂牵梦绕的香港。
    
    解说:深圳皇岗口岸连接着深港两地,现在已经能够二十四小时通关,香港回归以前这个关口每天过往的车辆还很少,二十年前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当时的皇岗边防检查站站长熊长根接到上级通知,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接待任务。
    
    熊长根(皇岗边防检查站原站长):他下车以后,先是站在这边看,看深圳的全景,这里看得比较清楚了,看皇岗口岸的一些情况,我就给他汇报皇岗口岸的面积、地位,皇岗口岸的作用,皇岗口岸流量,皇岗口岸当时1992年吧,当时的每天进出的情况和皇岗口岸对深港两地所起的作用,给他汇报了五分钟。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当年是88岁了,高龄了,而且没地方坐,就站在这个地方,又是冬天元月19日,那天刚好是阴天,天气比较凉,桥面上风很大,你看他穿了两件毛衣,穿了件风衣,我们年轻人都感觉比较难受,能想像八十八岁的老人确实不简单,所以我是简单扼要给他汇报了五分钟。
    
    汇报完了以后,他微笑点头,他说很好啊,他没有多讲,然后就顺着往这边走,往这边走了,就往南走,往香港这个方向往南走。大概在这个位置,离那边的分界线大概还有十来米,在这个位置,这就看得很清楚了,他就问我。
    
    记者:这就看见对面是香港。
    
    熊长根:他就问我这个河叫什么河,我说这个叫深圳河,跟香港的分界线叫深圳河,河以中心为界,原来就是以中心为界,然后就讲完以后他就没有吭气了,问了我两句以后呢,就站在这里他就看香港,就看对面香港,看香港看了很长时间,看了大概我估计吧,最起码有十分钟左右。
    
    记者:一直站在着儿?
    
    熊长根:站在这里,他就看对面,他也不讲话,他也不问我们,他自己也不讲,我们也不敢打岔,就陪着老人家在这里看着,他看着很专注。
    
    邓小平: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下。
    
    解说: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逝世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七年零三个月,他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一位普通的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所有的国际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而在家人的心中最大的遗憾是他终究每能到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那时距离香港回归只有126天,半年后,邓小平生前的这个心愿最终由夫人卓琳来完成。
    
    卓琳女士能够来香港参加回归的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
    
    解说:随着香港的顺利回归,小平的远逝,当年的一幕幕已经定格为历史。
    
    陈开枝:所以南巡终归奠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条路子,南巡也给世界一个形象,中国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最高的总设计师讲的很清楚。
    
    陈文鸿:但是问题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是说你们做了,没有具体的方案,没有讨论具体怎么做的时候,他甚至对怎么改革的争论都不准讨论,所以这个发展是有点乱的。
    
    杨启先(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尽管增长速度很快,但效益也低得惊人,所谓效益就是投入产出关系,也就是我们投入的东西很多,产出的东西不多,也就是消耗了百分之二三十的能源原材料创造了百分之十的财富,显然效率太低了,这个东西难以为继。
    
    朗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当时邓小平所提出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其目的还不在分配,因为全国都是太穷了,其目的是解放产生力。但一旦解放成功之后,走到今天你就想到分配的问题了,否则严重的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安。而这么多年改革开放,我们都是以效率为唯一的考量,缺乏稳定考量,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那么现在是不是考量到考量到稳定的问题呢,稳定什么问题,老百姓过得更好的日子,以人为本。
    
    邓小平: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开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榕:我觉得他是在用一个88岁,一个高龄的老年人用他的政治智慧在点亮着一盏灯,这可能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一盏灯,可能应该说这是他生命之中最光辉的一盏灯。
    
    解说: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设计者,邓小平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自己的理想、期许和心愿,最近二十多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大多数梦想已被这位“打不垮的矮个子”魔术般地变成了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会超出设计者的想像,现实的复杂性又增加了实现梦想的难度。
    
    邓小平的最后时刻仍然留下了一些未了心愿,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希望中国足球的崛起,这些未了心愿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有些也正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它留给了后人一个个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
    
    小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吴小莉:一位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能够探察历史的规律,把握时代的脉搏,洞悉民众的意愿和渴求,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作出一般政治人物所不能作出的决断,解时代的命题,顺民意而上,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无愧堪称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他非但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传奇,还使自己的个人历史最终成为未来历史的出发点。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全球经济危机当中,单兵突起的中国,是一个在贫富差距鸿沟中窘迫求存的中国,也是一个在物质利欲洪流当中重塑价值的中国。重温邓小平当年南巡的胆魄和智慧,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走了十五年,但是他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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