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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瑞:大跃进饿死约2200万人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07日 转载)
    
    
     作者:李成瑞(本文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博讯 boxun.com)

    
     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7.2.1-14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
    
    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
    
    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
    
    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
    
    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
    
    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
    
    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
    
    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
    
    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
    
    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
    
    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
    
    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
    
    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
    
    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
    
    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
    
    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
    
    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
    
    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
    
    略的阐述。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
    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
    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
    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
    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
    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
    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
    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
    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
    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
    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
    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
    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
    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
    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
    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
    “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表1 1957 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6,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 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
    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 03‰下降到
    1961年的18 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 80‰上升到1960年的25 
    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
    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①,
    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
    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
    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
    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
    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
    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
    两落”(较高  骤低  更高  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1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1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略)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大通讯社
    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
    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力上述新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
    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
    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
    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
    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
    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
    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
    的数字。
    
    
    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与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的公布
    
      我国在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全围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面次普
    查规模更大,普查项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
    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项目;同时
    首次采用电子汁算机处理,可以把大量的详细资料准确地整理出来。
    这次普查用手工汇总的简要数据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详细数据,先
    后于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报或出版物的形
    式发表。
    
      人口普查是一种横断面的调查。但是,正如树木横断面的年轮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长历史一样,人口的横断面资料也可以在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纵向发展历史。请看根据1982年普查所得的当
    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绘成的金字塔困(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并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
    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现出明足的短线,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
    初出生率降低初婴幼儿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况。 图中 10岁到19岁
    人口突出的长线,则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补偿
    性超常增长和婴幼儿死亡率降 低的情况。 图中 9岁以下的短线则反
    映了从70年代初开始加强计划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况。
    
      图2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略)
    
      1983年因家统计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所取
    得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从而有了三个金字塔图。这就使得三次
    普查之同相对应的年龄人口数字 可以相互验证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
    因素),从而便于判断各次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并为估算三次普查年
    同隔期各年度各年龄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1964年普查取
    得的0至 5岁男女人口数, 对于弄清“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各年度的
    婴幼儿出生和存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紧
    接着组织了1‰生育率抽样凋查,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 30万名 15至
    67岁的妇女进行了详细调查 包括1940年以来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
    的回顾性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于 1983年公布。此外,卫生部还公布
    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国8.5亿人口的范围内进行的以恶性肝瘤为重点
    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惆查结果。
    
      上列各项详细资料的公布,为研究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变化的全面
    情况,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情况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
    这些详细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横断面教字转化
    为纵剖面的分年数字?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
    
      各国的人口学家和统汁学家在上述资料公布后,对这些资料的可
    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户口本?1‰
    生育率调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普查数字质量究竟如何?
    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别年龄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否人力修正的
    结果等等。他们花费了将近 1年的时间,依据人口学和统汁学的理论
    及方法,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我国新公布的各项资料的内部和外部一
    致性及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了仔细的,反复的验证,才最后对其
    中主要教据的可靠性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久蒂(J Banister) 于 1985 年在《
    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l954
    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徉一个令
    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
    令人惊奇的是:不顾方上低报出上人口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普查和
    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
    普查的人口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这
    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
    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那种局面。”美国
    人口学家罗纳尔德 弗里得曼在《 l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 质
    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胆进行了全面培训、试
    点凋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遍的检查和抽样,
    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
    无二的。”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在《为便于分
    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设》一文中写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
    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
    演变真实和大量的人口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
    到了一个相当可贵的飞跃。””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
    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科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的。”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
    员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
    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
    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 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
    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
    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
    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
    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
    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
    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
    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
    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
    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
    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
    了重新估算。
    
      除科尔的上述研究结果外,法国的卡洛、美国的班久蒂也在自己
    的论文中对我国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现将三位外国学者
    估算的数字列表如下(见表2、表3)。
    
      科尔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
    性资料所提供的各个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同时对阴历13
    个月的闰年与非闰年的数字作了一些调整。科永估计的死亡率是以他
    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为基数,减去实际存活的人口数估算出来的。班
    久蒂和卡洛的估计方法与科尔有所不同。
    
     表2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表3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死亡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 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10.80  19.0  18.12  13.24
     1958  11.98  20.4  20.65  15.98
     1959  14.59  23.3  22.06  19.20
     1960  25.43  38.8  44.60  40.76
     1961  14.24  20.5  23.01  27.03
     1962  10.02  13.7  14.02  18.28
     1963  10.04  13.0  13.81  21.22
     1964  11.50  13.5  12.45  20.82
     1965  9.50   11.1  11.61  10.26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20。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
    作了研究和估算②。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
    死亡数为 590万, 1964年为 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 590万到
    802万的线性趋势,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线性) 死亡总数为
    4180万。 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
    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五。 ”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
    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 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一
    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
    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万。”③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
    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
    部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
    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
    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
    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博讯 boxun.com)
818402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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