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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谁是主谋:张学良晚年竟拒谈杨虎城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05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杨瀚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老化了”,“他对杨虎城这段有点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确实是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西安事变谁是主谋:张学良晚年竟拒谈杨虎城

      杨瀚讲述祖父杨虎城杨瀚说,小时候,初冬时分,家里正前方的桌子上会摆起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大人们会向着这个照片鞠躬,他也站到第一排,也鞠躬。长大后,他才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最早叫杨虎臣。
      再后来,他从一本讲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用匕首刺死了,因为要求抗日。
      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当时的杨瀚想加入红卫兵,可当时红卫兵要查三代,杨瀚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世,他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他:木匠。因为,杨虎城的父亲就是一位木匠,曾经反过清的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
      “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鹏摄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了解西安事变。”41年后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时,北京白塔寺,杨瀚接受访问,他向我们讲述家族传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两见张学良,“他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杨瀚开门见山地说。杨瀚父亲杨拯民是杨虎城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学良侄女张闾蘅 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杨拯民。张闾蘅曾告诉本刊记者说,“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杨拯民,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杨拯民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杨拯民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被考虑的人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杨瀚说:“第一次去见就是礼貌性的拜访。我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了,父亲生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
      两次拜访张学良,杨瀚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杨瀚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他做礼拜的时候,我去见他。我先到的,他入场的时候,闾蘅大姐就把我介绍给他了”。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这是杨虎城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杨瀚有点始料不及,为何会这样,这个与杨虎城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为何如此的平静。第二年,杨瀚再次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安排我到他(张学良)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1936年10月下旬,张学良、杨虎城陪蒋介石游兴平县茂陵(汉武帝墓)。右起第四人为杨虎城,七为张学良,八为蒋介石,十一为冯钦哉,十二为邵力子。
      这次希望带点什么回去的杨瀚说:“他根本就不想谈,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祝寿等公共场合,我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张学良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杨虎城和西安事变?这让工科出身的杨瀚倍感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去看张学良,但是两次美国之行没想到他那么平静,就是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才开始研究。”
      杨瀚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老化了”,“他对杨虎城这段有点不堪回首,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确实是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西安事变没解密的材料在台湾。比如蒋介石怎么迫害张良、怎么分化瓦解东北军等”。杨瀚说。

  张学良、杨虎城,谁是主谋?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的自是无疑,但是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1但是,晚年的张学良在向张之丙姐妹口述时却改口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1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10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10月9日,杨虎城奉命率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南下。当时,杨虎城向张学良坦言:“剿匪”是无期徒刑。一O九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申请为阵亡师长抚恤10万元,蒋介石不理会,以致张学良大叫:“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了!”杨虎城部在“剿匪”中损失重大,对蒋介石也不满。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逐渐关系拉近,十七路军与东北军联系密切。
      第二次在1936年春。杨虎城在张学良府邸叙谈。张学良问杨虎城: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抗日)目的呢?
      杨虎城说:先停止内战。
      张学良叹息道: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他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
      杨虎城说:软说不行就硬干。
      张学良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1。
      第三次是西安事变当月。1936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3日飞抵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蒋介石严词拒绝2。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回忆说:“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
      1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6页。
      2张责问“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
      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想法让张学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沉默不语的张学良让杨虎城以为碰了钉子,不由地警觉起来了。“余张学良随即安慰说:
      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后来,张学良说: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筹划中所发挥作用可见一斑。
      12月11日晚,杨虎城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对当晚的军事行动做了最后的部署,他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学良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
      在部署完后,一边等张学良一边谈“兵谏”后可能出现的情势。杨虎城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介石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
      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
      杨虎城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
      杨瀚说:“我祖父那时就非常注重老百姓的力量。当时还有人问他:‘把蒋介石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祖父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老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
      在11日晚12时许,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
      转过廊柱、跃上池塘、登上五间厅平台,王玉瓒便看到第三间卧室虚掩着房门。
      王玉瓒快速闯入,可是蒋介石的踪迹全无。
      这时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时许。
      原来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在何处呢?史料显示,此时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先是从后门逃跑,但是后门被锁住了,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的院墙,匆忙从一丈多高的院墙跳下,重重地摔在了乱石沟里,脊椎骨和脚均被摔伤1。
      摔伤的蒋介石此时无法动弹,只好由卫士背着爬了一段山,这时发现一个山洞,就在里面藏了起来。
      搜索到半山腰的东北军卫队营副连长张化东发现了蒋介石的侄子、侍从蒋孝镇。张化东拿枪逼问说:“委员长呢?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蒋孝镇惊慌不已、语不成声。
      从蒋孝镇慌张的眼神里,张化东觉察出蒋介石可能藏在了虎畔石附近。
      1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哗啦哗啦”一串清脆的枪栓声,逼出了藏身于两块巨石缝隙里,光着脚、只穿着单薄睡衣、冻得浑身发抖的蒋介石。
      东北军的军官用长袍把蒋介石裹上,然后背着他下山。蒋介石成功被扣!在场的东北军官兵都兴奋异常,号兵在他上车时吹起了接官号。与蒋介石同时被扣押的还有50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和7000余名士兵。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936年12月12日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要员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外,中共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均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12日晚上,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陕北保安的红军中,不论从普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发刊。图为12月13日和15日《解放日报》的部分版面。
    通红军战士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高级领导人都表现的兴奋异常。许多人半夜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唱起歌,跳起舞,庆祝到大半夜。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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