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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蒋公认的民族英雄文革打成反革命 遗孤无奈接受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2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博讯 boxun.com)

    核心提示:
    
    戴复东:内心的想法很矛盾,从逻辑推理上讲,他是国民党,国民党是反动派,当然他也是反动派,这好像做那个几何推理一样。但另外我想想,他是个英雄啊,他为国家民族做了这么多牺牲啊,那我想想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从大的道理上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大家批他是反革命我也认了。历史不是人所能造得出来的。
    
    戴安澜牺牲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文革的时候,戴安澜的家人四处寻找这首诗的原稿,可是怎么也没找到。
    
    凤凰卫视2011年10月2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七十年前,十万中国军人远征缅甸,异域喋血,命葬他乡。七十年后,胡康河上的白骨流落异乡的孤魂,他们还记得回家的路吗?
    
    司仪:远征军阵亡将士忠魂入园,奏安魂曲。
    
    解说:《凤凰大视野》十集呈现,七十年的远征。
    
    缅北的5月烈日当空,白天的温度比较高达42度,69年前的这个5月是中国远征军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在缅北的公路上,大势已去的中国军队头顶烈日,背负沉重的武器,好像一条精疲力竭的灰色河流,沿着河谷公路缓缓行进。这个时候,只有回国才能使他们感到安全。对远征军副司令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来说,在他已经度过的二十年戎马生涯中,再没有必此刻心情更复杂,更凄惶的时候了。腊戌、密支那已经被日军占领,而蒋介石要求他一定要把剩下的远征军带回国,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密支那以北方圆几百公里的原始森林,也就是当地人都闻之色变的野人山。就在部队集结准备翻越野人山的时候,新38师的师长孙立人站出来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他想带领部队突围后撤往印度。
    
    窦文涛:咱可以想象一下,顶撞杜聿明,孙立人当时这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两难哪,你突围,突围失败,那肯定抗命罪,要受审判,即便是突围成功了,也会受到上边责难,还可能被撤职。因为你抗拒杜聿明,什么问题,就等于对蒋介石不忠了。当然孙立人他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他没有对蒋校长言听计从,他是真的这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后来有人说,孙立人在美国军校学习期间,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上边的命令和保全部属安全,这两方面要发生矛盾了,你看,他宁愿选择后者。
    
    解说:半个月后,新38师到达印度边境,不料印度守军竟然如临大敌,拒绝他们入境。
    
    张富麟(远征军老兵):中国兵带着武器他要缴械,孙立人哪里准他缴械,缴械就干了,这个斯科特(师长)已经到了印度了,说干不得干不得,缴不得械。他得过我们这个帝国司令的勋章,我们帝国司令的兵,怎么还能缴你的械呢,后来就优待了。
    
    解说:至此,参加缅甸作战的盟军队伍,包括中国远征军三个军,英、印、缅三个师和五个独立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只有孙立人的新38师没有打过一次败仗,紧要关头果断突围,保存了实力。
    
    与新38师命运截然相反的是远征军的精锐部队第200师。盟军开始大撤退时,200师就被赋予担当后卫的重任,后来远征军溃散后,顾问团曾命令200师前往泰国投奔第6军,但是戴安澜不愿往东走,他按照杜聿明的命令往北撤,寻找机会带部队回国。
    
    窦文涛:除了想回国以外,戴安澜还想让200师归还第5军的建制。因为杜聿明是他从抗战以来就一直是他的长官,戴安澜一直都是杜聿明最倚重的属下,这两人不但是军事思想相投,性情还相投,多少年来共同经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战役,到后来杜聿明升任第5军军长,他专门把戴安澜要来当200师的师长。所以你说这两人的感情。
    
    4月下旬,大部队往北撤,杜聿明和戴安澜告别,当时杜聿明就说了,说现在战局骤变,把你们200师留在这里断后,我知道情况很艰险,但是相信凭借你的能力,经验和胆识,应该可以化险为夷吧,希望到时候200师能够安全地回来。
    
    说完话,杜聿明走了。杜聿明走了,戴安澜站在原地目送着杜聿明的汽车,走了很远很远,戴安澜还一直默默的站在那里,直到参谋长叫他回师部,他才回过神来。没想到这一别竟然就是永远。
    
    解说:戴安澜的最后一篇日记的时间是1942年4月15日,上面写到“余近日多感不适,此尚不为恶,所最怕者,是精神之衰老与意志之颓唐。余自问一寒士,今日竟能上邀统帅之垂青,官兵之拥戴,本应奋发有为,何以竟至意志颓唐,今后非力去此病不可。”
    
    一个月后的5月18日,200师在兵分两路通过日军封锁线时,突然遭到伏击。
    
    戴澄东(戴安澜之子):等到我们的部队过去以后,后面一个团过去之后,柳树人这个过去的时候,父亲跟着他走的时候,日本人就打枪了,一打枪前面就被压住,停下来了,停下来父亲比较着急,就往前走,就走到第一线去,父亲跑过去后看到打枪,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他就喊话,大声地喊话,柳树人,刘绍锋怎么回事情,日本人一听这边有声音来了,就对着这个有声音的地方,重机枪就打过去了。当时是四个人,枪一打下来以后呢,我父亲就中了胸部、腹部各中两弹,柳树人团长就牺牲了。
    
    解说:三天之后,东京电台宣布,战无不胜的帝国皇军在缅甸北部,全歼中国王牌部队第200师,击毙师长戴安澜,消灭该师官兵五千人,俘获机、械骡、马弹药无数。5月下旬,分散突围的200师官兵,陆续到达中缅边境,全师只剩下不足300人,这支遍体鳞伤的队伍,抬着他们奄奄一息的师长,在缅北大山里,兜兜转转艰难行进。5月底,他们来到一个叫茅邦的小村庄。
    
    戴澄东:后来到了茅邦,父亲说休息一下,看有座庙就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后来有人就在附近找了一点米,熬了一点稀饭给父亲吃,父亲端起来喝了一口,一看周围的战士都没有喝的,他就说给大家一起喝吧,他自己就没有要。之后又在那里大概修整了一天多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郑廷笈老先生就发现,他昏迷的时间比过去更多了,一会昏迷一会醒。
    
    大概到了下午的时候吧,他们俩着急了,看到父亲醒来以后就说,师长,您看下面部队应该往哪里走,父亲这个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意思就是示意他们把地图拿过来,他就在地图上指了指,就在这个地方过瑞丽江,然后沿着那条江过去(云南)。这个时候讲完以后呢他晓得自己不行了,可能也是回光返照了,就叫卫士把他头抬起来,朝北方看了一看就去世了。
    
    解说: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牺牲在缅北的小山村里,年仅38岁。而在同一天另一支中国军队新38师,安全抵达印度边境。
    
    窦文涛:戴安澜将军的儿子,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戴安澜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司机李培清,这次入缅远征,没有带他去,戴安澜就让他留在国内照看家人。那年5月底的一个晚上,李培清睡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真是梦见一座山,山上有座庙。然后他梦里看见戴安澜将军就穿着那身他离开昆明时候的西装,站在庙门口,他还清晰地记得,戴将军左右看了看,就走出去了,然后庙门关上了。他这梦不知道什么意思,可他这梦一醒来,恰恰戴安澜将军牺牲的电报传了回来。
    
    后来,200师的参谋长,他们回忆起戴将军牺牲时的场景,一说,原来戴安澜还真的是在茅邦村山上一座庙里去世的。
    
    戴澄东:牺牲以后这个电报传到国内,据郑廷笈先生讲蒋介石当时给他们命令,无论如何要把戴安澜抬回中国去,所以他们就搞了个担架抬他,大概抬了两三天以后,就发现尸体腐烂了,流水了,没有办法(抬了),他们就围在一起砍了些木头取来,把父亲的尸体在上面火化。
    
    父亲火化的时候,那些士兵们都很难过,大家不少士兵就在那儿喊,戴师长,戴师长地喊,因为父亲平时对下面的士兵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对士兵都是非常关爱的。所以他牺牲以后大家也很难过,这个事情。
    
    解说:遗体火化后,士兵们找来一些木头,做了个简单的小棺材,把戴安澜的遗骨安放进去。此后,200师的官兵始终抬着师长的遗骨,历尽千辛万苦,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中转来转去,沿途缺衣少粮,还要躲避日军追击。一个月后,他们终于翻越高黎贡山进入国境。
    
    戴复东(戴安澜长子):有一天早上吧大概,上午吧,还没吃中饭呢,我在那操场双杠上面练双杠,结果有一个学生跑来,他跟我讲,戴复东啊,你的爸爸是叫戴安澜吗?我说是啊,他说他死掉了。我就从双杠上面掉下来了。我说怎么回事情,他说报纸上登出来了。后来我查报纸也没查到,但是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心里一直很悲伤,看到别的学生在高高兴兴的,在说说笑笑的,我心里就觉得他们都是幸福的。我说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了。
    
    窦文涛:戴安澜牺牲的噩耗传回国内,中国人民的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儿子。在200师回国的路上,沿滇缅公路,所有的官员百姓一律佩戴黑纱,摆放香烛,默默哀悼。有位老华侨就站在路边等着,当时当初就是他欢送远征军出国作战的,现在他又久久地守候在路边,守候等待着戴安澜的遗骨。他看见了,他看见戴将军的遗骨装在一口木箱里,老人家当时就不行了,老泪纵横,说戴将军为国捐躯。他怎么能睡在这么小的一口木箱里,我有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是给我自己百年之后预备的,我不要了,我要给戴师长,让他睡得安稳些。就在这老人坚持下,200师残部的官兵把戴师长的遗骨,放进这口楠木棺材,继续前行。
    
    老百姓一路上看见心里不是滋味,不光是为戴师长难过,也为200师难过。就在三个月前,这出发的时候威风凛凛的部队,现在咱这唯一的机械化师都消耗殆尽了,咱们的抗战能坚持吗?戴师长的遗骨经过云南、贵州、后来运到广西全州安葬,直到1948年才迁回他的老家安徽芜湖。当时国民政府盛大公祭,追认戴安澜为中将,入忠烈祠。蒋介石在追悼大会上讲,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华军人之楷模。
    
    解说:当时戴安澜的家人都在贵阳,作为长子,14岁的戴复东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几个月前他像往常一样送走了父亲,在他的眼中父亲总是打胜仗,总是从前方传来好消息,而现在作为英雄的戴安澜,进入了忠烈祠,作为父亲,他却永远离开了家人。
    
    戴复东:当时还有很多东西,我父亲的血衣他们也带回来了,后来这些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我感觉很痛心很痛心。如果这些东西在的话,应该是很珍贵、很珍贵的。他那个血衣是很粗的粗布做的衬衫,外面的衣服到后来都不行了,就是里面的衬衫看得出来是血衣,那就是很普通,农民穿的那种衣服,绝不是什么所谓高级的,都没有。
    
    解说:戴安澜这个从安徽田野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走完了自己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虽然身为国民党将领,他的家里却并不宽裕,国民政府当时发给戴安澜家属二十万元的抚恤金,后来有人倡议,在广西建一所安澜职业学校。想到戴安澜生前注重教育,妻子王荷馨就把这笔钱全部捐了出去。以后全家上下六口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戴复东回忆说,后来母亲经常到南京的夫子庙前,变卖父亲的一些遗物以维持生计。
    
    虽然1956年,中央政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纪念证,但到了文革的时候,戴安澜的家人仍然受到了冲击。
    
    戴复东:解放以后他们都是变成反革命了,包括我父亲也是一样,最后都是批成反革命。
    
    记者:您那会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戴复东: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他当作反革命,如果不是的话,我大学可能读不下去,我读不下去,我的弟弟妹妹、我的母亲怎么办呢。
    
    记者:那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戴复东:内心的想法很矛盾,从逻辑推理上讲,他是国民党,国民党是反动派,当然他也是反动派,这好像做那个几何推理一样。但另外我想想,他是个英雄啊,他为国家民族做了这么多牺牲啊,那我想想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从大的道理上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大家批他是反革命我也认了。历史不是人所能造得出来的。
    
    窦文涛:戴安澜牺牲后,正准备公祭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人,对戴安澜的妻子王荷馨说,那边,也送挽联了,这那边指的就是当时的延安。原来毛泽东也专门写了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后来文革的时候,戴安澜的家人四处寻找这首诗的原稿,可是怎么也没找到。1978年邓小平专门批示对戴安澜在安徽的墓地要抓紧予以修复。1985年6月,民政部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解说:腾冲的这座国殇墓园,是国内唯一一座远征军墓地,戴复东兄弟这次云南之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代表全家人来祭奠远征军的英灵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李正:1944年9月14号,腾冲收复了,收复以后呢,当时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就倡议建国殇墓园,丰碑为荣,以祭先烈,然后很快就动工了,一直到1945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时候,墓园落成了。
    
    戴复东:这些树林都是原来。
    
    李正:后来种的。树木是后来种的。
    
    戴复东: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李正:“碧血千秋”这几个字就是蒋介石先生题的,这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是原来的,皆是这个忠烈祠,于右任先生写的。右任先生的忠烈祠(牌匾),后来做了一家人的床板。做床板去了。后来修复国殇墓园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了。这个东西是原迹。
    
    解说:抗战胜利后,曾经在昆明修建了一座第5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安澜纪念塔。1949年后被炸毁,这座墓园埋葬的是1944年反攻时,收复腾冲的20集团军将士的遗骨,文革时这里遭到彻底毁坏。80年代初,腾冲县按照原样修复了这座墓园。
    
    李正:这个祠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后来做了党校,做学校的办公室。那些名录碑等等都被封住了,用石灰。后来咱们在修复的时候呢,又重新把它给打开了。覃子斌是在高黎贡山北齐公房阵亡的了。李颐在1944年9月13日,第二天腾冲城就收复了,他就在13号那天阵亡了,湖南人。
    
    戴复东:这些对先烈是真不尊敬啊。
    
    解说:这里每一块石碑下面埋葬的,其实都不是碑文上的那个人,战争结束后,由于阵亡的将士太多,无法一一分辨,只有全部火化后分装在罐子里,而除了一块石碑,这里所有的碑,都是后来重新刻制的。
    
    戴复东:过去有人跟我讲,表彰我父亲,实际上是代表了一大堆中国军人。
    
    戴澄东:他的荣誉是跟他个人,也是跟他的部属,跟中国的所有的军队,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戴复东:很有感触,刚刚我跟李先生讲,这里只有三千个人,在这次战役当中还有八千个人牺牲,我建议应该在这个附近,或者就在这个山头上找一块比较大的墓碑。另外的五千人他们也应该长眠在这个地方。刚刚我看那个录像我也感觉,冲锋的几个人可能都死掉了吧,在他们冲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感觉到一定要把前人对后人的这种恩德,要好好地记下来,保留下来,永远传下去。
    
    记者:您觉得隔了六十年来说这个事情晚不晚?
    
    戴复东:不晚,一百年都不晚。
    
    窦文涛:70年代末,为了编一本有关父亲的书,要收集材料,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曾经专门去北京,到杜聿明家登门拜访,本来杜聿明跟戴安澜情义很深,可这两家,解放后就没了来往。戴澄东回忆,说那次觉得杜聿明特别特别的谨慎,打量了他好久,谈话也就是跟他聊聊家常,而且说一会儿就问一句,戴安澜好像只有一个儿子吧,不到一个小时,他这同一个问题问了四遍。戴澄东也就给他解释了四遍。说当年我大哥戴复东十多岁,跟您的女儿杜致礼在一块念书,所以您记得的是他,实际上家里四个孩子呢,我是最小的一个。
    
    可那次谈话,杜聿明基本没提远征军的事儿,也不多谈他跟戴安澜的关系。后来,戴澄东猜想,有可能当时文革刚结束,杜聿明不愿多提这些事。但也有可能,当年远征的回忆太惨痛,他不愿意触碰。实际上戴安澜殉国的同时,杜聿明也差点死在缅甸的丛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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