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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建国后偷渡日本 不会日语仍勾搭上有夫之妇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22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桂华

核心提示:胡兰成又成功勾引了一个日本的有夫之妇,一枝。这几乎是他离开池田家后一到东京就开始的。他也是非离开池田家不可了,整整苦熬了半年不近女色,在他已是极不容易。须知,所有这一切调情调戏时,胡兰成还不会怎样说日语,无以表达,常常要用笔谈。笔谈再不达呢,那自然是用肢体语言了。胡兰成的功夫真是精湛。
    
    胡兰成建国后偷渡日本 不会日语仍勾搭上有夫之妇



文章摘自《胡兰成传》 作者:张桂华 出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偷渡
    
    1950年3月底,胡兰成和邹平凡,连同另外两个商人一起乘火车离开上海,途中三天两夜到达广州,然后一行人顺利从广州进入了香港。
    
    自抗战胜利,胡兰成即改姓换名,在“民间”隐匿逃亡,到了香港才算真正逃脱了被抓捕的罗网,结束逃亡生涯。他重新开始使用胡兰成的本名。
    
    一到香港,胡兰成就与台湾联络,真的给陶希圣写信请求帮忙。给陶写信,一来可向邹平凡交代,邹平凡毕竟给他出了路费花销,再则私心窃想,说不定真会走通一条门路。反正他已到此地步,要钱没钱,要势无势,连儿女身家都丢在了大陆,几乎重又回到了早年失业时那种百无聊赖做光棍的情景,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直等到六月,朝鲜战争爆发,陶希圣才来了信,却道是无法帮忙。从大陆一起出来的四个人,只得散伙各奔前程,邹平凡先偷渡去了日本。他们没有护照,只能依靠香港当地的“蛇头”偷渡,偷渡需要关系,更需要钱。邹平凡有的是钱,可剩下的胡兰成他们三个却没钱,同来的两个商人,一个只得折返大陆,一个在香港找了个职业暂且安身。胡兰成一时无处可去。
    
    胡兰成寄寓在熊剑东一个部下的家里,食宿暂无问题。他在香港到处去拜访朋友,寻找门路。
    
    他找到了樊仲云。樊仲云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以后又出任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也如胡兰成,为逃避汉奸罪的惩罚早早逃到了香港,在胡文虎系下的报纸做事。不知是真无办法,还是不愿向这位小老乡伸援手,樊仲云向他表示目前只能自顾,无法帮他的忙。
    
    他去看望老长官林柏生的太太。林柏生随陈公博一起乘飞机逃到日本,后被重新押解回南京,在陈公博之先就与梅思平一起被枪毙了。林太太在香港与曾仲鸣的姐姐,即著名女汉奸曾醒住在一起,她们还牵记着胡兰成过去反对汪伪政府的旧账,自然不会帮他的忙。
    
    他在香港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唐君毅[1]。这份友谊也是他主动找来的。其时,唐君毅跟着钱穆刚跑出大陆,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胡兰成在报上见了唐君毅的文章即登门求见,两人就此结识成交。唐君毅日记中记述了此事,从胡兰成上门拜访直至胡兰成偷渡日本,有关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九年(1950)九月
    
    七 日 晴 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
    
    九 日 晴 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
    
    皆有体验。
    
    十一 日 晴 阅胡兰成所著书二时,夜赴其处谈。
    
    十二 日 晴 下午应胡兰成约至半岛酒店谈。
    
    十三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四时。
    
    十四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完,夜约其来谈并晚饭。
    
    十七 日 晴 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
    
    十九 日 晴 上午送胡兰成行。[2]
    
    由此,可大略知道胡唐两人相识相交的经过。
    
    两人初见,胡兰成自是一副夸夸其谈架势,唐君毅觉其“颇有自得之言”且“天资甚高”,十天后竟认为胡兰成见解“甚高”似牟宗三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唐君毅并未说胡兰成的学问好,只认为其“见解”、“天资”高,这与以后唐君毅对胡兰成的看法和评价有关。胡兰成给唐君毅看的“著书”,应该就是他那本《山河岁月》的初写本《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此书,唐君毅却无只字片语评价。
    
    有点奇怪的是,唐君毅是个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似乎一点没计较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胡兰成到香港后恢复了原名,唐君毅再埋头书斋,不会不知道他是何等人,按胡兰成个性也不会不说。是汉奸,仍来往,唐君毅或许认为事过境迁,一切都不值得再计较、再较真了?
    
    从相识到离去,总共不足半个月,两个人的友谊却持续了几十年。这于胡兰成是幸运,自他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几乎是他唯一始终交往的中国朋友,从1950年始,至1974年底,两人之间的通信,留下公开发表的就达一百多封。
    
    两人相识没几日,胡兰成偷渡,唐君毅帮了人力,没有帮财力,他们夫妇陪胡兰成去街上买了个金戒指,而买戒指的钱以及偷渡所需,胡兰成还是靠的老关系,主要是两位太太——老相识佘爱珍和熊剑东太太资助的。
    
    佘爱珍抗战胜利后很吃了点苦头,先是因吴世宝和汪伪特工“七十六号”的关系被抓捕下狱,继而抄没家产。佘爱珍被国民党法院判刑七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前被释放,前后坐了三年半牢。佘爱珍回家不久,女儿又因尴尬事自杀,上海解放前夕,她带着儿子一同来到香港,依傍吴世宝徒弟李小宝生活。
    
    胡兰成原与佘爱珍有旧情,胡兰成出逃香港后,两人重又碰上:
    
    却说吴太太到香港的翌年春天,我也到香港。我一听说吴太太就在广东街,当晚去访她,好像不知有多少话要说,见李小宝那里人多,我要她去到我住的旅馆里看看。而她竟肯去我处,我实在感激欢喜。在旅馆房里,先是两人坐着说话,真真是久违了,我不禁执她的手,蹲下身去,脸贴在她膝上。随后我就送她回去。我滞在香港凡五个月,但是去见吴太太也只有三、四回,我因方在穷途,不肯向她表示知己。
    
    及我要密航来日本,熊太太拿给我一件她的皮大衣,教我托吴太太以二百美金卖掉,就做我的路费。大衣在吴太太处搁了几天,说没有人要买,仍拿回去。我只得向吴太太开口,请她帮忙钱,她叫我翌日去。翌日我去了,吴太太在梳头,我坐在旁边听她分说她的环境不比从前,她给了我港币二百元。我好像弟弟对姊姊的听话。人家说李小宝如何吃得开,你请吴太太帮忙,她一定有办法的,但我相信吴太太。后来那路费仍是熊太太给了六百元,另外一个人帮了四百元,合起一千二百元港币,才得成行。[3]
    
    九月十九日,胡兰成在“蛇头”安排下上了“汉阳”轮,他与其他偷渡者一起先挤在船员房舱内,直到船启航,驶到公海上,他们才从小室中走出。
    
    船经由台湾海峡,驶过东海、黄海,他从广播中依次收听到台湾的、上海的,然后是日本的电台广播。
    
    “汉阳”轮到横滨,胡兰成将随身所带的仅有一点东西丢进大海,装扮成船上水手扶摇上了岸。
    
    胡兰成来到日本。

“世上有个池田”
    
    胡兰成从横滨上岸,再往东京。他去投奔的是他的老相识,日本前驻华大使馆的清水董三和池田笃纪。
    
    清水居东京,仍在外务省做外交,胡兰成先在东京清水家里落脚。他几乎是赤裸裸光身上的岸,于是先将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去卖了五千四百日元,然后“去买了一套汗衫裤、一套卫生衫裤、一件衬衫、二双袜子以及面巾牙刷牙粉,用去二千二百元”(胡兰成1950年9月28日给唐君毅信)。清水是职业外交官,在大使馆地位要比池田高,胡兰成与其关系并不深,再者,清水也并不如池田那么欣赏胡兰成,胡兰成知道,自己在清水家是不能久住的,他真正能依靠的只有池田。
    
    在清水家住了约半个月,胡兰成被闻讯赶来的池田从东京接回自己家中。
    
    池田早已离开外交部。战后日本社会一片破败,物资缺乏,失业严重,池田刚从中国回国时,一下子沦入小贩群中,靠卖蔬菜瓜果为生,经过五六年的艰苦打拼,此时才稍稍有了点发展,现在担任一个清水市工商会理事的闲职。
    
    抗战胜利已过了五年,胡兰成本以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这样一个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该再去搅扰清水和池田,可他这样的狼狈相,不去找他们,又怎么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缠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应该奉香拜祷的朋友,他说:“这世上有个池田,我叫他一声必定天地皆应。”池田呢,待他确是高情厚谊,他将胡兰成从东京清水家带回了清水市,带到了自己家中,胡兰成就此住定了下来。
    
    池田带胡兰成游逛附近的山水,安抚他那惊魂未定的心灵。稍稍安定下来以后,池田就帮助他向外发展,带他去参加会议,给他介绍社会名流,扩大他在日本社会的交际面,还请人教他日语。胡兰成还有个紧迫的谋生问题。他在池田家里可以白吃白喝,但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虑,池田也在为他打算,池田给他联络去各处讲演,为他联系可以写稿的报纸杂志,一来有点收入,再则也为今后打下点基础。胡兰成去讲演的地方并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矿和造纸厂,可他9月29日从东京写给夏承焘[4]的信上却说:“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夏承焘已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接谈,也看过他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已经了解,对其说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由得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怀疑:“不知所写是何种学术也?”
    
    去大学做学术演讲是吹牛,每月仅写六千字就可维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话,不要说在战后日本,就是日本经济起飞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事。偶尔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时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说他胡兰成又是谁呢?所以,他这些话或许能够蒙一下大陆的夏承焘,要骗唐君毅就不行。当然,若从好处想,胡兰成也许是为宽夏承焘对他的悬念之心,只拣好的说了,可夏承焘像是和他并没有这样的情谊在。
    
    但不管怎样,经过池田为他的东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脚踢,既写文章,又是讲演,还到处联系与名流交谈,胡兰成的个人生计差不多能够对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里,毕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条。胡兰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过钱,可很快就不寄了,无钱寄也无心寄,再后也就音讯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芸对他这叔叔的了解,也不会怎么指望他的。
    
    胡兰成与大陆的联系,此时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将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时间中写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写的。于此,也可见他在这两年间的“闲暇”。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谈时告他:像他这样有饭吃有衣穿,可悠闲地写写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胡兰成这一切都拜池田所赐。
    
    与唐君毅通信如此频繁,是因为胡兰成往国内、香港和台湾的通信主要由唐给他转,一则是怕检查,再则是为省钱,一封信中再夹带几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陆、台湾和香港本地寄,其时的邮资对他要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见他衣食不愁也并不宽裕。他写信给刘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根据他的说法,他人还在温州时就想对两人明说的,犹豫着没敢说,现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证,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终,体念刘老先生的年老体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时,干脆就蒙混一世吧。他写信给梁漱溟,为自己未能“应邀去北京”说明,梁回了信却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无音信来往。
    
    胡兰成写信给梁漱溟,由唐君毅给他转寄大陆。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嘘过和梁的关系,其实唐君毅与梁的关系要比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时,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
    
    唐君毅先生最近一代贤哲之士也,吾往昔有幸于欧阳竟无大师讲学的支那内学院得会晤君毅尊翁迪风公,其时君毅适在北京求学,而我则忝任讲席于北京大学,迪风公因以照顾君毅相嘱托,此即我与君毅结识之由来,后此,君毅既长期在海外治学讲学,而我始则为国事而奔走南北,继则安居着书于北京,彼此不得把晤者三十余年,犹幸君毅前后著作多种却都递给我,我虽未循序释读,然其识解正确,时有警语,精辟惊人,则我衷心叹服之矣(附注)顾我亦有足于君毅者:内学院所讲法相唯识之学,于内证离言是佛法却善为剖析,君毅胡乃轻视而不之求耶?君毅先我而去世,未得畅怀互致切磋,是可憾也!
    
    附注:“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此销毁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的活动之一段过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其心理活动之表现是不成问题的。”——以上为我钞存君毅的一段文章,惜其见于何处则失记之矣。禅宗有云:“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身在心中”,盖身有尽而心无尽,君毅其知之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识于北京[5]
    
    唐君毅早年在北京求学时,即与梁漱溟“结识”,而且梁是受其父之请托代为照顾。解放后三十多年两人虽未曾见面,但唐君毅每有著书都寄北京请教指正,唐于梁的关系自然决非从未得见梁一面的胡兰成可比。
    
    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胡兰成的不负责任。
    
    胡兰成写信到大陆,既通过香港唐君毅转,再加通信为私人间事,至少从道理上说,不管怎么写都无问题。但胡兰成公开写文章著书就不同了,可他对此却像是从未认真考虑过,从未想到,他这样直露地写来是否会对仍在大陆上的当事人有什么影响,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详细记述了自己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哪些人在危急时分掩护了他。可这些人还在大陆,连那位他以为已故世的刘老先生尚在人世,他只顾自己写得顺手,就不曾想想,这样写会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在大陆当时政治气氛下,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包括“他自己”的小周和秀美,还有两度收留了他的杭州斯太太。幸好他的《今生今世》当年是在日本出版,香港卖得不多,没多少人知道,但可以推断,肯定有人为此而要受罪“说清楚”的。

上蹿下跳终徒劳
    
    经过池田家半年的调整,胡兰成逐渐恢复过来,来年三月,胡兰成移居到了东京。
    
    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对胡兰成来说又是一个机会,通过几个月的报纸写稿,他重新担当起以往曾见重于日本人的谋士身份,上蹿下跳谋划献策。
    
    朝鲜战争涉及中国、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联合国军”组成已进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从北面开进了朝鲜,苏联的武器装备空降到了平壤机场,战争虽然在朝鲜土地上进行,事实上却已成了局部的世界战争。东北亚这种紧张局势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结局将会怎样?亚洲国家在关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也在关注,与朝鲜隔海相望且刚刚从战争中恢复了点元气的日本更在关注。在美国驻军的控制管理下,日本朝野各党派对于日本的处境、应对的策略举棋不定,上层人士在活动,下面的老百姓也在议论,是否又有重蹈战争苦难的危险。
    
    但这恰是胡兰成表演的大好机会。经由池田、清水和谷正之等老关系,他得以参加了日本各政党和团体的多次聚会。日本战后,二次大战中的战犯已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有美国人在,许多日本右翼政治人物韬光养晦,不轻易也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有胡兰成这样一个无家无业漂流无定的光棍,恰好可以利用来被他们当枪使。胡兰成本无任何可担忧,于是投其所好,一有机会即放言高论,大讲其东亚局势、世界发展的分析预测。他如此卖力的表演,在他一则可对得起池田、清水及谷正之等人对他的器重和关顾,以此证明他不是个一无所用的偷渡客,再则也可为他进入日本社会挣得吃饭的地位和身份。他之所以能够与日本右翼政党团体接近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共和反华。
    
    其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正甚嚣尘上,反共主导了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与美国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在东亚,反共必然也就导致在外交上的反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大肆反共反华,结果又引发了新的结盟,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所谓的“反共救国”、“反共复兴”运动合流。
    
    这一新现象,对胡兰成又是利好消息。胡兰成本是日本人卵翼下的汉奸,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是故胡兰成刚在日本出现,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到处讲演时,台湾驻日本外交使团曾提出抗议,警告报社不许刊登胡兰成文章,斥责有外交官身份的清水董三不应介绍胡兰成去改进党会议上发表演讲,台湾使团还为此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去告状,要求日本地方警察调查他的身份。
    
    可由于反共反华的共同需要,台湾也渐渐顾不得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了。据胡兰成自己说,台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日本,郑曾与他秘密见面,以后何应钦到日本也秘密召见过他,何应钦并要胡兰成将他对美国有关朝鲜战争政策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回台湾后何应钦将他的意见转给了蒋介石,以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给胡兰成回信说,蒋对他的看法颇为赞许云云。
    
    胡兰成在大陆时,毛泽东看过他的意见,现在他流亡日本,蒋介石又看过他的意见,虽则一“不以为然”一“颇为赞许”,但他胡兰成与海峡两岸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联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该是中国现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所有这些只是胡兰成自己在说,别无任何旁证。不过,不管怎样,以后台湾使团不再找他的麻烦,却是真的。
    
    胡兰成得意洋洋地向唐君毅自夸:“我在此发表的文字影响很大,日本有权威的评论家纷纷介绍赞扬,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来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大约不敢对我有暴行,再以后也得防范的。我的生活问题是到现在才完全安心,可以商量接家眷出来了。”[6]他还夸耀自己与多少多少日本政要党魁有交往,他们对他的意见又是怎样怎样看重,俨然一副日本著名政论家的姿态。他甚至妄想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专事研究反共和日本的外交政治策略,以备日本右翼政党团体咨询,为了向麦克阿瑟美军司令部请准,他还准备为其所用地研究美国东亚政治军事战略。可他所有的文章言论,不要说对中国人,即使对台湾、香港的中国人都难有一个交代,那就是他所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首先为日本做打算。日本已战败五年多,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仍是五年前的汉奸样,而且更为疯狂和更无顾忌。他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却巧为说词道,他这样做是首先帮助日本取得独立自主,而后再回头来帮助中国,唯有独立自主的日本,才能帮助中国。说来说去,还是往年曲线救国的那一套。
    
    不过,不管胡兰成如何上蹿下跳,到处献演,他无论如何是高估自己了,听他说说可以,是否接受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他这样一个漏网汉奸,一个非法偷渡入境者,托庇于日本可以,但任何严肃的日本政治人物、哪怕是右翼政党团体,怎会把他的意见真当回事呢?所以,尽管他在日本全国到处跑,各种地方去游说,可最终他热心的那个研究机构没有成立,他这个“业余政论家”,事实上也就是高级无业游民的地位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既没有政党也没有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雇他。他忙乎了几年,结果仍是一场空,令他伤心得想哭。他还唱高调:“光是车马宴会,我岂为此而来?”其实在他人眼里,他本就是一个亡命而来的流亡者。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东亚局势平静,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东亚各国的现实政治格局趋于稳定,胡兰成作为一个“业余政论家”基本上已无其活动的余地,日本的现实政治没有他插嘴的份,他的“强项”——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和预测,日本人也不再需要他甚至是不允许他再胡说乱道。清水董三在一次宴会上说:目前日本对于中共的研究,及不上美国和香港的研究,因为研究的热诚是从志气生出来的,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事没有志气。这既是清水的怨艾,也是对胡兰成再明白不过的暗示,就是要他收心收笔,不要再放肆胡乱议论。池田是胡兰成的朋友,清水却不仅是朋友,还是日本政府的正式官员,也是胡兰成在日本最大的依靠,他既如此明说,胡兰成懂得这些话的分量。胡兰成只能自嘲自解:“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念念于政治呢?因为我是天涯荡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7]此后,胡兰成再不去多想“国事”,只规规矩矩地身缩于家中,开始转轨,谈中国文化,写自己的“散文纪实”体,闲时则游山水,看花石,听昆曲,偶尔去坐坐酒吧,欣赏酒吧女养眼养心。

最后的姻缘
    
    胡兰成在生活初初安定之后,曾经想让留在大陆的“内人”“家眷”范秀美来日本。当然,这只是他自己做的美梦,在当时中美对立的状况下,中日之间断绝往来,以他这样一个偷渡客身份,自身本已难保,有什么力量让秀美来日本团聚?再加还有中国大陆的问题,此事自然全无可能。不过,秀美即便不来,对他也没有任何妨碍,他在男女情欲上又有了新的斩获。
    
    胡兰成又成功勾引了一个日本的有夫之妇,一枝。这几乎是他离开池田家后一到东京就开始的。他也是非离开池田家不可了,整整苦熬了半年不近女色,在他已是极不容易。
    
    一枝是胡兰成东京租屋的房东主妇,凭他尖利的色眼,“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应对笑语清和”,马上就判断出“日本的少妇是比少女美”。第三天晚上,一枝母亲和一枝请胡兰成看电影,一枝坐他身旁,他就“吃豆腐”。天热,一枝穿短袖,露出臂膊,看电影时乘着黑色,他伸出黑手去搭到了一枝的臂膀上。他是渔猎成性,也是他判断准确后的出手,果然也就得手了。
    
    一枝家是士族,她的丈夫却是入赘的,且有了孩子。日本人家的赘婿大概不自然,尤其上头有阿婆,她不是一枝的生母。男人的塌茸,阿婆的独愎,连一枝的小孩亦有阿婆帮在头里,敢与一枝平等。因此一枝没有为妻的成熟,其至也没有母性的成熟。又因她皮肤生得白,而且她走路的姿势像小女孩的可怜相,路上生人还当她是未嫁的姑娘。一枝的父亲是当她还在女塾读书时就去世了,生前因只有她一个女儿,当她如珍宝,父亲若在,亦不会给她找这样一个男人的。[8]
    
    这样的“不幸”少妇,以胡兰成勾引女人精熟的功夫手段,再加以一日三餐的“举案齐眉”和扫除铺被的近水楼台的便利,一切自是马到成功的事了。
    
    一枝和他说起战争期间的苦难,背了小孩沿街卖柿子,挣钱贴补家用,他心疼可惜;一枝说自己以前有过的恋人,而男人对她很冷漠,他是敬重更同情。白天男人上工孩子上学,一枝做饭,他跟到厨房里;早饭后一枝梳妆,他在旁边看。如此情意默默,在大丈夫风习下长成的日本女人还不中他的套?胡兰成又来了,他说要与一枝结婚,一枝道不可以,她已为人妻。他再问是否自己不够诚意,一枝答是的,怎么可以这样不作打算!一枝又笑:“你说我生得好看,从此对镜自己端详,果然还好看似的。”
    
    须知,所有这一切调情调戏时,胡兰成还不会怎样说日语,无以表达,常常要用笔谈。笔谈再不达呢,那自然是用肢体语言了。胡兰成的功夫真是精湛。
    
    胡兰成不敢将此事告知池田,他知道池田对他这样破坏他人家庭的事不会赞成,其时日本社会风气尚保守,一般人在男女之事上出轨,往往就会身败名裂。胡兰成知道,他身在异国,是无正式身份的偷渡客,且勾引成奸的是日本人的有夫之妇,弄得不好惹上杀身之祸都是可能的。可他仍是管不住自己的情欲,他与一枝的奸情整整持续了三年。三年一过,立刻斩断,再也不通音问,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大约也是因为时势的缘故,前此我与之有夫妻之好的女子,皆不过三年五年,要算与玉凤最长。”
    
    1954年3月,胡兰成与佘爱珍结合。
    
    胡兰成生活中离不开女人,他的回忆录中多以女人为题记事,他与佘爱珍结合,是他一生中所有夫妻或准夫妻型与女人结合中的最后一次。是年佘爱珍刚过五十,胡兰成四十九岁。
    
    佘爱珍依靠李小宝,在香港三年,整天仍是如当年上海那般打打牌,过上海白相人太太的日子,优裕自在,风光如旧。以后李小宝想到日本发展,佘爱珍跟着到东京,这才与胡兰成重新遇上,故时情人加现实需要,这才有了这段最后的情缘,无分男女对两人都是如此。
    
    结婚头两年,两人仍是分居,佘爱珍与李小宝住新宿,胡兰成一人租住日本人家,不居一处,两人之间却经常吵个不休。最令胡兰成伤心、伤他自尊的是,当他得知佘爱珍在香港的风光,当年李小宝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即达一千多港币,联想起当年偷渡时佘只给了他二百港币,这才明白,他把佘爱珍当体己知己,佘爱珍却不了解他,更是从来没有看重过他,可两人却成了最后的夫妻,这真正是他人生最后的讽刺。
    
    两人争吵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犯罪,为此佘爱珍在日本先后吃过三次官司,连及损伤了他胡兰成在日本的“公众形象”。
    
    佘爱珍的一次犯罪,与胡兰成相同为偷渡入境,违反了日本出入境管理法,还有两次是因为李小宝贩毒,据胡兰成说,这两次佘爱珍完全是受牵连。
    
    李小宝来日本后,又想重操旧业贩卖大麻。想不到日本不比旧时的上海,李小宝被日本警察查获拘捕,佘爱珍与李小宝同住一处,也被一同捕去。胡兰成闻知,简直像五雷轰顶,又哀痛,又发怒,只得强打起精神四处奔走,到拘留所送饭,又到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局一次次为佘爱珍说明辩护。事情一张扬开,胡兰成也被日本《全貌》杂志点了名。他急得跳脚,几年辛苦建立起的一点名声至此坠地。而且,他素性最反对贩大麻吸鸦片,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可他却陷入了如此尴尬的困境,他摆脱不开,佘爱珍是他的妻子。虽然佘爱珍最后都被无罪开释,但夫妻两人之间为此还是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他心力交瘁,“比经过政治亡命更为看破了浮世”。
    
    直到李小宝被遣送回香港,佘爱珍才算收心。胡兰成生了场病,割了盲肠,精力大不如前,且已年过半百,要花心亦不能,也开始收心。佘爱珍服侍他割了盲肠,还给他抄写誊清了《山河岁月》原稿,然后与女儿咪咪一起去开了个酒吧度日。说起来,也是为两人的生活,佘爱珍对他说,希望开酒吧能赚钱,然后造宅大房子做人家,留出一间给他做书房。胡兰成并不喜欢佘爱珍开酒吧,可他能怎么样呢?他无固定职业,也无稳定收入,他也知道男子汉应当养妻子,可家计已到了“要紧关头”,他只能听凭佘爱珍去做了。
    
    有人指斥胡兰成下流下贱,说起来是君子读书人,却与佘爱珍一起开妓院,做拉皮条的营生。这说得太过了。两人要生活,胡兰成既不能养家,佘爱珍是白相人太太,又无其他更好的谋生办法,再说开的是酒吧,不是妓院。胡兰成自己撇清,开酒吧是佘爱珍和女儿在开,自己与其是分开住的,这大约是事实,但撇清是撇不清的,他自己可能不至于亲自去拉皮条,但酒吧里拉皮条是免不了的,佘爱珍开的酒吧就是个色情场所,即便从胡兰成自己眼里也是如此:
    
    爱珍真是贵人。因为她的眼睛里无贱役。我听她讲说,只觉来饮酒的美国空军与陪坐陪舞,出去旅馆陪欢的日本姑娘,我亦可以与他们如与普通人的没有阻隔。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从来打天下就是亦要与小人为伍的。是故世界若尚有繁华,爱珍总是繁华之人。她开这间吧,收拾得无一处不清洁响亮。虽然外国语是难事,也会给她搞得通,而且姑娘们与配酒的都与她相亲。那些人虽是娼妓一流,原来亦要人拿正大待她们,何况还肯知疼着热。爱珍说待人是以心换心。而她还有说是人骗人,虽亲生儿女亦不过骗骗爷娘欢喜,就已经是好的了。这两句话就有一个礼乐之世,也真心真意,也假仁假义。[9]
    
    胡兰成特地说明,这一切都是他“听说”的,他自己像是从不涉足。不过,如他这样个花色人,不去可能么?常去也不见得,去了无事可干。酒吧里做服务,他不成了“大茶壶”了?毕竟也太老了,去喝酒,那更是浪费,酒吧原本开得就不成功。
    
    佘爱珍开酒吧最终结算,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衣食冷暖可以保证,造大房子却没可能,胡兰成仍是在租住的人家写文章。他的著述却有收获,他的最好的著述都是在这几年时间内完成的。

读书和著述
    
    政治上无出路,生计经营上无着落,男女情缘上也已经力不从心,胡兰成开始著述,开始谈中国文化,逐渐从“政治胡兰成”转向“文化胡兰成”。这是他的聪明,是他的见机行事,是他以后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他真正留下一点文化价值的所在。不然,即使有张爱玲,他胡兰成也只是个“张爱玲的胡兰成”,绝不会再有其他。
    
    自与佘爱珍结合后的三四年间,胡兰成写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为看重的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
    
    如前所言,《山河岁月》是胡兰成在温州匿居时开始动笔的,几易其稿,改写多次,在大陆解放前夕,曾印过一个本子,题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但他自己并不满意。他逃出大陆时,初稿带在身边,偷渡日本时,将稿本留在了香港唐君毅处,由唐替他代抄了一个副本陆续寄出,最后他集中修改,直到1954年才最终定稿,由日本清水市西贝印刷所用中文出版。清水市是池田住家所在,池田是清水市商会理事,显然这又是出于池田的帮忙。
    
    《今生今世》,是在《山河岁月》完稿后,胡兰成从1954年3月开始写起,在他所谓“依照爱玲说的”用的“散文记实”体,此书整整写了四年,直到1958年才完成,胡兰成这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自传,分上下卷先后出版,以后才集为一本。
    
    这两部书的出版,胡兰成并未在经济上得到多少好处。1954年在日本用中文出版的《山河岁月》,日本自然无大销路,胡兰成只能通过唐君毅以及樊仲云帮助销售。他曾想疏通台湾关系,可台湾仍然不忘旧账,不准他的任何书入境,连他准备送给在台湾的徐复观、牟宗三的书也不敢贸然寄去,寄出的也不知下落,仍只能通过唐君毅给他转寄。四年后,当他《今生今世》出版时,情况仍复如此。两本书在香港只能一百册两百册的零销散卖。港台是除大陆之外的最主要华人区,销书既如此艰窘,自然得不到什么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这两部他自己极为看重的书,当年出版后几乎没引起任何影响,好的坏的都没有。
    
    五十岁以后,胡兰成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割了盲肠,戒了香烟,虽然“不敢言老,不便言隐,然而容颜日趋衰朽”。年龄已不容他太过活跃。有一次他去电台讲话,因贫血而在电车上晕倒。他自感精力不济,遇上天气转变就腰骨酸痛。在写完《今生今世》后,他开始调养自己,他本是个闲人,登山玩水,看花赏鸟,听听昆曲,这是他新近发现的爱好,于是东托西托地到处寻觅昆曲名家的唱片。此外,最多时间的,当然还是读书,以后十多年,是他这辈子集中读书最多的第三个时期,读的最多的是中国文史古籍,他告知唐君毅,在一年间他就读了《昭明文选》,杜甫、白居易、韦庄等人的诗,读韩愈、汪容甫[10]文,读《淮南子》《韩非子》,读《论语》《史记》等等。他本不爱禅宗,也是此时开读的,一读之下大感兴趣,自认与自己的处世为人有许多相合处。1967年,他在日本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心经随喜》,就是这几年读书的成果。七十年代末台湾“三三书坊”为他出版的《禅是一枝花》,也可追溯到他此时的读禅宗。
    
    日本人早已不需要他的“策论”,胡兰成仍不死心,他不能写“策论”,就写大文化政治论,1962年,他写了本大话连篇的《世界之转机在中国》,还雄心勃勃地想用英、日、中三种文字同时出版。可事情在日本就没成,只能到香港找出路。香港也难,无出版人愿买版权,胡兰成的人和书都不见容或不见好于进步文化界,唐君毅出面为他奔忙,给香港《新闻天地》卜少夫“打电话去不下十次,亦曾附一函,未见复”,弄得唐很为难,回过头来让他能出英、日文本,还是先出英、日文本算了。可这是胡兰成的大话炎炎,日文本一时都不得出,还会有谁给他出英文本?台湾自然更无办法,可他居然自解自嘲说什么:“弟此书亦并不拟与蒋总统看。”幸好,《新闻天地》最后还是给他连载了。对此书,唐君毅的评价是:“盖大著行文所抒之见,如天外游龙,虽论世间万法,而又若不与万法为侣,亦明出自一居异国而回念故国之情。”这是委婉客气的说法,直白地说,就是野路子,是一个无根游子的狂想。这是胡兰成的最后一本策论性著作。
    
    本文来源:凤凰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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