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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竟是如此的评价蒋介石 让人大吃一惊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0日 转载)
    
    来源:CNN强国网   
     (博讯 boxun.com)

      核心提示: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指毛泽东。
      解说:1946年4月8日,山西吕梁黑茶山发生空难,飞机上除了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重要领导人外,还有曾经就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秦邦宪,这一年他39岁,和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一样,它的遗体留在了距离延安市区北七公里处的四八烈士陵园,没有回到八宝山公墓。
      曾子墨:高中历史课本上,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时,总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博古”,他的名字和王明、李德紧密相连,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被迫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博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1907年出生,1946年坠机遇难,短暂的39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经历了怎样的辉煌,又有过怎样的悲壮呢?
      解说:这是博古的大女儿,名叫秦摩亚,秦摩亚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博古,1933年出生前,博古匆忙赶往江西瑞金,将怀孕的妻子留在了无锡,等到摩亚出生,母亲把摩亚寄养在了姨妈家,便追随博古而去,在穷苦的姨妈家,摩亚洗衣做零工,甚至被拐骗到四川做童养媳,她一直期盼父亲能来接她。
      秦摩亚(博古女儿):13岁那年,也就是1946年吧,我盼啊,等啊,盼来的,看到的就是我父亲的第一面就是他牺牲的照片,听到的第一次消息就是报纸上当时国共合作了,那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所以啊,我就很难受大概哭了一整夜吧。
      解说:就这样,摩亚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博古。
      博古去世后,继母张越霞辗转找到摩亚,和博古的其他几个孩子,使他们得以团聚,但张越霞对父亲的情况也三缄其口。
      秦摩亚:她始终不怎么讲,她就是跟我们说,她说你们别以为你们是干部子弟,你们是一半黑一半红,说黑就黑,说红就红,别的她都不好说,她都不说,那个时候要求很严,她不说,只能跟我们说,就是你不要太什么,也就是说你爸爸是犯错误的,真的这么说。
      解说:博古的“错误”和毛泽东有关,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将博古、王明划为一体,称他们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正是这一错误让博古和他的孩子们一生蒙上阴影。晚年,秦摩亚搜集资料,遍访故人,希望看清父亲的样子,但令她意外的是,完整认识自己的父亲博古竟然如此艰难。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19岁时秦邦宪留学苏联,取名“博古诺夫”,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
      1931年,博古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年4月到6月,发生顾顺章、向忠发事件,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到破坏,危急之下,周恩来和王明请示共产国际,商量由博古出任中共总负责人,这一年博古24岁。
      黎辛(原《解放日报》社编辑,92岁):说他是总负责人,他就表示我24岁,我刚从国外回来,有几年不在国内,我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又不懂得打仗,说我不合适,他们说这么决定了,你就干吧。
      李海文:(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博古第一个特点,是24岁当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个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博古自己争来的。
      核心提示: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指毛泽东。
      解说:1946年4月8日,山西吕梁黑茶山发生空难,飞机上除了叶挺、王若飞、邓发等重要领导人外,还有曾经就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秦邦宪,这一年他39岁,和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一样,它的遗体留在了距离延安市区北七公里处的四八烈士陵园,没有回到八宝山公墓。
      曾子墨:高中历史课本上,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时,总会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博古”,他的名字和王明、李德紧密相连,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被迫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博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1907年出生,1946年坠机遇难,短暂的39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经历了怎样的辉煌,又有过怎样的悲壮呢?
      解说:这是博古的大女儿,名叫秦摩亚,秦摩亚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博古,1933年出生前,博古匆忙赶往江西瑞金,将怀孕的妻子留在了无锡,等到摩亚出生,母亲把摩亚寄养在了姨妈家,便追随博古而去,在穷苦的姨妈家,摩亚洗衣做零工,甚至被拐骗到四川做童养媳,她一直期盼父亲能来接她。
      秦摩亚(博古女儿):13岁那年,也就是1946年吧,我盼啊,等啊,盼来的,看到的就是我父亲的第一面就是他牺牲的照片,听到的第一次消息就是报纸上当时国共合作了,那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所以啊,我就很难受大概哭了一整夜吧。
      解说:就这样,摩亚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博古。
      博古去世后,继母张越霞辗转找到摩亚,和博古的其他几个孩子,使他们得以团聚,但张越霞对父亲的情况也三缄其口。
      秦摩亚:她始终不怎么讲,她就是跟我们说,她说你们别以为你们是干部子弟,你们是一半黑一半红,说黑就黑,说红就红,别的她都不好说,她都不说,那个时候要求很严,她不说,只能跟我们说,就是你不要太什么,也就是说你爸爸是犯错误的,真的这么说。
      解说:博古的“错误”和毛泽东有关,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将博古、王明划为一体,称他们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正是这一错误让博古和他的孩子们一生蒙上阴影。晚年,秦摩亚搜集资料,遍访故人,希望看清父亲的样子,但令她意外的是,完整认识自己的父亲博古竟然如此艰难。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19岁时秦邦宪留学苏联,取名“博古诺夫”,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
      1931年,博古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年4月到6月,发生顾顺章、向忠发事件,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到破坏,危急之下,周恩来和王明请示共产国际,商量由博古出任中共总负责人,这一年博古24岁。
      黎辛(原《解放日报》社编辑,92岁):说他是总负责人,他就表示我24岁,我刚从国外回来,有几年不在国内,我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又不懂得打仗,说我不合适,他们说这么决定了,你就干吧。
      李海文:(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博古第一个特点,是24岁当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个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博古自己争来的。
      解说:与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24岁的博古显然有些稚嫩,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
      黎辛:博古24岁还有点孩子气呢,陈赓挂彩了到上海看病,给博古住一块住在楼上,警察从下边过,他两个就用大便报纸包住,往警察头上丢,这不跟小孩一样,哪像党的领导人呢。
      解说:博古就任总负责人以后不久,江西苏区发来电报,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希望能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任主席,主席一职有三个人选,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苏区有着较高威望的项英,另一个是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还有一个就是博古提名的毛泽东。
      此时正值宁都会议前夕,苏区对毛泽东有诸多意见,但博古顶着种种压力推举毛泽东为苏区主席。
      秦摩亚:博古考虑,也是共产国际意见,因为毛泽东他的威望还比较高,他是红军的创始人,他跟朱老总,所以就让他当了苏维埃主席。
      黎辛:就看毛泽东能打仗,建设苏区有功。
      秦摩亚:我父亲心里有两条线,他有两个底线,一个底线是朱毛是红军创造者,是红军的旗帜,第二个底线共产国际要求他团结朱毛,所以他从来不反毛,他不反毛。
      解说:对于博古的这一任命,若干年后,毛泽东以另外一个主席的职位还给了他。
      博古“教条主义”的错误出现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兵分四路对付只有8万多人的苏区中央红军,他们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战略,每前进两千米就修建军事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
      此时,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被剥夺军权,中央以博古、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军事指挥三人小组。
      李维民(军事科学院院原军史部副部长):因为博古他本人不懂军事,所以就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顾问,他就很多时候就依靠他,过分地听信他们的话。
      黎辛:博古带着师以上的干部去边境看过,看了不少碉堡,博古说怎么办,没有人说出来办法,看军委会议,李德提出来,堡垒对堡垒,看过碉堡的人没人讲话。
      解说:就这样,李德“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应用,苏区根据地越来越小,广昌战役中,李德又要求死守广昌,博古又一次接受了李德的建议,18天的坚守中,红军牺牲五千多人,损失五分之一的兵力,这一失利使红军高层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
      李维民:他们四个人嘛,就是博古、李德、彭德怀、杨尚昆,四个人战后来听他们的意见交谈,彭德怀就很直率的向博古、李德,就说你们这个主观主义的指挥是不行的,像你们这样主观主义的指挥呢,我们辛辛苦苦建设的根据地肯定会丧失。
      秦摩亚:五次围剿失败了,所以呢根据地丢了,为什么失败,主要是重用李德,李德是一个洋人,他不了解中国实际,所以他地图上作业,提出好多不切实际的口号,所以就丢了江西了,所以就针对这个了,矛头就针对李德,也对博古了,博古重用他,把权交给外国人。
      解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了保密,博古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小范围内做出红军长征的决定。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博古、朱德等先头部队行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军委二纵队带领5000多挑夫,挑着毛泽东在苏区创建的根据地,在路上艰难地行走。
      在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之后,博古等先头部队来到湘江边,而毛泽东所在的中央纵队还在160公里以外,此时,蒋介石早已发现了转移的红军,他们在湘江一侧构筑100多个军事堡垒,要把红军堵截在湘江边上,早一日渡江,红军就多一份胜算的把握,朱德先后三次发电,要求毛泽东等扔掉一切辎重,快速前进,尽早渡江。
      黎辛:160里,毛泽东走三天半,还要在晚上,傍晚国民党飞机不轰炸了,他有担架的,这时候没坐拄着拐棍慢慢来了。博古、李德、朱德都在江边指挥红军过江,博古文人他就指挥,走的慢,毛泽东发了十万火急电报不来,博古拿着枪指挥过江,在江边骂娘,他那么文明的人。
      解说:由于拖延时间,国民党很快在江边形成了包围,红军在湘江边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五道封锁线下来,中央红军的数量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多人,人们认为博古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对失败难咎其责,但博古却说,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拖延行动,导致红军晚了三天渡江,最终导致湘江战役的惨败。
      黎辛:过了江了,博古去看他,到了张闻天那儿,张闻天那说我们刚吃了一个饭,吃了一个鸡,博古回去休息了,博古就不去看毛泽东了,说毛泽东休息了。黎汝清写个书叫《湘江之战》,他写实际上吃了两个鸡。
      解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湘江战役的惨败,把时任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博古推到了风口浪尖,急于寻找革命出路的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希望寻求机会改变这一状况。
      解说:这是黄镇长征画集中的一幅漫画,漫画的主角就是博古,漫画中博古叼着烟斗看着文件,博古喜好抽烟,别人一根火柴抽一根烟,博古一根火柴点燃后,可以一根接一根的抽上一包烟,到没有香烟,抽烟的人着急了,到处找草叶当烟叶,抽起来还别有一番味道。
      湘江惨败后,部队里的议论越来越多,高级将领对博古的牢骚和不满也在滋长,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势在必行。
      黎辛:博古给周恩来说,咱们到了遵义开个政治局会,总结一下湘江战斗吧,周恩来没吭气,博古以为他同意了,其实博古心里想,总结湘江战斗不仅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王稼祥也不会同意。
      解说: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地点在一位国民党师长的小洋楼里,会议室的正中挂着马克思像,房里还有一个大火盆,博古在正中央的位置就坐,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走进会场,带伤的王稼祥用担架抬着进了会场。
      黎辛:周恩来主持,他给那些人商量过的,他就是说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一听就怪,他这是跟毛、张、王这几位商量过的。
      秦摩亚:博古原来意见就是说,就是说湘江之战所以惨败,大家应该总结教训,可是后来因为他们没看,他们担架上的三人小组,他们都讨论好了,也把周恩来争取过去了,一下就转了。
      黎辛:博古是民主集中制,是书生,你总结就总结吧。
      解说:周恩来突然将会议主题由总结湘江战役的失败,转变为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博古没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做了检讨,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他有责任,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随后,毛泽东却在长篇发言里狠批李德愚蠢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说博古和李德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应该把军队的领导人也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第二天,会议主题不变,依然是讨论五次反围剿失利问题,这次,博古主持会议。
      李维民:当时在会上,博古就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了。
      黎辛:那毛泽东、张闻天都有学问都会讲,讲了很多错误,堡垒对堡垒,拼命,不听我们的意见打运动战,军队调出苏区,王稼祥讲的很尖锐,骂人一样,提点问题说几句,别的军事干部跟着补充一点。
      解说:博古没有插嘴,也没有打断别人对他的批评,第二天的会议结束了,第三天,会议主题依然不变,整个遵义会议,博古成为众矢之的。三天会议结束,博古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想通,李德代表的共产国际是他长期信奉的理论,他不相信会出什么问题,但他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取消自己和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这被看做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终结。
      遵义会议结束半个月,博古情绪低落,心情沮丧,取消最高指挥权后,一些电报电文也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这一天,红军行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周恩来出面找到博古和他谈心。
      黎辛:周恩来来看他了,一到院子里就说,听说你最近吃饭少,睡得也不好,人瘦了是不是身体有毛病,先说客气话,博古就说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解说:周恩来顾左右而言他,博古性情直爽,要他直言。
      黎辛: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秦摩亚: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打仗还是很行的,现在主要是打仗,他还要讲你要搞宣传搞组织,这方面都行,但你军事不行。
      黎辛:博古为了革命,他说那就让毛泽东当主席吧,他就这么提出来了。
      解说: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解除了博古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第二天,他找到潘汉年,两人畅谈近4个小时,博古特意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
      李海文: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博古交权,李维汉的回忆录里讲过,说凯丰,凯丰还有一个名字叫何克全,就说过,现在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呢,还没有成为定论呢。
      李维民:凯丰就说,你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那意思你应该坚持,不能退下来。
      解说:博古还是主张把权力交出来,只是最终接替他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博古找来警卫员康念祥,要他把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两口箱子挑到张闻天那里。
      秦摩亚:有两只箱子,周恩来就眼睛盯着这两只箱子,博古很聪明的人,他就很快就说,把这两只箱子就送到那个张闻天那。
      黎辛:交出来政治局的章,书记处的章,总书记的章,他说我交代完了,文件箱子在我这儿,明个挑到张闻天那我就没事了。
      李海文:遵义会议以后,博古主动让权,我觉得就从这点就说明博古没有个人野心,他参加革命,他不是为了解决他个人的出路,他是为了我们民族,我们党,他犯错误,他是认识问题,他不是说有意地要使我们党变坏,要使我们党失败,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把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名利看得太重,所以他主动让权。
      解说:1935年6月12日,博古等人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在经过8个月的长征之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8000余人,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变化,他多次找到博古“谈心”,还派来和博古曾经是同学的陈昌浩了解他的态度,可博古却不给他们好脸色。
      对于张国焘日益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博古有所觉察,在张国焘的要求下,中央常委会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把总政委一职让给他,但张国焘仍不满足,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成立伪中央。
      黎辛:张国焘就一会师,第一个就找他问遵义会议怎么开的,毛泽东说说,他说我们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他就挑拨让博古跟他们分开,跟他合作,陈昌浩是跟博古苏联的同学,关系本来也不错的,张国焘跟博古谈不拢,陈昌浩来也谈不拢。
      李海文:博古在这个和张国焘的斗争当中,自始至终和毛主席是一样的,并没有说我们两个人原来有争议,我们两个人有分歧,所以我就站在张国焘这边怎么怎么样,张国焘这边力量大,他没有。
      黎辛:周恩来来看他了,一到院子里就说,听说你最近吃饭少,睡得也不好,人瘦了是不是身体有毛病,先说客气话,博古就说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解说:周恩来顾左右而言他,博古性情直爽,要他直言。
      黎辛: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秦摩亚: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打仗还是很行的,现在主要是打仗,他还要讲你要搞宣传搞组织,这方面都行,但你军事不行。
      黎辛:博古为了革命,他说那就让毛泽东当主席吧,他就这么提出来了。
      解说: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解除了博古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第二天,他找到潘汉年,两人畅谈近4个小时,博古特意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
      李海文: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博古交权,李维汉的回忆录里讲过,说凯丰,凯丰还有一个名字叫何克全,就说过,现在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呢,还没有成为定论呢。
      李维民:凯丰就说,你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那意思你应该坚持,不能退下来。
      解说:博古还是主张把权力交出来,只是最终接替他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博古找来警卫员康念祥,要他把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两口箱子挑到张闻天那里。
      秦摩亚:有两只箱子,周恩来就眼睛盯着这两只箱子,博古很聪明的人,他就很快就说,把这两只箱子就送到那个张闻天那。
      黎辛:交出来政治局的章,书记处的章,总书记的章,他说我交代完了,文件箱子在我这儿,明个挑到张闻天那我就没事了。
      李海文:遵义会议以后,博古主动让权,我觉得就从这点就说明博古没有个人野心,他参加革命,他不是为了解决他个人的出路,他是为了我们民族,我们党,他犯错误,他是认识问题,他不是说有意地要使我们党变坏,要使我们党失败,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把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名利看得太重,所以他主动让权。
      解说:1935年6月12日,博古等人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在经过8个月的长征之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8000余人,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变化,他多次找到博古“谈心”,还派来和博古曾经是同学的陈昌浩了解他的态度,可博古却不给他们好脸色。
      对于张国焘日益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博古有所觉察,在张国焘的要求下,中央常委会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把总政委一职让给他,但张国焘仍不满足,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成立伪中央。
      黎辛:张国焘就一会师,第一个就找他问遵义会议怎么开的,毛泽东说说,他说我们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他就挑拨让博古跟他们分开,跟他合作,陈昌浩是跟博古苏联的同学,关系本来也不错的,张国焘跟博古谈不拢,陈昌浩来也谈不拢。
      李海文:博古在这个和张国焘的斗争当中,自始至终和毛主席是一样的,并没有说我们两个人原来有争议,我们两个人有分歧,所以我就站在张国焘这边怎么怎么样,张国焘这边力量大,他没有。
      解说:对于博古的态度,毛泽东曾在事后特意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0月29号,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博古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任命完毕,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解说:清凉山上,博古做的是他熟悉并擅长的工作,办报,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风雨雨之后,他真诚地说,不愿再担任什么要职,只想认真地办好一份报,他向毛泽东建议,延安应该像国统区一样,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1941年5月15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
      李锐(原毛泽东兼职秘书95岁):这个报纸对共产党来讲,是毛泽东所谓的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嘛,笔杆子最重要的就是报纸。
      黎辛:《解放日报》得印上万份,不光陕甘宁边区发行,还往别的抗日根据地发行,不下大决心办不了的。
      解说:博古请来李锐、吴冷西、林默涵、丁玲等一批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协助办报,为他们安排优厚的待遇,当时记者、编辑、校对每月的报酬有六七斤猪肉,这在困难的陕北是很难得,报社纸张缺乏,博古让编辑人员用马兰草纸印刷,因此,最初的解放日报都是黄色。
      博古每天早晨六点半到报社,改稿、校对、印刷,忙起来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炊事员将早饭费力地挑到报社办公室,他还得原封不动地把它再挑下山。
      在同事眼里,身为社长的博古为人热情、直爽,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声能从山上传到山下,孩子们有时候称他是“母鸭子般”的笑声。博古没有官架子,行政科的人能对他直呼其名,他也时常称呼别人“老兄”。
      在同事黎辛看来,这一阶段,博古和毛泽东的合作非常愉快,他经常和毛泽东通电话,汇报工作,或者到毛泽东处小坐,遇到重大新闻,博古也会亲自拿着稿件给毛泽东审阅,创刊开始,解放日报第一版为国际要闻,第二版介绍国统区情况,第三版才是陕甘宁边区情况,第四版为文艺副刊,这种版面设置维持了大半年。
      李锐: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博古的脑袋里面的思想,他还不是把这个报纸作为党的主要的报纸,党第一还没有这样一种思想。
      黎辛:毛泽东1942年1月作的整顿党风的报告,博古就把它发在第三版国内版的下边了,这毛泽东没有讲,心里就火了,2月8号他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又登在三版下边了。
      解说:1942年3月9日,文艺副刊主编丁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三八节有感》,提到女性操持家务、带孩子的辛苦,斥责一些男人欺负女人的事,遭到前方将士的不满。
      3月13日,王实味《野百合花》发表,野百合划将延安的生活描述成“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生平气象,将延安干部描写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毛泽东看过,当即就把报纸甩了。
      黎辛:3月14号一上班,我跟陈企霞对面坐,他来了就跑到陈企霞边上,拍拍肩膀,说老兄这《野百合花》稿子是哪儿来的,他说丁玲送来的,他问王实味什么人,这个陈企霞说了两句,博古就说这王实味的稿子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了,说完陈企霞问他为什么不能发,他就没搭腔,就走了。
      解说:可事情还没有结束,3月23日第二篇《野百合花》又见报了。
      黎辛:3月23号发了,博古24一早一上班,8点钟他忙也来了,给陈企霞说我说了不发王实味的稿子,为什么又发了,陈企霞说丁玲看过的,又让我带来发的嘛,博古又说这个稿子绝对不要再发了,陈企霞厉害啊,说你得说说为什么不能发呀,他说我看写得偏了点。
      解说:1942年3月31日,中央党校开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再次不点名批评王实味的文章,说有人想搞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博古把所有的错误一人揽下,在经历了野百合花风波之后,《解放日报》改版势在必行。改版思路也渐渐明晰,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和读者见面,一版是国统区要闻,二版是陕甘宁边区新闻,三版为国际,四版全版仍是副刊,这次改版后,毛泽东说《解放日报》由一张不完全的党报变成一张完全的党报。
      黎辛:博古写的社论,说就是党报要是党的耳目喉舌,记者也是党的耳目喉舌,说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军队,很好的政府,我们还应该有很好的记者队伍。
      解说:改版成功后,解放日报真正成为毛泽东要求的一张党的报纸,而博古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再次发生变化。
      李锐: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过,那个窑洞里面去过,他的那个桌子办公桌,那个墙上就挂着一个毛泽东的照片,像那样大的一个照片,那就说明他信服了,对毛泽东,而不是做样子,那看得出来,那不是做样子。
      解说: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博古的错误主要定性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种说法来自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不当。
      李锐:整风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解放日报》有一篇社论《教条与裤子》,那是毛泽东让乔木写的,那就讲你们要脱裤子,教条主义者你得脱裤子,脱得光光的,把你们的错误都弄出来,我记得那一篇社论发表的时候,博古那天早上我们开社务会议的时候,他觉得很难堪,很难堪。
      解说: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罪名下,博古被要求说明与王明的关系,与米夫的关系,与李德的关系,甚至与国民党的关系。
      黎辛:说你跟国民党的关系,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也问给我跟国民的关系,我跟复兴社的关系,那就是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你共产党的总书记,你问他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你是人吗,有点常识吗,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还反围剿真是,他还干革命那种忠实。
      秦摩亚:非常严重啊,简直他就要枪毙了,大声呵斥,什么都有,那康生最厉害,那还有别人,那左倾的左的,那他感觉都要枪毙了。
      解说:困难时期,妻子张越霞陪在博古身边,与博古相识已久的老同事也不断开导他。
      黎辛:整风运动,批评王明、博古,他很痛苦,不流露出来,工作照样做,一分钟不耽误,给余光生这些熟的人流露一句。
      秦摩亚:那当时总支书记,新华总书记陈潭,还有张越霞,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哎呀,说博古啊,你24岁就当总书记,那谁不犯错误,就劝他,所以就慢慢缓和过来。
      解说:1943年,博古写出了《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结尾强调,我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没有一点子爵的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绝对与任何反革命分子或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李锐:后来他是比较被信任的,不像王明。毛泽东对博古比对张闻天还好,放手用他后来,放手用他。
      解说:1943年,博古与第二任妻子张越霞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延安窑洞前留下了这张照片,这也是博古与孩子们唯一的一张照片。
      此时,博古与第一任妻子刘群先共有的三个孩子还流落他乡,大儿子秦刚放在奶奶家抚养,大女儿摩亚在姨妈家长大,而女儿吉玛出生于苏联,博古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过吉玛这样一个孩子。
      对于父亲,孩子们的印象是微弱的,秦铁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母鸭子般的笑声,摩亚印象深刻的是解放日报的叔叔阿姨们口口相传的父亲自己发明的谜语,这一些破碎、零乱难以拼凑成一个孩子心目中的父亲形象。
      1946年博古遇难,大儿子秦刚甚至有些高兴,因为这样,他贫苦的奶妈也许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对于他来说,奶妈的生活更加重要。
      1946年2月,毛泽都只派博古和周恩来、董必武一起前往重庆参加国民政府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审议工作,4月8日,博古返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王丹一(艾思奇夫人):我记得当时,因为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党员,都关心代表团回来,都是中国的精英啊,是博古、王若飞、叶挺、邓发,我们都天天盼啊,我记得那孩子才六岁,我根本就不关心孩子的健康,成天就看那个飞机。
      黎辛:他4月8号回来,我到现在没有看见过那么坏天气,乌云真是乌云压在山上,压人头顶上,大暴雨,特大暴雨。
      解说:飞机定于中午两点左右达到延安,毛泽东等在机场迎接,博古的妻子张越霞、小儿子秦铁也都在场。
      黎辛:4月8号说他回来,大家都高兴,到了中午了还没消息,估计该来了,有人说听到飞机响,后来打电话问西安,说给西安下午一两点联系过,后来都没消息4月6号,4月7号,4月8号,甚至于4月9号都没有消息。
      解说:在机场等候的人们猜测可能是因为雾太大,飞机转降其他机场了,8号凌晨,重庆方面给延安发来电报,称飞机既没有在西安降落也没有返回重庆,消失不见了,中央赶紧连夜给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发出电报,寻找飞机下落。
      黎辛:大家就觉得完了,寄希望于万一天不好,它在什么地方降落了,就是有些人受伤也不要紧,只要博古几个领导没事,幻想这个。
      解说:4天以后,人们的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飞机在一个叫黑茶山的地方遇难了。
      王丹一: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真是痛哭失声啊,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秦摩亚:那真是很惨的啊,那都是共产党的一些大干部啊,你看王若飞、叶挺、秦邦宪,还有那个叶挺他一家子,九口人呢,还有王若飞的舅舅,老教育家,一共一大家子呢。
      解说:黑茶山位于山西兴县吕梁山脉,这里山高林深,周围30里内荒芜人烟,据当地老乡回忆,4月8日下午4点多钟,黑茶山浓雾迷漫,当地老乡先是听到一声雷响,紧接着从山上传来一声巨响,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晚上雨停,一些年轻人跑上山,看到了失事着火的飞机残骸。
      在确认了身份之后,老乡们费力地把博古等人的遗体背出了深山,4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之后遗体运往延安。
      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举行追悼大会,一位哑巴不会说话,手上写着“我要祭奠,我要祭奠”,哭着来到追悼大会。
      黎辛:开追悼会最隆重,我不说过三万人,一半人是自己来的,几十里路,一两百里路,带上干粮,陆续吃干粮,喝凉水,这么来参加追悼会的,认为你共产党的头头是我们的大恩人。
      解说:4.8空难后,毛泽东为博古等人题词,“为人们利益而死,虽死尤荣”。
      李锐:博古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比王明好,王明就是不检讨,不承认错误。博古是承认了错误的,毛对博古是信任的,用他的,重用他的。
      李海文:他跟王明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最后王明不是走了吗,去苏联了吗,博古他一直在国内,不管斗争多么残酷,生活有多么艰苦,他都能够忍受,他都能够坚持,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黎辛:哪一个机关的头头,不管有多少人说好,总有人说不好的,但没有一个说博古不好的。
      秦摩亚:我对父亲,我由盼他想他到埋怨他,然后到理解他,到崇敬他。
      曾子墨:博古遇难后,田汉在济南祭秦邦宪的诗《他的心没有成灰》中写道,“他像太湖一样的汪洋,他胸里没有一点儿云翳”。郭沫若在《哭博古》中这样写道,“博古,推动中国历史的铁人,你的潜能似乎才刚开始发动,然而竟陨灭了。”回忆中博古那儒雅的神情,母鸭子般爽朗的笑声让人明白,那个叫博古的人原来曾经是这样一位革命者。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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