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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英:蒋介石说张学良搞西安事变是我逼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9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读书   
     (博讯 boxun.com)

      (一)陈立夫想做鲍叔牙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至关内者甚多,他们有些滞留北平,有些来到南京。到南京与我熟的都来我处,免不了谈到家乡和张汉卿的事,阎宝航、高崇民,尤其是王卓然(张汉卿的家庭教师)等还露骨地说:“张汉卿的老太爷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沦陷,家仇国恨,接踵而至,你自郭松龄起事失败离开东北,虽然没有家仇,但也有国恨。张汉卿在东北没有人才,你该回去帮他,你们两人合作,我们推你坐第二把交椅,一切事听你们两人的。”甚至还常有人在见面时对我说:“凭你一个书生,跑出来在南方打出基础,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背后有枪杆,更了不起,情况更不同,蒋先生也还不是靠枪杆才能打天下。尽管今天国民党如何如何,有地盘、有钱,还不是要听有枪杆的!”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心思想,东北的事不是谁做谁不做的问题,而是要把中心思想弄清楚,其余都是小事,那我回去、不回去都一样,问题不在我跟张汉卿合不合作。东北何尝没有人才,你们也都是人才啊!”当时若我要认真何尝不可为,不过大家也都是说说就算了。
      有一次张汉卿从国外归来,在汉口任副总司令。陈立夫要到庐山去见蒋先生,先来对我说准备跟蒋先生谈我与张汉卿的事,如果我和蒋先生都同意,他就要到汉口去见张汉卿。他说:“东北的事端系于你跟汉卿两人的态度,如果你们两人合作就有办法,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正如齐桓公与管仲一样,需要鲍叔牙,东北的老先生们应做鲍叔牙,可惜他们见不及此,我去做鲍叔牙。”我说:“你的比喻我不敢当,我与张汉卿并无任何私怨,当年郭松龄起事是反对他老太爷,今天他到中央,且加入国民党,还有什么话说呢?这不是私人问题。在私人方面说,张汉卿对我还有过好处,当年我从德国回来,郭先生请我办同泽中学,他也是校董;我们并没有吵过架,不过据我看不行,因为他左右的人不行。”立夫说:“你不要再谈这些了,你还是跟张汉卿联络好了。”我说:“你可以跟蒋先生谈谈,只要他同意,我没有意见。”后来陈立夫到庐山以后,又去了汉口,回来却一个字不提;我也没有问,事情当然不成。
      (二)应邀汉口见张学良
      就在陈立夫跟我提此事的前后,张汉卿分头邀请梅公任(时任汉口市党部委员,一方面是给他一个位子,另一方面是要他与张汉卿能接触)、徐箴、周天放到汉口谈。他们去之前问过我,回来也都告诉我,但只是吃饭、拉拢,并没有内容。以后跟张汉卿有关的人来南京,对我说何不去跟汉卿谈谈,我说我有事,也走不开。结果张自汉口来电邀我,我回电说:“有事我才去,没事我走不开。”张再来电无论如何要请我去,我就去看立夫,立夫说:“你去吗?”我说:“没关系,如果我自己去,他也许会对付我一下,他请我去,没关系的。”
      我到汉口,住在德明饭店,第二天我到司令部去见张汉卿,这是郭松龄一役后第一次跟他见面。是日晚,没有通知,也没有请帖,张汉卿亲自来请,犹坐他的车出去吃饭,到一个地方(以后听说是端纳的住处)吃西餐,没有旁人在座。他先批评郭松龄,好坏皆有,我不置一词。接着他说:“你跑到日本领事馆是对的。” 我说:“是啊!你到秦皇岛的时候,我劝郭先生把你扣下,他不干。”就这样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谈多了,我就问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也许你可以解答。中国这些年来,军人彼此内争,下场也有很不幸的,但不若我们东北惨,不知是何缘故?会不会你老太爷觉得自己没念多少书,要统治东北这么一大块地方,非用人才不可,而又怕他们把他抬了,所以使这些人互相猜忌,不能合作,造成遇事闹得不可开交。”他说:“你完全看错了,我老太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的人,就像东北赶马车的人(老板子),常把马车赶不到一起,有的东拉拉,有的西拉拉。”言外之意好像说他自己既有雄才,又有大略。我说:“你老太爷有了不起的地方,他那个局面能应付下来,完全靠用人,他旁边有一批人才,为了要稳定局面,对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也能推心置腹,这些事恐怕你还比不上你老太爷。”我这些话也许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答腔了。我看时间也很晚了,话也说得够多了,因此我就说:“今天话也谈得很多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旁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既然你请我来,我旁的帮不了忙,临走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讲,你到南方来,最要紧的是要对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够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须负很多的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也因此讲谁对党忠实,谁对党不忠实。还盼你努力,将来你到南京,你我还可以随时再谈。”他不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表示。
      当时王树翰(原任张学良的秘书长)也在汉口,知道我来,也到旅馆来看我,不过没谈什么。次日我就回南京,以后听说王树翰问张汉卿谈得怎么样,张汉卿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
      (三)国大选举结怨深
      民国二十五年要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注意,但东北同志都对我说,这种选举关系太大,非注意不可。按道理说张家父子用武力统治东北十几年,而今东北沦陷了,如果国大选举由张汉卿一人包办,又不知道要统治我们多少年,因此非争不可。基于这个缘故,我也开始筹划选举。当时在关内的东北人以平津、南京、上海、西安为多,这些地区就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有一次在北平的哈尔滨戏院,国民党与张汉卿方面的人就几乎动武。
      就群众来说,我们人多,口才也好,如果根据投票,显然我们要占上风。张汉卿因此就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使军队也参加选举,并且伪造选举人的名册,把一些非东北人也网罗进去,结果我派人到西安去查,告到选题处去,当时选举总事务所主任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他对我说:“两将罢兵,天下太平。” 我说:“过不在我,你可以查。”结果叶楚伧对陈果夫说:“我跟铁生讲,他不理,你可否跟他说一说。”我告诉陈果夫说:“是张汉卿做假。不做假,谁选出来就是谁。”后来张汉卿派杨毓珣来找我说:“怎么样?妥协好不好?办法是你有什么人当代表,把名单给我,我带到西安,由张汉卿提出,给他面子,东北事要推重他。”我倒不是不推重他,只是他种种表现都不行。他已到西北,还做了副司令,不管东北事,还要把东北当臣民,这种事我当然不同意,但我不好对杨毓珣明说,我只跟他讲,我得跟大家商量,结果当然没有下文。接着国大的选举延期,但此事结怨却深。
      (四)瓜田李下误会多
      民国二十五年,五全大会开会时,张汉卿行分化之策,拿出手段对付我,告诉蒋先生说东北人谁都可以当中央委员,只有我不许。及其回西安,便发生东北军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
      原来张汉卿的左右有三个人与共产党有关,被陕西省党部调查科的李拓天(东北人,在台,已改名)所拘捕,张汉卿以为李拓天是东北人,敢捉他的人,一定是出于我的授意,所以便派军队搜查省党部。当时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去见张汉卿,汉卿坐着,既没起来,也不让坐,毫无礼貌,并且大事肆责一番,其中还指责我要陕西省党部捉他的人,故非搜不可。此事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一直到徐恩曾来南京见我的时候才知道弄到我的头上来,其实我当时连李拓天都不认识,更遑谈授意。
      当时蒋先生为谋解决广西事件正在广州,立夫有事到广州去见蒋先生,各方报告都到广州,立夫知道即刻致电秘书沈阶升,要我把家里文件移开,我说:你回电请他放心,我家里什么文件都没有。以后还好,并没有人来啰嗦。
      过没多久,果夫先生要臧启芳从无锡来南京,问我有没有意思到国外走走,我说:走走未尝不可,果夫先生为何不直接对我说,而找你跟我说。结果果夫没再对我提起,我也没去,大概果夫也是一片好意要我暂时让开。
      (五)西安变起谋救蒋先生
      早先我就不断听说在西安有共产党的人跟张汉卿很接近,有一个姓刘的被利用,常陪张汉卿打网球,一直到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发生,我才相信,但这些跟我并无关系。忽然王以哲军长派军法处长崔蕴兰(在台)到南京来见我,因崔与我不熟,找河大教授高亨陪他同来,崔蕴兰告诉我张汉卿至王以哲防地与共产党会面,东北军两次剿共失利,损失大,士气差。我想王以哲一定清楚事态严重,所以才派军法处长秘密来见我,我感觉到这是大事,因此把详情告诉果夫(立夫出国)和布雷。这个时候,蒋先生已经到洛阳,我征求他们的意见,需不需要我到洛阳把这件事告诉蒋先生。果夫说:“洛阳是东北人的天下,你去见蒋先生,他们会特别注意。”布雷说:“我就要去洛阳,我会告诉他。”就这样我没有去,而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尽量设法营救蒋先生,在客厅摆一张行军床,旁边搁着电话,我派邵柏源(王以哲的小学同学)到西安去见王以哲,行前我带他去看何应钦,何应钦说:“王以哲的部队必要时往胡宗南这边靠,才能保存这部分队伍。”我告诉邵柏源转达王以哲说:“最好能在里面想办法把蒋先生救出来,如果不能的话,自己不要待在西安,把部队往胡宗南这一边靠。”邵柏源很机警地完成了任务,他到潼关,化装邮差过去见王以哲,把我的话转达。时王以哲病倒在床上,他说:“放心好了,我在此很安全,希望能救出蒋先生,而且我要把东北军带到中央,归顺中央。”王以哲不肯离开西安,终被刺杀,我当时想,或许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继承张学良的地位,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六)杜重远的案子
      在西安事变期间,有一天,我在外面吃饭,突然接到陈果夫的电话,要我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处把杜重远领出来,并且要我招呼他。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吃完饭,就跑去见陈果夫。陈果夫说这是臧启芳给他建议的,认为杜重远不能摆在张学良的身边,否则影响太大;摆在外边也会出乱子,因此宁可把他押起来。就这样陈果夫给熊式辉一封电报,把杜重远押起来,现在要交给我处理。我当时无法,只好照办,但却觉得臧启芳拆烂污,要这样做,事先总该对我说一声,现在弄得我非常为难,更加深我与杜重远的误会。
      原来杜重远与我是留日的同学,虽然他比我晚一二年,但常有接触,感情不错。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到上海宣扬义勇军,很受重视。后来他在杂志上发表《闲话天皇》的文章,对日本天皇有所批评,引起日本的震怒,认为是大不敬,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惩办他。时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他找不到杜重远,致电南京萧同兹转告我与萧同去上海,我就到上海见吴铁城,吴说他找不到杜重远,要我出出面,无论如何,为国家,杜总该出来,否则上海就要大难临头。我说:“那你要怎么办?”吴说:“顶多判两个月,也不要他坐牢。”其实那个时候杜重远还是住在上海,我去看他,问他要不要出来,杜很漂亮地说:“为国家我愿意出来,但要判多久,住监多久,要说个清楚,好让我有所准备。”我说:“顶多判你两个月,也不要你坐监。”不久法院开庭,杜再问我究竟要判多久?我告诉他吴铁城说顶多判两个月,不会错的。开庭的时候,我没有去,结果当庭扣押,判十四个月,送曹家渡监狱。我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怒,我觉得这是做人问题,以后叫我怎么做人?如果我原先晓得,明告他还没什么,他还可以斟酌,现在这么一来等于我在骗人。我赶紧跑到曹家渡监狱去看他,向他道歉,他的态度倒还沉得住,说:“没什么,这又不是你判的!”但心里总是不舒服的。我当时对吴铁城大为不满,我又不是他市政府里的职员,为他自己做官方便,却要我出卖朋友,故当时连见都不曾去见他,当天下午即回南京。
      时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丽生,他是湖北人,跟我很熟,是我把他介绍给果夫先生的。这一次我从上海回南京,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几点钟路过苏州,希望能在车站见面,结果我就在车站拜托他在曹家渡监狱多招呼杜重远,顶好让他行动自由,生活舒适点。朱丽生一回去就通知监狱特别优待,有三间房子给他使用,随意会客,俨然成为里面的英雄。结果就由于大家捧他,使杜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那时他会客方便,高崇民(留日同学)也住进里面陪他,哭干了眼泪,左倾人士趁机而入,将之包围。
      我受到这样的愚弄,实在受不了,回到南京就要辞职。陈果夫说:“这要怪你,你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呢?我们都知道要判十四个月啊!”我说:“吴铁城告诉我要判两个月啊!”果夫说:“吴铁城的话你还能相信?”我总算上了一个大当。
      在杜重远住监十二个月后,我得到监狱方面的同意,把他送到虹口疗养院,我并且商之于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准备让他做南浔铁路局长,但杜说这些职位已不在话下。期满他欲往西安张汉卿处,路过南京与我谈天下事他说他跟张学良如何的好,跟宋子文又是如何的好,上海文人对他又如何的好,而我在中央还有一些关系,只要彼此一携手,一商量,让他们怎么办,事情就都有办法。听他口气好像我俩携手,就可视天下事易如反掌。我说:“重远,你可使汉卿、子文听你的话;我可没这本事。”我们谈了一个下午,终以玩笑态度来结束这次谈话。接着他到西安去见张学良谈些什么,我不清楚,以后他到南京,有时候来我处,有时根本不来。
      现在臧启芳出这个主意,到西安事变发生,杜适在江西,因而以嫌疑被押,无非是怕杜重远利用张学良,对委员长不利,这对蒋先生来说是一个很忠实的想法,但把杜重远交给我,杜一定又以为是我干的捉放老把戏,我对他更无从洗刷了。
      我很勉强地赴赣一行,去看熊式辉,熊说:“你来好极了,我就把杜重远交给你了,你把他带走吧!”我就陪他同回南京,并问杜说:“你要到哪里去住?” 杜说他要去见张公权(铁道部长),我让他去,过一阵子便回来,我要他住我家,他说:“他们会来吵你,不方便,住旅馆好不好?”我只好答应。送他到安乐酒店,我电请臧启芳来陪他,我告诉臧启芳说:“我把这事交还给你,敬谢不敏。”以后臧启芳来过,没几天,杜重远说要到上海去见杜月笙和王晓籁,要他们帮忙他到西安去一道,他好劝说张汉卿放蒋先生出来,杜的真正意向是放是杀不得而知,我想杜是陈果夫交给我的,因此我就问果夫该怎么办?果夫说:“看着办吧!”于是我大胆地告诉杜重远要到上海去可以,不过把上海的住处告诉我,有事好去找他。他到上海曾经见过杜月笙,但结果还是没有到西安去。
      (七)西安事变的余波
      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几位老先生在北平观望几天以后来到南京,住在王树常家(东北军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准备往西安请张学良释放蒋先生。王树常跑来跟我商量,我说我不能做主,我回去再与果夫商量。陈果夫那时真了不起,非常沉着,他说这事他也不能做主,他要去问戴先生(季陶)。果夫先生去问戴先生回来说:“戴先生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是看大门的。’这么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走旁门、后门,你们去走好了,我不看旁门,也不看后门。”果夫并且告诉我要何敬之(应钦)预备飞机飞西安,结果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在太原降落,他们还没有往西安走,蒋先生已经脱险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先生到洛阳,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颇出我意料之外,即电何敬之查询。何先生说:“真有其事,人已至洛阳,并且还通过电话。”证实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好消息,我高兴地邀了几个朋友到夫子庙老万全喝酒庆祝,出门一看,人山人海,鞭炮声响彻云霄,原来是何先生把消息告诉电台广播,很快地传到各处,我首次体会到广播的力量。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这事以后没几天,陈果夫跟我提到说:蒋先生回来,他向蒋先生报告在其蒙难期间有哪些人非常关心,说我也在怎么设法营救他。讲过后,蒋先生就问他说:“他做的事,你们都晓不晓得?”果夫说:“当然我也不敢说每件事都晓得,不过大事没有不跟我们商量的。”
      综合何敬之与陈果夫两人的谈话,在西安期间,张汉卿很可能也跟蒋先生谈过。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
      以后王以哲也遇难,他当时还是卧病在床,叛军带兵进去,用乱枪把他打死。我要去吊祭他,立夫说不能去,他们会眼红,结果我派董其政去。
      张汉卿结果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徒刑,蒋先生向中央常会求情,改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旋蒋先生回奉化,张汉卿也到奉化,当时我在上海,刘尚清跟我说他要到奉化去看张汉卿,我说:“今天张汉卿倒了楣,你看见他好不好跟他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也到奉化去看他,为国家也好,为东北也好,总还有见面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刘尚清说:“很好!今天他倒了楣,难得你还有这个意思,我一定跟张汉卿说。”刘尚清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把话都告诉张汉卿了,张汉卿说:“时间还早。”
      关于东北军的善后问题,我在中央还可以说话。蒋先生那时不在南京,我跟他们商量以后,一切从宽,划出安徽为驻防地,由刘尚清去安排。
      我从汉口和张汉卿见过那次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了。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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