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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03日 转载)
    
    一、问题的提出
     (博讯 boxun.com)

    1978年发端的真理标准讨论,被普遍认为带来了当代中国的决定性转折,也被解读成思想解放的开端、改革开放的由来。那么,这场讨论是何人何时因着什么样的缘由发起的呢?[1]
    
    最初酝酿真理评价标准的问题的时限至少可以追溯到1977年12月初:
    
    12月2日,中央党校校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研究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 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2]
    
    “中央党校第一期数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一百多学员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二期、第三期继续讨论”[3]。“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提出,和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两条原则和标准来检验历史上的“三次路线斗争”。这数千名参与讨论的高中级干部,是了解这两个“标准”的。
    
    仅六个月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为标志,“实践”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逐渐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思想”被抛弃。
    
    现在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促成这六个月间在官方意识形态内部的这个从“两个标准”到“唯一标准”的转变?
    
    二、叶剑英对胡耀邦恢复中央党校的寄语
    
    胡耀邦是在1977年3月3日在叶剑英向华国锋的举荐下,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的。叶此前在和胡的谈话中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些。凭你的智慧和才干,你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4]。胡耀邦到党校主持工作,可以认为是叶剑英的主意。胡耀邦在叶剑英心目中有几个政治形象,其中一个政治形象就是“包公”[5],代表着公正。叶剑英对胡耀邦的寄语,显示他此时在胡耀邦身上投注的意识至少包括:要想办法去解决文革的冤屈问题。
    
    三、冤案问题被认为是党的组织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文革冤屈问题上,胡耀邦对华国锋一度怀有期待。1977年5月,胡耀邦组织杨逢春、叶杨、陈中还有《人民日报》的几位编辑着手[6]写作了一篇涉及解决干部冤屈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好极了。准备立即登载,但胡耀邦说先等一等看”[7]。胡耀邦在等什么呢?接下来在党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两场重头戏,第一是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这是解决过去政治问题的会议;第二是接下来的十一大,这将是开辟未来新政治路线的会议。但是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里讲的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即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党和“四人帮”的路线斗争。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华国锋宣称:
    
    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8]。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报告在接下来的部分只字不提“冤”情问题。然而,对于300多万[9]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公开[10]点名批判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等[11]头衔的各级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就这样结束了呢?他们受到的迫害始于文革,这些迫害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大事。他们的“冤屈”还没有被澄清,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就这样结束了呢?对他们来说,一天不解决他们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就一天没有成为过去。同样,对于30万[12]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定罪(大多数为“反革命”罪)之人的家属[13]来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成为过去;对47万多名[14]文革中被开除党籍的前党员来说,他们的党籍一天还没有恢复、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工作待遇就无法恢复,文化大革命就一天还没有成为过去;对于1660万[15]下乡知青来说,但凡他们还没有返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成为过去;对于占到城市人口15%[16]的知青的至少数千万亲属来说,他们的亲人尚未团聚,文化大革命没有成为过去;对于1700万脱产干部[17]来说,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成为过去;对于他们的同事、亲属,这些总数超过1亿的被株连而遭逼迫的人[18]来说,只要他们受到的伤害还没有被公正地评判,文化大革命就还没有成为过去。
    
    正因此,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呼声猛然高涨起来,尤其要求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上访、申诉与日俱增。在党的组织部门——中共中央组织部,被编在老干部支部、待分配干部支部和机关干校留守组支部中的老干部们,文革中受到迫害后一直没有恢复公正待遇,他们的抗争开始公开化。9月9日,在中组部机关大院里的球场墙壁上贴出老干部支部袁任远、杨士杰、曾志等13人亲笔签名的一张大字报:《向郭玉峰同志进一言》,公开质疑中组部部长郭玉峰。这张大字报在等待给自己一个说法的老干部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更多的大字报贴了出来[19],矛头指向郭玉峰。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来了[20]。他最初希望在抓捕“四人帮”一周年的日子在《人民日报》头版,抛出这篇文章。实际上是10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经过十七次修改才定稿的这篇雪藏很久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21]。这篇文章以落实华主席的指示为名,指责“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当然就是党的组织部门的同志,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上工作不力;对“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文章解释了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把毛主席的路线和“四人帮”的路线做了细致的区分:正确路线都是毛主席的,错误路线都是“四人帮”的。最后直接点名“组织部门”,要求撤换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应当选派无产阶级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不信邪,有社会工作经验的同志做组织、人事工作,特别是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文章一发表就和中组部已经起了波澜的抗争彼此呼应起来。《人民日报》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22]。有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老干部们的抗争就有了组织路线的依据。他们的大字报开始质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执行的是哪条“干部路线”。如此这般,申冤的老干部、《人民日报》和胡耀邦在这个问题衔接在了一起,由《人民日报》出面,把中组部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题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情况汇编》,摆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面前[23]。
    
    10月下旬到11月间,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在中央高层领导之间被多次议及。在叶剑英的举荐下,邓小平提名胡耀邦去中组部担任部长。12月15日,胡耀邦走马上任中组部长,同时兼任党校的职务。
    胡耀邦要打响的第一炮是把老干部冤情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解决这些问题的依据是从毛泽东这里找到的。其实,就是要在现有意识形态框架内、在当时政治环境所允许的最大空间内解决老干部冤情问题。而且,胡耀邦直接对准党的组织部门开火,点名批评。可见,此时文革冤屈即使在胡耀邦眼里,也还被认为是党的组织部门问题。
    
    从1977年10月初到1978年1月底期间,胡耀邦主持撰写了几篇重要文章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刊上,为解决冤案问题制造舆论并指导方向。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胡耀邦所采取的步骤:
    
    第一步,把平反干部问题在理论上定调。1977年10月7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理论上,区分干部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另一条是“四人帮”的。把解决干部冤屈问题说成是走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24]。
    
    第二步,给组织部门施压。11月27日发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实际工作上,给各级组织部门施压,强调“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25]。
    
    第三步,整顿组织部门。1978年1月10日发表《切实整顿组织部门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说明“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把对组织部门的整顿上升到政治路线高度。“组织部门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党性强、真正按党的原则办事,公道,正派,不信邪,不怕鬼,能深入群众、团结干部,有党的建设工作经验的同志手中”[26]。
    
    第四步,组织部门的领导权一旦掌握住了,就马上开始清理积案,落实干部政策。于1978年1月19日发表《切实清理审干积案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清理积案的原则,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
    
    一九六七年,毛主席指出:“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提醒全党:“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就是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毛主席也主要着眼于教育,指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27]
    
    这些努力从一方面非常明确地指出工作内容是纠正错案、冤案;另一方面,还是要借毛的话语压住阵脚。把毛时代的政治迫害都栽到“四人帮”头上,争取在毛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解决冤案问题。
    
    直到第四步,至少是到1978年1月19日,胡耀邦还是把这个问题当做组织部门的问题来处理。但同时胡耀邦已经用黑体字大段大段的引用毛的话语,好话说尽;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胡耀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四、平反冤假错案从党组织问题转变成意识形态问题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安排完党校工作,正式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主持工作。两天后,12月21日,老干部接谈组就正式成立了[28],专事接待来中组部申冤的老干部。到了1978年二三月间,来访要求谈话的人排起了长队,每天都有几百人[29]。接谈组的成员也从最初的7人增加到后来的四十多人[30]。此时仅中央国家机关就有六千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问题需要落实解决。1978年1月18日,胡耀邦决定在中组部成立一个“干部分配办公室”[31]。其后,2月22日、3月3日、3月22日、3月28日、4月22日、4月24日则分六次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32],22个部委局、28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负责人与会参加。这些会议大大推动了解决冤假错案问题的进程,干部平反问题逐渐进入高潮。1978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几十万干部的平反问题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个问题实际涉及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万。
    
    至此,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旦全面展开,胡耀邦也就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1977年12月25日,胡耀邦刚到中组部不久,就接到了邓小平、汪东兴批转过去的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的申诉。王先梅冤情的根源在于王其梅属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的六十一人之列,这个案子的起因要追溯到1936年,刘少奇主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安排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狱中的61名干部按敌人的规定办理出狱手续。按国民党当局的规定,只要在“反共启事”上按上手印,即可释放出狱。这61人在中共建政后,健在的还有40人,其中35人先后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委正副书记、省长及司局长等职;有些人在党的七大、八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人被定为“刘少奇招降纳叛的一个叛徒集团”[33]。由于“六十一人”的案子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定案的,那么对这个大面积涉及高级干部案子的追究,就涉及到对毛泽东话语的权威是否承认的问题。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高度敏感问题。
    这只是涉及几十个人的问题,还有涉及几十万人的问题。比如反右运动是毛时代典型的政治迫害,据1980年统计,全国划右派分子552877人[34]。从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工作初始便筹划全国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复查平反问题[35]。1978年4月5日,中央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1978】第11号文件。这个文件只摘帽,不平反,就是说还是认为打击右派是正确的。“结果要求复查平反的申诉、上访比以前更多了”[36]。 这也是因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发动的,是高度敏感的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许多人, 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种冤假错案,对于“文革”以前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对于各级党委尤其是毛泽东决定、批准、同意的各种案件,都列入禁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37]
    
    毛泽东决定、批准、同意的案件,胡耀邦就没有办法把问题栽到“四人帮”的头上。胡耀邦要想继续在既有意识形态框架内解决冤案问题,是不可能了。要知道,华国锋是靠着毛的话语“你办事,我放心”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这是他对毛的话语高度敏感的根源,他不可能质疑毛的话语,而毛时代大量的冤案是毛亲口定下来的。然而,对于决心要解决冤屈问题的胡耀邦来说,这个问题在任何局部层面都已经不可能得到解决了。要彻底解决,只有追根溯源,也就是要追究毛泽东的话语是不是绝对正确的问题。
    
    1977年6月份,胡耀邦提出要办一份刊物,并说他这个想法已经“酝酿了好几个礼拜了”[38]。随后他召集了一个写作班子,成立了“理论动态组”。到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这份五天一期的刊物《理论动态》已经出了第一期[39]。胡耀邦对这份名为“理论”动态的刊物的要求是:“我们办《理论动态》就是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40]。他此时的期待还仅仅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41]。中央党校,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培养所、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中枢。胡耀邦认为,“大批干部进入党校以后,你光让他们读那个经典著作选读本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讲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42]。10月12日下午,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总结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四人帮”先到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的经验时说:“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43]。
    
    正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践标准”和“毛泽东思想”这两条基本原则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冲突,“毛泽东思想”成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的最大障碍。胡耀邦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从组织问题上升到理论问题才可能取得突破。几乎在组织《切实清理审干积案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时间,1月18日,中央党校党史组长吴江向胡耀邦呈交了12月2日胡曾谈及的三次路线斗争的党史讨论提纲:
    
    这个讨论稿的第二部分在开头写道:“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胡耀邦随即明确要求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先由《理论动态》刊登。
    
    根据胡耀邦的要求,送出党史讨论稿之后,吴江又主持党校“一部”(高级班)部分学员座谈,前来参加讨论的学员包括杨西光。经历了“文革”岁月的苦难,杨西光对理论探索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和进取精神,他本人就动笔写下了一些学习心得,其中一篇专讲人的认识论,就是讲实践与真理关系的。在参加党史问题讨论的时候,杨西光明确地说,原来的东西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要用实践检验。[44]
    
    在1978年3月6日的这个学员座谈会[45]上,杨西光明确提出了“用实践检验”的问题。也是在3月份,杨西光接到任命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46]。“胡耀邦找他长谈两个小时,要他去光明日报社主持工作,希望尽快改变面貌,打开局面”[47]。
    
    4月初杨西光在中央党校结业正式到光明日报上班后,北京四大报刊中的三个,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都已经和胡耀邦这层政治意向衔接起来。
    
    4月10日,杨西光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48],他立即就把它和在中央党校所触及的理论问题、以及胡耀邦的政治意向呼应了起来。
    
    关于过去的“实践”成功与否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在中共内部一批中高级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此前的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称因“四人帮”的破坏,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49]。不管华国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所灌输的观念,总是让人们认识到:中共建政27年,在经济建设上是失败的,否则怎么会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管有什么人破坏,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总是要负最终责任的。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失败,终究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是失败的。这是从华国锋而来的他无法圆满解释的“实践”问题。
    
    在此期间,华国锋认为已经把整个社会的观念从斗争扭转到建设上了。1978年1月1日,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该是“理直气壮大干社会主义”的时候了。要“加快建设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为,“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50]。这种一解决完政治问题就大干快上发展经济的思路,仍是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思路。所以这一天人民日报报肩上的“毛主席语录”写道:“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51]。
    
    也是在4月10日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这篇文章实际为胡耀邦所写,他以一位革命老干部的身份,复信回答一位青年的来信。既是写给一位青年的,也是写给所有青年的,同时还是写给胡耀邦自己的,这些内容正反映了此时胡耀邦的所思所想。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胡耀邦此时处于思想转变的关节点上。
    
    在动机上,“有些青年同志,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
    
    在行动上,“你说,几年来你一心一意为党工作,而且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在过程中,“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
    
    结果,“反而损害了她[52]呢?”
    
    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不只是你,在我们国家里,不知道有多少青年都有这么一颗火热的心”。
    
    而最终的效果是:“你说这几年,你没为党做出应有的贡献,反而对党造成了损失”。
    
    有着最美好的动机,有着最努力的行动,但是却换来最坏的结果。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几乎是全体中国人付出了最大的热情,但换来的结果是官方宣传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53],而且在政治上几亿人受到政治迫害或牵连,这种灾难性的结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此时身为中组部长的胡耀邦,正处于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的核心。在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即所谓的“正确路线”下,出现了这么多冤假错案。这使得胡耀邦不得不去面对这个矛盾,而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发出来的新问题自然是:有没有可能是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出了问题?
    
    同时,在这期间要求为过去的冤屈平反的上访浪潮是毛主义意识形态幻灭的另一征象。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迫害是出于走向共产主义党国政治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只要还坚持毛主义意识形态,就没有人是被冤枉的。认为自己受了冤屈本身就是毛主义意识形态幻灭的一种表现形式。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五、发表理论文章的政治时机
    
    接下来,《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联系,与胡耀邦组建的写作班子合作,共同推进这篇文章。4月28日,杨西光写信给党校的老战友孟凡:
    
    孟凡同志:
    
    我们给孙长江同志带去一稿,请吴江和你以及孙长江同志加以审改,最后(再)请耀邦同志定稿。务(无)论如何,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做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54]
    
    杨西光在信中两次催促抓紧时间,急于在5月6日发表此文。在5月4日上午[55]至5月11日上午[56]这个期间,华国锋乘专车离京出访朝鲜。5月5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半部分是报道前一天华国锋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的新闻和照片,下半部分是一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社论,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这个期间,署名“特约评论员”的社论,往往是为了绕开既定的审查程序,基于同样目的的还包括后来的“真理标准”一文。5月5日这篇社论,来自于邓小平的安排。邓在4月30日,“约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的修改发表意见”,“最后说,我看这篇文章可以了,你们再改一改,送《人民日报》,可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57]。邓小平在华国锋出访期间抛出的这篇文章谈及了一些在最高政治层有争议的问题。杨西光将要抛出的文章恐怕更加敏感。那么,他如此着急,是不是要赶华国锋不在北京的这个时机?
    
    这篇文章最后并没有能如杨西光所愿,赶在5月6日发表。这篇反复修改过的文章,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最终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5月10日先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从沈宝祥一个回忆材料,可以再次看到杨西光在发表之前心中让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急切:
    
    大概就在1978年5月8日、9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光明日报》同志打来的。他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你们《理论动态》究竟哪一天用?我肯定地说,5月10日。他说,那我们在5月11号见报。我感到有点突然。以前,报社要刊用《理论动态》的文章,有时也很急,我们都是有意压二三天,以免出现读者还没有收到《理论动态》,文章首先见报的情况。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急?11号我们《理论动态》还没有发行出去呢![58]
    
    5月11日,《理论动态》虽然还没有发行出去,但是华国锋已经在这天上午回到北京。这一天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半部分是华国锋离开平壤回国的消息。下半部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本来在《光明日报》发表讨论真理标准的这篇文章的5月11日,华国锋应该不是回北京,而是去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海军将领苏振华在与邓小平的一个冲突中的支持。
    
    事情的起因是3月9日晚8时30分左右在湛江麻斜海军基地,南海舰队主力舰160号导弹驱逐舰爆炸,不久沉没。这是一起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事故。海军的实权掌握在第一政委苏振华手中,他曾经是邓小平的部下,在华国锋抓捕“四人帮”掌权之后,由叶剑英推荐给华国锋并委以赴上海瓦解毛派余党的重任。顺利完成任务后受华国锋重用,从此成为华国锋在军队中最重要和最有分量的铁杆支持者。实际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借此重大事故对苏振华进行了的极为严厉的指责,“严肃地批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麻木不仁”[59],苏振华对此严重不满。4月11日,叶剑英以调查研究和休息为名离京到广州[60]。4月12日[61],苏振华到华国锋处长谈5小时,华国锋说:“不要怕,打不倒”,“我最近就要去朝鲜访问,访问回来以后,到大连检阅海军,对你们予以支持。”苏振华与华国锋商定,准备动用120艘军舰、80架飞机,在大连搞一次海军大检阅。[62]
    
    正因叶剑英回了广州休息,苏振华得以背着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擅自调动军队,这对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来说当然是大忌。后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杨国宇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当即请示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在叶剑英的大力追查下”,在大连举行海军大检阅一事被制止。叶剑英也于5月8日[63]回到北京,苏振华将面临严厉处罚。
    
    5月11日,自朝鲜出访回来,本来要去大连检阅海军的华国锋直接回了北京。可以想象,取消阅兵这件事情必定令华国锋极为尴尬。更为严重的是,失去苏振华之后,本来就没有军方背景的华国锋在军队里就完全没有了可以依赖的力量。
    
    此时正是4月27日至6月6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在这个华国锋既处于军队决策权争夺战白热化顶峰,又因出访不在京的时机,对于公开发表这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来说,自然是绝佳时机。
    
    5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同一天,代表军方的《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接下来的两天,5月13日和14日,全国35家省、市以上的大报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64]。一场波及整个党国体系的意识形态大争论由此被触发了。
    
    六、结论
    
    为了清理冤假错案,就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基本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时候,胡耀邦的理论见识和相应的政治见识,联合起来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并不是胡耀邦本人事先就有的。从叶剑英征询他的三点国策看,胡耀邦当时离这个思想境地还差得很远。胡耀邦本人事先并没有想到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并没有想到要用“实践”作为“唯一标准”去否定掉毛泽东话语的权威性、去否定文化大革命基本理论以及要去评价文革的问题,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完成思想路线的根本转折。同样,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开辟一条完全不同的建设道路,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此时还是完全不可能考虑到的事情。真理标准讨论是仅动用党内资源完成的意识形态大翻转,是中共党史上的奇迹。而这个翻转,是因由着在党国意识形态下数十年积累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迫害直接触发的,换句话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党国体系内部主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是党国意识形态走到极致的自我否决。
    

[1] 与Peace,Michel Bonnin, Yann Viguier等师友的谈论和日常闲聊对本文的形成亦有不同程度的启发。
    [2] 余玮,吴志菲,《"凡是派"震怒发难 邓小平拍案而起》,[UR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9556031.html,访问日期:2010年3月1日。
    [3] 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企业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页35。
    [4] 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胡耀邦传》(第二卷1976-1989),征求意见稿,2008年11月20日,页31。
    [5] 同上,页49。
    [6] 同上,页35。
    [7] 同上,页36。
    [8]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第一版至第六版。
    [9] 中国共产党新闻:《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URL] 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512071.html),访问日期:2009年10月30日。
    [10] 指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报刊上,见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电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1980年06月19日。载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来源同上。
    [12] 华国锋在接见一个南斯拉夫记者团时透露的数字,参见:Andrew James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 7.
    [13] 反革命罪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杀或折磨致死了,据注12中文章所引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14] 中国共产党新闻:《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同上。
    [15] Michel Bonnin(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引起的争议》,载《北京之春》,2007年,第2期,页53——页57。
    [16] 数字来源同上。
    [17] 数字来源于“中组部不完全统计”,见满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页258。
    [18] 数字来源同上。
    [19] 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同上,页48。
    [20] 同上,页36。
    [21] 陈中,杨逢春,叶扬:《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7日,第三版。
    [22] 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同上,页37。
    [23] 同上,页49。
    [24] 陈中,杨逢春,叶扬:同上。
    [25]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7日,第一版。
    [26] 《切实整顿组织部门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1月10日,第一版。
    [27] 《切实清理审干积案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1月19日,第一版。
    [28] 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同上,页51。
    [29] 同上,页52。
    [30] 同上,页51。
    [31] 同上,页56。
    [32] 同上,页60。
    [33] 同上,页64、页65。
    [34] 同上,页71。
    [35] 同上,页72。
    [36] 同上。
    [37] 同上,页61。
    [38]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页32。
    [39] 《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15日创刊,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页32。
    [40] 《中央党校通讯》第185期第三版,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页33。
    [41]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页26。
    [42] 同上,页33。
    [43] 同上,页34。
    [44] 钱江,《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湘潮》,2009年第8期。
    [45] 同上,页69。
    [46] 同上,页67 – 页69。
    [47] 王炳毅,《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百年潮》,2007年第2期。
    [48] 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8期。
    [49] 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第一版。
    [50] 《光明的中国》,《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第一版。
    [51] 《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第一版。
    [52] 此处的“她”指中国共产党,根据完整上下文。
    [53] 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第一版。
    [54] 沈宝祥,同上,页68。
    [55] 《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第一版。
    [56] 《带着朝鲜人民真挚的革命友情和宝贵的斗争经验 华主席访朝圆满成功回到北京 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车站热烈欢迎 热情祝贺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的重大发展》,《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第一版。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302-页303。
    [58] 沈宝祥,同上,页77。
    [59] 潭宗级,《华国锋当年辞职缘由 论两年徘徊前进与华国锋的错误》,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UR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6431 , 访问日期:2010年2月1日。另外也有传言说邓小平打了苏振华两个耳光,但是找不到文字材料佐证。
    [6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 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1144。
    [61] 也有一说为4月13日。
    [62] 潭宗级,同上。
    [6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同上,页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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