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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项羽为何不肯回家?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0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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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公元前232—前202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英雄,秦末人,生于下相(今江苏宿迁一带)。年轻时他看到秦始皇的人马车队耀武扬威地出游巡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可取而代也。”后来他果然领导反秦义军消灭秦军主力,自立为西楚霸王。不幸的是,在著名的楚汉两国争取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中,年仅三十岁的盖世英雄项羽被五十四岁的汉王刘邦(前256年—前195年)组织的“统一战线”击败,突围至乌江(在今安徽和县),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感叹“天亡我”,自刎而死,比马其顿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还要年轻三岁。
     (博讯 boxun.com)

    一、项羽为何被人缅怀
    项羽为何被人缅怀?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时代,一个在汉人社会里永远消失了的贵族时代。
    
    项羽的英雄业绩经过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渲染,流芳千古;但历来人们对于项羽不肯回家一事的评论,却多有自己时代的影子。
    
    杜牧《题乌江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认为项羽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击败刘邦,表达了唐人的自信,即使到了晚唐时分,依然不减盛唐时节。
    
    王安石《乌江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认为项羽即使回到家乡,也不可能东山再起,这里说的其实是北宋那退缩防守的形势。
    
    李清照《夏日绝句》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壮士成仁的怀念,隐藏了对于南宋半壁江山的无奈。这一情绪使得明末的史可法在扬州抗清到底决不后撤,明朝最后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留。
    
    在一个中学语文教学课堂上,围绕“项羽该不该过江”,讨论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种意见,最后老师总结说:“刚才大家的辩论非常的精彩,不分胜负。作为一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项羽的悲剧引申出两个层次的人格意志,一是人格意志是坚韧还是脆弱,在失败时是继续进取还是从此消沉;一是人格境界是崇高还是卑下,在无办法时是选择玉碎还是瓦全。过不过江东?是迂回地活着?还是刚烈地死去?是忍气吞声地争取?还是干净利索地放弃?项羽过不过江东几乎成了中国式的‘活着还是不活?’一直在考问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两千多年过去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至今令人难以忘怀。项羽死了,国家统一了,然而他的乌江自刎却在中国人心中流下了一块永恒的‘疤痕’,渡不渡江也成了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疼痛。”
    
    当然,事情不像中学教师说得那么简单明了。
    
    二、项羽是中国最后的贵族
    
    早在1988年的《光明日报》的书评专栏里,我已经论述过,贵族和官僚不一样,他对自己属下的民众有一种责任感。项羽的这种贵族责任,出身亭长的居委会小官僚刘邦就没有,所以刘邦可以和后来历代争天下的流氓领袖、流氓皇帝一样,无所不用其极。
    
    唐人胡曾的《乌江》诗曰:“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项羽不愿东渡乌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耻于再向东吴起兵。他自言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正是耻于起兵的明确表述。
    
    例如西楚四年,项羽二失成皋之后,与刘邦再次在荥阳对峙。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这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人的一问一答。
    
    但有人也曾指出:这说明项羽已经意识到“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是由他和刘邦两人争战不休造成的,因此,他要单独和刘邦决斗。项羽要和刘邦决斗的想法太幼稚,但是,他能够意识到为了自己当霸王而让天下百姓受苦太自私了,他的这种忏悔意识在刘邦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刘邦不惜牺牲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子、女儿,一心要做帝王。他的“成就帝业”,当然不可能顾及天下百姓之苦了。项羽既然有此忏悔之心,他当然不愿再次兴兵与刘邦争夺天下,这将会再次扰动江东父老。
    
    三、毛泽东理解不了项羽
    
    项羽乌江自刎这一悲壮的举动,引起了历代诗人的无限情思。但冒充诗人、附庸风雅的现代“流氓皇帝”毛泽东,却无法理解项羽的这种贵族情怀。中国虽然没有了贵族,但人们还是知道贵族情操的珍贵。人们普遍认为,项羽虽在斗争中失败了,但他不失英雄本色,连女诗人都歌颂项羽是“人杰”和“鬼雄”。
    
    于季子的“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胡曾的“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汪绍焻的“乌江耻学鸿门遁,亭长无劳劝渡河。”(《项王》)等诗句,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但是作为厚黑学的忠实门徒,毛泽东早年就曾说过:对于挑战者来说,宁可失败而被杀,也不自杀。因为自杀对人格的保全有相对价值,而反抗到底即使被杀,却能使身心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张,“则直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性质最足以印人脑腑”。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赌徒那种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也要不顾一切地翻本的“战斗到底”。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的一次演讲中,毛泽东又谈项羽。他说: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再去招八千子弟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其实,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干到底的精神,相反是一个逃跑专家。他的两个弟弟就比他“迂”,一个死在战场上,一个死在监狱里,而毛泽东自己又上过战场,又蹲过监狱,但他却有本事不死,因为他是善于见风转舵、见好就收的投降专家。毛在蒋介石的围剿和日本的进攻下一路逃跑,以及他在在文革期间颠三倒四地退却,就是明显的例子。毛还把自己的“逃跑经”总结出来,叫什么“敌进我退”。
    
    毛泽东晚年读《历代诗话》,其中有《二乔》一则,从杜牧的《赤壁》说到其《题乌江亭》一诗:“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评诗者认为:“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读至此处,批了四个字:“此说亦迂。”
    
    “迂”在何处?根据毛泽东的流寇主义,牺牲老区人民是没有问题的。而杜牧诗的评者没有超出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贵族主义“局限”,并以贵族的荣誉感断送了流寇的政治前途。——这显然不合毛泽东的冷酷心肠,所以他一再告诫手下的党徒,“不可沽名学霸王”。他的党徒因此也就完全不要了名节,甚至“化公为私”、“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发展资本主义”。
    
    四、中国的崛起从“不肯回家”开始
    
    现在,中国要崛起了。但是,没有一点贵族精神作为支撑,任何崛起都是无法持续的。
    
    项羽不肯回家,因为他是最后的贵族。项羽之后,中国终于一步步堕入了刘老汉的深渊,到刘老汉的几代孙“汉武帝”的“推恩令”一下,中国最终失去了生长的动力,变成了一个群氓的杂烩。推恩令让所有的儿子均分家产,好像公平合理,其实瓦解了扩张的力量。从此中国不再可能扮演殖民者的角色,而是坐等别人来殖民: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轮奸中华。至于中华儿女呢?大家都窝在家里等着分田分地,甚至不惜裹上小脚,死也不肯离开老家一步。1970年代中国的“独生子女令”一下,社会就更加堕落了,独生子女骄纵无比,必要时撒泼打赖,要挟父母长辈。进而理所当然地成了“宅男宅女”,坐吃山空。
    
    这使人想到欧洲:民主政治是从贵族精神发育出来的,每个公民都要保持人的尊严和贵族精神并让他人保持人的尊严和贵族精神。没有了贵族精神,民主政治不会成功,贵族精神的衰退,只会瓦解民主政治。
    
    在中国,没有贵族精神的刘邦战胜了具有贵族精神的项羽。刘邦不仅没有贵族精神,反而鼓励奴隶精神,杀害甚至烹调和他同时起兵反秦的各路英雄。所以后来的汉朝无论怎样辉煌,都无法沿着春秋战国的开放社会继续发展、走向海外扩张,而只能沿着“推恩法”的内斗路线一直没落下去,直到投怀送抱于“十常侍”(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再沿着太监路线堕落下去,直到五胡乱华,结束了第一期中国文明。
    
    中国的崛起、第三中国的出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兴旺——请从“不肯回家”开始。“不肯回家”,这是“贵族精神”的真正起点,是一个“生长中的社会”的真正标志!
    
    
    2010年6月3日
    
    —————————————
    
    谢选骏: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文化的反思热中,“封建主义”成了一个浑沌。现在,将此浑沌一分为二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了:还原其阳刚的贵族主义和阴柔的官僚主义这两种功能。前者造成中国秦以前分封与自治的社会形态,后者则在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模型中得到展现。在后者,由于蛮族的入侵、文化的混和,也造成了贵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并存以至混和形态,如北朝辽金元及清代前半期等。但即使在土地所有制上,这两种社会形态也截然相别:贵族体制下的土地是世袭的、不能买卖的或转让的;而官僚体制下的土地则是可以买卖的,即商品化、资本化了的。从这个意义看,北魏推行的均田制比起汉魏旧制来,实是经济领域内官僚体制向贵族体制的“退化”。这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这样区分,就有助于解开中国近代史的结。如中国与日本表面流行的意识形态相似(儒、佛以及变异了的“道”即日本神道),但在社会形态上日本却是贵族型的。这注定了日本式以贵族为动力的维新道路,无法适用于近代中国。所以康梁依靠官僚去效法日本的变法,就犯了一个历史的逻辑的错误。
    
    贵族型与官僚型社会的任务,造成了通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这正是我们主张在“封建主义”的浑沌中区分此二仪的现实意义。初版于一九六六年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巴林顿·摩尔著,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也许不同意这一区分,在第四章开头处,它甚至指责了中国的“正名”传统。但说来可巧,正因为作者坚持认为研究中国问题时不必摆弄“贵族”、“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名词,所以读完此书,便格外可以佐证上述区分的合理性。
    
    “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中国政治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们骚乱的难题,在这方面,著名的科举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显然,科举制作为中国高度政治智慧的成熟标志,决不仅仅是装门面的摆设,而是严格区别贵族主导形态和官僚主义社会的分水岭,而皇帝正是依靠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僚并联合官僚一起与贵族进行斗争的。贵族的日本在文化方面仿效中国,但在是否采行科举制这一贵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分水岭上,却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迄止明治维新前,选拨统治人才的方式,始终保持着注重世袭的非科举特征。
    
    科举制的诞生,并非社会公平、正确使用治国之才的问题;而是为了巩固那与专制主义互为表里的官僚制度。因此,科举制并非是在唐朝突然出现的。早在汉代就有了举孝廉、博士官,甚至有了科举制的滥筋“鸿都门学”(考上可以做官)。只不过在汉代的君王手里,科举官僚制的运用还不像在唐代君王手里那样娴熟罢了,可见,科举官僚制是与大一统专制一起出现的。这与秦代的“以吏为师”,实是同一镜象的两面。
    
    官僚体制与贵族体制历史渊源不同,对现代化工业进程具有不同的适应力:“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未出现过象封建制后期的西欧(这当然指的是欧洲的贵族体制——引者)那样的城市贸易和制造业阶段。”此中缘由当然要到中西文化的全方位差异中去寻找,但帝国成功地维持着全国的统一,可能是解释这种差异的较明显的原因。比如在欧洲,教皇和皇帝,国王和贵族间的分裂, 有助于商人、市民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外壳,使他们有机会在上述多元竞争的缝隙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力量。
    
    但在中国,在一统体制下的科举考试制度却使得雄心勃勃的人们离开商业和工业的竞争。即使在十五世纪中国商人阶层空前活跃的时期,“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加科举考试,以便准备仕途的角逐!这表明中国的工商业阶层从未具有独立的意识。而相对于经济财富来说,独立意识与独立地位,更是现代化的重要萌芽。 (可见毛泽东称此时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没有理解到资本主义是具有前提的,并不是简单的“发财”、放高利贷。)
    
    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曾在欧洲触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宗教政革和人文主义的勃兴,市民思想的广为流传甚至启蒙运动等等,无不得力于此。但印刷术传播在其发祥地中国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研究表明,它很大程度上只是“增加了官僚阶层的容量”!因为印刷品使得一些小商人获得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从而有可能踏上仕途,谋得官职。当然,得补充的是,不仅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大量的小农也都在印刷本的帮助下,通过艰难攀登科举制的阶梯,从官僚体制中获得了一杯羹!无怪中国的官僚队伍日益庞大,而国计民生却日渐凋弊。在大一统的官僚体制下,涉足于帝国的行政系统是那样诱人,以致“某些商人甚至不惜自我阉割成为宦官,以享有接近皇帝的位置”。由此看来,中国历史上导致多次王朝覆灭的宦官与官僚之争,无非官僚体制内的冲突罢了。即“没有资格”的宦官通过异常途径挤大了“有资格的”官僚系统,并使之内部紊乱。官僚队伍一乱,官僚型社会也就天下大乱了。在欧洲,封建贵族中产生的优越感,特权和豁免权,集团认同意识与惯例,是推动走向议会民主政体的主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认。而强有力的东方官僚体制却“排除了贵族作为自由反对派出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在面对新的历史挑战时缺乏灵活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几乎完全分崩离析了。”
    
    现在看来,中国传统的官僚型社会在近代的崩溃,正是大一统官僚体制在面对多元化的、从贵族体制进化而来的民主政治挑战时,必然遭遇的结局。如果承认民主政治的来源是贵族主义,而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官僚主义一那么,现代中国从官僚主义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曲折,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引此为社会研究者鉴。
    
    (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3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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