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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岁月(之三)——写在中越战争30周年/小草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0日 转载)
    
    ·444万中国军队盼不出中秋圆月来·
     (博讯 boxun.com)

    这天中秋节,白天又雷雨声不断,这就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不便。部队是一天比一天来得多,而且炮兵师也来了,一看那些长长黑管子的大炮就知道这是高射炮,射程比较远,是可以打天上的飞机了。我想连他们都来了,说明在不久的日子这里将会有一场大战役。阿权很高兴地跑到高射炮跟前左摸右看的,好像他已是一个多年的老炮兵手了。我讥他扮相,他没有生气,反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告诉你吧,中国的军队最强的可要算我们陆军,即百姓说的步兵;苏联红军最厉害的要算是炮兵,苏联的炮兵在打仗时往往能出奇制胜,听说美国的炮兵都不如他们。我知道,我们中国的炮兵就是跟苏联红军学打炮技术的,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炮兵已经快超过美国炮兵了。”“你就吹吧,不过你说的也真有道理,我们现在的炮兵已经比美国炮兵强了,这小越南就等着吃炮弹餐吧。”
    
    一个炮兵大哥插来一句,多了一个能吹的主,把阿权傲得都差不多都上了天。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年,尤其是自抗美援朝以后,部队对炮兵的训练是有所加强的,而且不少军人到苏联去学习有关炮群作战的专业知识,甚至高价聘请一些苏联大炮军事专家来中国实地演练和担当炮兵教官。尤其在越南抗美的时候,中苏两国都派了军队去帮助越南,其中去得最多的中国军队就是炮兵,他们和苏军一道共同在实地战场上真刀真炮地演练作战技术。多年的稀饭终于熬成婆,最后也就成精了,这样中国炮兵继中国步兵之后而成为陆军的另一把锋利的尖刀。可惜的是,如今中苏之间因为中国的转肽而交恶,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在军大和陈校长的一次闲谈。
    
    那是1978年7月的一天,也就是我被迫同意学校的决定临来广西边境打仗之前。那一晚,武汉热得像个火炉,我和陈校长都不想躺在床上,一是想亲自去一趟校长家再争取争取,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毕竟我父亲是我父亲,他不能代表我,我的事按理说应该由我来自行决定,因为这次是真的去拼刺刀动真格了,人命关天的事怎么不能由我自己来定呢?越想越合不上眼,于是爬起来就往陈校长家里走。
    
    也许是心有灵犀吧,陈校长跟我一样也睡不踏实,他总觉得对我不起,让一个全校如此拔尖的学生,学业还没完成就去战场,假如真的是在战场上牺牲了,岂不是很可惜?在他的心里和邓小平的想法是不一致的,邓要的是百姓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军队听从党的指挥,即强调的是中共的统治权力和党指挥枪。而陈校长则认为军队应该属于国家,责任是应该保家卫国,应该回到人民的手中,不应仅仅只是为一个中国共产党服务。他认为过去毛时代三十年里,军队就是为一个党服务,所以当国家有难时,军队常常袖手旁观,永远没有体现它的作用。换句话来说,中国军队自建立以来就缺个脑子,即“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共产党的政权”,因此这支军队最多也就只能说是共产党的军队。他觉得如果一支军队只属于一个政党,那就是中国的一个祸根,根除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改革,而改革就需要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就得从学校培养,尤其要培养像我这样有潜质的尖子。在他看来,人才不应在战场中牺牲,应该用在建设一支现代国家军队的刀刃上。所以他很想和我多聊,哪怕就在今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从床上爬起来就出门找我去了,正好我们俩在路上碰个正着。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要去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当时最长的一座大桥,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军人,看着桥下的长江,谁都没有多说一句话,双方都在等待着对方先开口。可是,竟然先开口的不是我们,而是行在江面上的一艘货轮,它的鸣笛打破了我们俩的寂静。我拿出根香烟给了陈校长,帮他点燃,接着还是我先开口告诉他:“陈校长,你什么都别说了,尤其是今天晚上我们俩谁都不要提我上战场的事,我已经决定去了,这次是我自己决定去的,今晚我们就聊点别的。”陈校长很知趣,确信是拦不住我了,而且相信我能活着回来见他。于是他拍拍我的肩膀,从他眼光里我看见了他对我的无比希望,这希望就是告诉我,我一定要活着回来。
    
    由大桥走回军大只需一个小时,我们决定走路回军大。一路上,我们刚好聊到苏联和越南,因为在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经济互助,其实是苏联想通过这个委员会来孤立中国,因此当时的中国决定向西方示好,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在总结毛泽东时代错误的外交政策,并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际阵营作了充分的评估,新集体领导层一致认为,当时主导世界经济潮流而且实力雄厚的主体应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他们还认为,中国经济如果要有发展,唯一的道路就是放弃苏联及以它为首的共产国际阵营,于是就和苏联交恶了。
    
    不过中国与苏联交恶也不是在今天,自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战争,中苏的交恶就从桌下搬到了桌上。进入70年代,冷战后期中苏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达44个师。我军不得不长年把八大军区中的其中四个大军区的几百万军队养在那里,雷打不动,当时的中国军队有440万之多,其中驻在北方用以防备苏联的军队就差不多用去了一大半以上。这说明中苏的交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像古人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一夜,是中秋之夜,虽然没有了雷声,但雨依然是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夜空中雨雾茫茫,乌云闭月,大地一片漆黑,秋风横扫着落叶,雨水冲击着淤泥,发出哗啦啦的流水声。把人的心情搅得死气沉沉,阴阴森森,让你活着就像在阴曹地府里,人却在阳间。
    
    1978年的中秋之夜就是这样凶巴巴地来,又恶狠狠地走了。让人失望的是,竟然444万中国军队以如此诚心诚意的心,都没有感动上天为它画出一个圆圆的中秋月亮来,可真叫人有点心寒啊。
    
    ·前指设在凭祥 “牛刀杀鸡”战术·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知自己从何而生,又不知从何而去。活着的时候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死,死的时候才明白这种死法不是自己要的,是被别人安排的。尤其穿上那套绿军装后,这种悲哀就由远渐近地悄悄闯入你的人生,蚕食你的五脏六腑,禁锢你的思想自由,剥夺你的自由表达,你的精神文化和创造精神文化的意志力干枯了,人就开始堕落,当时的中国军队、军人也就始于此。
    
    秋,静悄悄地走了,我一点都没有眷念的意思。冬,干巴巴地来了,我更没有一点心情好好迎接,反而叫我心里空空的没有了感觉。这里的床、棉被、军窝是冷冰冰的,飞机大炮、炸弹和枪是冷冰冰的,坦克装甲车和军车也都是冷冰冰的,还有那不起眼的几朵烂花和一片破草在寒风中摇摇晃晃也都是冰冰冷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这种冷冰冰的环境中生存,叫谁谁心碎。终于有一天上级来了命令,说许世友决定把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广西靠中越边境的凭祥。这意味着我们的前线指挥部要搬家了,我们要离开这个鬼地方。最令我开心的是,上级还把考察凭祥的事交给了我和阿权。
    
    凭祥比较靠近广西友谊关,那里越南人很多,几乎占城市的一半以上,广西疆界那边的越南人也经常来凭祥买卖东西,购置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这就大大促进了这里的经济发展。由此,这一带的中国人和越南人真的建立起“同志加兄弟,中越友谊深”的基础,许多越南人与中国人通婚成为亲戚,年轻人生小孩,老人们抱孙,安居乐业,和谐生活。就算有一些越南人在凭祥买房居住,当地政府也睁一眼闭一眼。有些当年胡志明的干部因为不满越南新政府和总书记黎笋,且又在胡志明时期与中共政府合作时而取得共产党信任,都在凭祥市人民政府机关里工作,有些还担任一定的职务,尽管这些职务看起来不怎么显眼,亦或是打杂、跑腿一类。有些甚至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政府机关的党支部里过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吃党饭,领党工资,看党文件,有些被凭祥政府认为好的越南人还被安排到领导岗位,做一方地主,看一方农民。官大的还可以住上政府分配的官房。这里的中国人基本都会讲越南话,越南人又会讲广西白话。所以我和阿权跟陈主任去调查凭祥时,语言上一点困难都没有,广西话跟广东话本来就是一个语系的。
    
    在凭祥还有许多越南办事机构,最大的叫越南驻中国广西代表办事处,属于越南政府;其次是越南东南亚贸易公司,专门经营百货和各类从越南过来的商品。剩下的都是一些公司和商行,这里给人一种安居乐业、市场繁荣、市民欢畅的景象,好象要比其他地方早进入和谐社会。阿权还很高兴地站在那块中越界碑上,一会儿跳过界那边说出国了,一会儿又跳回来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连续好几回,活泼得就像屁颠屁颠的小孩。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凭祥市最早的认识,印象不错。
    
    这次来凭祥,表面上只是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其实有特殊任务。一开始我们请凭祥市的领导带我们去视察凭祥市容,其实我们之前早已看过。我和阿权都知道许世友司令要把前线总指挥部搬到这里来,不明白许司令为何这么想,因为这里离越南太近了。陈主任这次能带我们俩来,是因为我们还能写点汇报情况之类的报告,说实在我自己感觉我的写作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当时部队里有文化的官兵不多,都是些农村兵,能读到初中的就已很不错了。我是学军事的,属理科,没有想到了部队却被首长赶鸭子上架,一写就写到来德国之前——到德国后就决心放下手中的笔,把成语、甚至中国字都给忘掉,再也不提文章二字,没有想到笔一放就是二十年,如今又……
    
    陈主任是广州军区管理处的,是这次凭祥任务的领导。我们考察队一共八人,除我和阿权,还有军区作战部的阿兵和阿庆,参谋部的阿涛和阿强,军区管理处开车的小张司机。队伍到齐后稍做休息,陈主任就召集大家开会,他把这次来凭祥的任务作了简单介绍,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坐在屋里谈不如到实地考察,这样会比较清楚和具体。大家同意我的意见,于是陈主任决定按我说的做,吃过午饭就出发到现场去考察。
    
    广西战区作战地域,东起东兴县,西至那坡层,南至越南北部高平、谅山一线,东西长637公里,南北宽50公里。作战区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河流密布。我们用望远镜看越南那边山形奇特,陡峭无比,坡度普遍为44度至60度,有的达到80度,大多由石灰岩构成。据我们了解(听当地边防友军说)这里自然洞穴多,小的洞可容几个人,大的能容好几百人。林密草深,河流也多,河床狭窄,水流湍急,不便部队展开,更不适合打人海战术。我们觉得那边的地形复杂,要能打好中越自卫反击战,重中之重是必须选择好开战的突破口。于是我们坐上吉普车,一路颠簸来到广西友谊关西侧的金鸡山。下车后一人拿着一根拐杖,在边防部队一个班的保护下(当地有我们边防部队在金鸡山下驻扎),我们向金鸡山高峰前进。当爬到顶峰时已是傍晚6点钟,正好看到美丽的日落。站在高山之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岭南风光。
    
    我们决定在这里等到天黑,带班的班长不同意,说这里有野兽袭人,夜里留在山上会很危险。我却坚持,因为开战后一定会遇到夜战,我发觉中国部队不注重夜战练习,尤其是许世友司令,这是他的弱点。一支军队的强弱关键在于指挥官,他是发号施令的,士兵要的是勇敢杀敌,关键在平常的练兵;指挥官讲的是排兵布阵,指挥全军作战要的是智勇双全,是谋、细、准。而要一个指挥官完全符合这一条件,他身边的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就必须为他提供详尽的战地情况,以保正他能正确指挥。所以,我们必须排除野兽对我们设下的困难,在金鸡山上守候到天黑。我说了一大堆理由,反而大家都说我多此一举,只可惜话事权不在我嘴上,而在陈主任手里。终于我们还是没有守候到天黑就下山了。这件事,打完仗之后许世友才知道,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按我说的做。
    
    当夜在金鸡山边防部队营地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又驱车到二百多公里外的边境布局。沿途只有我一人在做笔录,把一路的情况清楚地记录下来,以便给许司令有一个亲身经历的感觉,并在排兵布阵时出奇制胜。可我这一举动不单没有换来陈主任的欢心,反而被他批评了一顿。我承认从这支军队建立起的那一天到现在,军中全是昏军,真正能指挥战斗的军官没有(包括许世友和杨得志),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这样。
    
    到了布局后,本应该好好地考察,可是200多公里的车程把大家累坏了,不得不先休息后再考察。广西边防的公路多为蜿蜒盘旋的山路,又是沙石路居多,真不好走,如果按德国高速公路,两小时之内不开快也能完成,可是广西边防同样的路程,得开上两天那算是快的,我们从金鸡山到布局就开了两天,当然包括半路上吃饭、睡觉。
    
    布局离越南很近,相对林密草深的越南地形来说比较好一些,河流也比其他地方少一些,便于军队大兵团冲杀到越南境内。而且最为有利的是,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开过去比较方便,部队进入越南后就马上可以有马路给机械化部队使用。这很理想,但又很危险。我提出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工兵的扫雷工作;第二要防止大部队被越军拦腰截下几节形成断裂而被打埋伏。这样部队除了伤亡惨重外,还会被越军打得乱作一团。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如实向许司令汇报。可惜的是,大家考虑的是“牛刀杀鸡”的战术。
    
    什么叫“牛刀杀鸡”?其实是苏联发明的,也叫“人海战术”。在整个中越战争中(包括杨得志指挥的西线战场),中国军队打法上就是“人海战术”,但我军叫它“牛刀杀鸡”,也有称“牛刀子战术”,即使用强大优势的兵力、兵器对准敌人的弱点,实施猛烈突击,短时间内全部歼灭敌人。在1948年三大战役中,尤其是济南战役,这种战术曾发挥过神奇的作用,解放军在8天里歼灭国军11万守城部队,活捉了守城司令王耀武。因此,中国军队尝到的甜头至今回味无穷,也炫耀了几十年,而指挥这次中越战争的军官,包括许世友本人,都曾亲身经历过三大战役,以致于一碰到打仗就会念念不忘“牛刀杀鸡”战术。加上自解放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机会使用这把“牛刀子”了,中越战争给了它这么好的机会,于是“牛刀子杀鸡”战术横扫中越战争。我不同意这个打法:
    
    一是它过时了。用济南战役的打法太旧,现代军事与四十年代的军事有很大不同。当年中国军队用的是小米加步枪,靠的是运动战,即靠两条腿走路去打仗。那时中国军队数十年征战,从长征走到解放战争,士兵们已经个个磨成铁腿钢脚。再说过去打仗的士兵原来就是苦大仇深的庄稼汉,吃苦就像现在吃饭一样,天天泡在苦海里,喝苦水长大,吃苦瓜粥打仗。有一首歌叫“红米饭南瓜汤”,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听我父亲讲,红米饭南瓜汤,那是毛泽东他们吃的,一般首长还吃不上,士兵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见“牛刀杀鸡”战术只适合过去的战争。现代战争是科技战争,用人打仗已越来越少,依赖于现代化装备武器作战的战术越来越先进,甚至发展下去都用机械人打仗了。就算中越战争,由于文革的因素和解放战争后没有打过大战争的原因,按理应该会更加审慎地量度战争的打法。可是军中无能人,全部是昏军。
    
    二是它不适合越南这种地形。越南的地形、气候和部队数量同济南战役有很大区别。济南的地形没有越南险峻;济南气候干燥,越南潮湿,雾多且大,雨水连绵。在军事上,济南是敌坚固设防的城市,守军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数量上比较多,加上情势逼人,国军无心恋战,蒋介石失去了美国支持,解放军反而得到苏联的帮助(毛泽东为报答斯大林,解放后把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北部10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苏联)。因此在军事上,尤其是战斗力方面,又比国军强,故“牛刀杀鸡”的战术就能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
    
    可是现在打越南,这种战术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被打进军事“冷宫”,因为打越南是在野外打仗,就像在野外打猎一样,猎人猎枪满山,可野猪、野虎就这么一只半只,实在不合适。其实越南的军队数量很少,没有多少正规军与解放军抗衡。越南从抗法到抗美一直就没有停过打仗,打仗对于越南人、尤其是北越来说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他们男女老少都可以扛起枪来打仗,屁颠大的孩子可以开坦克装甲车,童子军可以成立一个炮兵团,女人们可以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和解放军在战场上拼刺冲杀。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此骁勇善战的民族,用“牛刀杀鸡”战术是根本打不垮他们的,事实上中越战争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点。
    
    虽然许世友、包括北京西山总指挥邓小平和徐向前及西线部队杨得志和梁光烈也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人都是昏军,基本没有任何科学打仗的经验和能力,唯一只懂得拿解放前的战争史例作为借鉴。明知不可取,可打着打着还是把部队指挥到“牛刀杀鸡”战术。如此过时的战术,看许世友74岁的高龄就可见一般。而且许司令有一致命弱点,即打仗不管军队死活,只看战斗胜和败。所以打完仗后连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都惊讶地说:“中越战争是自淮海战役以来死人最多的一次战役。”可见“牛刀杀鸡”战术并不适合越战。我当时是一口气,不管大小、不分上下级的红口白牙地说了一大通理由,来阻止以陈主任为首的绝大数人坚持“牛刀杀鸡”战术。但这次我却被所有人孤立了,只有阿权不声不响、左右逢源地附和着我。不过我不甘心,决意要想方设法贴近许世友,无论用什么方法和卑劣手段,许世友这个碉堡我炸定了,静待时机的我也在静待“战机”。
    
    ·越南人都给我滚开·
    
    去完布局后,我们还想去看关口、谅山和柬埔村等多个地方,希望多看几个点以便找开战的突破口。本来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可陈主任看来并不关心这事,毕竟他只是管理处的,而不是参谋部和作战部的,只关心凭祥能否拿下来作为中越战争的前线指挥部,兴许这就是他这次来凭祥所要做的头等大事。于是草草决定了关口、金鸡山、谅山和布局等几个地方作为中越开战的突破口,还把写实地考察报告的任务交由我和阿权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来完成。而他们却游手好闲,游山玩水。
    
    那几位作战部和参谋部的四位兵哥,陈主任对他们照顾有加,处处关照倍至。在我们眼里,这四位倒像个首长,陈主任反而像警卫员。经阿权打听才知道,他们四位也是有来头的人物。阿庆父亲是南海舰队的海军副司令,阿兵父亲是南海海军基地的军长,阿强父亲是南海舰队的军长,阿涛则是南海海军的作战部部长,官至军级。难怪一个个如此玩世不恭、张牙舞爪。阿权觉得有点委屈,于是对我说:“这陈主任兴许瞎了眼吧,如果把你父亲抬出来,我看不把他吓得屁滚也会尿流,居然把我们当丫鬟使用,叫我们做杂活,我要为你抱个理回来。”我马上拦住阿权并告诉他:大丈夫闯江湖不争一口气,而争一未来。阿权觉得有理,只好屈从了我——不过后来我们和这班公子哥都成了出生入死的好友,至今都有联系——为了和他们搞好关系,我还把在柬埔村买的龙眼送给他们吃,于是我们的友谊向前走了一步。
    
    很快我们又回到了凭祥,在这里陈主任要我们和他一起做的事有两件:一是要把在凭祥的越南外办机构和经商企业全部赶走;二是要把在凭祥的所有越南人统统叫他们滚蛋,说白了就是叫越南滚蛋。
    
    我们首先从凭祥市政府着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凭祥市政府应该会为部队打仗开绿灯。可当我们碰触市政府时,万万没想到的是,市政府居然给越南人赤化了,不同意我们这么做,尤其是他们外事办的主任反对声音最大。这下可就惊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他们也不敢怠慢,派人连夜驱车冒雨赶到凭祥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这位自治区来的领导告诉我们说,他们自治区党委已讨论过,大家都认为这事不太好办,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是如果要驱赶凭祥的越南机构和越南人,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因为驱赶越南人的权力在中央外交部。那意思好像在说,不但自治区没有这个权力,就算许世友也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并不是他们为难我们而不愿意配合军队打仗,的确是因为自治区有自治区政府的难处,凭祥市政府就更难了。再说,凭祥是毛泽东与胡志明建立起来的“中越友谊深,同志加兄弟”的模范城市。毛泽东定下的事谁又有这个胆量去……。第二是,现在中央也没有一个明确决定和文件说要立刻打越南哎,如果不打越南,又如此大动作把越南人从凭祥赶出去,到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自治区绝对负不起,我看他许世友也未必能付得起。最后自治区领导还是建议我们到中央找外交部来处理。陈主任听了以后,吃惊地张开个黑洞洞的嘴不会说话了,只好就此作罢,等回去后再把凭祥的实情向许司令汇报,让他来作主吧。
    
    陈主任对自治区领导的态度很不满意,晚上连住都不愿住在凭祥,甚至连自治区领导的招呼都不打,就连夜驱车赶至广西南宁机场去了,准备做夜晚的专机回广州军区。
    
    临上飞机前,有一个问题他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带不带我和阿权上飞机一起回广州军区。带吧,是他一句话,他有权这么做;不带吧,也不行,到时候谁来写凭祥的报告?虽然他认为已经交代我写了边防实地考察报告了,但写有关凭祥报告的人选依然是我最好。不是别人不能写,是因为那四位他指不动,自己写吧说不过去,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认为这八人中我的笔锋最尖,也最快,更有一定的质量。于是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广州。其实我心里打着筋斗都想以十万八千里的速度回到广州的,不过表面还要装着听从领导命令的样子。陈主任一看,就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上飞机吧。我心里偷笑得差不多把心都给笑出来了,可我表面还是装扮得很感激陈主任的样子,心里的那个“九九九”就开始盘算开来了。因为要炸掉许世友的碉堡,首先必须把陈主任给俘虏了,不为什么,就为他是许世友身边的一个大管家,我要把他争取过来。于是,我很客气地马上请陈主任先上飞机,等他上完后,我接着也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机舱里只有我们八个人。
    
    (未完待续)
    
    转载自德国《欧华导报》与《欧华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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