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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序/李锐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03日 转载)
     来源:开放 作者:李銳
    
     如何看待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的那場反右派鬥爭,迄今官方的正式定論,見於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這場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也有缺點,那就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博讯 boxun.com)

    
    
      當年我曾經參加中央國家機關四千人對這一「決議」草案的討論(擔任能源組的組長),有不少人對草案中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的說法是提出了質疑的,可是「決議」還是照草案寫的那樣通過了。關鍵就在這是鄧小平的意見(鄧是當年反右鬥爭中的直接負責人)。根據公開發表的《鄧小平文選》一九五七──一九八二年卷所載,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鄧小平對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殺氣騰騰」這句話,鄧小平說過多次,其來源出自人民大學的右派分子葛佩琦。當年《人民日報》刊登的他的「右派言論」中,確實有「殺共產黨人」的話。但是葛佩琦並沒有這樣說,他寫信給報社,要求更正,當然沒有更正。值得回顧的是,一九九三年葛佩琦病逝以後,新華社發的報道公佈了他是「一二九」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一九三八年入黨的中共黨員,並且說他「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說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蒙受了冤屈」!除了葛佩琦之外,報紙上從未揭露過還有哪一個右派分子說過要「殺共產黨人」的話,可見並不能把「殺氣騰騰」的罪名落實到任何一個具體的右派分子頭上。可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共產黨在給自己發動的這一場鬥爭作最後結論的時候,還要拿黨的喉舌編造出的這四個字作為「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根據!
    
     鄧小平在那次談話中還說:「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他當然只能這樣主張。否則較起真兒來,落實當年「殺氣騰騰」的是誰,此人是不是當真說了這樣的話,鄧小平整個立論的根據就不存在了。
    
    
     「歷史決議」在肯定反右派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前提之下,承認它也有擴大化的缺點。所謂「擴大化」,也就是有五十五萬多人本來不應該劃為右派分子而被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受了委屈,吃了苦頭。這樣來認識共產黨在反右派鬥爭這一特定歷史事件上的錯誤,是不是太輕描淡寫了呢?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討論「決議草案」的時候,黨中央還剛剛開始提出改革開放的方針,那時,在許多方面還是毛澤東時代的延伸,黨內對反右派鬥爭的認識確實也受到時代的局限。而現在有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作為參照,回過頭來看,事情就很清楚了。今天我們至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認識:
    
    
      反右派鬥爭,不僅是打擊了多少右派分子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通過打擊這些有思想有見解又敢於講真話的人,批判了他們的主張,而那些被批判的主張現在看來,都是有助於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的。例如法學界主張的獨立審判、無罪推定,經濟學界主張的引進外資,許多人要求民主執政,等等,在鬥爭中都通通被劃為反動言論。這種顛倒是非的批判,必然地遲滯了我國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實際作用,首先就是這一條。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線,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而一年之後的反右派鬥爭,就實際走到「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上去了,以後一路走到「大躍進」和最後的登峰造極「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見,反右派鬥爭在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是極為重要的事件之一,深入研究這一事件,就可以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有一個完整的、深刻的瞭解。就是今天遍及全國上下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也與這場鬥爭的遺產不無關係,可以說是共產黨拒絕正視、徹底清算反右派鬥爭錯誤的合乎邏輯的必然惡果。為了促進我國早日實現憲政,按照民主、法治、市場經濟的普世規律健康發展,反右派鬥爭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必須深入研究的問題。
    
    
     由於官方的有意封鎖,甚至於銷毀原始材料,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來收集有關反右派鬥爭的資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現在旅美學者宋永毅、丁抒、周原等人和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一起,用了數年時間,製成了反右運動的數據庫光碟。我只大略瀏覽了一下宋先生的文庫目錄,即很有收穫。例如,許多批判右派文章的作者,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這些人,後來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重要成員。又如那許多右派言論,就是在五十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那些知識分子當年的憂時愛國之心,看出他們的責任感、正義感,所謂的右派言論都是切中時弊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應該珍視的思想資源。特別是這批所謂右派分子在那個年代顯示出的獨立思考之精神,更是我們這個民族應該薪火相傳的,是國家的希望之所在。我近年來一再大聲疾呼的就是三件事情:「把中外歷史搞清楚,把理論(主義)搞清楚,把我們這個黨搞清楚,從而正確認識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規律。」現在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信息時代了,我在知識結構上已經十分落伍了,不會使用電腦,常常有熱心的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們為我送來打印好的網上的信息和文章,知道電腦、互聯網是了不得的東西。我相信建立這樣一個數據庫對搞清楚這三個問題,是件很有意義的基礎性工作,這個光碟肯定會為今後的研究者大大地提供方便。宋永毅先生和這個文庫的顧問和編委們,是非常值得我們感謝的。
    
    
     反右鬥爭時,由於自己的社會經歷,尤其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坐過一年多牢,是很不贊成這樣幹的,在我主管的單位中,打的右派分子為數不多。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我成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成員,在水電部還打出一個「李銳反黨集團」,開除我的黨籍的決定中,對反右派有意見是罪狀之一。我研究過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錯誤認識和特殊反感,他在早年就已形成。二○○八年第七期的《炎黃春秋》發表了我的萬字長文──《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其中對這個問題有較詳細的說明。
    
    
      當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特別又是在大陸以外做這個工作,收錄進數據庫的原始材料儘管有上萬篇之多,但仍然是難以完整的。我自己隨這篇序言,為數據庫補充一份水利電力部黨組「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關於『李銳反黨集團』平反的決定」。我以九十二老叟之名,希望海內外所有同這場運動有關聯的人們,大家都來關心這件事,提供自己知道的原始材料;也希望宋永毅先生和數據庫編委們能借助於現代計算機技術不斷增補再版,建立一個日臻完整的「反右運動」、乃至整個「當代中國政治運動史」的數據庫。
    
    二○○九年十月十日於北京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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