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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改变命运:它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19日 转载)
    
    来源:网易历史
     网易历史 (博讯 boxun.com)

    
    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希特勒与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但是很难驾驭。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鲁道夫・宾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彼利埃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
     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做为惩罚。”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从海因茨・林格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M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
     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救世主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爱娃・布劳恩(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爱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格勒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他提议解决这问题需要“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方法”。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和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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