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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现在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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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要: 真实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有德之士;正相反,他是一个以最腐朽的清朝御用理学拼死对抗西方“文武制度”影响的皇权专制卫道士、一个拼死捍卫满清民族压迫暴政的奴才忠狗,他更是一个以亿万人血染红顶子的反人类杀人犯。
    
    發表時間:7/22/2009
    一,中国智识人士在曾国藩问题上的再次昏聩;
    二,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体制改良的作为;
    三,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吗?
    四,“曾文正公”的真相——一个由厚厚“道德文章”包装起来的的反人类杀人犯
    五,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为何谬种流传、一错再错?
    六,“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为何热捧曾国藩?
     一 中国智识人士在曾国藩问题上的再次昏聩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人?这本来并不是一道难题——判断一个人,无非是看他一生中做了什么、追求什么;但由于中国权力对历史的肆意装扮和歪曲——具体地说,由于御用儒家“正史”的高度评价和中共国毛时代的贬斥,曾国藩其人并不难看清的真面目,居然变得如五千年前的夏商断代史一样扑朔迷离、难以求证,以致于好些敏锐的中国独立思想者,在曾国藩的问题上都不免堂皇地发出似是而非的荒唐论调、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昏聩眼光。
     李劼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劼先生是我最为钦佩的现行中文政论家之一,其对中共专制统治见微知著分析能力、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其对中国百年历史内在演变的洞察力、其对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王国维、胡适之、鲁迅、周作人等政治文化名流评价之精准、眼光之独到,当今华人文人政论家,鲜有能出其之右者;但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李劼先生却大失水准。
     李劼先生在其力作《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见今年六月三十日《独立评论》)中盛赞曾国藩是“只做不说”的改革家,开创了中国转型的“改革开放大业”,李劼在文中说:
     “…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
     “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总之,在李劼先生看来,曾国藩不仅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大改革家,而且还是政治家中的道德楷模。
     这实在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歪曲评价! 
     因为,真实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有德之士;正相反,他是一个以最腐朽的清朝御用理学拼死对抗西方“文武制度”影响的皇权专制卫道士、一个拼死捍卫满清民族压迫暴政的奴才忠狗,他更是一个以亿万人血染红顶子的反人类杀人犯。
     二 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体制改良的作为
     曾国藩一生中有两大“成就”:一是组建“湘军”,并以湘军成功地屠灭了太平天国;一是于1861年“创设”安庆军械所,开始仿造洋枪洋炮生产近代武器。其实,曾某人这两项“创举”,根本没有任何推进中国体制作用,且都不是创举。
     组建地方团练镇压农民造反,并不是曾国藩的创举,早在曾国藩所效忠的奴隶主——咸丰帝还没生时,曾某人爷爷辈的主人嘉庆帝就开始采用了:在八旗军、绿营军衰朽不堪的情况下,嘉庆帝仰赖地方团练的协助,成功地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没有任何近代化军队的性质:湘军的兵勇全由“朴实少心窍”(即愚民)的湖南农民组成,将领清一色由湖南地主乡绅士人担任,其建制与前朝历代官兵、民团大同小异,毫无近代化军队性质;湘军将士以地域为共同基础、以亲族宗法关系为纽带、以满清裁剪过的儒家程朱理学为精神燃料,结硬结、打死仗… 
     可见,湘军带有浓烈的中国古代地方地主武装的色彩,不仅与近代化军队粘不上边,反而倒退到连两百年前“绿营军”都不如的地步:“绿营军”是清初由汉人组成的清军,是有着统一建制的帝国正规军队,没有地域和乡亲宗法的限制。而湘军则一支正规的军队,更象是地方团练和部族武装的混合体。
     要实现军队化,首先必须采用近代化军队的建制和管理制度和理念。曾国藩组建的湘军,顽固守旧,甚至以最为腐朽愚昧的清朝御用程朱理学为指导,湘军与近代化也就绝缘。曾国藩的建军思想,根本是一种野蛮落后思想,对军队近代化转型只有负面影响。满清军队的近代化转型,事实上直到袁世凯、张之洞仿照西方国家新军创立新军时才完成。 
     设立安庆军械所也不是“曾文正”的创举:崇祯时期的明朝,就已经在威海建造铸炮基地,模仿葡萄牙传入的英国加农炮生产“红夷大炮”,(后被满清改称“红衣大炮”),以抵御满清的入侵。明朝末年,为了防御倭寇和满清(后金)犯境,明政府还在河北、江浙、广东设有火器制造基地,任用欧洲传教士生产枪炮。而排外的曾国藩所“创设”的安庆军械所,却不肯任用外国人加快技术进步,其胸襟和眼光其实连三百年前的明朝官吏都不如。
     安庆军械所生产的近代枪炮,极大地便利了清军对太平天国军民的屠杀,却未能推动清军军器向热兵器转变。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军建制仍停留于三百年年前、军器仍以刀矛弓箭为主;僧格林沁镇压捻军起义的蒙古骑兵,从里到外与奴尔哈赤的后金骑兵无异;继湘军之后崛起的李鸿章“淮军”,只不过重走一遍湘军的旧路而已。
     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军械所,不过类同明朝末年的西洋火器作坊(甚至还不如),只能生产些近代“利器”,作为“以骑射为根本”(乾隆帝语)的清军作镇压被压迫民族反抗的辅助用具;安庆军械所这样的曾氏兵器作坊,是根本无力、也无意和无能推动旧体制的军队和朝廷走向近代的。
     终其一生,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举措,甚至连引进西方近代工业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他发起的(真正的发起者是李鸿章)。屠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立即功成身退、遣散湘军、以这种政治自宫的表忠方式、向奴隶主谄媚邀宠、向儒家官史求取“高风亮节”的丹青名节…而曾国藩急流勇退之际的满清政权,仍是个皇权专制外加满人一族专制和民族压迫的邪恶怪兽,而且这种邪性,随着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成功镇压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
     显而易见:曾国藩的一系列“作为”,没有任何推动体制变革的用意,而充斥着维护满清的野蛮落后统治的苦心;曾国藩的这个死忠苦心,在其政治生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始至终,曾国藩展现出来的都是一副死硬维护旧体制的专制皇权奴才嘴脸。
     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和旧体制的卫道士,却被李劼先生在文中盛赞为“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请问李劼先生:曾国藩的“以求变革之心”体现在何处?
     曾国藩“不图江山”固然是真的,但“不图江山”并不等于心存变革,更不能等同立意高远:蔡京不图宋徽宗的江山、周恩来也不图毛泽东的江山,他们的变革之心何在?高远的立意何在呢?曾国藩一生毫无推动变革的行为,其“不图江山”的行为显然是清朝御用理学信徒死忠守旧之奴才本性流露,不知其 “高远” 的“立意”在哪里?
     事实上,正是曾国藩和满清洋务派官僚的犬马之力,让满清捱过过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垮台危机、获取坚船利炮的技术手段,从而更加顽固地抗拒体制变革。李劼先生认为曾国藩“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这显然是谬见,曾国藩的政治理念,早已旗帜鲜明地体现于他那血腥愚昧的政治实践中,它概括起来就是:
     “中华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
     这一荒唐的信条,就是是曾国藩和满清洋务派官僚的共同政治理念;在维护旧体制上,曾国藩
    和李鸿章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曾国藩仅仅设立了兵器作坊,而李鸿章引进了兵工厂和造船厂。
     综上所述,曾国藩一生,与体制改良没有丝毫的关系,李劼先生却言之凿凿地把曾国藩定性为改良派。李劼在文中说:
     “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义和拳之乱后,袁世凯创立新军、废除酷刑、废止科举制度…涂上了一点改良派的色彩;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毕生作为,连改良层面都算不上,反而是一种利用西方技术手段捍卫旧体制的“洋务守旧”——曾国藩甚至连此种守旧的“洋务”都办得远远不够,他主要用中国古法守旧。
     李鸿章在政治上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继承者,但袁世凯与曾国藩却根本不是一类人:曾国藩是死心塌地的清朝奴才、是旧体制的死忠捍卫者,袁世凯却是个不甘久居人下之枭雄,他没有曾国藩愚忠的奴性,为了攫取权力他敢于掀翻奴隶主、埋葬旧体制;袁世凯与曾、李走的也不是同一条路: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卫道士之路,袁世凯走的却是一条藏器于身、伺机变天的道路。
     曾、袁二人大相径庭、分道扬镳,袁世凯更非曾国藩的继承者,不知李劼先生为什么把曾、李、袁归为同路人、同列改良者?
     近代中国,真正第一次涉及到体制改良层面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国藩的继承者、被李劼先生当作“改良派”的李鸿章,却是强烈反对戊戌变法的急先锋之一,李劼先生对此何故失察?
     
     三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吗?
     包括李劼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为中国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大谬观点。
     正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一样,当权的统治集团也平白无故的让步,这个道理,世界各国都相通,只不过各国的统治者顽固的程度有别而已;政治体制变革,一定需要压力才能够促成。
     满清政权,由于带有强烈的落后民族的殖民压迫性质,因此其统治者抗拒体制变革之愚昧和顽固,大大超过一般的王朝专制政权;这样顽固愚昧的政权,若没有外在的强大压力,是不可能自主改良的(1900年后满清的半吊子改良,很大程度上是八国联军压力促成的结果),而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客观就是一股逼迫满清改良图存的巨大压力。
     可惜的是,由于曾国藩的卫道士奴才苦功,这股能够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巨大的压力,被扭转成以“洋务”捍卫“中华文武制度”的动力,中国最邪恶最腐朽的势力逃过灭顶之灾,获取了苟延残喘的新能量。
     太平天国的崛起,打破了大一统——满清王朝固步自封的有利格局,对满清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挑战。尽管太平天国的统治者自身也没有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素养,但大一统专制格局的打破,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新力量的生长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比如:非儒家道统的政治与满清政治分庭抗礼、揭露满清罪恶、批判儒家等满清所禁毁的文章、书籍,可以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发表、发行;满清所禁止的某些行业、教派,可以在“天国”区域内发展;清统治者以专制权力压迫汉人的剃发令,也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成为废纸…太平天国这些针锋相对的异质特征,必然与满清形成竞争,两个政权水火不容的关系,更加剧这种竞争。
     竞争促成的不断变化,必然会加快中国进步的步伐。如果太平天国能够存在较长时间,满清将被迫改革图强,以求战胜太平天国,在敌对政权巨大威胁下,满清统治者抗拒体制改良的意志,不可能象大一统时那样顽固。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决没有儒家官史和后邓时代的中共所涂抹得那样漆黑(当然它也没有毛泽东时代所捧的那样“先进”)。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会”厉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固然落后,但满清不同样也是厉行儒家理学拜皇权教统治的政教合一政权?且满清还具有异族殖民压迫政权的性质。比起满清,太平天国不仅不落后,还有一系列闪光之处:
     太平天国革命具有反抗满人残酷民族压迫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具有唤醒汉人民族意识、减轻奴性的作用;太平天国的反清檄文说: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 ...
      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2”
     以上檄文,虽然用语比较情绪化,但却是事实的表述,这不能不说是对满清统治者对厉行残酷民族压迫、专制统治和殖民统治的正义控诉!
     太平天国推行男女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政策、禁止缠足陋习、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有利于去除糟粕文化传统;太平天国彻底否定包括满清御用理学(实为奴才学)在内的儒家,这对推动中国进步异议不菲,因为儒家、特别是满清御用理学(实为奴才学),是当时中国近现代化的最大心理障碍;另外,洪秀全虽然荒唐,但从未有象满清统治者那样无耻地出卖中国利益(即所谓“宁赠外邦,不予家奴”)。
     太平天国的统治者比满清统治者更能接受西方制度,洪秀全在其统治后期所任用的“海归”——干王(相当于宰相)洪仁玕,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系列方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展资本主义的完整纲领,其眼光远超李鸿章等只求“坚船利炮”的满清洋务派,可惜还来不及实施,就被曾国藩“内儒外法”的屠刀砍倒在血泊之中。
     此外,太平天国的诸王分封制度,也比满清以军机处制度为标志的极端君主集权制更容易演变为分权体制和联邦制。
     但是,这些能够加速中国进步的闪光灵性和催化剂,都在曾国藩奴才死忠的毒焰中灰飞烟灭了。当时,满清正规军已经无力扑灭太平军,这客观上为快速演进创造了大好条件,曾国藩却以湖南奴隶的人血的为代价,为满人奴隶主高效地消除了改善奴隶人权状况的压力。诚可谓贱不可及!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迅速剿杀,无疑结束了能够加快中国进步的这种割据竞争局面,大一统格局的再次恢复,令满清统治者危机感消失、且滋长了对内的优越感,抗拒体制变革之心从而更加顽固。
     曾国藩救活了满清,这绝非历史进步。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野蛮愚昧的一个王朝:同样思想禁锢,它的文字狱远比秦朝的焚书坑儒更阴毒狡诈;同样的淫虐嗜杀,它的“剃发易服”等文化灭绝政策远比蒙古的粗阔征服更加阴险刻毒;它把儒家异化裁剪至最劣程度、它把国民愚弄至1949年前的最愚程度、它把君主集权强化到登峰造极、它把中国人人权状况压迫至历朝历代的最低…它专制到老百姓的头发、服饰,古之未有;它厉行一族专制残酷压迫两百多年,世界罕见。曾国藩效尽犬马之劳挽救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国空前野蛮愚昧黑暗的政权,这么一个当时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洪秀全的思想虽然荒唐,但他发起的革命客观上却大有助于中国人摆脱满清的奴役、突破理学的精神禁锢;洪秀全固然想建立新的专制王朝,但在打破满清“正统”、突破理学禁锢后,他的“拜上帝会”新朝远不可能有满清那样稳固和顽固,这种局面,无疑远比满清继续存在更有助于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型。
     许多中国人从“成王败寇”的惯性价值观出发,追随官史推崇曾国藩而贬低洪秀全,实际上曾国藩之所以战胜了洪秀全,靠的不是先进,而是靠对传统积弊和国民劣性超乎洪秀全的迎合。
     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不仅不比洪秀全进步,只有比洪秀全更为落后和反动:曾国藩强化的是程朱理学、大一统皇权专制、和中国人的奴性,这些,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远比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革命更大。曾国藩拒绝北上称帝,从理学的角度看是“高风亮节”,实际上是强化了大一统专制,狙击中国的进步;曾国藩的“高风亮节”行为,起的积极作用不过是个人沽名钓誉,恰恰流露出其人以当奴才为荣的变态心理。腐化之前的“长毛”洪秀全,身上很有些英雄豪杰的不平之气;曾国藩终其一生,却以坐稳奴才为荣,其人格和境界不能不说等而下之。
     曾国藩成功地镇压太平天国,表面上看是保住了中国(实为满清国)的统一和稳定,实际上是令中国错失了抢在苏俄影响之前完成近代化转轨的千载良机,把中国前途命运推入复杂凶险的境地。
     因此,说曾国藩极大的阻延了中国的进步一点也不过分。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中国体制进步没有任何贡献,反而极大的阻延了中国的体制进步。
     四 “曾文正公”的真相——一个由厚厚“道德文章”包装起来的的反人类杀人犯
     除了把曾国藩誉为近代化改革第一人以外,李劼先生还盛赞曾国藩的道德文章,说什么:
    “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显然,在李先生的心目中,曾国藩达到了道德楷模(君子)的高度。
     曾国藩到底是不是君子?请看看历史事实对曾国藩真实道德面目的还原:
     为了预防农民造反,曾国藩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这就是曾氏的名言“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曾国藩“在省城长沙设立“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
     试问,曾国藩这样的狂捕滥杀,符合哪家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曾国藩不仅“不教而杀”,甚至连“嫌犯”所犯事由虚实轻重的甄别都懒得做,曾国藩的儒家道德文章在哪里?曾国藩对农民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其残暴比中共的“严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禁止尸亲呼冤、禁止向团绅讲理的冷血无耻做法,完全突破了人伦底线,与如今中共之抢尸截防暴政如出一辙…请问李劼先生,您所说的曾国藩的“内心修为”在哪里呢?
     曾国藩的滥杀擅杀暴政,甚至连虚伪的御用理学的忠君道德都不符合:地方官不经过君主而擅自杀人,违背了《大清律》,而大清律是满清皇帝钦定的,无视《大清律》的擅杀自然也不符合理学的忠君道德。
     中国传统有“杀降不祥”、多杀人不详的观念,因为这个忌讳,历朝历代一般都不会杀害投降的敌军,尤其不会杀害投降的敌军普通士兵;对于被俘的敌方普通士兵,一般也不会加以杀害。对太平军,曾国藩却不管敌方投降与否、是官是兵,一律杀死,而且常常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1858年武昌战役,有太平军新兵七百人投降,他们却全部被曾国藩砍头;在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 九江战役中俘获十二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国藩命令“就地剜目凌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史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试问,滥杀惨杀降俘,符合儒家“仁”的标准吗?请教李劼先生,下令杀人生吃人肉,是什么“德行”的体现?它不符合西方的道德,难道就符合当时中国的道德?请问,下令杀人生吃人肉,算哪门子“内心的修为”?它如何证明了曾国藩“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它分明是一个禽兽不如的杀人狂魔变态嗜血本性的流露!不知李劼先生在盛誉曾公之“道德操守”时,对之何以视若无睹?
     曾国藩不仅以最惨无人道的手段残杀降俘,对敌占区的和平居民,同样以大肆屠杀为能事。曾国藩率军攻打太平天国,公然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当作功绩来宣扬:湘军从九江打到南京,攻一城屠一城,一路屠杀过来,“鸡犬不闻三千里”,“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3。
     1858年,湘军攻下九江,将守城太平军及其家属两万余人全部杀光,又大杀城中百姓,城中积尸数万,被抛尸长江者更难计数;
     1862年二月,湘军攻占安徽宁国府,封锁全城进行大屠杀,老百姓被杀者难以计数;由于尸积如山,幸存者太少,两个月后城中尸体还无人收埋;
     更惨的是“天京大屠杀”。1864年七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挥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立即施行曾国藩的屠城政策:入城湘军“分段搜杀”,如猛虎下山般疯狂地烧杀淫掠,一连三日夜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就抢…十多万南京老百姓惨死于湘军的大屠杀,“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4”
     1856年太平天国“韦杨之变”,韦昌辉率军在南京杀死杨秀清及其部署两万多人,“天京大屠杀”之凶残,显然比“韦杨之变” 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湘军的凶恶残暴,比之后来侵华日军不遑多让,比起当年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满清八旗军,基本上是半斤对八两。
     湘军不仅滥杀平民,还野蛮破坏文物古迹,小巧精致的明朝南京故宫,没有毁于满清之手、也没有毁于“长毛”(太平天国)之手,竟被湘军付之一炬。
     对于曾国荃部在南京疯狂的屠杀和破坏,坐镇武昌的曾国藩不仅高度肯定,还以太平天国“民心未去”为由,下令在攻占南京之后,继续推行三光政策;曾国藩恶狠狠地说:
     要使太平军余部“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5”
     曾国藩还嚣张地批驳对其屠戮无辜的指摘,他令人齿冷地说:
     “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6”
     请问李劼先生,这就是曾国藩的“内心修为”?这就是曾国藩所明白的“君子有所不为”!?
     试问,这样的三光政策,和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究竟有何区别?曾国藩究竟比洪秀全等人文明在哪里!?
     事实上,曾国藩远比洪秀全更加滥杀无辜:洪秀全对满清官兵固然滥杀,但并不如曾国藩那样滥杀百姓,1852年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武昌后,洪秀全即发出谕令:“清朝官兵不留,百姓勿扰”。太平军在其征战史中,只在广西全州留下过过屠杀老百姓的纪录——起因是清朝全州守军开炮偷袭绕城北上的太平军,打死了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的罪行,显然与攻一城屠一城的湘军罪行,并不能划上等号,太平天国存在十年间一亿中国人的被杀,曾国藩及其湘军要负大部分责任。
     曾国藩的同乡谭嗣同,就透过厚厚的“曾文正公”道德文章,看穿了曾国藩及其湘军比洪秀全等“长毛”更加凶残的真面目,谭嗣同指出:
     “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
    “兵勇拆毁房屋,一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据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十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7”
     谭嗣同锐利的眼光,穿透了曾文正公的层层面具: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成功镇压,带来的是野蛮杀戮、是“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的大破坏!
     孟子云:“杀一无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李劼先生盛赞曾国藩为“君子”,不知屠戮妇婴之功远超洪秀全的曾国藩,符合儒家“君子”的那一条标准?曾氏毕生之“功”,在剿灭太平天国,而为了“立功”,曾国藩大张旗鼓地滥杀无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巨量无辜人血染红顶子,以致落得“曾剃头”的称谓——请问李劼先生,您所谓的曾国藩的“内心修为”体现在哪里?
     不要说按照先秦儒家的标准,即使按照满清的御用理学标准,曾国藩也没有多少私德。曾国藩贪财好色:其人在道光帝死后发丧期间纳妾(讨小老婆),对君主诚可谓大不敬;曾国藩妻妾成群,年至老朽仍然纳妾不疲;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将掳获的大量金银财宝据为己有、拒不上缴…曾国藩的这些行为,显然违背了理学的尊君寡欲廉洁奉公的标准;曾国藩不止一次向皇帝虚报战功、掩饰败绩,以御用理学的标准,曾国藩行为绝对够得上“欺君之罪”。
     曾国藩不仅不是什么具有“内心修为”的“君子”,而是败坏中国政治道德之近代第一人。曾国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恶劣且流毒深远的:
     以“杀要人快”为座右铭的曾国藩,以亿万汉族同胞的人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其以屠杀滥杀“平天下”政治投机的成功,再一次整体性摧毁了中国社会微弱的人道积累,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文风气,再次把整个社会推向崇尚凶残暴力更浓烈的厚黑酱缸中,大大阻延了中国人权思想的萌生。曾国藩就是中国强权政治和杀人治国的近代源头和榜样;曾国藩是仅次于毛泽东的、近代以来中国之最大戕害者。
     曾国藩野蛮残暴的从政思想,奇特地成为蒋介石、毛泽东这两个死对头共同的思想圭泉:蒋介石在真正接受基督教之前,对曾文正公的杀人治国之道亦步亦趋,毛泽东则更是举一反三,悟出了要想造反成功,须比镇压农民专家曾文正更残暴、更厚黑的“真谛”。
     一个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暴政制造着、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魔头毛泽东和半吊子独裁者蒋介石都共同尊崇“曾剃头”,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有趣现象,不知李劼先生何故失察?
     综上所述,曾国藩不仅没有任何改革的理念和作为,更是一个连人类最起码的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都沦丧了的反人类变态杀人狂!且其对中国的影响恶毒而深远。不知这样不耻于人类的渣滓货色,何以被李劼先生当作改革家和中兴功臣、当作政治家道德楷模?
     
    五 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为何谬种流传、一错再错?
     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偏差,以致于谬种流传、误将恶魔当圣人,主要是因为对“正史(儒家官史)”的迷信、以及看待历史时喜好非此即彼、而疏于具体分析和甄别的笼统思维思维习惯。
     因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儒家官史至今仍深具权威性,而毛共时期批判儒家所造成的逆反效应、以及中共如今信誉的扫地,反倒增强了儒家官史的权威性;中国“正史”是统治者及其遗老编写的,由于曾经挽救满清于既倒,满清之“中兴功臣”曾国藩在“正史”中的形象,自然是高大的圣人形象,民国时期由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推崇,曾国藩的形象一直是正面而光辉;毛共上台之后,出于树立共产意识形态需要,儒家和满清双双被打倒,曾国藩的正面形象随之倒塌,更被当作“地主阶级反动头子”被批倒批臭;但在毛泽东之后,随着后毛泽东时代儒家和满清地位的“平反”,曾国藩的正面评价,也就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人看待历史,一方面迷信“正史”,一方面疏于作具体分析和甄别,结果就表现出偏听偏信、非此即彼——即“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等低劣思维习惯;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则加深了这种看待历史思维的低劣性。例如,“解放”前中国人受官史的影响,把所有的农民领袖都当作十恶不赦的贼寇,把王朝统治者及其奴才鹰犬当作正义的化身,而无视李自成和张献忠有很大区别、无视入关之满清远比李自成更加野蛮残忍、无视曾国藩比洪秀全更加残暴嗜杀…毛共,则把历史所有的农民造反领袖都当作英雄来歌颂,甚至把敌视先进文明、滥杀外国妇幼和传教士的义和团愚民愤青,吹捧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 
     而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时代的远去,凡是毛时代被批判过的东西:邓、陈等老干部、马寅初“计划生育”思想、满清、儒家、曾国藩…一个个都由臭狗屎成了香饽饽、被举国官民、知识分子急不可耐、不加甄别地扶正推崇。对中国人来说,既然“毛文革”是错的,那么老毛否定的一切都要肯定,因此,比毛泽东鼓励生育荒唐一百倍的“一胎化”计生政策轻易得以推行,至今倍仍受知识分子拥戴,因此,吴三桂、洪承畴翻身、岳武穆、郑成功受贬,因此,洪秀全沦为小丑、曾剃头荣膺“圣人”…
     中国人看待历史的此种低劣惯性思维,更集中体现于“告别革命”的思潮中。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既然毛泽东的“革命”和“继续革命”把中国革得呜呼哀哉,那么革命岂非罪恶之渊、万恶之源?既然共产革命把中国革成一党专制,那么革命当然就是艾滋病毒、氰化钾,当然避之唯恐不及; “告别革命者”们,闭着眼睛把革命当倒退,却无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惨无人道的阉人、缠足、株连制度;“告别革命者们”认定革命带来新专制,却无视独立战争(实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成就了美利坚合众国、无视凯末尔革命成就了土耳其民主共和国、无视“康乃馨”革命带来了自由葡萄牙;“告别革命”者们不愿回首近在咫尺的欧洲共产国家获取自由之路:颜色革命使捷克获得新生、全民起义令罗马尼亚重获自由;“告别革命”者们更不愿面对在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恶性膨胀的今天、中共政权无药可救、唯有革命的手术刀方能切除的毒瘤现实,仍在以故作高深、对牛弹琴的方式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或利益的难以割舍之心。
     总之,对“告别革命”者来说,因为革命曾经革出过新专制,因此所有的革命都是坏的,终结共产专制的革命也是要不得的。
     中国人看待历史的低劣惯性思维,塑成了“告别革命”的荒谬怪论;而“告别革命”思想的作祟,则加深了中国人对曾国藩的歪曲认识和荒谬评价。因为把革命一概看作毒蛇猛兽,李劼先生等“告别革命”者,自然就容易把近代以来镇压革命的最成功者曾国藩,谬托为深具“内心修为”的政治家道德楷模了。
     六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为何热捧曾国藩?
    “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忽然大力推崇曾国藩,大陆各出版社争相出版《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家书》…原本在大陆臭不可闻的地主阶级反动头子“曾剃头”,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师表之一。对曾国藩,中共为何由毛共时期的批判演变为江胡时代的力捧?这完全是共产意识形态破产后维持专制统治的需要:
     毛共时期,曾国藩所代表的“外儒内法”正统,因为具有传统的力量,反而成为中共树立共产意识形态的障碍,因此中共一定要否定曾国藩(尽管毛泽东对其厚黑杀人之道始终保持不可言传的赞赏)。
     “六四”大屠杀后,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为了维持专制统治,中共越来越需要以煽动民族主义来骗取认同。曾国藩既是不问是非的死忠奴才典型、又裹着厚厚的儒家道德外衣,自然成了中共以文化民族主义以抵御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超级“神盾”,中共倾向民族主义是假,利用民族主义糖衣包装,向广大民众灌输奴才走狗毒品迷魂剂是真。
     满清覆灭后,从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到蒋介石、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所有的独裁者都推崇曾国藩,这多多少少能够说明:曾国藩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
     晚清和后邓时期的中共政权都共同的大力推崇曾国藩,这决非偶然巧合,这都是人心丧尽的末路专制政权妄图骗取“合法性”的最后努力,两者都试图通过把一个死硬的专制卫道士、反人类杀人犯打扮成“曾文正公”,来宣示“正统”、骗取认同。
     但是,诚可谓“人算不如天算”,晚清早无多尔衮、康雍乾时期的强弓硬弩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后邓时期的中共红朝,也不具有毛共时期的意识形态、专政能力和闭关锁国条件,于是,他们所编撰的“曾文正公”道德文章始终遮盖不住反人类屠杀的猩红血海。于是,一百年前创造“曾文正公”道德楷模的的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彻底覆亡,一百年后重塑“曾文正公”形象的中共红朝,断然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一定时期内的历史是这样的,一定时期内的历史人物也是一样;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往往因为“政治需要”被涂改得面目全非,流氓被描成君子,暴君被涂成“圣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等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越来越小,历史人物的还原也就越来越接近其真实面目;随着中共专制势力的崩溃和学术自由在中国的新生,今后的中国人看待历史,必然会逐渐摆脱因中共毒害和陈腐愚昧的中国史官文化造成的低劣思维,曾国藩的恶棍和历史罪人真面目终将为世人广为所知。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星期二于曼谷流亡寓所   
     注1:李鸿章语;
     注2:太平天国《讨满清诏》;
     注3: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
     注4:《湘军纪》;
     注5:曾国藩奏章;
     注6:曾国藩致李元度书;
     注7:谭嗣同《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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