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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历史——后苏联社会的哥特式道德/迪纳·卡帕瓦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1日 转载)
    
      迪纳·卡帕瓦(Dina Khapaeva)写到后苏维埃小说中的巫师和狼人表现了拒不承认罪恶历史的社会道德。“个人对上司的忠诚和对等级体制的尊重成为哥特式社会普遍接受的最重要法则。”
     (博讯 boxun.com)

      后苏联社会患了严重的疾病,那就是让人奇怪的对自身历史的选择性失忆症。不管什么思想和政治力量都不能让后苏联社会面对历史责任问题。苏维埃历史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
    
      2007年7月在俄国三个城市圣彼得堡、喀山和乌里扬诺夫斯克进行的对俄罗斯民众历史意识的最新民意调查最好地证明了选择性失忆症的事实。几乎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苏维埃历史对于后苏维埃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44%的人认为相信苏维埃经历对于当今道德产生积极的影响。难怪斯大林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领导人”排名中名列第三位,只有23%的人认为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是负面的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我们应该想象俄国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吗?难道他们不清楚苏维埃历史上的肃反大清洗等罪行吗?按照2007年民意调查,92%的人知道斯大林时期的肃反,三分之二的人对于大清洗的规模不抱幻想: 63%的人估计受害者大概在一千万到五千万人。但与此同时,80%的人认为“俄国人有权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66%的人同意俄国人不应该为苏维埃时代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的说法。
    
      在1990年代初期,俄国民主派感到有必要放弃苏维埃体制,不仅只作为政权形式而且是作为社会结构。鼓吹公开性的“去神秘化”运动使得苏维埃历史不留下任何值得记忆的东西。那个时期俄国人的日常交流往往把苏维埃时代称为时间流淌的“中断”或者“断开”。七十四年的苏维埃历史破坏了历史连续性,人们不再把苏维埃历史看作充满了历史事件的阶段。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谴责“斯大林主义者罪行”最后成了在政治紧急关头形成的短命政治工程,并没有对民众的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也没有能激发公众关于罪恶的苏维埃时代对俄罗斯未来的影响的辩论。相反,它让俄罗斯人逃避了反思历史罪恶和责任的机会,为日后逐渐恢复苏维埃历史正面形象打下基础。
    
      在胜利的阴影下:“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神话
    
      让我们思考一下斯大林主义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叙述的功能,它的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人们反思苏维埃的过去。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特别强调二战记忆在当今俄罗斯人历史意识中占据的特殊地位。按照上文提到的民意调查,76%的受访者相信“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种对待二战的态度超越了政治分歧把政治对手团结起来。任何质疑、批评甚至分析二战中苏联军队行为的企图都被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视为对在空前的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玩世不恭和亵渎。2007年5月媒体上广泛讨论的关于禁止批评“苏联士兵英勇牺牲”的“纪念法”倡议就是最新的证据,说明这样的记忆是多么强烈和重要。
    
      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庆典标志着重新复活战争神话的重要阶段。庆典中占主流地位的官方话语重新炮制了斯大林主义者的“伟大卫国战争” 的叙述。它可以被总结如下:1941年6月22日,和平的苏维埃受到纳粹德国卑鄙的攻击,苏联军队在斯大林领导下拯救了世界,拯救了国家,苏联人民战胜了人类的敌人,战争英雄在胜利后得到了奖励。那些为了胜利牺牲生命和家人的自豪的国民全心全意地支持苏联军队正义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按照最新的民意调查,49%的人觉得为了战争胜利付出牺牲两千七百万人的代价是公平的。
    
      在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当局把国家共识(民族共识)建立在这种叙述上的尝试是完全成功的。实际上,塑造战争神话就是要压制人们对古拉格的记忆,重新命名和压制人们对非理性的不公正的苏维埃体制下的苦难受害者的记忆。战争神话的“大熔炉”把屠杀者和受害者等同起来,把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对付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这种英雄叙事把从前的罪恶都掩埋下来,提供了“苏维埃人民新国家”的真实基础。战争神话的最重要功能(它的成功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让俄罗斯人相信古拉格不过是英雄的苏维埃历史上的小插曲而已。
    
      少数几个试图打破官方叙述的尝试之一是俄国杂志《Neprikosnovennyi Zapas》[1]和德国杂志《东欧》(Osteuropa)联合出版的一期特刊,主要集中在俄国人和德国人对于二战的记忆。德国投稿者反思了战争记忆对于战后德国的影响,而俄国投稿者思考的是“胜利者”的记忆。在本期的介绍中,编辑强调二战的历史意义不能脱离斯大林政权的罪恶或者苏维埃政权的本质这个背景下来分析,但是编辑不得不对付真实的和不理想的作者。因此,特刊中的德国部分全是纳粹大屠杀,在俄国部分,人们读到的则多数是俄罗斯战俘、平民受害者等等。
    
      战争神话阻碍人们反思苏维埃的罪行,因此俄国作者的文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战争是可怕的、血腥的,然而又是正义的、爱国的、牺牲。这个神话阻碍人们追问为什么德国的战争记忆和谴责国家社会主义分不开,而不能对“胜利的苏联人民”奋斗牺牲来捍卫的一直压迫人民的政权进行任何反思呢?
    
      把斯大林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的倾向在当代俄国历史著作中有清楚的描述,这些著作反过来又影响民众的意识。按照让人尊敬的历史学家鲍里斯·米罗诺夫(Boris Mironov)的说法,俄罗斯人需要国家历史“治愈”他们的“全民性自卑情结”,阻止他人对“俄罗斯民族感情的没有根据的羞辱”。历史应该帮助把苏维埃时代描述为俄罗斯社会正在进行的和其他“文明世界”一样的“正常的现代化过程”。这些为俄罗斯人提供“可使用的历史”的尝试让我们想起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和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的立场,他们在1980年代末期点燃了所谓的“历史学家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但是在当今俄国不存在这样的争论。相反,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民众都津津乐道沙皇和苏维埃时代俄罗斯的光荣历史,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失忆症的变体:哥特式道德
    
      我们如何发现历史失忆症的后果呢?如何使用常见的历史方法测量这种记忆对于当今俄罗斯社会造成的影响呢?什么样的资源能够为我们揭示造成价值观、态度、风俗和社会关系转变的扭曲记忆背后的逻辑呢?
    
      小说是研究斯大林主义者过去历史的最有效资源。作为一个文学体裁,它探索的是道德和审美困境,描述了价值观、态度、风俗和社会关系的转变,让人们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感情变化和个人记忆的运行轨迹。后苏维埃小说充满了对苏联大清洗等罪恶的回忆,暴露了被压抑的记忆和出现的新道德规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
    
      但是,和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者格罗斯曼(Grossman)的《生活和命运》差别很大,后苏维埃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魔力和鬼怪,比如吸血鬼、女巫、狼人。我认为[2]后苏维埃小说应该被看作研究历史失忆症后果的来源。“哥特式美学”的概念目的就是考察受压抑的记忆实行的社会心理机制。
    
      应该承认的是小说、电影和计算机游戏中鬼怪的泛滥决不是后苏维埃社会独有的现象。在当代文化产品中鬼怪无处不在反映了美学经典受到的深刻挑战。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启蒙运动的理性已经把凶猛的龙、可怕的女巫局限在特定体裁即童话故事中。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它们已经成为针对成年人的小说和电影里的主角。作为启蒙运动继承者的人类过去一直是以人类中心主义宇宙的核心,现在人类已经被非人类推向边缘。这种文化主导性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美学转向非人类哥特式美学是让鬼怪成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关键因素。
    
      俄国作家既没有创造新的体裁,也没有创造以鬼怪代替人类的新美学经典。他们的思想和美学基因学应该可以追溯到写《魔戒》闻名的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 Tolkien)的著作。但是,后苏维埃小说的非人类和托尔金神话创作中的小矮人或龙差别很大。虽然托尔金发明了哥特式美学,但是他不能为哥特式道德负责。他的后苏维埃继承者把他的美学工程推向其逻辑的必然结局。
    
      如果和欧美小说比较,后苏维埃小说的特殊性在于它反映后苏维埃社会转型的这个事实,哥特式美学和哥特式道德开始产生具体的社会后果。后苏维埃小说代表了当代选择性失忆症的象征性手段,反映了哥特式道德和哥特式社会的繁荣是经历前所未有的罪恶历史的后果。
    
      两本非常流行的时尚小说谢尔盖·卢科扬涅科(Sergei Lukyanenko)的《夜巡者》和瓦季姆·帕诺夫(Vadim Panov)的《十字路口》(Taganski Crossroads)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在俄国读者大众中的成功可以从惊人的销售量和都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脑游戏的事实来证明。两本小说有此类体裁的典型特征,几乎都不碰俄国的文化和社会现实,而是让它成为进行道德和审美发展分析的肥沃土壤。小说的主要人物非常相似:基层干部、街上的普通人,这是作者刻意描绘的读者可以完全认同的正面英雄。在两本小说中,情节都是在当今莫斯科展开的。
    
      但是,最重要的相似性是审美特征:两个作者以及不那么成功的竞争者的信条都是拒绝人的世界也拒绝把人作为最终价值的观点。在后苏维埃小说中,吸血鬼、女巫和狼人代替了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把这些鬼怪看作尼采的超人的化身:它们吸引人的秘密在于不属于让人失望的人类。《夜巡者》的主人公吸血鬼高叫“我不是人是多么好啊。”他们因为完全不同于卑贱的人类而自豪。以联邦安全局(FSB)特工为原型的吸血鬼抓捕审美和道德理想的化身的恶魔。
    
      让我们考察一下反映在后苏维埃小说中的新道德。从一开始就应该提到苏维埃政权垮台的最出人意外的结果是道德迷失的感受。不管是赞美它还是谴责它,共产主义的崩溃留下了巨大的道德真空,人们没有了指导自己做出道德判断的连贯的价值观体系。社会生活的新现实---比如资本、个人发财、生意关系、破产等等产生了必须用道德术语进行评价的新型人际关系。
    
      当然,苏维埃官方道德在苏维埃时期已经被抛弃。前苏联公民与任何被认为属于“虚伪的苏维埃道德”的东西断然决裂的态度摧毁了以前的道德共识。但是还没有用来指导市场经济下的新现实的连贯的价值观体系来代替它。正如作者在1990年初期进行的访谈所显示的,后苏维埃社会受访者感到完全困惑了,不知道该如何从道德上评价他们的新生活。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根本无法提供社会道德共识的基础。
    
      对于“虚伪的苏维埃道德”的反叛对人们对苏维埃历史神话的态度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苏联历史继续为后苏联小说提供具有积极的文化认同的人物和消费者。二战中红军契卡(Cheka俄国肃反委员会)的“英勇行动”或者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仍然提供值得模仿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举动的例子。作家和读者充满羡慕的眼神看待大清洗时代,全民性失忆症让他们没有转变的方向。
    
      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y)的[3] 名言“虔诚的心、干净的手、冷静的头脑”是《夜巡者》的英雄的在小说中一直吟诵的唯一的道德原则。契卡的形象在他看来是不能质疑的,浪漫的理想。这个英雄看不到对于契卡的积极态度和相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其他集体工程同样邪恶的信念之间的矛盾之处。捷尔任斯基的格言象征性地指导这个英雄,吸血鬼坚决拒绝人类的生存权。“浪费我的生命为你的事业服务?”是吸血鬼用讽刺的语气向人类提出的问题。鬼怪是被压抑的记忆中产生的全民噩梦中的真正英雄。按照我们 2007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毫不奇怪的是捷尔任斯基在“最受欢迎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排行榜中位居第三名。
    
      充满了让人毛骨悚然的罪恶的后苏联小说中的噩梦不仅包括了超自然力量战胜人类的胜利,还包括其中缺乏任何可靠的善恶区分标准的事实,结果造成宣扬狭隘的自私利益。[4] 哥特式道德的主要新颖之处就在于它对于道德本身的态度。道德被看作应该躲避的东西,一个用最消极的方式严重影响英雄生活的东西。《夜巡者》里的吸血鬼英雄说“如果这个家伙放弃自私的讨价还价,他的生活肯定变得更糟糕。道德越多,不幸就越多。”当然,这种对待道德的态度来源于彻底重新考虑人在笼统的道德体系中的地位。这样的道德被当作无关紧要的返祖现象而抛弃。实际上,对于鬼怪或者吸血鬼和非人类来说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是能够使用的呢?
    
      当然,小说世界暴露出来的对待道德的新态度不能归结为“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差别。简单的心理试验能帮助证明这个命题。如果我们把吸血鬼、狼人和女巫从这些叙述中排除,再用警察、匪徒和受害者替换,如果我们去掉巫术和魔法,那么这个故事就和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的暗淡描述没有多大区别了。
    
      哥特式道德的核心是引人注目地把善与恶等同起来,表现在《夜巡者》里就是“光亮”和“黑暗”吸血鬼的对抗。他们的方法和目标显然是被对比的被判断为一丘之貉。但是,“光亮”和“黑暗”吸血鬼不仅是俄罗斯国家和黑社会狼狈为奸的比喻。英雄的结论是无法区分善恶让任何这样的企图变成纯粹荒唐的徒劳。
    
      缺乏让英雄对善恶做出自己的判断所需要的标准是因为根本无法回答罪恶的本质是什么。帕诺夫的好几部小说都明确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比如,成群结队的鬼怪定期出现在地球上。他们搜索和吞噬人类,比如英雄的心上人。魔鬼比人类的力量大得多,而且是人们难以摆脱的。没有人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为什么要袭击人类。作者坚持不存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任何解释。人类是这些魔鬼的天然猎物。无论是从宗教术语还是用道德术语都不能解释罪恶的本质,就造成了帕诺夫的《狂野魔群》(Dikaya Staya)传递给读者的神秘恐惧。
    
      作者暗示人类被看作魔鬼的食物的事实是可怕的、不可避免的,也是让人恐怖的和荒谬的。但无论这个事实还是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行为都无法用道德来判断。道德不适用于非人类,因此,人类在与非人类交往中的行为是无法用道德来评价的。
    
      故事结尾时英雄给出的证词总结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寻找:“善恶的区别是什么?道德合理性是什么?宽恕或者仁慈是什么?我不知道答案。我对于自己的行为无话可说,甚至对于我自己也如此。我在使用古老的、无关紧要的教条和原则,但实际上这些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找不到解决道德困境的可靠标准的无奈感是本小说最犀利的方面,如果不是这种体裁的普遍特征的话。寻找道德基础就造成了判断人行为的唯一标准就是个人利益这样的说法。
    
      哥特式道德的主要特征不在于排斥旧的伦理体系(虚伪的苏维埃道德)也不在于拥抱新的伦理体系(黑社会“严酷但公平”的法则),哥特式道德就是不承认任何可以被用在特定社会所有成员身上的抽象的价值体系。因此,道德判断变成了具体的、根据情景调整的、完全主观的判断,一个给予当时当地发生的具体行为贴上 “好”与“坏”的标签的直接指示。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的权力被限制在老板那里,如家族领袖、黑社会老大、公司老总、大学校长等。不同群体之间达成的妥协也是具体的、情景性的,不是根据普世价值的术语确定而是根据和这个群体的头目的私人关系亲疏而定。
    
      彻底否定道德导致人们对于武力的崇拜。哥特式道德把杀戮看作司空见惯的小事,谁会去数一下杀了多少人?《夜巡者》的英雄总结说“生对死,爱对恨,武对武,因为武力优越于道德,它非常简单。”
    
      因为后苏联小说中只关注个人利益的英雄成为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人们没有了判断是非的共同标准,甚至在同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也出现分歧。抽象的价值和规范被无法概括的具体决定所取代。任何形式的利他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集体工程都受到质疑,唯一真正的现实就是为个人的生活幸福而斗争。
    
      个人对老板的忠诚是后苏维埃小说中唯一从来不违背的原则。小说主人公为了执行老板的命令总是准备好违背自己的判断、出卖他的下属、破坏团体规范。他的手下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个人对上司的忠诚和对等级体制的尊重构成了哥特式社会唯一不被挑战的重要法律。在行动过程中,英雄的位置越往上升,他对老板的忠诚就越多地转向依靠个人力量。只有达到了等级体系的最高点,这个英雄才可以不听从老板的命令。但他不指望能占据老板的位置,因为他们内在的魔力是不同的。
    
      哥特式道德和深刻的文化悲观主义、对文明价值的失望有密切关系。吸血鬼这样总结人类社会的缺陷:“每个总统都有一个杀手,每个先知都有成千上万的炼丹术士破坏他的宗教含义,把他的光明变成宗教裁判所烧死异教徒的烈火。每本书都要被扔进火堆,每个交响乐都要变成流行音乐在小酒馆演奏,每个下流的把戏都要由正经的哲学理论来辩护。”
    
      通向哥特式社会的道路?
    
      哥特式道德和哥特式美学已经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我把部分体现这样特征的社会称为哥特式社会。哥特式社会的部分特征常常被称为“新封建主义”(或者单纯的“封建主义”)或“公司社会”或“家族经济”。这些旧的概念能够充分解释这些新条件吗?
    
      让我们看看封建主义这个概念。不错,当代社会中有些社会和经济实践(比如国家功能的私有化、公共机构的危机、私人关系在公共机构中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等)确实具有类似中世纪社会的特征。但是把苏维埃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道德观念相提并论的做法在苏维埃时代就很常见了,而且现在仍然有人这样比较。与此同时,封建主义概念表现出和当代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些包括了贵族和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农业社会中典型的佃农形式、宗教在社会中占据的主导作用等等。
    
      封建主义概念不可避免地激发出建立在贵族、特权和土地所有基础上的严格等级差别的传统社会形象。它不仅隐含着王宫、贵族、骑士、城堡、比武大会,而且包含了我们当代社会很难想象的技术落后状态。换句话说,封建主义概念只能包含让人担忧的诊断,却不必要地破坏了我们并非返回中世纪时代的共识。我们现在的条件和中世纪的某些特征中最重要的相似性不在于封建主义概念所反映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是哥特式神话产生出来的审美和道德转变。
    
      为了说明公民社会、专业精神、法治正在逐渐从当代社会(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主社会)的实践中消失,就必须创造出新词。“哥特式社会”就是试图传递这种紧迫性的概念。哥特式社会体现在过去十年后苏维埃社会经历的演化过程。哥特式社会代表了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俄罗斯的可能前景。让我们考虑其中的一些因素。
    
      个人对老板的依赖和忠诚已经成为招聘录用的主要原则,比完成某项岗位工作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机构需要等要求更重要。工作岗位描述倾向于反映预先挑选的候选人的具体要求。老板的判断不管有多大的主观性和习性特征,不管多么强烈地反映出的个人兴趣和偏见,都能被下属出于个人忠诚而完全接受。与老板的良好私人关系也是个人安全的主要来源,这是说明国家的警察腐败程度的更明显证据。社会“最基本细胞”不是依赖宪法或者法制来保护自己,而是私人的武装保镖。那些没有私人关系或者家族背景可用的人就会发现处于哥特式社会及其特权之外。
    
      管理岗位和专业岗位也被看作可以从父亲传承给儿子的家族私有财产,而机构首先被看作个人财富或者准封建城堡的来源。建立在私人关系而不是竞争基础上的提拔让偶然性成为哥特式社会的重要原则。政治决策过程被限制在老板之间的个人妥协中:大学校长、企业老总、石油公司巨头等等。
    
      哥特式社会不仅产生民主社会的另一种选择,还从民主的每个缺陷中获得利益。哥特式社会不尊重个性和个人隐私,公然对抗人权概念。这样的社会组织不留下任何公共政治的空间,导致公共领域的封闭。难怪在2007年我们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分别有91%和844%的受访者认为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关系。与此同时,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的调查显示75%的人对于警察有深刻的不信任,超过80%的人相信他们所在城市的警察是腐败的。
    
      哥特式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苏联集中营的特殊形式同一性(zona)转变成后苏联社会的基本原则。自从古拉格初期开始,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就是把罪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苏维埃政权认为罪犯是“社会感觉器官”,允许把犯罪团伙中的规范用在其他囚犯身上,帮助狱卒管理古拉格。
    
      同一性蔓延到俄国社会生活和人迹关系的各个方面,其遗产不仅局限于后苏维埃监狱和军队。除了比如集中营的黑话变形为权力和文学语言、黑社会和国家的合流、或难以置信的腐败猖獗等最臭名昭著和最明显的表现外,同一性原则还被复制在社会机构的法则中。由于在苏维埃政权下被长期污染的传统,人们对于集中营文化的根本无法抗拒,也没有能力清楚区分监狱生活和正常生活。不愿意反思集中营历史让当今俄国难以避免地走上哥特式社会的发展道路。
    
      原文注释:
    
      [1] Neprikosnovennyj zapas 40-41 (2-3/2005), see contents and summary in Eurozine: http://www.eurozine.com/journals/nz/issue/2005-05-03.html; Osteuropa 4-6/2005, see contents and summary in Eurozine: http://www.eurozine.com/journals/osteuropa/issue/2005-04-26.html
    
      [2] See also: Dina Khapaeva, Gothic Society. Morphology of a Nightmare, Moscow: New Literary Review 2007/ 2008 (in Russian)
    
      [3] Felix Dzerzhinsky, founder of the NKVD (Cheka) – ed.
    
      [4] Another recent example of a posi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eka is Bro's Wanderings by Vladimir Sorokin, a cult author of post-Soviet fantasy. The action of the novel takes place in post-revolutionary Russia, where Cheka officers are the protagonist's "brothers", supporting him in his mission to destroy mankind and human civilization.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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