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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李放春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0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的土改清算就是一个例子[①]。 (博讯 boxun.com)

     * * *
     绥德、米脂一带是陕北的米粮地,而米脂城东四十里的杨家沟则是名闻陕北的“地主窝”。清代乾嘉年间,迁居到杨家沟的马氏逐渐崛起而成为地方富户大族。这个庞大的继嗣群体聚居在杨家沟,维持了“八代的荣华富贵”[②]。其中,老三门里的一支户气最旺。自其先祖嘉乐建堂号“光裕堂”,子孙后代各家均自建堂号,以堂代名。因此,“马光裕堂”后人也被村人称作堂号(财主)家[③]。到1940年代初,杨家沟的241户人家中就有堂号地主50余户,占总户数的20% 以上。当时全村1300多垧土地(垧为当地计量单位,1垧约合3亩),地主占有1170余垧,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94%。不仅如此,杨家沟地主在周围几个县的数十个村子里还有典地与买地约两万余垧,每年的地租收入达六千石之多。[④]1942年9月至12月,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曾选定杨家沟的大地主马维新(光裕堂五门,堂名衍福堂)进行地主经济典型调查。[⑤]
     土改时期,杨家沟属于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习惯上称作“警区”)。1930年代中期,杨家沟附近开始“闹红”。杨家沟地主籍助同治年间为防“回乱”而修筑的扶风寨抵抗,并从绥德请来国民党一个连驻扎守卫,才躲过了“土地革命”。1936年春,国民党占领绥德地区,何绍南出任专员。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米脂划入八路军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警备区,三五九旅的一个营随后进驻米脂。同年12月,米脂划归陕甘宁边区。1940年代初,何绍南被挤走,共产党控制了绥德分区,开始公开活动。杨家沟成了“红地”。1944年1月1日,米脂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马继棠(杨家沟马氏后人,但不是光裕堂子孙)出任县长。米脂县下辖9区59乡487村,杨家沟在行政上划归何岔区六乡。[⑥]
     《五四指示》以前,杨家沟已经开展过“双减”(减租减息)保佃的运动。《五四指示》以后,杨家沟又被作为边区的土改试点,在1946至1948年间,先后进行了几轮土改[⑦]。
    
     从减租到征购
    
     1940年代开始,在公粮负担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压力下,杨家沟地主经济急剧衰落。以马维新(时为米脂县头号公粮大户)的收支情况为例:1940年的时候,收入为98.63石米,支出则为253.35石米。其中,近半数的支出用于交公粮(121石米),足见负担之重。当年,马维新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粮食 127.89石。[⑧] 曾给地主家驮过租子的刘树旺回忆:“马维新不晓是一百多石租子了嘛!(可是)公粮大了,(租子)驮的啊,讨的租子啊往米脂送了。送得给仓库,要下公粮往仓库上交了嘛。”[⑨] 同时,中共推行的减租政策也对地主的经济情况打击很大[⑩]。1945年秋,绥德分区专员杨和亭曾亲往杨家沟推行“减租”保佃,死租按二五减(即原定一石租子改交两斗半),活租则三七分成(即一石收成由农民得七斗)。[⑪]一方面是大幅的减租,另一方面则是沉重的负担,地主们开始迫于压力而出卖、出典土地,日子江河日下。[⑫]
     饶是如此,到1946年时,杨家沟仍有大、小地主63户,此外在邻村寺沟还居住着马氏地主14户,共计拥有土地8240垧[⑬]。
     《五四指示》下达后,陕甘宁边区试行公债征购土地的办法,即由政府颁布法令以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定额的土地,然后承购给农民。为此,边区政府还组织了三个征购土地工作团,分别到庆阳王家塬(陇东分区)、绥德贺家石、米脂杨家沟(绥德分区)等地进行试点。[⑭]
     为了防止地主随意出卖土地和转移土地,米脂县委指示各乡农会组成土地评审委员会,负责征购与承购的评审工作。县委还明确提出凡未经农会评委会审批的土地买卖原则上作废,规定今后一律由农会审查批准后方可买卖。根据县委指示,何岔区对农会组织进行了整顿,由区委指定各乡农会主任、干事,并“由党内布置保证当选”。
     土地公债的消息在杨家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连党员都不敢相信,通过党内反复解释才逐渐接受”。也有干部认为“土地问题提得太猛”、“地价太低”等。马维新听到消息后情绪很激动,对区委来人说:“我就是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一村一镇、一寸土地也不肯让人。为什么?舍不得。我也是一样的舍不得。毛泽东的边区是头颅换来的,我的土地是一点血一点汗◇来的。” [⑮]
     1946年11月29日至12月23日,米脂县委书记赵锦峰率领的征购工作团(内有延安工作团12人,分区4人,本县县区乡三级干部39人)在杨家沟开展了试办。到1947年初,杨家沟土地征购工作基本结束。结果,六乡77户地主(其中12户因家庭破落而免征,另有3户合为一家,故实际被征地主为63户)共留地1313垧,共征购地6950.1垧,其中本区乡共征购4299.6垧。[⑯] 194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杨家沟乡征购地主土地的情况[⑰]。该报道中特别提到,杨家沟地主马阁臣(光裕堂长门长孙,堂名德仁堂)当时担任了征购委员,积极参加工作。他还说:土地分给农民种能够增加粮食,“对保卫边区有极大作用”。显然,当时杨家沟试办土地征购所体现的是一种“和平土改”的方向。不过,这个方向很快就被扭转了。
     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对新颁布的《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进行修正。[⑱] 同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的经验,肯定了公债征购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之一”。不过,通报中也指出“发动群众清算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办法”,而以公债征购相配合,则“更能发动群众”。通报中认为:“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⑲] 从通报中可以看出,“发动群众”是中共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前夕的重要战略考虑[⑳]。
     杨家沟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
    
     据杨家沟的堂号地主马师麒(光裕堂二门,堂名衍庆堂)回忆,试办土地征购到1947年春就“推翻了”,又“来了土地清算”[21]。杨家沟的征购试点为什么被“推翻”呢?康生在绥德分区所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西北局决定采用公债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后,康生即赴陇东的王家塬进行试点。前述试点经验通报,主要就是基于王家塬的试点经验。194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率中央土改考察团到晋西北帮助解决土地问题。随后,康生立即赶赴晋绥边区。
     2月8日,康生在去山西路上经过绥德时做了一个土改问题报告[22]。他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要使一切无地少地的农民都要得到土地”;“要使农民认识这是自己斗争的果实”。康生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后一点,即农民的“政治翻身”问题。他指出:“要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解放、翻身,这个翻身和农民得到土地同等重要。”
     康生介绍了王家塬的征购经验:“我们下去时,立誓要发动群众,用群众路线达到这一目的。用了这个办法(指征购),发动群众很好,边区条例成了动员群众的命令,成为合法了,群众有了公开撑腰的人。”但是,康生认为,土地征购办法的危险也在于“搞不好的话就妨碍发动群众”,“变成买卖关系,变成恩赐”。他指出:“如果找一个地主买地回来,又把地分给农民,就变成土地贩子,而农民觉悟未提高,这就是失败。”他认为警区征购工作的主要缺点在于“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并点名批评了杨家沟的工作:“杨家沟的材料反映,地主与农民都向干部诉苦。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躲开一点,直接让农民向地主诉苦呢?”[23]
     康生引述刘少奇的话说:“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就是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的问题。”他指出:“如何使群众和地主直接斗争,刺破面皮,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这是动员群众标准,因为这样才算群众运动。”[24]他还要求警区必须以此为标准来检查干部“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灭地主阶级”,并推荐了王家塬召开乡民大会向地主展开诉苦斗争的经验。康生明确提出:“消灭地主最重要的形式是乡民大会,诉苦清算。乡民大会好处:(一)农民会感到自己的力量,(二)地主也感到农民有力量,(三)能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四)容易分配和消灭村与村之间的隔阂。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大会上既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政治觉悟。”
     两天后,陕甘宁边区《土地工作通讯》上登载了王家塬乡土地征购经验介绍。该介绍赞扬王家塬经验为“边区数月来实行征购土地工作的优良典型”。介绍中说:“ 事实和群众教育了我们:征购与诉苦清算相结合,不但不会妨碍群众的发动,相反证明:如果征购离开诉苦清算,即难有群众运动。”因此,“征购的实质应是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25]
     康生讲话重重敲打了警区。2月13日,绥德地委匆忙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发动群众进行诉苦清算,通过乡民大会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26]。2月至3月间,陕甘宁边区也再次派出土改工作团,分别由李卓然(时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周兴(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亦即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率领,到米脂的官庄(十里铺五乡)和杨家沟(何岔六乡)进行试点,开展清算斗争[27]。不久,官庄工作团即取得了清算斗争的成功经验,而杨家沟工作团却碰到了难题 [28]。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杨家沟的地主众多,“斗争对象”充裕,本应是展开清算的理想场所。而且,土改时的杨家沟地主也相当乖顺,配合工作[29]。然而,恰恰就在这个“地主窝”里,杨家沟村民们却闹起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工作团负责人周兴抵村后即着手了解情况。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不少问题。例如,采用公债办法,得地多的主要是原租户,而雇农、工人(杨家沟的匠人很多)得地很少[30]。“雇农与工人因过去承购土地较少,每人最多只不过一垧,因而今天大为不满。且所分地较远较坏,亦有意见。”[31]
     另外,周兴还了解到:有些干部在“在去年土地改革中得好地,多分地,平时态度不好,脱离群众”,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杨家沟的一些工人甚至“坚持不解决个别坏干部问题,即不积极对地主进行斗争”[32]。工作团此行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诉苦清算,与地主撕破脸,展开直接斗争。于是,周兴召集工人会进行安抚,允诺一定解决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同时说明“目前主要地还是团结一致向地主作斗争”。然而,开完工人会后,部分工人仍表示不满,仍坚持非先解决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作斗争。逢此困局,工作团一时也束手无策。
     周兴率领的延安工作团作风谨慎,在杨家沟村民中传为美谈。但是,工作团并未在坏干部问题上提出有效解决方案。3月初,延安城形势危急,这位“周处长”遂匆匆离去。
     后来,米脂县委向西北局汇报杨家沟清算斗争的情况时说:杨家沟的“下层工作基础不好”,干部脱离群众。“今春土地改革开始后,群众就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问题。后经再三解释和教育,才转为先斗地主,地主斗倒后再解决干部问题。但这仅仅是皮毛地解决了一下,并未彻底解决问题。”[3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村的干部问题尚未解决,清算斗争又引出一场更大的风波。
    
     “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
    
     古历二月十五日(1947年3月7日),杨家沟召开了斗争地主大会。其时,马维新刚刚去世不久,躲过了此劫[34]。大会斗争了村中的另一大地主马醒民(光裕堂二门,堂名裕仁堂)以及其他在村的堂号地主[35]。除了本乡群众外,附近区乡与杨家沟地主有清算关系的农民也来参加。斗争结束后,光裕堂马氏祠堂前还立起了人民翻身纪念碑。
     此次会后,工作团立即组织各区乡代表选举代表,并在全体代表会上选举组成了一个七人清算委员会,艾◇榜(时任何岔区区委书记)、马◇波(前部队医生)分任正、副主任[36]。委员会以下,又分为八个小组,负责审查清算材料、登记地主财物。不料,清算过程中却出现了清算委员会的干部贪污、盗窃、转移“果实” 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在此次风波中,杨家沟以及附近区乡的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清算委员会[37]。
     杨家沟清算来的“果实”分配给了周围几个区,杨家沟村所在的何岔六乡仅分到全部“果实”的四分之一[38]。这引起村民的极大不满,从而“与清算委员会在思想上完全形成对立状态”。与此同时,清算委员会的干部在登记地主财物的过程中手脚也很不干净。正、副主任公开拿了鹿茸、大衣、西药、书等物件,从而也带动了很多人随便拿东西。当时由于敌情严峻,县里派来主持工作的马光华(时任县府二科科长)曾提出将财物封存后疏散转移到附近的桃镇七区。结果,在路上就有几箱子东西背到了副主任马◇波家里。此外,还出现了清算代表们集体分东西、私里偷东西等现象。清算委员们的这些贪污举动引起六乡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放哨挡人。不久,其它区乡的群众得知干部拿东西的消息后也激愤起来,参加了斗争,终于“造成群众性的斗争”。[39]
     当时,六乡挑选了十五名精壮小伙子组成了一个“警干队”,专门负责维持清算秩序、监视清算委员行动,盘查形迹可疑人等。在确定分果实的前一天,有两个清算委员合污了衣料、皮鞋等物,找人私带回家,结果被“警干队”破获。杨树旺(杨家沟人,时任队长)回忆了当时的场景[40]:
     我正到那寨子上,那会(在)井子脑畔坐着。那驴日的有个人背着个布顺子,从那石坡上下来。那周◇喜(清算委员)又给那人指一下路,意思就说警干队队长在那了,不要走那儿上来,到来耀沟那圪槽里下来。那我就思谋着这个人路数不对,我打发两个人——“你们到前桥上那儿等着,检查一下。不拿甚呢,就不用悄悄嗟。(如果)是拿些什么东西,你们就引上引回来。”——那(人)就背着两个一顺子,圪堆涅瓦(方言,形容东西多)。这我把他引回来,给乡上交给。乡上说:“诶,这是你们的责任,这我们不能管,这要你们经管了。”我说那咱引回来了嘛,咱经管。
     于是,杨树旺便把人临时关到了依仁堂(堂号地主)家的厢窑里经管。警干队此举,堵了清算委员们私下转运斗争果实的路子。
     这可是那些清算委员那可也就看见了,识路了。那些可是偷下东西,尽铺盖里头压着了,这就那些背畔上、石头底里、土疙瘩地里都疏散了。哎呀,我说,这驴日的经手这么个情况!这疏散那阵,有两个(清算委员)就那窑里烟筒里头往里填,洋烟、麝香,就那值钱东西。铺盖怕搜了,那就都转弄的外头。这不是那两个,我说再把那两个引下来。一气弄了三个,收留了三个清算委员。
     案子破获后,群众对清算委员会更加愤恨。当晚,这几名清算委员被软禁起来。此外,还对其他清委实行戒严。马科长闻讯后,认为这样不便办公,让群众撤哨,也不许群众搜查清委。他对群众说:检查人是要负责任的,查出则罢,查不出就闹成“两头屁眼”。此话引起群众的极为不满。
     次日,召开各区参加的分果实大会。这次大会,实际成了斗争清算委员会的大会。
     会上群情激愤,首先将周◇喜(一名被抓获的清算委员)乱打了一顿。群众愤怒地说:“我们给你家里代耕,你给咱们翻身来啦,结果都给你们贪污啦!”当时,场面相当混乱。“不要这样闹,”在场的马科长出面干涉,“即就清算委员们贪污,你们可选代表来商量解决。这样闹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话音未落,他也被何岔三乡的村民捆了起来,后才又解开。以后,群众又要把清委逐个捆起拷问。马◇波被捆后立即承认拿了东西,随后区书艾◇榜也当场坦白。[41]
     杨树旺对当时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
     哎呀那人多了!你说七个区几十个村子人都这儿抬东西来了,这一满乱尴(方言,混乱)了!县上那阵那马继棠(是)这庄的,那阵那调绥德县长,专门就为这清算,人那上来主持。我们那十五个人(里头)也有那个年轻人,把雷◇田(被捉清算委员)就那大门吊起,吊得那直嚎(笑)。这我跟县长拉了一下,问究竟咋个(办),这事情今儿要乱尴了。那说:“那反正咱就打腾些,稍微给那两下,不敢打死!打死这就有人命!再一般的呀,没什么,你咱注意些。”那区长来了说,“ 哦,马县长!”那说,“咋了?”“哦,乱尴了,我没办法了。一满这个杨家沟这人也多嘛,我一满掌握不了了!”马县长说,“找警干队”。那说,“警干队也顾敛不了,那人太多了!”一满连天寨子上那就尽人,呼岔岔嗟乱七八糟。区上的一个也是这庄的干部,下来说,“你们这是咋了?今儿乱的!”看见人家侯家沟那后生正背根绳,把那脖子一套,吓的那把那个绳一下撂下,再没敢下来(笑)。那阵那是区上也害怕着了,没办法。[42]
     后来,米脂县委宣传部长石如珊赶到,答应群众的两项条件——保管清算委员会的材料以及清算的财物,才得以暂时休会。三天以后,县委在杨家沟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对清算委员的处理意见。结果,何岔区书、清委主任艾◇榜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副主任马◇波被当场逮捕。其他清算委员则向群众承认错误,然后介绍回本县、本区、本乡去处理。另外,马光华也由于工作失责而遭到县委处分。[43]
     事件过后,米脂县委向西北局做了检讨,承担领导责任。县委指出:“清算委员会的产生不是真正经过群众很好酝酿而选出,只是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少数群众选了一下,固有一部分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对清委会缺少思想领导,未能经常在思想上开导,使其懂得自己是群众代表,应彻头彻尾为群众办事。”“经常征求群众意见,一切在群众中公开。一则可约束干部,二则可打破群众猜疑。坚决反对清算委员会一手去干,不让群众了解的办法。”[44]
     一场发动群众清算地主的斗争,竟出人意料地演变为“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杨家沟的清算风波,例示了北方土改中干部问题的严重性[45]。
    
     土改与干部问题
    
     周兴在工作信件中措辞谨慎,“坏干部”前面始终加上“个别”二字来限定。其实,这些“个别坏干部”并不是仅仅出现在杨家沟的个别现象。
     当年,在汇总分区各县土改情况的基础上,绥德地委曾专门提出在土地分配中发生的“干部耍私情”以及在清算果实分配中“机关、部队、干部窃夺果实,与民争利 ”的问题。例如,葭县响石区一乡干部曹某压分了八垧好地,被揭破后还分辩,“毛主席说过,土地改革就是叫干部和共产党员分好地”。又如,镇川县委在延安被胡宗南部队占领后通知各地可以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搞笔基金,解决经费困难,结果致使“机关、部队、干部有所藉口,乱清算地主、乱刨窖窖、乱拿东西,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状态”。该县保安分处刨地主朱某的窖时关起大门,“刨出的东西,好的捡完以后,剩下坏的开开大门拿来分配群众”。镇川的乱拿东西,“上自县委市委市府的干部,下至乡村的很多干部都拿了”。在军情紧张的情况下,绥德、米脂等地也都发生了“窃夺果实,与民争利”的问题。当时,米脂银城市内就流传着一个说法:“地主打垮啦,干部大发啦,上级眼瞎啦!”还有人忿忿地议论:现在是打胡宗南,以后“再来打干部”。[46]
     此外,坏干部问题也并不是在土改中才出现的问题,而是边区由来已久的问题。1945年7月间,谢觉哉(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曾找过米脂士绅贺连城(时任边区政府委员)等人了解警区干部情况。他了解到:“区乡干部耍私情,骇唬人,贪污。人民最不满的:警辑人员、司法人员、区乡干部。”[47] 为此,谢觉哉力倡建立“人民管理政权”的民主制度。他在陕甘宁边区专员联席会上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许多不为人民欢迎的作风如强迫命令、摊派、贪污、欺负人、耍私情,……,如果乡村里人民做了主,直接民权真正建立了,且运用熟练了,当早已被纠正。”[48]
     在土改过程中,原有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使得干群矛盾空前激化。同时,革命话语也极大地鼓动了农民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斗争的矛头往往指向基层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要求。
     1947年2月4日,刘少奇在延安所作形势报告中再三强调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他指出:“共产党不怕什么,不怕马歇尔、蒋介石、地主,只怕脱离群众。”[49] 那么,面对群众“先斗干部”的要求,一贯视“密切联系群众”为革命法宝的中共将何去何从?
    
     “党要在运动中来改造”
    
     土改中的分配不公以及干部“窃夺果实”的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层土改指挥机关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1946年12月1日,刘少奇就曾在致康生的信中专门提到:“禁止干部多得土地及机关占有土地,现在即应提出,并在执行中切实注意,以免在事情发生后难于纠正。”[50] 次年1月10日,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征询对公债征购办法的意见时亦指出土地分配中出现的毛病:“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原佃户和大佃户分占了更多土地,军队、政府及其他机关团体,占有很多土地及公田(除自己开荒者外原则上这些土地和公田应一律让农民分配),而许多赤贫及雇农则没有分到或很少分到土地。”他进一步认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党内和党外都有一部分人企图窃取土地改革的果实,分占更多的土地,这就是一种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而与贫农平均分配原则相对抗。”[51]不难看出,与分配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是干部问题。而且,刘少奇的电报已经将之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这里必须同时提出,除了“窃夺果实”以外,(坏)干部问题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土改不仅是既有利益格局的剧烈调整,同时也是政治态度的剧烈转变。在土改前,陕甘宁边区奉行“三三制”。十年的和平时期,各级干部平素与地主过往甚密,以致出现“谈笑皆地主,往来无贫雇”的局面[52]。随着中共在地主问题上的政策激变,干部们是否能紧跟革命形势成为相当严峻的问题[53]。例如,杨家沟试行公债时,就有干部担心这样搞会“逼地主出边区”,并主张让马维新雇些农民转变为富农式经营[54]。实际上,土改中的不少“坏干部”,问题出在思想认识与政治立场上,“屁股坐在了地主怀里”[55]。
     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共及其基层政权在土改中都面临着自身改造的紧迫要求。
     针对杨家沟部分群众“坚持非先解决个别坏干部即不可能对地主斗争”这一问题,周兴率领的延安工作团只是表示“正(在)调查研究中”,而未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这也表明,当时中共尚未就如何解决(坏)干部问题形成成熟的具体方案。不过,康生于2月8日在绥德所作报告中则已透露了高层内部关于在土改中“解决党、政权、农会三大问题”的战略考虑[56]。他提到:
     如果没有经过改造的党,没有坚强的政权,没有很好的农会,就不会保障土地果实。少奇同志特别讲:“党要在运动中来改造,必须有适合土地革命的党、政权和军队。”我们党并不是每个党员都能负起革命任务的。毛主席说:“有些党员实际上不赞成土地改革。”党的改造有两件事:一是过去党的阶级教育不够。党员对于胡宗南认识很清楚,但对本乡本县的地主则是模糊的,当然这些党员可以改造。另方面应吸收新的血液进来。
     康生进一步指出:“改造党先要改造干部。”他列举了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三大问题:对地主阶级妥协思想;想多得地;官僚主义(“怕发动群众,怕麻烦,用买卖方法代替群众”)。康生提出:“不好的干部应教育,教育不好应撤职。如耍私情,就要斗争甚至开除党籍。当然主要是教育,上述倾向的主要责任在我们。”最后,康生着重强调“改造党、改造干部是运动中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知,尽管其时还没有形成解决(坏)干部问题的具体方案,中共高层已经有了在运动中改造党、改造干部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将对中共治下的北方解放区造成空前巨大的政治冲击。
    
     “坏干部”问题与“群众民主”实践
    
     杨家沟土改中的清算风波充满了戏剧性(有关口述回忆也弥漫着明快的色彩),但它所展示的干部问题却是非常严肃的重大问题。
     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杨家沟清算风波所揭示出的并不仅仅是在正统土改叙事中或多或少被遮蔽的干群对立(或党群对立)。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立所处的具体话语—历史情境以及历史行动者(包括党、干部、农民)与其置身情境之间的互动。
     在革命话语中,党与群众并非是明晰的二元关系。例如,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共的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他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57] 这些论断不仅仅是政治修辞。事实上,中共不久发动的土改运动就成为群众路线的实践考验。
     在土改实践中,党与群众的关系也呈现为复杂的图景。正如杨家沟的例子所示,土改中的干部问题将“群众观点”的内在张力推向了极限。特别是在面对“先斗干部 ”的群众呼声时,中共是否会为了发动群众而抛弃这些干部,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它解放区的土改中,共产党始终面临着这一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坏)干部问题是北方土改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坏干部”问题也是一个话语性问题。换句话说,如何处理干部问题是与如何言说干部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笔者认为,以“民主”为轴心的革命言说构成了干部问题的重要话语情境。
     “民主”是中共在内战与土改期间高举的革命旗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内部通过《五四指示》的同一天,其宣传喉舌《解放日报》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七周年的社论文章《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社论认为,五四运动“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解放区 “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与国统区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相对照,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也许,这并不仅仅是个巧合。
     土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核,而“民主”则是土改这场乡村革命的题中之义。北方土改中的“民主”实践与“群众”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所谓“新民主 ”,实际就是“群众民主”。换句话说,“民主”在实践中是通过(与“阶级”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群众”来落实的。
     “坏干部”问题把我们引向“群众民主”的话语—历史实践(包括晋绥开创的“通过群众审查干部”以及稍后在晋察冀出现并随即被推广至各解放区的“公开整党” 实践等等)。北方土改中的“群众民主”实践——其过程当中既洋溢着激情与浪漫,又交织着恐怖与怪诞——催生了开门整党(与审干)这一具有自我治理性质的权力形式,并促成了区村(乡)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基本的民主制度形式。然而,对于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的重大题域的深入探讨,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所在。笔者仅在此扼要指出,北方土改是对中共所谓“群众观点”的一次严峻考验。而在“群众民主”实践中,群众与党(“领导”)之间的关系也远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复杂地多。
     还是让我们回到杨家沟的清算风波上来。笔者相信,如果脱离开“民主”的话语—历史情境,“群众大斗清算委员会”的场面就难以得到深入的理解。巧的是,前文提到的那位何岔区书被扣押起来后曾发过议论:“杨家沟太民主了,不然我拿了东西不会再拿出来。”这句被偶然记录在历史档案中的牢骚话倒从反面为当时的情境提供了一个注脚。
     当然,在清算风波中,延安来的工作团还只是将“坏干部”作为一个比较孤立的问题来认识与处理的。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前夕。其时,“坏干部”问题尚没有完全话语化,在解决过程中也还没有明确地与“群众民主”挂起钩来。
     历史尚在推进过程当中[58]。
    
     * * *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部十余万人向延安发起全线进攻。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空城。在战争的压力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暂告停止。
     3月29日,毛泽东在清涧县枣林子沟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一说组成“ 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以叶剑英为书记,统筹后方工作。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形成了“三委分工”的局面。
     受中央委托,刘少奇领导下的工委全面负责土改工作。随着工委东渡黄河,土改的最高指挥所也移出了陕北。不过,本文通过陕北杨家沟个案所展示的“坏干部”问题却并没有随着陕甘宁边区土改的中断而不了了之。相反,它在以后的土改进程中变得愈发重要,成为“群众民主”实践的导火索。
     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深深地影响了刘少奇的政治思考。这位一年前还在大力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并计划进城搞“议会斗争”的政治家,此时已把目光转向解放区农村的群众斗争,积极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离开陕北以后,刘少奇在途经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的路上,接连发表重要讲话,鼓吹“群众民主”,号召“在运动中改造党、改造干部”。
     不久,一场矛头指向“坏干部、坏党员”的运动全面展开,“群众民主”的烈火在北方大地上燃烧起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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