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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远征军孙立人部入缅抗日作战追忆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0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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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彰往可以察來•顧後亦能瞻前 ◆
    
    
     仁安羌大捷前後
    ——中華民國遠征軍孙立人部入緬抗日作戰追憶
    
    
    周以德先生訪問紀錄(節錄)
    
     我是浙江嘉興人,生於民國12年12月,民國26年抗戰開始時我只有14歲。這一年,家父周兆熊先生在稅警總團擔任軍需尉官,在孫立人將軍麾下工作。七七事變繼以八一三事變,展開全面抗戰。9月初,稅警總團調上海作戰。11月,孫先生負傷退出戰場,並至香港療傷。上海撤退後,稅警總團改編爲四十四師,整訓後調守蘇北、豫東,在河南被打散後,改編爲第八軍。
    
     民國27年3月l日孫先生到長沙,在宋子文先生的支持下成立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這時期是草創期,專門收容老稅警團第八軍失散的幹部。家父也在27年3月帶著我們自家鄉到長沙。在抗戰前後,軍官並非終身職,可依自由意願留去。當時家父7月參加了緝私總隊行列,仍擔任軍需尉官之職。27年8月,長沙大轟炸後,緝私總隊遷入都匀,家父帶著全家人,隨部隊由水路坐船到達貴州。
    
    28年3月底,我本欲繼續入學就讀,但因事隔已一年多,且需降級就讀,也就未再入學,投身軍戎,參加緝私總隊,擔任上士文書之職。28年9月底,又調到第二團,唐守治是團長,擔任准尉秘書之職,當時陳鳴人是擔任營長之職。29年又調到都匀總團部。30年在教練所受訓。30年12月部隊奉令出發到貴州安順,改編爲陸軍新三十八師,部份人仍留在都匀,我擔任軍需之職,管理服裝裝備、補給之事。改編完成之後,我們就到貴州興義待命。
    
     民國31年3月,部隊由貴州行軍到雲南,自安寧再坐車到臘戍,集中於緬甸首都曼德勒,不到一個星期,戰事就發生了。第一天我奉命去領汽油,並送兩車彈藥給一一三團,因爲軍械處派不出車子,就由我代送。到了第二天,到達一一三團所在,而一一三團卻已不在了,找到一位英國顧問,他說:「一一三團昨天已到,正和日軍作戰。這一路上可能會有危險。」他並爲我們指出路線。之後又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找到一一三團,把糧食、彈藥交給他們。當時看到很多負傷官兵,曾留下幫忙照顧。
    
     不久,孫先生也趕到此地,仁安羌仍未解危,戰況激烈,由孫先生親臨指揮。一一三團第三營營長張琦在此役中陣亡。我當時又回到曼德勒,而整個部隊在當晚向前推進,將英軍解救出來。之後英軍見到中國人都豎起大姆指,我們也分送糧食給他們。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仁安羌之役是中國人在世界上最光榮的一仗。
    
     仁安羌之役後,我就一直跟著部隊走。當時日軍已突破緬、印邊界防線,臘戍失守,緬甸到中國的路也被切斷。總部就下令集中部隊,不可分散部隊,立即撤兵。最初奉命將部隊撤回雲南,而在我們還未到達緬北重鎮八莫時,日軍已先一步佔領八莫地區,第五軍新二十二師、第六軍新三十八師就無法通過此地。而第五軍九十六師、二○○師走經騰衝的另一條路,傷亡也極爲慘重,二○○師師長戴安瀾也在撤退時陣亡。
    
     我們的部隊是跟在二十二師後面,晚上都沒有休息等待命令。當時孫先生在第五軍軍部和杜聿明開會。杜聿明認爲三十八師可以掩護二十二師撤退,渡過野人山到印度去。孫先生說:「掩護可以,可是不能跟在你後面,因爲野人山沒有食物,我們在你後面,可以吃的東西更是所剩無幾,根本沒辦法走。」這是孫、杜兩人衝突的開始。孫先生將部隊掉回頭走溫早,在前方一一二團陳鳴人部隊已和日軍接觸,戰況激烈。當時有一位英國少校顧問Major Martin他說:「我知道有條路可以到清德溫江江邊,我願意帶你們走。」過了兩個禮拜,我們就撤退到印度邊境的英法爾城,依國際慣例,他國軍隊進入邊境,一定要解除武裝裝備。Martin就到城內和城內守將交涉說:「這支部隊曾解救了七千名英軍,是我們的同盟軍,不是外國的軍隊。」可是這位英國將領沒辦法作主,Martin只好要求我們解除武裝,當晚又進入備戰狀態。那時山上雖有英軍防守,日軍也可能攻上來,是一個腹背受敵的情況。第二天,英國駐印總司令來電話給英法爾城將領說要熱忱歡迎我們,給我們安置和補給,也不需要解除武裝。在此地住了一個禮拜,我們就坐車到阿薩姆省,整理休息後出發到達藍伽,此地爲英國拘禁自歐洲戰場擄獲之義大利軍隊所在,後來將這些義大利軍隊移送到別處,我們就在此地進行訓練。當時我的職務是中尉軍需,負責服裝補給之事。我們翻越野人山後,官兵們的衣物都丟光了,到了藍伽以後才得到英美的補給。
    
     當時新三十八師隸屬於中國遠征軍指揮部,羅卓英是指揮官。後來新二十二師來了以後,就改爲中國駐印軍指揮部,而由Stiwell(史迪威)擔任總指揮官。部隊在藍伽不到一年時間,由國內空運來很多新軍補充,恢復了軍力,新三十八師再移防雷多,等雨季過後,準備反攻緬北。
    
    反攻緬北是新三十八師所面臨最艱苦的作戰。打了一年多,消滅了日本三個精銳師團,從密支那打到八莫、臘戍,在宛丁和衛立煌部隊會師,並打通中印公路。新三十八師在密支那時擴編爲新一軍,孫先生擔任軍長,而我一直擔任服裝補給之事。當時中國軍隊皆穿著英、美式軍服,但帽子的帽徽卻是從國內運去再釘上的。
    
     民國33年,中印公路打通之後,部隊由空運,或搭車走滇緬公路,經雲南,於廣西南寧集中部隊,再向廣東攻擊前進,收復鬱林後再向前推進。民國34年8月日軍投降後不久,新一軍奉命全速前進,在廣州受降。
    
    
    潘德輝先生訪問紀錄(節錄)
    
     我是浙江人,年僅十五歲即加入國民黨,由於是中央委員介紹,故未做過預備黨員。民國26年考入浙江大學政經系,時值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在招考青年運動的工作人員,乃被吸收至浙江省黨部任青運幹事。由於身兼青運幹事,得以經常往來各縣市鎮爲抗戰準備做宣傳,並發動青年男女投入抗戰行列,譬如至戰地勞軍。八一三戰事起,我就曾以學生身分,組織戰地慰勞團,前赴上海戰地,因而受傷。上海會戰結束後,偶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發的「日軍在華暴行錄」小冊子,見日軍在我淪陷區強姦殺人的種種惡行,乃決定投考軍校,並在浙江金華應試。
    
    民國28年考入軍校十七期,在湖南武岡入伍,至民國30年止,計約受訓兩年餘。時十七期有十個分校,我在第二分校,人數約五千餘,分散在武岡各地受訓;至於選考第二分校的原因,是由於分校主任李明灝將軍個人道德、學問受人尊敬且訓練嚴格,故畢業學生深受我國軍各部隊之歡迎。
    
    民國30年畢業,在第九戰區野戰部隊做幾個月的排長後,考入陸軍大學參謀班第四期受訓一年,未及畢業即因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羅卓英將軍來甄選幹部,我應徵入選,就跟隨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部於民國31年春赴緬,在司令長官部任參謀職。在緬甸沒幾天,除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在仁安羌打了一次勝仗外,前方即告撤退,此時羅卓英臨時命我就地組織特務連,因爲缺士兵,我就臨時在曼德勒收容了前方潰退下來之散兵游勇約一百四十餘人,組織成一個連以便掩護指揮部。及至日軍抵達曼德勒時,我軍各部已撤離,我即跟著第五軍的後面,經過七十四天爬過野人山,於31年到達印度的雷多,不久即移駐藍伽整訓。32年春遠征軍改組,第一路司令長官部撤銷,另成立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我任指揮部參謀,並參加當地所辦之美國戰術軍官學校第一期,受訓一個月,後調將校訓練班服務。這時,我一方面做參謀,另方面亦爲我們駐新德里陸軍武官處聘爲助理武官,負責連絡業務。這是因爲我曾受過專業訓練,我的語文能力亦能配合。
    
     32年由緬甸撤退的部隊,有二個師集中在藍伽,經過數月整訓,並調原在四川之二十五補訓處至藍伽編成新三十師,師長胡素乃黃埔一期。此師加上原來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師,孫立人的新三十八師,共編爲一個軍,即新一軍,軍長鄭洞國,我奉調軍部參謀,負責戰地情報之蒐集。此前,我亦曾奉派赴緬北、泰北及滇緬邊區等敵後,負責調查兵要地志凡三個月,待我回印度時,孫立人的新三十八師二四團已推進至印北阿薩姆省之卡圖,並進入緬北以掩護築路並準備作戰了。此後,我就經常在前線,直到第一期的緬北攻勢在攻克密支那等地完成後部隊整訓期間,我回新德里任助理武官。這時在前面的部隊亦重新改編,新一軍擴編爲兩個軍:以廖耀湘之新二十二師爲基礎,編爲新六軍及孫立人之新三十八師爲基礎,編爲新一軍。原新一軍軍部的幹部均爲廖、孫雙方所爭取,廖要我去新六軍,因廖爲黃埔六期學長,正巧孫立人因事到新德里,他以我是新一軍軍部的人,應該回新一軍繼續工作。我即毫不猶豫的答應一定回軍部。
    
     緬北第二期攻勢開始,我就回到孫立人的軍部中,那時我們部隊正在圍攻八莫,我歸部後孫立人即命我赴八莫戰地觀察,我遵命前往戰地,當晚飛回將戰地戰況向孫立人報告,並建議將戰地團長一一三團團長趙狄調職,因趙有畏縮不前之態。孫先生這人有個好處,只要講得有理,他立刻就辦,遂免去了趙狄的團長職務,改派王東籬繼任,兩天後就攻下八莫。佔領八莫後我軍的攻勢就很順利,南坎、臘戍(民國34年3月8日攻下),不到四月即與緬北方面英軍會師。稍後,由於滇緬邊區的擺夷族女子多美麗且溫順,以致有不少官兵留在那裡,做了逃兵。孫先生就派我至會師附近的南坎,一方面做戰地行政官,收容逃兵;另方面亦就近監督修整歷年來陣亡將士公墓。至6月底始奉調隨部回國,準備反攻,而英國人亦不希望我們在此久留。
    
     回國後,因當時在國內西南的反攻部隊分爲四個方面軍(第一方面軍盧漢、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第四方面軍王耀武)。新一軍列入第二方面軍戰鬥序列,我們由國外空運廣西南寧,任務爲打通廣州灣海口,正當我軍向廣州灣展開攻勢,抗戰即告勝利。
    
    
    陳良壎先生訪問紀錄(節錄)
    
     我家原籍浙江紹興,紹興出「師爺」,我的祖先大概也是「紹興師爺」,惟落籍福建已有好幾代了。先父陳文裕畢業於煙台海軍學校,在海軍服勤,來台灣以前,曾任海軍第一軍區上海司令部參謀長;到台灣之後,曾任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海軍班副。蔣總統復職後即辦圓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接受訓練的都是總司令、司令、軍長、師長階級的軍官,教育長彭孟緝兼高級班主任,高級班沒有副主任職,但設有陸海空三個班的班副。民國40年,台灣尚無退役規定,家父以請長假爲名義,間接地辭去了軍職。
    
    民國11年,我出生於福建。六歲啟蒙,當時福建已有新式小學,但家父思想較守舊,還是請老師在家裡教讀四書五經。後來搬到上海才進小學,一進就是五年級,可是學齡仍較一般人大一、二歲左右。小學尚未畢業,因父親調職,遷居南京,在南京唸完小學。隨後進入金陵中學的初中部,不幸家母過世,我因逃課(蹺課)被學校開除了。(當時學校規定,無故缺席四十小時,就命令開除。)於是我又轉入勵志中學。勵志中學只招收軍人子弟,而且畢業後,可以保送軍校。勵志中學的後面,與南京的中央軍校及先總統官邸毗鄰。
    
    民國26年,抗戰開始。一路逃難回到福建。28年進入福建學院。大一還沒有分科,大二開始有分科。讀了一年後,考入軍校第十八期。到成都接受預備教育及分科教育,兵種是工兵,32年畢業。畢業後分發到中國駐印軍陸軍新編第一軍的軍部作戰科。軍長鄭洞國,副軍長孫立人,參謀長舒適存。孫立人又兼任新三十八師師長,我第一次在那兒遇見了孫將軍。
    
     攻打密支那之前,當時只有一個守軍在那邊。新一軍底下有三個師,分別是新編第三十師、新編二十二師、新編三十八師。緬甸的新平洋區是一河谷地形,稱爲胡康河谷。我軍準備沿胡康河谷一路攻擊。此時英國人在鐵馬坡,但此英軍防線已被日本人突破。運輸補給港位於孟買,路途遙遠。有鐵路通往雷多公路。部隊完全依賴這條鐵路來從事運輸補給。鐵馬坡一危險,這條橫貫緬甸的鐵路中斷阻隔,聯絡補給更加艱難。史迪威是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總指揮。攻進胡康河谷時,史迪威認爲新三十師在後方訓練,而只有新三十八師、新二十二師在前線應戰,兩個師力量不夠,希望再增派兩個師的軍援。英國人不同意,深怕軍隊與當地華僑結合,造成勢力。後來鐵馬坡情勢危急,英國方面要求史迪威派軍隊援救,史迪威以軍力不足爲理由,趁機要求增加兩個師,於是獲准加調了十四師及五十師,十四師師長龍天武,五十師師長潘裕昆。他派遣新三十八師一個團解鐵馬坡之危,十四師和五十師則參加胡康河谷的戰役,緊隨後面跟進。直到密支那打下,新三十師也調到前面,新三十八師、新二十二師則順著鐵路前進。密支那靠五野人山,而飛機場靠近山區。日本人曾把密支那到孟拱的鐵路完全拆除,並且在密支那做掩護工事,因此密支那的軍事防禦工程相當堅固。密支那前面的地形是個開闊的平原,極不利於軍隊前進。當我們圍攻密支那時,分派三十師從原始森林的山區東下,美軍麥支隊配合行動,不久便先將密支那的飛機場攻佔了一半,使後續的部隊得以空運至密支那。空運的部隊從日軍頭上掠過,降落到佔領的那一半地區。密支那日軍的防禦工事做得太堅固,因此美軍採取面積轟炸法,就是把密支那分成數塊區域,今天炸平這塊區域,明天夷平那塊地區,故而當我們到達密支那,所看到的房子沒有一棟是完好的,沒有一顆樹不是填滿砲彈的殘破碎片。
    
     攻佔密支那之後,軍隊改編成兩個軍。分別是新六軍與新一軍。新六軍包括新二十二師、十四師、五十師,新一軍包括新三十師、新三十八師。當時我在新一軍的作戰科,管理戰報事物。新一軍軍部在雷多。
    
     史迪威沒有透過軍部,越級直接指揮兩個師,爲何如此呢?這點很多人不太了解。因爲美國軍隊是以師(division)爲作戰單位,上面爲corps,再上面是army。army,即我們現在所稱的集團軍,通常師整頓時撥歸corps負責整頓。但作戰時,由army直接指揮division。由於這種作戰編制上的不同,因此美國認爲中國的軍不應叫做army,應稱爲corps,也因此使得史迪威以爲新一軍只是一個corps,不應算是army,他應該可以直接指揮這兩個師。
    
    不過,我們仍須依照本國的指參系統作業。關於每天作戰戰況報告,師得向軍報告。我在軍裡管理戰報,每天照例向蔣委員長、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還有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三方面報告戰情。一直到新一軍政編擴充成兩個軍,我才擔任新一軍作戰科上尉參謀。此後,我時常跟隨軍長到前方巡視。孫軍長對部隊訓話,參謀長就派我隨軍長同去。史迪威非常欣賞孫立人,佩服孫立人。孫立人在緬甸打過好幾回勝戰,如仁安羌戰役就是極爲有名。史迪威認爲孫立人將軍指揮作戰極爲稱職。
    
     攻至臘戍以後,由於國內情勢吃緊,新六軍的新二十二師、十四師先調回國,並將新五十師撥給新一軍,此後新一軍才擁有三個師。民國34年初,原奉命戰備準備調攻廣州灣,但一直沒有接到進攻的命令。後來歐戰結束,艾森豪將軍邀請同盟國的代表參觀戰後歐洲,有些國家受邀的代表有數位之多,而中國方面,只邀請了孫先生一人。接著,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們進入廣州從事接收,當時配屬第四方面軍,歸張發奎指揮(民國34年9月,張發奎擔任廣州行營主任)。
    
    
    張茂群先生訪問紀錄(節錄)
    
    我是四川省慶符縣人,民國13年12月28日生。我的祖父希明公雖然是前清舉人,卻沒有在清朝當過官。祖母羅太夫人係名門閨秀。父親九輝公因祖父之故,也不諳功名,改而從商。母親劉太夫人出生儒醫世家,育有我兄弟六人。長兄自幼失聰,二兄自符縣川南師範畢業後,歷任中山學校教員及鄉長、校長等職。三兄係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四期畢業,曾擔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等職多年,不幸於剿共期間陣亡。四哥、五哥自幼即夭折,我排行老六。尚有一妹,也是師範學生。離開家庭至今,家中經歷變故,只剩我一人。
    
     我六歲的時候就進入私墊唸書,我的啟蒙老師正好是遠房堂姐的兒子。十一歲時,進入慶符縣立第一小學就讀,十二歲考入宜賓明德中學,這是一所基督教浸信會的學校。十五歲時,以同等學歷考入宜賓縣立高中。十八歲時,響應政府青年從軍的號召,而志願從軍。
    
     我當時所參加的不是「青年軍」,是青年軍的前身。那時叫做「基幹團」,後來又相繼有「教導團」、「青年軍」的成立。從軍的當時,還和親戚、朋友、同學共三十八人一起進入敍南師管區報到入學。後來在瀘縣編入第三十師九十團,就在31年秋天時,從昆明搭飛機到達印度汀江,並隨即編入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在經過短期訓練,就馬上投入印、緬戰事當中。
    
    當時我們是在德威塘受訓三個月後,因新平洋之役一一二團傷亡慘重,我團奉命調往前線。我們先參加了「孟拱河谷」、「寧邦」、「孟關」等戰役。之後即奉命於孟關整頓,隨即繞向密支那進攻。在一次「卡馬英外圍戰」時,自己不幸於「的克老緬」負傷,槍彈打穿左腮,當時掉了三顆半牙齒。事後想想,如果當時就爲 國捐軀,也就不會有今日含冤莫白的情形。受傷之後,被送到列多軍區的美軍四十九醫院療養。一直到34年傷癒之後,才又返回密支那新一軍軍留守處報到。三個月之後,又隨軍部重砲營返國,轉駐於昆明漧海子砲校示範營。不久於同年8月,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就復員準備回鄉了。記得原欲在中秋節時抵家,不巧在返鄉的路上,我在川賓公路上(貴州哲覺縣)遇到土匪,身上所有的東西都被搶個精光,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只剩身上所穿的一套軍服。
    
     當時遠征軍的待遇,部隊裡的二等兵一個月可以領八塊十二安(印幣,一塊錢等於十六安),外加一張郵票,約合三百二十元法幣,其他方面,被服用品皆由英方供應,武器乃由美軍供應。當時一位上士每個月可拿到二十四塊錢十二安的薪水。在我負傷的那段時間裡,除了發給三個月的上士補餉外,還有一份犒賞金二十五塊,分別是總指揮、副總指揮、軍長、師長所給的。而且我們在醫院中無聊時,還會做一些走私生意,到沙辰西、的布羅卡買酒。一瓶十五元,再以三十元賣給美軍飛虎隊,賺了不少錢。在醫院裡還有很多傷兵玩百分,切紅點賭博,消磨時間。我積蓄了五十多萬元法幣,把這些錢都寄回家裡去,家裡就用這些錢買土地,買二十餘石出租的田地。
    
    
    王筠先生訪問紀錄(節錄)
    
     民國31年,孫先生奉命率新三十八師入緬作戰,仁安羌一役,首建軍功。當我軍抵達拼牆河北岸看到英軍將領在路邊攤開地圖勘察位置、地形。當時陷圍仁安羌的英軍無水補給,瀕臨投降邊緣。孫先生率一一三團展開拂曉攻擊,由七點鐘到十二點鐘,沒幾個小時就擊退日軍,到了下午兩點多,英軍七千餘人和戰車二十輛皆安全解圍。此役我軍損失不大,而成功營救英軍,是爲中國有史以來所僅有的,另配合聯軍作戰亦救過外籍軍隊一、二次。
    
     後來新三十八師擴充爲新一軍,由孫先生任軍長,唐守治任新三十師師長,我本人則在新三十師任上校軍需主任。新三十八師改編後,有新一軍、新六軍,並由國內調來的新五十師(潘裕昆)、新三十師(初爲胡素,後爲唐守治);即新一軍含三個師:新三十、新三十八、新五十師。廖耀湘的新六軍轄二個師:新十四、新二十二師。
    
     我軍雖解了仁安羌之圍,但日軍大舉進攻,襲我後路,英軍準備退入印境,我軍亦奉命撤退,此時孫先生和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發生歧見。新三十八師先在溫早宿營,後再向前推進,杜聿明第五軍則在印道。在溫早和印道之間我與孫同車,杜部派一個參謀來我們的停車休息處,送來便條寫著:「立人兄,有要事相商,請速來部。杜聿明」。於是孫先生至杜部會商,孫先生與杜商談,何參謀長與我在外面等候,我對他說:「現在不能再往密支那走,那邊情況已屬危急。」杜和孫似乎談得不愉快,後來知道當時杜聿明希望往北走,孫先生則計算日軍數日即到密支那,較我軍抵達爲早,若依令北行,則不但右方和後方有敵追擊,前方又有先到的敵人守候,三面夾擊情形下,後果不堪設想。但要杜部、孫部回守雲南是蔣委員長的命令,杜部欲經密支那撤退。新三十八師斷後,退入國境。如此,可能犧牲斷後的部隊,掩護第五軍回國。當時杜聿明第五軍的部隊在印道,新三十八師一一三團則在卡薩掩護第五軍撤退,其右方是伊洛瓦底江。我們在卡薩西南方宿營時,就發現敵蹤,雖尚不致切斷我軍聯絡,但是敵我雙方已非常接近。杜的原則是撤部回國,由新三十八師掩護。孫的想法則因臘戌已爲敵人攻佔,按距離和時間計算,會先我們到密支那,在此情況下前進,則前有圍堵,後有追兵,左邊是更的宛江,造成三面作戰。更重要的是杜部有交通工具(卡車),行動方便且補給較優,我們則糧少且乏彈藥,如再撤往密支那遇敵,可能彈盡援絕,是時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勢將同歸於盡,這對國家損失太大。兩人根本談不攏,各執己見,孫先生退出來和我回到師部。
    
     當時新三十八師的一個團已前進作戰。二個團在印道、溫早之間,但那時已無法遵照命命北撤,孫先生決定西走,但無道路可走,必須先向南回走溫早、品列庫才能渡江西退。我們不北退反而向南,適過來追的日軍,打了一仗。日軍未料到我們會回頭走,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我們擊退敵人,於下午五時多到品列庫,過更的宛江即告安全。
    
     杜聿明所帶第五軍依命令後撤,果然日軍先占密支那,進退兩難,乃進入野人山。新二十二師竄入野人山,只剩三千餘人脫險,死傷眞慘。我們先安全退入印邊後,奉命接應他們。後來反攻時,在山中工寮裡見屍骨成堆。杜聿明生病,到印度是用擔架擡去的。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師,損失約一半,大概還剩三千餘人。
    
     孫先生於撤退時,派齊學啟副師長到一一三團去,孫師長則領一一二團、一一四團回走品列庫過江。齊副師長到時,適值一一三團和日軍已相持數天,尚未撤退,他就帶了幾十個兵先走,後遭日軍截擊,齊被俘。一一三團漸緩敵勢後,立刻撤退至山中,致日軍無法追擊。他們在山裡轉了約兩天,每晚皆以無線電和師部聯絡,孫先生指示繞敵後偷渡,終安全撤退至印。團長是劉放吾,軍校六期畢業,由孫先生保他做事,後以少將官階退役,在屏東以打煤球維生近十餘年。
    
     檢討新三十八師退守印度的傷亡情形是,約一萬一千人的部隊由都匀出發,但有部份人員負責留守、做補給,看守彈、糧倉庫或通信部隊等後援性工作,實際到緬甸的約八、九千人,經仁安羌、卡薩、溫早三次大戰役,損傷約數百人,其中最大的損失是齊學啟副師長的被俘。新三十八師至印度時仍保持相當實力。(陳存恭按:委員長一直責備史迪威不該帶中國軍隊到印度,並不與統帥部報告。)我的看法是:由後來實際情況研判,當時不帶也不行,且重要的是中國軍隊去印度乃孫將軍當機立斷的命令,如果委員長因此事而責備史迪威,那麼他也錯了。八年抗戰因有駐印軍、美方補給、美方空軍支援,中國也曾打過多次勝仗。是以後來打了兩年勝仗,一方面是因孫先生的將才,另方面因中國軍隊能打,美方支援充裕等等。總之,指責史迪威把部隊帶到印度是不實的,說孫先生不該把部隊帶到印度也是不對的。因爲當時爲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不過蔣先生後來對孫先生亦很好,責史迪威或許是因部隊隨便離開,後來未做報告而發。
    
    我觀察他們外國人指揮部隊和我們眞是不同,將軍能親至前線:有次史迪威要去團部,孫先生不要他去,史迪威則堅持要去並住在李鴻部隊裡,那時李部情況最危急。
    
     孫先生率一一二團、一一四團及師直屬部隊由緬撤退至印度(英發兒省)的第六天,劉放吾團長率一一三團依照孫先生在電報中指示之路線,亦安全到達。全師集合後,即由英發兒移防列多(又譯雷多),在列多駐防月餘。俟杜聿明將軍率領之新二十二師,經野人山於七月間抵達印度列多後,新三十八師及新二十二師即開赴藍伽營房整訓,改稱爲駐印軍,由美方負責補給,官兵待遇較國內好,主副食豐美,裝備陸續交換,士氣爲之一振。
    
    民國31年冬,委員長召見孫先生,他帶我回重慶,前後二十幾天,他知道我家住在都匀,讓我回家,我住了兩個多月,到32年2月才返印。此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孔祥熙開支票給孫先生的事。因爲我們由藍伽至加爾各答上飛機,由於所載行李超重,中國航空公司人員就要求我留下一些行李,並保證翌日送交,我就匆匆忙忙的留了兩件,不巧留的正是裝有法幣的行李,上飛機後始想起,此問題可嚴重了,因爲沒有錢用。到了昆明本想找新二十二師的軍需主任借錢,但時間來不及,只好向孫先生報告沒帶錢。到重慶下飛機後,住在重慶唯一的大旅館(勝利大廈,由軍統局管理),之後,孫先生就出去,回來時交給我一張孔祥熙家人開的五萬元支票。翌日準備去提錢時,戴笠的部下看到我就上前詢問要去那裡?我說要去提錢。他見是了孔祥熙家的支票,即謂:「我給你五萬元,你把支票給我。免得你麻煩!」待孫先生回來,見我沒去銀行就問,我報告事情的經過,孫先生就說:「怎麼把支票給他呢?」那時沒這筆錢還眞不能辦事,航空公司運送行李最快也要第三天才到,然而他們不知其中原委,見到支票就認爲孔祥熙非常支持孫先生,一來便給五萬元。勝利大廈是戴笠的一個少將部下在此負責,他們有時也監視孫,我後來發現孫先生也常繞路以甩掉他們。
    
    反攻緬甸時,我跟隨唐守治在新三十師,並未和孫先生在一起,故孫先生率部作戰情況並非親眼目睹,然因唐守治的新三十師常以無線電和孫聯絡,如研判敵情及次日的任務,故亦略知其大概,至於軍部命令到達師部後的如何執行,則是師長的事。不論在公私各方面,孫、唐二人默契佳,配合得很好:此情況不同於新五十師的潘裕昆,不過潘雖是新來的師長,對孫先生仍相當服從,沒有什麼歧見,這在印、緬或以後在東北都一樣。大致而言,部隊對孫皆非常信服。
    
    新三十八師出發赴緬的官兵約一萬餘,其中將佐約千餘人,撤入印境損失不大,後來擴大成軍,兵員是從國內空運補充的。
    
    反攻緬甸史迪威非常重視,他自己指揮部隊,親臨前線,有一次李鴻的一團發生危機,他
    親赴團部,坐鎮指揮。這些留給我深刻的印象。由於我只管軍需,對軍械設備及補給並不清楚,但知裝備有美製砲、機關槍,性能很好。反攻作戰戰績輝煌。有一特點值得一提,即美國顧問十分重視後勤補給。由於地形限制,打叢林戰根本容不下車隊,但工兵跟在後面修路,打到某地,後面的路即修好了,軍用電線也搭建了,能立即補給到某地。美式的工兵補給很有套制度,此外,空軍亦提供補給;某决戰役,有個連足足被包圍四十天,但美軍還是派飛機空投裝滿水的汽油桶補給,另外作戰部隊要彈有彈,要糧有糧,主要就是專心負責作戰。不過有次補給機在空投時受到友軍攻擊,新三十師的唐守治部隊在地面排了小迫擊砲,以美機爲試靶,而美機可能也知道是我們打的,因當地並無日軍,故美方後來也提出質詢。
    
    反攻緬甸打下臘戍後告一段落,民國34年5月新一軍奉調回國,準備參加華南反攻作戰。
    民國34年8月,我們從緬甸返國,不到一個月,日本即告投降。駐印軍的兩個單位:孫部的新一軍開廣州,廖耀湘的新六軍開往南京。
    
    陳:以您多年擔任軍需官所知,可否談談印緬戰役期間的軍需來源、補給及人事系統與待遇等情形?
    
    王:印緬戰役期間,所付出的費用相當可觀,例如有次美方空投一萬餘條棉被至山中,翌日我軍要出發前進反攻,無法攜帶此批物品,美方即下令放火燒掉棉被。不僅如此,在反攻作戰期間的制空權也在我方。故檢討此次反攻作戰,制空權、陸空補給、官兵待遇種種配合,使我們的士氣高昂。設若在一年多期間的叢林戰中,沒有美方補給則根本無法作戰。
    
    關於軍需的經費來源問題,雖然部隊吃空缺以增加經費是清末以來就有的現象,但是我們新三十八師則沒這種情況,絕無以吃空缺來週轉其他開銷或改善官兵待遇,大家待遇是一般苦,孫先生不吃空缺,也嚴禁部厲吃空缺,這點是他始終執著的。經費的管理在當時採在規定經費報銷,即這個師在一定範圍內可以用多少錢,在規定數額內實報實銷,不過此情況到英美提供補給止,爲期不到一年,期間的報銷皆由我承辦,孫先生的部隊沒有吃空缺的情形。在美軍補給期間,我們待遇增加就不只一點了,以我個人言,國內待遇照拿,國外則依美制領取,等於有兩份薪水,有家眷的拿國內部分,就等於是安家費了。而國外待遇較國內高得多,但是我們和外籍軍的薪餉也非完全一樣,乃是照他們待遇的比例發給;如他們的上校月薪一千多美金,我們則大約拿六、七百美金。這薪餉是所有軍隊到達後才開始拿,那時史迪威不在那裡,他的參謀長和孫立人、廖耀湘及我和廖的軍需,談了幾天關於補給的事才商定。就薪餉言,我軍所拿待遇是以美軍待遇的八折計算。談到美國何以當時士氣佳,應和軍費充裕有關;以我去加爾各答出差費爲例,就十分可觀,確實數字已記不太清楚;又譬如在臘戍,我到軍委會的辦事處領了一個月軍餉,就有十四萬多緬幣。
    
    在新三十八師,我的職位是中校軍需,由於軍需主任張明信未隨部隊到緬甸,其職乃由我代理,故由我去領軍費。到民國31年冬,在藍瑪伽住了兩個月,十一月間,蔣委員長在重慶召見孫先生,孫先生就帶我回國,在重慶住了二十幾天,孫先生辦完事即回印度,要我回都匀,我乃回家待了兩個多月,32年2月間再去印度,當時部隊已由藍瑪伽遷到雷多,復因我先前隨孫先生飛渝,部隊裡的軍需主任一職仍由張明信上校擔任,我則是中校軍需。至於軍需的人事系統,並寻目由另一系統調來人員任用,我們都是由下而上的小軍需升上來的,再分批去重慶受訓,多數並非由上面委任。
    
    陳:在印緬作戰時,孫將軍和史迪威對於軍隊部屬指揮之事是否時有衝突?而孫將軍對外國顧問的態度又是如何?
    
    王:孫和史迪威相處的情形,據說史迪威在永清、珠江裝備共黨十個師,故後來有隙。因孫個性太強,基本上又有個觀念,中國人和外國人同等優秀,反對外人樣樣都行的看法,故相處不是很和諧,作戰策略常有爭執。如由臘戍進攻緬甸時,孫集合部隊訓話,內容是見到外國人的舉止應如何,強調不要覺得外國人有何了不起,更不要有猥瑣的舉止,諸如隨地吐痰、大小便、佝僂而行等。他說只要我們擡頭挺胸,不做那些不該做的,那麼我們和外國人是一般優秀。孫對史迪威不是不服從,而是在於孫先生有此基本觀念。所以報紙上謂孫對外國顧問的態度最平和,原因在此。他以後在台灣亦如此,顧問到他辦公室亦要喊報告,弄得沒幾個外國人和他相處融洽;階級小的顧問,仍舊以下屬對待,這是維護自尊心及心理平衡。再者,史迪威曾向委員長表示,希望能調走孫先生,時值要開始反攻,後來蔣夫人又將此事告知孫,造成孫對史迪威的不滿,由此兩人相處亦不睦。《史迪威日》記和《芭芭拉在華經驗》二書,論及反攻緬甸由雷多攻于邦時,以一一三團爲主力,在判斷我軍無砲兵且人數少的情況下,孫即遲疑不肯打,此事後來還弄到開羅會議中討論,羅斯福據此稱中國軍隊不能作戰。史迪威日記且謂孫立人的遲疑不定,是有蔣先生做後盾,目的在保持軍力以便日後打共產黨;實則不但孫先生否認蔣先生有越級指揮之事,蔣對此事亦很生氣,於會議結束後,還到雷多召見孫,了解情況,知無砲兵後援,反稱孫的作法正確。至於史迪威日記中,讚美中國軍隊能打但無好的指揮一事,若其指責非針對孫,而是就原則上言,那我也很贊成;即中國的士兵很能打,很有犧牲精神,技術未必佳,反觀指揮官則有很多已腐化。在孫的認知裡,黃埔現役的老大哥所具備的軍事知識實在有限,北伐期間的他們確曾很有貢獻,但之後忙於官場應酬,與日新月異的裝備、技術脫節,故我同意史迪威所言,中國有好兵,沒好官。
    
    就孫先生個人言,除上海抗戰失利受傷外,其他如江西剿共的小戰鬥、緬甸戰役,及由印度反攻的兩年戰爭、東北作戰等等,我親眼見孫先生未嘗吃過一次敗仗。
    
    
    
     ◆ ◆ ◆ 内容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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