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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南高自联主席忆“六四”(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11日 转载)
    
    前海南高自联主席忆“六四”(图)
    (《自由圣火》首发)
    前言:“六四”二十年来,有关“八九”北京学运及其人物的文章故事已经汗牛充栋,但关于地方学运的回忆却仍见稀缺,尤其是边疆地区。海南,作为远离北京的南垂岛省,二十年前发生于那里的民主运动,迄今却不见提及;但愿拙文的叙述,能够为弥补中国八九民运史的这一欠缺尽点微薄之力。
    由于多年来拔高的报道,二十年前的学运领袖们,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人中具有自由民主理念的先觉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由民主是什么,而仅仅因为爱国热情和一时的冲动,便走上了民主运动这条不归路。林大军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的职业民运人士林大军,已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但长期的冒险流亡生活和东南亚的气候,使他看上去比其年龄衰老十岁,他高颧低额、成熟机警、西装革履、不露声色,透露出一副行动家的气质,谁会想到,这个人在二十年以前,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不问政治的大学时髦青年。
    林大军常常自称是“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由于他的相关资料,通过google能够搜索到的很少,因此他常被人怀疑为骗子。事实上林大军确实是“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只不过他不是倍受瞩目的北京学运领袖,而是遥远的海南省“高自联”主席。
    林大军,本名林道忠,1969年出生于海南岛琼海市一个新加坡归国华侨家庭,1987年考上海南大学,就读于海南大学农学院园林系,1989年的他,正值大学二年级。由于华侨家庭的影响,林大军比别的同学思想开放、崇尚港台时尚,大学时期的林大军,好留长发、戴太阳镜、穿喇叭裤,天然一副“出头鸟”的禀性,再加上其性格外向、处世圆滑、善于交际、有点周恩来八面玲珑的影子,因此在学校广得人缘、很受拥戴,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在海南大学里是一个上窜下跳的活跃角色。
    但是,林大军承认:直到卷入八九民运大潮之后,自己仍然不清楚何谓民主、何谓自由,当时他虽然生活上很“自由化”,却没有清晰的自由、民主概念和追求目标,更谈不上什么思想、纲领,只是有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冲动,当时受赵紫阳时期政治改革的舆论宣传鼓动,觉得“自由民主”对国家好,于是在当时历史大潮的推动和携裹下,就上街追求“自由民主”。林大军回忆说,当时许多学生的想法也和他相似。
    历史的剧变往往是由偶然引发的,直到北京学潮春潮骤涨的前夜,林大军的主要兴趣还在园林绿化上:由于当时园林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海南大学只有他们一个园林班,而且时值城市大建设时期,当时的社会又十分缺乏园林专业方面人才,林大军他们班,不仅毕业后好工作无忧,且成了海南大学的宝贝。
    作为新建大学,当时的海南大学校园的园林绿化规划和建设,都是由林大军他们班“承包”的,当时林大军作为班干部,一心想在学校园林绿化上干出点成就来,对政治他既不懂、也没有多大兴趣。
    由于海南省是南垂侨乡,政治氛围远不如北京那样浓厚,因此四月中旬胡耀邦的去世,并没有在海南激起大的涟漪,当时一切都似乎在显示:注重实惠的海南人,要游离于八九民运大潮之外。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写了海南的历史、也永远改变了林大军的人生。
    由于海南大学当时是新创大学,林大军就读的时候,部分校园建设还未完工;正当胡耀邦去世的前后,海口市爆出了海南大学校园建设用地被政府挪用的丑闻:部分校园建设用地,被某些受贿的政府官员改变用途,转批给外商搞房地产开发。官员的腐败行为激怒了海南大学学校当局,当时的学校当局,试图借助学生的力量,向政府讨还失地,于是,学校当局组织了几十名学生代表组成请愿团,由当时海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林亚民亲自带队,前往海口市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当时的林大军,只是学生请愿团中普通的一员。
    鉴于赵紫阳时期宽松优容的整体环境,当时的海口市市长李金云,不得不亲自出来与学生对话。面对学生归还土地的要求,李金云推脱说:海南大学建设用地的问题属于省政府管,市政府管不着,把问题往省政府推。碰了软钉子的学生代表团只好转而向省政府出发,位于海府路的省政府离市政府很远,而四月的海南已是骄阳似火,汗流浃背的学生遏止不住心中的怒火,沿途开始高呼“打倒腐败”、“打倒官倒”、“反对官商勾结”的口号,由是喊出了海南学潮的第一声,赵紫阳时代宽松自由海南新闻媒体迅速跟进报道,于是,这一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偶然事件,很快在海南其他高校引发了骨牌效应,无意中引燃了八九海南民运的熊熊大火。
    继海南大学讨还土地维权游行示威之后,海南其他高校学生陆续起来游行示威,纪念胡耀邦、声援北京学潮,而这时首先发起土地维权学运的海南大学反倒偃旗息鼓了,这是什么原因?林大军回忆说:因为当时海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林亚民的夫人董范园是海南省常委、纪委书记,也就是说,林亚民的夫人直接掌握着海大学生的学业和学籍的“生杀予夺”大权,而且当时海大当局天天对学生广播:不准上街示威游行,学生们大多深怀顾虑,包括他自己在内,因此无人敢出这个头。因此四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凭校外风吹浪打、海南大学校内一如避风港湾般的风平浪静。
    但这样的平静没能维持多久,四月底,由于中共顽固派“四二六”社论的出台,学生们大为愤怒,全国学潮陡然升级,汹涌的风潮很快波及到海南。从四月底开始,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等高校的学生跑到海大串联,天天鼓动海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同时,海南大学的教师、学生开始罢工、罢课,学校逐渐陷入瘫痪。
    林大军回忆说:当时外校来串联的学生队伍不分昼夜地在海大敲锅打碗、摔酒瓶,校园内秩序大乱。林大军尤为心痛校园绿化所遭受的破坏,他说,由于海大是新建的大学,校园的花草树木尚未长成,因为外校串联学生的破坏,稚嫩的花草、树苗满目疮痍,而当时的校园绿化,正是他们园林班的劳动成果。
    眼见自己的劳动成果遭毁坏,情急之下,林大军就去找当时海大农学院院长、致公党海南主委陈家悦:
    “报告院长,学校的花圃完蛋了,你们花瓶党怎么办?”林大军尖酸刻薄地问。
    没想到陈家悦竟然回答:“我们决不愿做花瓶党!为了保住学校的秩序和环境,你们应该冲出去,我支持你们!”
    陈家悦的回答使得林大军周身年轻方刚的热血顿时沸腾起来,而当时园林班的班主任吴庆书,年龄不过二十五六岁,正是胡耀邦时期启蒙出来一位典型的“自由化”青年教师,满脑子西化新思维,对学潮非常理解和支持,且与林大军甚谈得来,这些,使林大军感受到身后强大的支持力量,终于决心采取行动。
    凭着自己的人缘和活动能力,林大军很快找同学一道制作了“海南大学”的牌匾和游行的标语、旗帜、借来了小喇叭,第二天傍晚八点钟,林大军举着牌匾,带着几个同学望宿舍楼前一站,举起小喇叭慷慨激昂了一番,出乎意料地竟一呼百应、从者如云,很快召集到数百人的队伍,当时是五月初的晚上,海风湿润而凉爽,当林大军举着“海南大学”的牌,第一个步出校门之际,忽然银白色的闪光如闪电般劈头盖脸而来,耳边“咔哒”、“咔哒”声响个不停,原来早有几十名中外记者埋伏在校门口,只等他们出门,林大军活了二十载,哪里品尝过如此风光滋味?于飘飘然之间,忽觉这种“游戏”非常刺激好玩,不玩白不玩。从此,这位流里流气的华侨子弟,竟然懵里懵懂地踏上了中国民运这条不归的航船。
     林大军回忆说,当时海南各院校学生数千人,在海南省省委、省政府门前扎下营盘,天天静坐示威,既不返家、也不回校,他当时也作为学生头头之一,住在帐篷里。学生们把收音机、收录机、甚至电视机都弄来帐篷,天天看电视、听广播,收看、收听新闻厌烦了就放港台流行歌、跳舞,非常好玩。当时学生打出的横幅、标语、喊出的口号基本上是“打倒官倒”、“打倒腐败”、和要求新闻自由之类。
    但林大军坦诚:何为新闻自由?他当时和许多大学生一样,并不清楚。现在看来,当时的新闻自由度其实已经很大,新闻自由事实上已基本实现,只差出台新闻法来保障。林大军说,胡、赵时期(特别是赵紫阳时期)新闻自由度之大,是后来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当时的体制内媒体普遍能够报道异议观点和活动,现今的诸多禁区和“敏感”话题,当年根本没有禁忌;自纪念胡耀邦起,中央电视台天天报道北京学潮动态,非常的及时和真实,央视的报道事实上成为各地学运跟进和配合北京学运的行动指南。
    林大军说,当时当局对境外电台的干扰很小,美国之音、BBC等电台收能够清晰地收听,由于地理的邻近,在海南收听香港电台尤为清晰;境外电台的节目由是成为他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五月底中共当局重新钳制媒体之后。
    由于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越来越多,抗议行动和海口市社会秩序有混乱失控的趋向,海南各高校学生代表感到有必要组建统一的独立学生组织,统一指挥和协调学生的行动,保障社会秩序。于是在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海南各高校代表三百多人在海南大学101阶梯大教室召开了海南高校学生代表大会,仿效北京学生成立了海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建成“海南高自联”),经过激烈的竞选角逐,林大军出乎意外地当选为海南高自联主席。林大军回忆说,当晚还有三人当选为副主席,一位是海南艺术学院的一名女生、另两人分别来自海南大学农学院和法学院。
    发表当选演说之际,在场的十几名中外记者纷纷拍照,面对台下雷动的掌声和闪作一片的镁光灯,毫无心理准备的林大军兴奋得头脑里一阵空白,就这么突然成了整个海南的学生领袖,只觉得自己站到了历史的巅峰,因为站得太高而觉得心里发毛。
    林大军说,当时的他,没有目标、没有计划和方案、更没有什么夺取政权的想法,当出风头产生的高烧消褪时,当选为海南高自联主席的他,因为深感责任重大而后怕。
    短于思想理论的林大军,很快就发挥出善于交际、长于行动和实际应变的优势。他带领高自联积极行动起来,与各高校食堂和有关单位,先解决解决学生的食宿给养和交通问题,做到学生出门有车坐、晚归有饭吃,林大军还频频跑到各高校搞串联、发动学生轮番上街,作息结合,以持久抗争、同时组建交通协管队伍、学生纠察队伍,以保证交通和抗议行动秩序、设立募捐小组…总之,北京高自联的那一套运作方式,林大军很快学得有模有样。随着海南高自联的成立和运作,海口的学运和社会秩序大为改善。
    当时海南省省长梁湘,是追随赵紫阳的中共政治改革派先锋干将之一,省委书记许世杰,也持同情学生的立场;在梁湘、许世杰的主持下,海南省当局对学运特别开明优容,不仅从未压制学生、反而多次与学生代表对话、对学生运动提供各种便利、并积极宣传报道。林大军回忆说,当时海南省政府在省农垦局三楼与学生代表多次对话,但他们当时因为幼稚和冲动,却未能理解梁湘等人的诚意和苦衷,因为海南不是独立国家,当时他们提出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等政改要求,不是梁湘能够决定得了的。
    尽管对话无果,但“迫使”省政府频频对话,也足让林大军的出够了风头。
    不过,林大军的特长没能发挥多久。随着北京政治风向的骤然转变,大陆媒体逐渐收紧和变调,局势如滚滚黑云、压城而来,林大军回忆说,六月三日、四日两天,央视连续播放“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镜头、反复播放吊在天桥上的解放军尸体画面,和戒严部队某部政委张工的“北京没有死一个人”的放言,他有一种大镇压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终于在六月四日晚上和六月五日,通过境外电台和香港传真来的图片,海南高自联获知了北京民运遭大屠杀镇压的消息。
     消息传出,整个海口市群情激昂,林大军回忆说,当时连许多当地记者、干部官员、甚至一些公安干警,都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六月五日,海口市数万学生、民众自发上街游行。学生游行队伍从海甸大道出发、途径人民桥、大同路、博爱路、中山路,向市人民公园进发,林大军拿着小喇叭,沿街向市民群众讲述北京“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市民的义愤迅速被点燃,参与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林大军回忆说,当时海口日报、以及海口市、海南省的好些政府机构成员,都举着本单位的牌子,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沿街执勤的警察对游行示威不仅不予任何压制,反而积极为游行队伍疏通交通,一些警员甚至向他们表达对“六四”屠杀愤怒之情。
    “我清楚地记得,有两位执勤的干警当面谴责屠杀,他们对我说,他们曾经参加过“八六”学潮,完全理解我们的心情。”林大军回忆说。
    游行大军打着“要办大特区,先救总书记”的大字横幅,颇有点当年康梁改良派援救光绪皇帝的味道。而海南日报次日则以头版头条,以这条标语为大号字标题,报道“六.五”游行示威活动。
    晚上八点多钟,游行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会聚于二十多米高的人民公园英雄纪念碑周围,林大军站在五六米高的纪念碑基座上,接过下面递来的花圈,将它们一个个地安放到纪念碑的四面,记者拍摄的镁光灯,依然象前两次那样闪烁不停,但这个时刻的心情,再也没有了前两次的亢奋和骄傲,林大军说,当时他只有愤怒,再也没有其他的心情,当时整个现场都是一片的深深的悲愤海洋,许多人,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留下了眼泪。当时的他,已经失去了为自己明天考虑的意识,而只有一种豁出去的冲动、一种杀身成仁的冲动。
    但是,激情冷却下来之后,因求生本能而生的恐惧心逐渐占据了上风。从六月中旬开始,从大陆北方逃亡到海南岛的学生和民运人士逐渐增多,作为海南高自联的主席,林大军积极投身于营救逃亡人士赴香港的行动,在营救过程中,林大军也逐渐感受到即将迫近的巨大危险:
    当时中央电视台天天播放“六四”学生通缉名单,许多省市都传来学生和民运人士遭抓捕的消息,虽然当时海南省在赵紫阳追随者梁湘的主持下,拒不执行新中共中央的镇压令,放任海南高自联的及社会的救人行动,但海南毕竟不是独立国家,赵紫阳已经下台了,这样的宽松政策能维持多久呢?想到这些,林大军终于决心逃走,于1989年七月初与大陆学运分子一道登上了驶往香港的偷渡船。果不其然,林大军离开一个月后,海南省省长梁湘即被召到北京软禁起来,象赵紫阳那样一直被软禁到死,同情学潮的省委书记许世杰也被撤职,以“政治特区”为目标的海南新政灰飞烟灭,中共顽固派上台,对民运厉行反攻倒算。
    林大军说,离开家乡的心情是痛苦而复杂的,逃亡之前,他还从来没出过远门,二十岁的年纪,突然要长久地离别父母、好友和家乡,心里非常难受。林大军说,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经济上比较平均,去过欧美国家的人很少,当时他对西方国家高水准的生活并无了解,以为跟中国差不多,因此也没有“美国梦”之类的出国渴望。当时的逃亡心情,完全是被迫和恋恋不舍的。 
    “抵达香港后,在有关组织和人士的援助下,我住在当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梦飞龙先生的别墅里,住的是吾尔开西刚刚住过的房间…我在总领事家住了七天,然后由总领事亲自开车送到启德机场,送上飞往法国的班机。”林大军虚荣地说。
    不过,“六四”之后二十年来,林大军一直没有离开过民运事业,成为迄今为为数不多的海外职业民运人士之一。林大军认为:八九民运教育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
    “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自由民主的觉悟和追求,现在可能只是中共的一个贪官,或者大陆一个庸俗的老板。”林大军说。
     虽然已获得法国政治庇护多年,林大军迄今没有加入法国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国籍,他说:
    “我出来是为了中国民主化,而不是为了归化为西方国民的。”
    谈到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林大军认为:一方面是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明确的目标、纲领和正确的策略,他们对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中共顽固派集团还有很大幻想;另一方面是赵紫阳关键时刻的优柔寡断和退缩,林大军认为,当时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为赵紫阳采取行动创造了大好条件,相当长一段时间党心、政心、军心也是向着赵紫阳政改集团的,而邓小平、陈云、李鹏当时非常不得人心,可惜的是赵紫阳却不敢抓住机会一举推翻邓小平、陈云、李鹏;林大军说,当时赵紫阳所处的形势比叶利钦有利得多,要是他有叶利钦一半的果决和勇气,中国八九民运就胜利了,也不会有“六四”屠杀的悲剧。林大军认为,赵紫阳关键时刻暴露出缺乏大政治家素质的局限性,共产党党内的政治斗争非常残酷,你不解决他,他就要解决你,邓小平早就把赵紫阳等中共政改派当敌人了,他们还不敢与邓小平决裂。
    林大军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年轻幼稚的大学生能够担当民主建国的重任,因此“六四”运动中大学生缺乏目标、纲领和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六四”运动失败的主要责任在赵紫阳政改集团。“六四”留下的最大教训是,当变革机遇来临的时候:如果不抓住机遇驱除顽固派,就会被顽固派屠杀于血泊当中,就会遭受历史的惩罚,国家就会走更长的弯路。
          曾节明 于二〇〇九年六月七日星期日于曼谷家中   
    
    附:林大军档案照,1989年八月在巴黎民阵成立大会上演讲 
    
前海南高自联主席忆“六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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