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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张学良为何娶了“村姑”? 张作霖为报恩(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3日 转载)
    
    来源:辽沈晚报
     “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喜结良缘的背后
    
    张学良: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这个女人我不了解,我不喜欢!
    
    张作霖:这个家现在我说了算,你的话留着等你说了算时再说吧!
    
    1916年,是大帅府落成的第一年。“龙抬头”没几天,张作霖一家刚搬进新居,大帅府里来了一位妙龄女子,她就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大帅儿子娶媳妇,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可引来满城人的疑惑:这风度翩翩、追者如云的张学良为何娶个比他大4岁的乡野村姑呢?
    少帅张学良为何娶了“村姑”? 张作霖为报恩
    
    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合影。
    
    给儿子找媳妇,只为报恩
    
    1908年,张作霖的部队驻扎在离奉天有60公里。新民府有许多日本驻军,日军耀武扬威,经常欺负中国军队。春节期间,一队日本兵和张作霖手下的一队人马在大街上相遇。因日本兵侮辱中国军人,双方发生冲突,两名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张作霖听说后,火冒三丈,要求日军交出凶手,以命抵命。这事后来闹到奉天交涉署,交涉结果:日军赔了一千两银子,一个士兵五百。过了两三天,张作霖命令卫队:“妈了个巴子的,他打死我两个兵,赔一千两银子就算拉倒了,那好,我准备一千五百两银子,你们去给我打死他三个。 ”三个日本兵被打死了,日军前来交涉,张作霖吩咐部下,“什么也不要说,照日本的章法办事,给他一千五百两银子”。这事后来闹大了,张作霖的军队被调离新民府,全部移驻吉林境内的辽源州。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去辽源州有两个用意,一是让张作霖摆脱日军的纠缠;二是辽源州匪患严重,调黑龙江的部队没能剿灭,调吉林部队效果也不明显。此时的张作霖,已成为专剿巨匪的大英雄。他用了五年时间,基本肃清了辽西匪患,刚得到朝廷5000两的赏银和一件绣花龙袍,派他去剿匪,可收一箭双雕之效。
    
    1908年4月,张作霖率数千人马,来到辽源州州府所在地郑家屯。一到郑家屯,不禁眉头紧锁。郑家屯虽为辽源州的衙署所在地,又有“沙荒宝路”的美称,可只有两条挤满了小商铺的大街,房舍十分紧张。不仅他带来的数千马队没地方驻扎,就连他的指挥部都找不到合适的住处。
    
    找房的军官回来报告,说在西街有一个粮栈,适合做指挥部。张作霖骑马来到西街,在挂着“丰聚长”牌匾的大门口下马。走进院内一看,院落整齐,也比较宽敞。粮栈老板姓于,叫于文斗,祖籍山东省海阳县人。同治年间,跟着闯关东的移民潮,落脚郑家屯。光绪末年,于文斗被推举为当地商会会长。由于郑家屯地处偏远,有钱的商人成了土匪侵扰的对象。“丰聚长”是当地名气最大的一家商铺,更成为匪徒劫掠的重要目标,于家深受其害。于文斗听说“王师”来剿匪,领头的又是辽西“剿匪大英雄”,别提多高兴了。立即把张让到室内,热情地沏上了上等好茶。张作霖很高兴,说:“ 那我就把剿匪指挥部设在你这‘丰聚长’了,你看怎么样? ”于连连点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这样,“丰聚长”粮栈就成了剿匪司令部。
    
    
     于会长好客善谈,张统领重义讲情,时间长了,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老相识。
    
    有一次,张作霖率领马队深入大兴安岭剿匪,一路穿山越岭,叛匪且战且逃,日落时分,叛匪逃入荒原。张的队伍交战了一天,疲惫不堪,正在一个村落里休整。狡猾的叛匪夜间杀了个回马枪,包围了村庄。张的队伍没有防范,仓促突围,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张急命士兵停止突围,以待援军。双方对峙好长时间,援兵迟迟未到。就在张作霖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住在郑家屯的吴俊升紧急从洮南调来一队轻骑驰援,张作霖得以生还。
    
    原来,于文斗得知张作霖被围的消息,心急如焚。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山东老乡吴俊升,并说服了吴俊升,才有了荒原解围这一幕。张对于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主动要求与于文斗歃血为盟,“义结金兰”。
    
    自从荒原遇难被救,张作霖每次和于文斗对坐在一起,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好像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从血管里往外涌,他也不知道是感激?是歉疚?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搅得他精力不能完全集中。
    
    有一天,他和于文斗正在闲谈,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本书来到客厅,怯生生地走到于文斗面前,翻开书,用小手指头指着书上的一行字,问:“爸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
    
    张作霖顿觉眼前一亮:报答的方式终于找到了!
    少帅张学良为何娶了“村姑”? 张作霖为报恩


    
    张学良与于凤至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合影
    少帅张学良为何娶了“村姑”? 张作霖为报恩


    
    新婚的于凤至。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作者:列斯特・坦尼 范国平译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休荣誉教授,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紫心勋章和青铜星获得者,在日本战俘营中度过三年半时间,曾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充当奴隶工。现在他担任巴丹和克雷吉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是美国盟军战俘向日本政府索赔运动领袖。
    
    本书是列斯特・坦尼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材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的。
    
    第6章 游击队生涯
    
    在奥唐奈集中营的第六天,我下定了决心,为了自由,一定要搏一搏,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回想过去的那些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想要活命的话,离开此地乃当务之急。
    
    首先,在这里,每天都会有250个左右的菲律宾人或是美国人死于饥饿和病痛。那些还没有患上疟疾和痢疾的战俘,迟早有一天也会染上诸如此类的致命的疾病,只不过是排在了后面,可以多活几天而已。
    
    第二,日本人不顾战俘们的健康和生理状况,强行要求我们参加劳动队。我们不知道会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工作。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我们去做这些工作,他们期望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些工作。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事情都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假如未来的生活,都像我们投降以后的那三个星期当中经历的那样,我宁愿放弃未来。
    
    第三,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日本看守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确认身份的措施。有个战俘医生告诉过我,在其他集中营中,日本人把10个战俘编成1个小组,假如有1个战俘逃跑,这个小组当中其他的战俘就会被斩首。我在一些劳动队里工作的时候,也有从其它战俘营转移到这里的战俘告诉我,日本看守给每个人都编了号,如果有1个人逃跑,就处决编号在他前面和后面各5个号码的战俘。幸运的是,当时在整个奥唐奈集中营,日本人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把战俘编成小组管理。奇怪的是,那个战俘医生竟然希望日本人早点制订编号系统。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编号系统,是因为如果编号序列里的任何一个战俘逃跑,就会牵连很多这个序列当中的人,他们会遭到处决。一旦有了自己的号码,我会反对任何人逃跑。如果出现了自私的、什么都不顾的战俘逃跑的行为,日本人就会枪决、斩首、刺杀很多无辜的人。日本人曾多次强迫我去看斩首场面,这是因为一些战俘从劳动队或是集中营里逃掉了,或者是一些战俘试图逃跑,但没成功。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人首分离、鲜血四溅的悲惨的场面。日本人杀鸡儆猴,警告我们不要以身犯险,但是我认为与其在集中营中等死,还不如豁出性命拼一把。
    
    我现在要做的,是把真相搞清楚----当时究竟日本人有没有给我们编号,或是有没有其他的身份确认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没法知道哪个战俘逃跑了,即使战俘逃跑成功了,其他战俘也不会受到惩罚。
    
    第二天早上,看守开始对我们大喊大叫,叫我们去参加运水队。他们需要一组战俘,这些战俘在体力上不仅要能承受从集中营到小溪边长达1英里的行程,而且还要能拎着两个装满5加仑水的罐子往返营地。我想要鲍勃・马丁和我一起去,但他的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力气走到小溪边,更没有力气在返回的路上偷偷躲进丛林,然后再穿越丛林逃跑。这是个重活,没有多少战俘自愿加入这个劳动队,于是集中营的日本军官和看守不得不亲自挑选一些战俘前去。我呆在战俘的人群当中,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我所希望的好消息就是,日本人只派一个看守看押我们运水,而这个看守也会像通常那样不会去清点劳动队里战俘的人数。幸运的是,那天早上,日本人果真只派了一个看守去押送自愿参加运水劳动队的战俘。这个劳动队似乎是专门为了我和我的逃跑计划而设的。我下定决心,加入了运水劳动队的行列。包括我在内,一共25个战俘参加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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