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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9日 转载)
    
    来源:撩望东方周刊
     他们为卫国走出国门,却流落到历史之外。他们的献身庇护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时代的夹缝中辗转老去。这是一群特殊的军人和老人,广为人知----他们是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他们为卫国走出国门,却流落到历史之外。
    
    他们的献身庇护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时代的夹缝中辗转老去。
    
    这是一群特殊的军人和老人,广为人知----他们是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寻找国家民族的平衡线
    
    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
    
    他们衣衫褴褛,油滑不羁;他们组织涣散,毫无章法;他们有着一切凡人都有的贪生怕死,却没有军人应有的威武尊严;他们不断嘲笑、抱怨、咒骂着命运,但最终仍心甘情愿为袍泽弟兄们登上战事惨烈的南天门。
    
    3月份开始,只要你坐在电视机前,总会在某家卫视看到这群以溃兵身份亮相的“炮灰团”。与以往银幕上的军人形象截然不同,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力图展现普通人在战争年代卑屈的献身。
    
    此剧主创为2007年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原班人马,因而被观众寄予较高期望。3月初,云南、江苏、上海、北京4家卫视同时上映《团长》,不出意外地掀起新一轮收视高潮。
    
    截至目前,《团长》的口碑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喜欢的认为是“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里程碑”,讨厌的则不客气地斥之为“故作高深的注水肉”。
    
    “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在我预料之中。”《团长》总制片人吴毅对《撩望东方周刊》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开创了战争题材的新类型,告诉你电视剧原来也可以这样讲历史。”
    
    
    
    
     电视剧后半部分花大篇幅描写了惨烈的南天门战役。“怒江边,南天门上,日本人的堡垒犹如怪物。敌人恶毒,川军团只能把仗打得‘断子绝孙’。弹尽粮绝,牙齿也是武器。”兰晓龙所著同名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这样概括。
    
    这一战役的原型为滇缅战争历史上著名的松山战役。松山位于横断山脉南麓、怒江西岸,海拔2690 米。滇缅战争期间,由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挥的拉孟(松山)守备队在此驻防,并用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这与《团长》中日本指挥官竹内连山创造的连通古树、石崖的工事极为类似。
    
    松山战役的著名,在于其惨烈程度和歼敌比例整个抗战史上难有匹敌。它发生于1944年,历时120天,中方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1400名除1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
    
    “除了云南和缅甸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名全是虚构的,没有一场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的战役。但是我会把滇缅作战最浓缩的战争写进里面。”兰晓龙说,“史实部分占了60%的神。形也许一点都不像,也有可能就是很像。”
    
    历史观是最大的顾虑
    
    人物、地名虚构,不仅仅是出于艺术创作的考虑,也是规避风险的办法。
    
    “这个电视剧的艺术和技术我都不担心,最大的顾虑就是在历史观方面。”吴毅介绍。在剧本创作阶段,他曾请军方、广电总局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有关人员把关,把握讲述的“度”。“现在采取的方法是,站在民族的角度上,讲中国军人抵御外敌,回避党派的区别。”
    
    在《团长》中也出现了共产党的身影,如游击队里有一名热爱学习的左翼进步青年,但没有明确指出其身份。“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国共平衡的问题,后来发现比较难与情节融在一起,现在这样的分寸还算合适。”吴毅说。
    
    剧组同人们已经关注滇缅战争题材很久,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不知道“气候”如何。这次,《团长》终于开拓了讲述这段历史的空间。史航这样认为。
    
    此前以滇西历史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有不少,比如电影《国际大营救》、电视剧《滇西往事》等等。但“往往摆脱不了固有的模式”。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说,“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滇西抗战历史的电视剧。”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3月中旬,当《撩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撩望东方周刊》记者,“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
    
    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 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本刊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
    
    
    
    
     沦为“野人”部落的远征军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告诉《?望东方周刊》,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本刊记者前往曼德勒的一处山上打探,当地一位和尚称,的确是有一个叫朱长江的中国和尚,但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缅甸好。”王荣森说。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
    
    祖籍广东海丰的张家长回乡探亲已经是在离家整整45年之后。张家长说,1943年,年仅18岁的他告诉哥哥,家里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难,必须有一个人外出逃生,因此他准备去当兵。
    
    当兵后的张家长被分配至预备二师,和韩天海在同一个团,“有一次一位战友中枪,血就像水管裂了似的往外冒。”
    
    1988年,张家长到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看望几个当年的战友,战友告诉他,国民党老兵回国再不会受到限制了。
    
    这一年,张家长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广东海丰。当他的哥哥见到他时,激动地说:“你当年说出去逃生,没想到一去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
    
    不过,张家长说,他依然能感觉到异样:“有个老同学,见了我扭过头不敢认,生怕我会连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头开着一家布店的张家长,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香港的,有在台湾的,也有在大陆的,他们生活都不错,经常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住,但我不愿意去。”
    
    
     张家长说,他是广东海丰张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缅甸曼德勒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这位在家中已经习惯于说缅语的远征军老兵,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说中国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老兵陈华的回家之路充满了悲凉和伤感。
    
    陈华说,1937年,在参军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岳母家四川内江,他告诉妻子,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时,陈华的二儿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谁知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缅甸经商的华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陈华,说他到云南进货时碰到一位中国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亲陈华,并转交给他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传毅,就是陈华的二儿子。激动不已的陈华立即给儿子发去电报,并于一个多月后回国。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后,我们俩只能相对大哭一场。”陈华说。另一件让陈华内疚终身的事情是,因为他的一封信,让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个世纪50年代,我给云南的一位女性朋友写过信,结果她被她的弟弟告发,说是私通国外,一帮人就到家里去抄家,这位朋友很聪明,把信烧掉了。那帮人翻来翻去,最后在床上的褥子底下发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位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罪,被批斗致死。”
    
    陈华说他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乡看看,“但我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给孩子们添负担。”陈华说,他正在申请台湾方面发放的战士授田补偿金,有50万新台币,如果能领到这笔钱,他就回去,但目前台湾方面让他提供当兵时的证件,他全都丢了,“我的军官号是337006。”
    
    共同捐弃历史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陈达夫和边一帆在曼德勒相继去世。
    
    两位老人的去世,让在曼德勒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雅馨有些难过。在来曼德勒留学之时,她曾受广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委托,向他们发放纪念章,“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去世。”
    
    身为“80后”的刘雅馨,坦言自己对抗战历史了解得不够深入,“我们看的都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对远征军的历史,知之甚少。”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的英魂呢?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重新检讨。比如如何评价这支军队对抗日救国的贡献,还有,我们的远征军到缅甸是为了抗日,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缅甸人认为我们当时是侵略了他们。这些工作,都要我们后人去做。”王玉顺说。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由9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终于成行。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反对未能成行。”
    
    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老兵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抗日远征军全体退伍老兵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书。
    
    
    
    
    
    
    
    
     5年捐助100位老兵
    
    2004年,北京一外贸公司的白领韦志华,将一位作家写的“老兵文章”发表到“崔健论坛”。作为论坛管理者,她发起了网友热烈讨论,很快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正式启动。成立之初,援助的老兵多为云南地区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2100元,是这个民间组织第一次筹款的总额,这笔资金援助了云南保山市40名抗日老兵,每人50元。互助资金由保山市委宣传部设立专户,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2006年1月,韦志华开始了她的云南十日行,看望受助的中国远征军老兵。2007年5月,为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彭彦也组织起11位驴友,一路寻访老兵。
    
    随后,参加援助的论坛网友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互助老兵,直到老兵身故。从2004年到2007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共收到汇款18余万元。 捐款者中包括下岗工人。
    
    2008年,由于多方原因,韦志华逐渐淡出。随后,范玲、彭彦、杨卫清等人接过韦志华手中的接力棒。
    
    通过持续不断的寻访,5年间,他们共捐助100多位抗战老兵。
    
    2008年10月19日,援助中国远征军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撩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的倡议下,民间力量与媒体联动,将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接回了湖南常德。
    
    2009年,互助抗日老兵“一对一互助”重新启动,59位老兵将继续得到捐助。
    
    志愿者独力难支
    
    杨卫清和彭彦最近每天都在看《我的团长我的团》。
    
    “尽管许多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但至少能让人们关注中国远征军。” 杨卫清说。
    
    尽管“纯民间公益、非商业、非官方、不具任何政治立场”的宗旨挂在论坛醒目部位,但仍有人不理解,说他们“作秀”;再加上人们心中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偏见,“老兵之家”的援助之路仍然艰辛。
    
    志愿者们都不富裕。2008年,杨卫清去云南接老兵李锡全回家,给单位请了长假,总共花去了4000多元,回来后女友和他起了“小摩擦”。
    
    “‘老兵之家’的每一次活动都是AA制,团队内部并没有固定的分工,大家合作靠的是一种默契。”杨卫清说。
    
    即便是募捐到的微薄资金,偶尔还会遭到质疑,让他们感到委屈。实际上,在钱物方面,志愿者们做了规范,“社会援助的钱物造册备案,且直接送到老兵手中”。
    
    “官方和企业的援助十分有限。”彭彦对《撩望东方周刊》说。
    
    彭杨二人表示,他们已经想好,4年为一个周期,将援助行动继续下去。
    
    重新理解了战争
    
    “老兵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物质,而是渴望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彭彦说,“老兵之家”曾发给老兵一枚荣誉章,但回家后,荣誉章丢失了。焦急中,老兵写信给彭彦,希望再拿到一枚,即使花钱买都可以。
    
    很快,彭彦向老人邮寄了一枚新的。
    
    长沙县的一位老兵去世后,家人曾把志愿者请到家里,一家人齐刷刷跪在他面前。“这是父亲的遗愿,你是我家的恩人。”老人的儿子说,你们让我父亲回到了70年前。
    
    彭彦告诉《撩望东方周刊》,许多远征军老兵,只能把自己当年浴血抗日的记忆深藏在心底,甚至不敢对自己的儿孙提起。
    
    
    
    
     腾冲本地人卢彩文是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的少尉参谋。部队收复腾冲之后,他希望继续读书,总部批准他离开部队。他于1948年读了高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区政府做法制股长,后来又做教师。
    
    “政治运动来了,要清理阶级队伍。”卢彩文的日子开始不好过。“文革”开始后,更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挨批斗、写检查、上学习班上。“上个厕所都有人跟着。”
    
    今年92岁的张金正老家在黄河南岸,已经忘了具体的地址。18岁时,给地主家当长工的张金正为东家顶了壮丁。他被带到西安训练,到过河北、山东、湖南,最后到了云南,但时间在他的讲述中颠倒,战役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只有一点记得清楚:“我在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军长是周福成,总司令是霍揆章。”
    
    其他的,像是记忆的房子倒塌后凌乱堆叠的碎砖头。
    
    为家乡立下心愿
    
    80年代中期,一些历史禁区趋于突破,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在官方层面开始得到承认,类似《台儿庄大捷》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抗战的电影得以上演。在民间,言论相对变得自由,像戈叔亚这样的一批民间人士,开始了他们对于滇缅战争的研究。
    
    1983年,刚工作不久的戈叔亚去西南边境为公司寻找药材,第一次听当地百姓说到日本人的侵略,他大为惊奇。自己出身军人家庭,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自以为对二战史很了解,却从未听说过这段自己家乡的往事。
    
    大约同时,云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段生馗向舍友们讲起家乡腾冲抗战的历史,遭到舍友们的一致奚落:“瞎说!日本军连重庆都没打到,怎么可能打到边远的腾冲?”50岁的腾冲农民段培东,在当地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英国人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里面对滇缅战场只字未提。
    
    外界对这段历史的毫不知情,让几位云南人不约而同立下心愿:“我要做一点事情证明给你们看!”
    
    如今,戈叔亚成为国内研究滇缅抗战历史的专家;段培东在自家后院的山洞里完成纪实文学“抗战三部曲”,用110多万字的篇幅全面回顾滇缅抗战;段生馗在和顺镇建起全国首家民间滇缅抗战博物馆,迄今接待参观者上百万人。
    
    更多研究、写作、收藏等方面的民间力量,几乎都在80年代中期陆续浮现。他们在国内找不到足够的资料,勉力依靠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国外的少数研究著作以及大量对国民党军官士兵的访谈,从各个角度尝试重现滇缅抗战的历史。
    
    “一开始是悄悄地干,后来消息一传开,不少抗战老兵就自发找来我们家。”段培东说。
    
    墓园风波背后的大气候
    
    腾冲的国殇墓园复修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提上日程。
    
    国殇墓园始建于1945年7月7日,由当时的腾冲百姓自发捐钱捐物修建,以纪念滇缅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收复腾冲的阵亡将士。主体建筑忠烈祠主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是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还有蒋介石手书的“河岳英灵”。
    
    “文革”期间,墓园主体纪念碑和埋葬官兵骨灰的小碑被毁,墓园挪用作腾冲县党校,盖起两座教学楼,校长办公室就设在正中央的忠烈祠。
    
    
     1984年,腾冲县两会期间,一批希望记录腾冲抗战历史的代表委员集体建议,要求修复墓园。“一些基层干部,尤其是党校的校长、老师们争议很大。”时任腾冲县林业局来凤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春明回忆,“他们认为党校显然比墓园重要,由此发生了多次激烈辩论。”  
    
    3月交上的建议,争执了半年才批复。1984年9月,腾冲县里终于下文件要求党校搬迁,任命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傅宗明为墓园复修委员会主任,刘春明为副主任,具体主管复修工作。
    
    刘春明严格遵循着文件中提到的一句要求:“原样复修”。复修工程剪彩过后,又引起了一些议论。
    
    第二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腾冲,参观了国殇墓园,从省里到县里都有领导陪同。有关领导参观了主体建筑忠烈祠,认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国殇墓园原貌就此得以保留。
    
    肯定国殇墓园的背景是,早在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已对抗日战争馆的史迹和文献陈列进行了改版,就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
    
    还有些模糊地带
    
    尽管基调已定,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调查、出版、纪念,还是存在一些模糊地带。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不管我走到什么单位,总有人来调查我。”戈叔亚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带来巨大的烦恼,后来文章都不在家写,专门跑到广州住在小旅馆里写。”
    
    1989年,《解放军画报》记者陈立人出版了《缅甸,中日大角逐》一书,属于国内反映此段历史较早的著作。
    
    1994年,段培东的“抗战三部曲”出版,经过了云南省出版处、宣传部、文联、统战部和出版社五家联合审查。“最终一致通过了。”段培东说。
    
    “我披露了不少在滇西的党史内情。”段培东说,比如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曾在1926年参加过共产党;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抗战中一直随身带着两部油印册子,其中之一是《论持久战》。
    
    2005年,段生馗的博物馆开馆。“展馆的第一部分是讲滇缅抗战是在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下取得胜利的。我们选了毛泽东的照片,还有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眺望百团大战战况,对于这些导游需要费心对观众讲解。”段生馗说。
    
    北师大二附中退休老师朱雪立,60年代至今一直教历史,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从80年代一直到 2000年,中学历史课本中没有提到滇缅战争。眼下的高中历史新教材则与段生馗博物馆“心有灵犀”,以百团大战与滇缅战争并举,各占200字左右篇幅,后者的意义主要是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救出英军7000人。
    
    酸楚的身份悬疑
    
    90年代,虽然国共合作背景下正面战场的历史已广为人知,但在全国范围内的档案馆、博物馆、历史纪念馆里,都鲜见关于滇缅战争的内容。
    
    关于滇西地区国民党抗日的资料本就不多。1946年写出《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的学者方国瑜,曾在1983年撰文介绍:“这方面的抗日战争资料,或毁于日机轰炸,或埋于窖中受潮腐烂,或被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迁走时销毁,或被国民党反动派迁往台湾。”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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