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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6日 转载)
    来源:《南方周末》
     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对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访谈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博讯 boxun.com)

    ○任捷/北京
    
    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她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
    
    《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邓拓这位总编辑,特别敬献了一只花篮。
    
    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把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对3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最初是批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 三家村反党集团’。
    
    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被烧毁的究竟是什么
    
    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
    
    “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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