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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毛泽东强制计划生育被枪决的武文俊老师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0日 转载)
    
    因反对毛泽东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被枪决的武文俊老师
     ――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先知先驱先烈 (博讯 boxun.com)

    作者:向继东 (著名的文史专家、资深编辑记者)
    
    
    摘要:
    武文俊(1937-1977),男,湖南溆浦人,1958年起在该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当公办教师。武文俊因为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投递“匿名信”被枪决。该“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4月18日至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3个月后,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
    1977年1月4日溆浦县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判决书,武文俊就被枪杀了。
    1977年1月9日上午,武文俊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杀在县城对河的沙 坑里,时年40岁。留下4个孩子。他的亲人于3年后开始上诉,要求复查此案。
    1982年5月18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武文俊属“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
    武文俊至今仍是罪犯,没有平反。
    
    在“匿名信”中,武文俊将毛泽东比作“熊精”,认为毛泽东推行的是社会奴隶主义。关于生育政策,武文俊指出:
    -
    “
    职业不自由,不能由自己选择职业。人身不自由,处处有约束,连劳动生产都不自由(反对生产自由种植,反对劳力自由支配),生活不自由,生存不自由,生育不 自由(要把生有两、三个以上小孩的二、三十岁的男女青年,强迫实行阉割结扎生殖器)。它没有后代,痛恨人民有后代,要减少人口,实行截代灭种之法,完全把人民当作牲畜,侮辱残害,明杀人,暗杀人,数目之多,无可统计。”
    -
    
    在狱中审讯时,问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抓得过死了。”并说写信“给中央领导,如果领导对结扎、民主、自由等问题能考虑一下更好,能否改革一下。”而那时的时代语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却希望“改革一下”,当然与那个时代就格格不入了。
    
    ――――――――――――
    转贴说明: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
      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超级谎言!
      很多人轻信这一漏洞百出的谎言,甚至参与造谣传谣。
    
    为了突出“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有关部门的宣传以1980年划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误”时期,之后是人口政策“拨乱反正”时期。实际上1979年前推行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才是比较合理的人口政策。有些保计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宣称1979年前中国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在他们看来,只有“一胎化”计划生育才算计划生育。
    
    
    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上最大的失误是开启了强制计划生育的恶例。计划生育应当以自愿为前提,任何强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在1971-1976年推行“二胎化”人口政策期间,强制手段是逐步加紧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半强制的上环、结扎、流产、晚期引产事件,只是规模远远比不上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暴风骤雨”,强制计划生育可以说是唯一发端于文革而在文革后延续并强化的错误政策。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有关部门变本加厉沿用毛泽东时代的强制计划生育推行方式,错上加错。
    ―――――――――――
    
    因反对毛泽东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被枪决的武文俊
    
    作者:向继东 (著名的文史专家、资深编辑记者)
    
    
    
    “历史不会重演,但错误是会重演的”(陈独秀语)。但愿这篇小文能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题记
    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中国人必读
    近几年来,我对故去的现当代人物发生了兴趣,且不管是有名或无名的,革命或不革命的,只要我觉得有思考的价值和意义。
    前 不久,我读一篇《能否为张志新拍一部电影》(载《湘声报》2001年8月10日三版),颇有所感。一方面,觉得张志新已追认为烈士了,拍片反映烈士生平, 无可非议;至今未有艺术家去拍,当然是个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张志新们(包括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等)还算幸运,冤死几年后,时局一变,平反了,有的 追封“烈士”称号,有的说是“无罪错杀”,且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报道,林昭和遇罗克还出版有纪念专辑。但应该承认,还有不少像张志新们一样冤死的人,至今未为人知,其中武文俊就是一个。
    说起来,我与武文俊同乡,同是湘西溆浦人。那时,武文俊在该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当公办教师,我在与低庄相邻的双井公社宝塔小学当民办教师。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只是这个案子破获后,我才知道有个叫“武文俊”的人(破案时,每人上交一个笔记本,还要另写一张纸的字,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心怕笔迹错对到自己头上说不清)。1977年1月9日上午,武文俊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杀在县城对河的沙 坑里,时年40岁。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就因为他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写了一封匿名信。关于匿名信的内容,当时只听说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
    恢复高考后,我离开了湘西,但与文字结缘,每每读到关于张志新、关于遇罗克、关于林昭和李九莲的文字时,总觉得应该为武文俊写点什么。
    武 文俊蒙冤25年后,我又踏上那块土地,武文俊的妻子刘满英流着泪对我说:“他本来最胆小怕事的,也不管闲事的,教书回来,要么帮着做点家务,要么就在木楼上读他的书。那次,他也是鬼迷住了……”与武文俊一起任教杨和平小学的同村人武思月说:“武文俊是个好人。他善良,从不与人争吵,做事都考三虑四的。还 有,他胆子小,出点事就吓死了。他还比较孤僻,有书呆子气,书读得多,社会上的事也想得多,但平时开会讨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他不吱声的。到出事时,我们都不相信那信会是他写的。”
    武文俊的“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4月18日至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3个月后,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经过167天的审理,武文俊就被枪杀了。1977年1月4日溆浦县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判决书称:“武 犯自1958年参加教师工作后,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经常发泄不满言论,曾受到学区重点批判,但仍不思悔改,发展到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极为反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书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反革命匿名信,1976年4月24日投寄‘国务院总理亲收’。利用古今中外最恶毒的语言,极其恶毒地攻 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本院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深入发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特依法(没有说根据某款某条,引者注)判处武犯文俊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 书最后称“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3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但据查案卷记录,武文俊没有上诉,倒是他的亲人于3年后开始上诉,要求复查此案。 1982年5月18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武文俊属“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这就是事件的结局了。
    武文俊在那封赔上性命的“匿名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现引录如下:
    十化宗主阁下:
    上 次来函,想必一定收到,此事宜早图之,愈快愈好,迟则有变,反害自身,则祸必临头耳!须知,熊精特性,最善蛊惑人心,笼络人心,软化人心,熊乃丁火所化,即是最坚硬的金属,亦能被软化,他迎人则抓住不放,笑不休,笑后则吃人。它所宠信的人,也可说是最倒霉的人。 曾有熊精的故事,说人熊感受宇宙阴阳之气,变化成精,能托胎于人,又能借尸还魂,世人不识。它宣扬专替人民办好事,骗得多人信服,好认人作亲属朋友,但一旦真正与它亲密接触,就会被它吃掉。它自谓穷通宇宙哲理,有通天之术,可以引导人民进入“天堂”,骗得五湖四海人们的信任。于是它把舌头伸出,变成了一座 “天桥”,指挥人们上“天桥”,进入“天堂”,于是人们受骗,没有认清本质,不识真伪,人们络绎不绝竟不辞劳苦地披星戴月地忍饥挨饿地上“天桥”,岂知有 去无归。原来“天堂”是个死胡同,都进入了熊精的咽喉,被吞吃。眼看人民就会遭受灭族之祸。幸好,天帝知道了此事,即降贤士于人间。贤士拔剑斩精,才拯救了人们。
    [引者按]武文俊在狱中交待说:称呼“十化”,即“华”字分拆,指华国锋;“宗主”,武说是指奴隶社会的头人;“上次来函”系虚构,意在增加破案难度;“熊精”二字共28画,是影射毛泽东;“熊精的故事”是根据民间“莽蛇精的故事”改编的 。“贤士拔剑斩精”,是指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精”即“熊精”。
    历 史到了现代,熊精又借尸还魂了,它不断地把宠信的人做为梯子,踏着梯子使它可以不断上升。做梯子者,自然是被践踏者。最初还以为是荣幸,认为地位提高了,其实是个梦中牺牲者。曹操好梦中杀人,实际操刀不在梦中,被杀者在梦中也。还是那句老俗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得宠应当思辱,居安应当虑危,上台之时,须考虑下台之日。现在既做了它足下之梯,那就不能不认真对付,无能无为,会被踏碎,有偏有倚,亦会踏扁,须知熊精变化多端,要人倒地,鬼神莫测,若稍有不慎,就会遭险。它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挂着“为人民造福”的牌子,骗取了五湖四海的人信任之后,因而也就有了杀人之权,置人于死地,只要一句 话。经常思考着杀人之术,治人之道,整人之法,竭力煽动鼓励人们之间斗争,说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自己打自己,自己消灭自己,这就是它经常宣扬的“斗争哲学 ”,也是它全部学说的宗旨。所谓革命,按照它的打算,先革有产者之命,后革无产者之命,一时运用这股力量,打倒一方,一时运用那股力量打倒另一方,以逐步达到消灭人民之目的,确实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够与它共事始终。不主张公理、正道,惟我独尊,至高无上,毁灭人类文明、自由、民主幸福,实行野蛮、残暴、灭绝人性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它是真正的拉历史倒车,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万恶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林说它是社会封建主义,这种说法不当)。
    [引者按]文革后,中央拨乱反正,立即修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
    下面只简举数例,证明它不如封建社会进步,而是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
    一、 经济不如封建社会富裕,外面光华,内部空虚,国家和人民都很贫困。就拿农民的劳动和收入来说,现在农民一年360天,天天劳动,起早摸黑,比封建社会给地 主做长工辛苦得多,可是收入很少,只能维持半饱的生活,吃自己的饭,每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到一升大米,与奴隶生活水平差不多。以前给地主打长工,一日三餐饭是吃地主家的,有时还有点酒肉荤菜,每月工资两担稻谷,一年就有24担稻谷余着,折合市斤就有两千多斤。打零工是每日工资3到5升大米,一天三餐饭还是吃主人家的。插田打禾时的零工工资,每天可达一斗五升左右的稻谷,三餐饭是吃主人的。手工业每天工资有5到8升大米,一日三餐吃主人的。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 就更不用说了,要比农民高得多。封建社会人们的劳动量又没有现在这么大,劳动时间没有这么多,种植面积也不及现在的一半。“杨立贝、白毛女、祥林嫂”毕竟 还是加了浪漫色彩的创作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当然不能否认以前的封建社会没有弱点。但是现在不许写阴暗面,若允许写的话,又何止千万个比祥林嫂、白毛女更惨的人呢?这证明现代社会不如封建社会,是奴隶社会。
    二、关于妇女的“解放”,若说妇女现在得到了“解放”,不如说是用绳子把妇女穿了鼻栓。看农村妇女,除了负担家务劳动外,又还要参加田间劳动,妇女的劳动量、劳动 时间超过了男人,变成了女奴隶。以前说妇女整天绕着锅灶转,没有得到解放,现在才是“解放”了,劳累得要死。又说老人和儿童“解放”了,不看别的地方,就看大寨的老年和儿童就知道,一个个都被整弯了腰。当然,要人民劳动并不错,不过,所付出的劳力和所得的收入,对比一下,不及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差不多。
    三、人民没有政治地位,连买个东西也要讲情面,讲人熟。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言论自由。特别是学术界,不能发挥才能,都被认为是毒草,要进行批判,于是没有人敢写书了,只有熊精的邪说独盛,盈柜满架。这种奴隶主义社会,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四、一切人的行动都不自由。就是当官的也不见得比老百姓自由多少,都被当做奴隶一样管得死死的。利用奴隶管奴隶,这是一种巧妙的奴隶制度,人们都成了奴隶。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行动还比较自由。
    五、 职业不自由,不能由自己选择职业。人身不自由,处处有约束,连劳动生产都不自由(反对生产自由种植,反对劳力自由支配),生活不自由,生存不自由,生育不 自由(要把生有两、三个以上小孩的二、三十岁的男女青年,强迫实行阉割结扎生殖器)。它没有后代,痛恨人民有后代,要减少人口,实行截代灭种之法,完全把人民当作牲畜,侮辱残害,明杀人,暗杀人,数目之多,无可统计。
    六、徭役赋税之多,史无前例。征收公粮,按单位亩积计算,比封建社会所交公粮多十几倍到二十倍;按总斤额计算,比封建社会多40倍左右。与农民以前给地主交的租谷差不多(每亩田土交稻谷200斤左右)。“收租院 ”是演的现实,不是演的历史。各种税收繁多,什么都要交税,真是熊精“万税”,人们常常喊“万税,万万税”!还有其他派购、统购、徭役、义务工、积累工等 等,人民总负担量,超过封建社会若干倍,农民贫困,又不许搞点副业收入,说是资本主义道路,要退赔,要批判,真是连吃盐的钱也没有。农村忙碌不休而生活苦,城市萧条而颓废,工人生活水平亦不高。
    七、专门吹嘘成绩,鼓吹这种社会奴隶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错 误,59年到61年那一阶段更苦,确实饿死不少人。可是把错误加到别人头上,说是苏修掐我们的脖子,要我们还债,又说是刘少奇路线搞的,又说是下面干部的 “五风”,又说是天老爷不下雨。就不承认自己有错。报刊广播,都是讲的“大好形势,而且越来越好”,从来没有讲过半点缺点错误,使人们看透了这种虚伪的实 质,因而产生反感,都不相信。
    它否认了一切学术思想,独尊熊精的思想和个人的主义,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愿望。
    以 上只是随便略举数例,说明熊精的倒行逆施,由封建社会复辟倒退到奴隶主义制度,至于社会上的其他(利弊、舞弊)弊病,不胜枚举,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有所觉悟,民心背 向,只是怒不能言。人民跟着它,遭受了多少劫难,多少苦难。现在熊精的天下快要满了,有童谣云:“王不像王尾巴长,四成幸运被水淌,十田交了八丘粮,熊精 二十八笔(必)亡。”
    阁下若有智勇,成全大事,除却大害,拯救人民,拯救中国,定天下不难,我们当助一臂之力。否则,若苟且拖延,受它笼套,必为所害。前车是鉴,不可重蹈覆辙。
    
     [ 引者按] 以下是武文俊所谓“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其实有十一条,“三”为原文重复。
    
    若能成全大事,下面附有建国条例商讨:
    一、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熊精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二、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说是阶段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奴隶主义制度。
    三、 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国家机构设中央、省(市)、县、乡、里等级,国家应民主产生,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为勤劳、正直、善良的老百姓服务),国家机关的 负责人员,应由人民逐级普选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每四年一改选,连选可以连任,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即12年)。
    三、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逐级汇总上报中央,最后颁布确定。
    四、建立一定军队,防御外敌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解决民事纠分和刑事犯罪。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服役期三年。愿继续服役者,根据情况加级加薪。
    五、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材。
    六、发展工农业生产。
    七、财产问题,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给予奖励,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
    八、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利(作)弊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九、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
    十、大赦天下,释放囚犯。
    建国宗旨: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幸福,济贫穷,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无反心。
    知内者草
    今天看来,武文俊的信,对那个时代确实是反动的。至于“反动”得正确与否,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本身已经做了回答。当然,武文俊也有失之编颇、甚至以偏概全和泄私愤之处,但难道他应当就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判 决书说武文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已是无须狡辩的。但说他“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 主席”,无论怎样,也看不出这层意思。我倒觉得,武文俊在为“英明领袖华主席”设身处地着想,提请他注意“前车是鉴,不可重蹈覆辙”,“上台之时,须考虑下台之日”。同时还要华注意不要做“梦中的牺牲者”,因“曹操好梦中杀人,实际操刀不在梦中,被杀者在梦中也”……此情此意,实乃“谋士”之状,又怎能说是“击攻”呢?相反,武文俊就是在华国锋上台后被“从重从快”镇压的。
    人死不复生。武文俊冤死25年了,至今无人写过关于他的文 字。也许,他太平凡了,他一介小学教员而已。是的,他1958年芷江师范毕业后几乎一直是个小学教员(1970年至1973年曾在溆浦四中当过中学教员),并且是个不太听话的小学教员,1959年他要求调动工作,发牢骚,讲怪话,说“教师不能像板凳那样,放在那里就不能动”,不能调动就认为是“不自由 ”,因此,在学区挨过批判,写过检讨。1972年为了申请福利补助,他把自己家里写得很苦,“表现为不满现实”,又受到批判。但是,也正是他,在虚幻的“ 大好形势”下,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说出了别人没有说、或者不敢说的真话——尽管他是匿名的,但被捕后,他坦承了全部事实。
    在 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殉难者的名单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遇罗克的死是为了让“出身不好的人”有同样的“平等参加革命”的权利;张志新的死是为“被打倒的走 资派鸣冤叫屈”;李九莲的死是因“怀疑文革、为刘少奇鸣冤”;林昭则是为了反对“现代迷信”……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死,都是洒向共产主义祭旗上的血,而武 文俊似乎不在他们的的价值体系之内。我想,那时如允许个人思考的话,武文俊是看出“革命”后果的人,他也许会像顾准那样走向“经验主义”的。
    在 狱中审讯时,问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抓得过死了。”并说写信“给中央领导,如果领导对结扎、民主、自由等问题能考虑一下更好,能否改革一下。”而那时的时代语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却希望“改革一下”,当然与那个时代就格格不入了。
    同事武 思月说武文俊“有书呆子气”,我是相信的。不然,他不会一进监狱就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教悔感化了,并在“交待书”中一再咀咒自己“没良心”。他这 样做,是想“从宽”,能活下去——既为自己,也为了孩子们。也许他想到了,假如自己死了,受苦的就是孩子们,因为“其父系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我镇压”的帽 子会让他们永世抬不起头来。1976年7月30日上午在第三次庭审中,审讯者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恶,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党允许我再活下去的话,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的罪恶是死而有余,枪毙都还太轻了。我如能活下去的话,一定重新做人”。他还说,“我家4 个孩子……还小,我爱人思想也很进步,她们都是革命的”。同年11月9日最后一次提审,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请求政府给我一条生路。”但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毫不留情的。
    武文俊永远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今天他之所以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与自己的兴趣有关。或许,我还会写些关于他的文字,为武文俊,也为离我们还不太远的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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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谎言与真相:1979年前中国是否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
    作者:王鑫海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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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历史
    计划生育
    人口政策
    摘要:为了突出“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有关部门的宣传以1980年划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误”时期,之后是人口政策“拨乱反正”时期。实际上1979年前推行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才是比较合理的人口政策。“一胎化”计划生育是人口政策大跃进,迄今已危害中国二十多年。计生部门历来片面宣传“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人口”,却不提马老的基本理论以及温和的非强制“两胎化”计划生育观点,可以说是有意曲解和利用了马老的主张。有些保计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宣称1979年前中国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在他们看来,只有“一胎化”计划生育才算计划生育。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
      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超级谎言!
      很多人轻信这一漏洞百出的谎言,甚至参与造谣传谣。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奋不已。对各种问题他常有独具慧眼的卓识,例如他说过,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搞计划生育。你听了会一怔,再一想实在是深刻: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骇人听闻的错误也是可以事后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弥补和纠正的,人一下子多出来了好几亿,谁有本事予以‘纠正’呢?从此,世世代代,后人们就得永久地背起这多出的几亿人口的包袱——后果了”。(夏衍的魅力 作者: 王蒙 )
      “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人口数量多而国民素质不高,夏衍同志生前有个非常精彩的观点:建国以后,最大的政治失误还不是‘文革’,而是没有采用马寅初等人的建议,及早确定计划生育的国策,因为‘文革’还可以拨乱反正,而多生的几亿人是无法‘纠正’ 的,人口压力的大包袱要背多少代人”!
    (两个世界的撞击作者:鄢烈山 )
    
    “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心灵独白之十作者:余杰)
      ……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宣传和试点,七十年代全面推行。
      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作者:郭志仪,兰州大学人口所所长)
    
    1971年,中国政府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以晚、稀、少为实施原则,即晚育,一般初育应当晚于25岁,生育间隔至少4年,最多二胎,各地执行力度不一。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生育率已经急剧下降。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统计,1970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总和生育率为五点八一;197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点六六,总和生育率为三点二四。在大、中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地的农村,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甚至略低于世代更替值二点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婴儿潮”,而在七十年代世界平均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中国也通过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生育率。
      在1950、1960年代,大多数乡镇没有像样的医院(硬件不足,医务人员也比较缺乏),大多数育龄人口是文盲,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缺乏基本条件,只能先进行宣传、试点,再逐步推广。到1970年代(1970-1979),医疗卫生体系初步建立,育龄人口(大多数出生于1940-1960年期间,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规模接受教育的人群)大多数接受过初等教育,在此基础上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1980年后仍然推行“两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大力推动医疗和教育进步,中国完全可以比较平稳地实现人口转变。
      为了突出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成就”,现在大多数报刊对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以至于有些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有网友曾经提起,在一个论坛讨论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版主认为是“造谣”。有人甚至以当时存在多子女家庭为由否定毛泽东时代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现在也存在多子女家庭(计生委宣称“超生”的比例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现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毛泽东时代通过改善医疗条件(主要是控制了大规模疫病的流行)延长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从35岁增长到65岁)。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生得多而是死得少,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和世界人口增长同步,并无特别之处。如果说由于毛泽东的“失误”导致中国人口激增,那么世界人口同一时期、同样比例的激增又是谁的失误?
    
    
    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政策上最大的失误是开启了强制计划生育的恶例。计划生育应当以自愿为前提,任何强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在1971-1976年推行“二胎化”人口政策期间,强制手段是逐步加紧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半强制的上环、结扎、流产、晚期引产事件,只是规模远远比不上文革后的“计划生育暴风骤雨”,强制计划生育可以说是唯一发端于文革而在文革后延续并强化的错误政策。由于当时社会控制极其严密,并且所有的生活资料分配掌握在政府手中,出于生存压力,农民经常被迫“自愿”流产不符合政策的胎儿,很少出现公开的对抗。有时候几十斤粮食的“奖励”,就足以诱导一个农民“自愿”接受绝育手术。城镇人口由于受到“单位”的严格控制,大多数“自愿”配合这一政策。当时允许民众生育两个小孩,和民众的生育意愿基本接近,这也是对抗较少发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古往今来一直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当时大多数群众和干部还没有被灌输形成“强制计划生育天经地义”的错误观念,对“超生”比较“宽容”。即使存在一些对抗和侵犯人权的暴力事件,由于发生在文革期间,常常被其他文革热点所掩盖。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有关部门变本加厉沿用毛泽东时代的强制计划生育推行方式,错上加错。
    
      另外,毛泽东时代建立和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延迟了自发的生育模式转变。笔者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涉及数量、质量、分布、年龄结构、性别比例、人群组织方式这六个方面。歧视农民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极端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人群组织方式,它对人口的数量、质量、分布造成极大的影响,即维持了贫困地区(同样也是生态脆弱地区)的高生育率,促进了人口的过度增长;阻止了农村人口的质量的提升;限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的迁出。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一错再错。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政策导向方面没有大的失误,正相反,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方案,如果他没有通过错误的政治、经济管制手段人为阻止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完全可以较早实现人口增长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和世界人口增长同步”。1980年后,政府对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同时又将比较合理的“两胎化”计划生育大跃进为“一胎化”。毛泽东做错的,继续错,不思改正;毛泽东做对的,加以批判,搞“一胎化”人口政策大跃进邀功请赏。把1979年前的人口问题归因于没有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在1980年后强制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完全是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左腿有病右腿截肢。
    
    1977-1979年期间,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趋紧,“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开始试点,但是尚未全面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运动正式启动的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请注意,这一信件仅仅是“号召”,无法律效力。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仅仅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为了突出“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有关部门的宣传以1980年划界,之前是人口政策“失误”时期,之后是人口政策“拨乱反正”时期。
      实际上1979年前的“两胎化”计划生育才是比较合理的人口政策。“一胎化”计划生育是人口政策大跃进,迄今已危害中国二十多年。现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这种极端方法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个是头重脚轻老龄化,另一个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20多年的一胎化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急剧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如果不改弦更张,2020年前后人口危机就会总爆发,4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4000多万找不到老婆的壮年光棍,不是社会毁灭他们,就是他们毁灭社会!
      计生部门历来片面宣传“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人口”,却不提马老的基本理论以及温和的非强制两胎化计划生育观点,可以说是有意曲解和利用了马老的主张。
      有些保计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宣称1979年前中国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在他们看来,只有“一胎化”计划生育才算计划生育。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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