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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理由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9日 来稿)
    
    爆发于1856—1860年的第2次鸦片战争,史称英法联军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西方列强对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以来,从中国所攫取的割地、赔款、内地贸易、港口通商,特别是在销售鸦片、传播基督宗教方面的特权,仍贪得无厌地感到不满足。经英国与法国联合,又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共谋下,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以继续他们那将中国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计划。这其中充满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利益的因素。鸦片战争以来,首先是大英帝国一家独叩中国大门,其后是英法联军,最后导致八国联军穷兵赎武,大举侵略中国。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中国成了一块任人宰割和吞噬的肥肉。
     (博讯 boxun.com)

    第2次鸦片战争,以修改《南京条约》为借口,其中有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但宗教原因也显而易见。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1856年发生在广西的西林教案,即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马赖(Auguste-Chapdelaine,1814—1856年)被杀案。西林教案是近代中国爆发最早的教案之一,引起了中法两国政府、罗马教廷与中国持续多年的一场外交交涉和同时也是清朝朝廷与地方当局的争论。法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对马赖被杀和这场教案中的“殉教人”,在政治上赔礼,在经济上赔偿、惩处中国地方政府的当事官吏,为此后的传教“自由”提供方便。根据当时中外不平等条约规定,虽然清政府当时允许在中国沿海港口传教,但并不允许传教士们擅自进入中国内地。马赖等潜入西林,传播邪教,草菅人命、挑拨宗族不睦、煽动百姓反对政府,遭到了官府、乡绅和村民们的一致反对。1856年,西林知县张鸣凤将他逮捕归案,毙命于大刑之下,死后仍被悬首示众[①]。
    
    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年)何许人也。马赖于1814年1月6日生于法国芒什省(Manche)的拉罗歇尔(La Rochelle),于1843年6月10日在法国库塘斯(Coutances)晋铎。他然后被任命为布塞(Boucey)的副本堂神父,并且在那里居住7年。马赖于1851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于1852年4月29日离法赴中国广东和广西传教区。1854年春天,他首先进入贵州省,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贵阳学习当地语言,然后又到达正处于教案高潮中的广西。马赖于1856年初被当地民众告发,然后藏身于广西西林县一个乡绅罗恭叶的府中。于同年2月25日在那里与数名基督徒同时被清朝政府押至知县张鸣凤的大堂上。张鸣凤指控他名为传教,实为挑起暴乱、扰乱治安和包庇歹徒,最终误导民众叛乱。知县命令马赖背弃宗教,并伏罪认错。由于马赖冥顽不化,故遭受了酷刑并被判处囚禁。马赖于2月27日夜毙命于酷刑之下。其尸体仍被砍碎,抛给野兽吞噬,其头颅被枭首于城外示众。25名基督徒,也于同时被捕,其中有两人被处死。2000年10月1日,被罗马教廷“封圣”的百人中,马赖名列其中[②]。
    
    法国利用西林马神父案,英国利用“亚罗号”船事件,做为冠冕堂皇的借口,发动了第2次鸦片战争。第2次鸦片战争共分亚罗战争(广州)、北塘(天津大沽口外)、大沽(天津大沽炮台)、张家湾(天津与通州之间)、八里桥(通州)之战等几次战斗,最后到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中英和中法签订《天津条约》的换文仪式,并签署《北京条约》等几个阶段。英国与俄国也火中取粟,利用同一机会搭车,迫使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美和中俄《天津条约》。在这几项条件中,均一无例外地有所谓保护“天主教”的专款。
    
    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地方官吏必原待保护……毫无查禁,皆免惩治……无论如何,概行宽免”。中英《天津条约》第8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知己。自后凡有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中美《天津条约》第29款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他人毋得骚扰”。中俄《天津条约》第8条规定:“天主教……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由此可见,保护基督宗教,成了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一大借口;传播基督宗教,也是他们的一大目的。
    
    有关第2次鸦片战争的中西文资料相当丰富。笔者从1861年法国里昂出版的《传信年鉴》第33卷中,读到了当时陪同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并任法军的“副使”和翻译,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嘉略神父于当时(1860年11月18日)撰写的一份随军远征报告,可弥补现有资料中的不足,也可以澄清诸多留作悬案的问题。
    
    刊登这封书简的是由里昂年鉴出版社(Editeur des Annales)出版的《传信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这套年鉴丛刊是18世纪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fiantes et curieuses,1702—1781年,其编印本一直持续到1843年,最多有40卷本的丛书)的续编,主要刊布来自由新旧两个大陆(当时欧洲人将西半球的美洲称为新大陆,将欧、亚、非三大洲称为旧大陆)的传教士们寄回法国的书简,特别是包括有关这些传教区各国的国情与传信事业之曲折过程的内容。其中中国部分以介绍各地爆发的教案为主,但也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诸多领域的内容。当然,此时的传教士们已与他们那些鸦片战争之前的同行们完全不同了,他们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为后盾,以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于书简与报告中恶毒地攻击中国与中国人民,对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恣意歪曲。但我们透过这些记述,完全可以洞察到历史的真相。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嘉略(Louis Charles Delamarre,1810—1877年)神父于1810年7月11日诞生于法国鲁昂(Rouen),于1833年6月26日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于1834年12月20日晋铎。艾嘉略于1835年3月15日离开巴黎赴中国四川传教区,1837年才到达其传教区,1839年由四川潼川府的安岳县开始其传教活动,1839年被任命为木坪神学院院长,从1847年起负责叙州府(叙府)的传信事业,该州包括了四川南部的一大部分地域。1856年,当四川被划分为几个宗座代牧区时,叙州被划归川东传教区。1856年,艾嘉略居住在纳溪。1860年,当英法联军决定从香港湾发兵进攻天津和北京时,从中国各地召集了一大批所谓的“中国通”,充任翻译、向导和中国事务顾问。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华生活多年、精通汉语和熟悉中国国情的传教士。艾嘉略也由此而应法国军队之召。他从香港进入广州,充当法国特使噶啰(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作喏口翰 口保 ※嘶口陆 口义 噶啰男爵的翻译,全程经历了英法联军的远征,并且亲自参加了与清政府钦差(桂良和恒福)的谈判,直至签订《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签约之后,他再次赴香港,以设法刊印他编纂的《汉法词典》。艾嘉略返回四川后,又充任了法国在华各传教区长上们与中国当局之间联络的中介人。他曾将《御撰通鉴纲目》的明纪三篇译作法文,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成为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年)《中国通史》(取材自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补编。1863年,重庆教案(范若瑟蛮拆长安府以修建真原堂之案)发生后,他便自告奋勇地赴京去与中国当局交涉,却于1863年10月3日,经汉口时死亡[③]。他于1860年11月18日,自北京寄给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这份做为随军远征报告的书简,便成了研究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的宝贵资料。下面笔者就扼要地摘录介绍一下这封书简的内容。
    
    对于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作者罗到了一大堆归咎于中国的“罪状”:
    
    我非常幸运地应召做为法国使团的翻译。该使团刚刚在中国取得了令人永远难忘的成就,并为我圣教谋取了重大利益。我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基督徒们的代表,而且也是教廷传信部的代表。我必须承认,只有在上帝的召唤下,在该帝国所有主教与使徒们的鼓舞下,才会使我接受了这样一种艰难的地位。
    
    中国很早以来就向笃信宗教的法国作出过庄严承诺。圣路易及其继承人就通过其使节和传教士,而与中国建立了持续的关系。神秘的契丹王国也聆听到了福音,其居民成批地加入圣教。在路易十四时代,白晋、张诚、宋君荣、巴多明、钱德明和其他许多法国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帮助了他们那些同样也是大名鼎鼎的各国教友,使天主教在康熙朝取得了进展。他们在中国和法国两位君主的鼎力相助下,在北京皇城内建了一座教堂,现在却只残存一片遗址了。后来,中国禁止基督宗教并从宫廷中驱逐了传教士,没收了他们的教堂、于其律法中加入了一条禁止司铎及新教徒们活动的法律。但欧洲却仍在不停地秘密向中国各省派遣使徒。中国于1820年和1840年在湖北省府处死刘方济(Clet)和董文学(Perboyre)神父,他们二人都是法国人和味增爵会士(遣使会会士)。早在1814年,中国就在四川斩杀范若瑟(Dufresse);于1856年,又处死了广西的第1位使徒马赖(Chapdelaine)。这仍是两名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法国不会对自己的儿女遭屠杀无动于衷,它在一开始仅限于向中国朝廷提交抗议。法国最终到1858年,才在广西为其国民的被杀而要求解释。《天津条约》于大沽伏击战之后不久签订。正是这次侮辱国旗和违背条约的事件,才使法国作出了报复的决定。
    
    英法联军为了从天津进攻北京,大军自广州和香港湾乘船出发,经舟山群岛、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兵临天津的门户。艾嘉略神父的书简中,提供了某些有关的具体情节:
    
    法国与英国组成海军联军,以保卫它们各自的利益。一旦当英法获知中国拒绝了其最后通牒之时,两支舰队便相继驶离香港湾并向北航行。它们沿途相继夺取了舟山群岛及定海市。联军双方各自指定了一名司令并组成一个司令部,还有一名文官委员。法国舰队共有36艘船和7000名军士。他们在山东半岛边缘以北的芝罘聚集。英国舰队则由200只帆船和1.5万名士兵组成,其集合地点是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7月26日,两支舰队启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停泊地,约定在北直隶海湾聚集,法国的迪佩雷(Duperré)号船停留在芝罘,以充作医院;安德罗马克(Andromaque)号三桅帆船看守抛描地。这两支舰队在一个晴朗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威严地驶入北直隶湾口。我们的迪切拉(Duchayla)号船一路领先。法国舰队靠左行驶,列3队前进,法国水师由提督沙内(Charner)率领。27日晚上,可以遥望到经过选择的登陆地北塘了。海水汹涌澎湃,俄罗斯和美国使者自8天前就已经到达了这些地区,他们也分别率领一艘三桅帆船和两艘炮艇。美国使者已向中国人作了通报,我们害怕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联军登陆更困难了。
    
    对于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前的大沽之战和北塘之战,艾嘉略作了亲历性的叙述:
    
    8月1日,英法联军已决定登陆。两支舰队的炮艇牵引装满士兵、马匹、物资和大炮的登陆艇。河口的汇流处,在最高水位时也只有8尺深,无法使大船再向前航行。在全军的热情欢呼声中,前头部队直接去攻打北塘炮台,那里距白河只有7海里。他们于清晨10点钟出发,仅于晚上4时才到达河边。平坦而又充塞污泥的河床,使驳船无法靠岸。士兵们被迫跳入海中,一直在陷到半腿深处的污泥中行走1公里的距离,才找到一片干燥而坚实的海岸。大家曾设想过,如果遭遇中国军队,那么这样一次登陆该会遇到多大困难和危险。大家也曾认为,联军会像前几年一样,在入海口登陆。所以在海滩上未出现任何敌军,大河两侧的炮台都沉默无声。联军多艘炮艇搁浅,人和马费了很大力气才走出沼泽地区。夜很深了,军队疲惫至极,于是将攻击的时间推迟到翌日。
    
    在军队登陆的时间,于一种极好天气的条件下,月亮却有三分之二蚀了。中国很迷信星相学,他们由此而得出了一种凶兆。中国人通过这样一种巧合,而预料到其古老帝国的荣耀将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残蚀。在北塘炮台的一种无法想象的寂静中,我却想象着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某种官方的嘈杂声,甚至是每座城官吏被迫作出的抗议,与全体居民协同一致,面对受难的星晨,而要把它从天狗的吞噬中抢救出来。这一切并不仅仅涉及北塘海岸,而明显是整个中国的危险。
    
    次日,天刚蒙蒙亮,大军便向炮台掩杀过去,那里却空无守兵。炮台完全是泥土工程,在炮眼中架有加箍的木炮,我们只能看到某些不成形的普通木料。然而,在通向骑兵驻扎地的两条斜坡道的下部,我们发现于3处设有双洞,洞中存铅皮箱子,箱内装一个大炮弹,炮弹内装火药。其炮捻通过一根绳子而与点火棒相连。只要从跷跷板的一侧经过,就可以触动绳索并引起爆炸。跷跷板上面覆盖着泥土。当一名士兵感到脚下在某种东西松动时,便会向后倒去。只要经过搜查便会发现陷阱。这些投掷器都是欧洲的产品。
    
    近傍炮台的村庄相当大。其大部分居民都逃之夭夭了。士兵们便利用他们逃离外出的机会,而在那里宿营。次日,法国将军科利诺(Collineau)协同一支英国军队,深入腹地从事侦察。他在距那里有2.5法里的地方,遭遇了一支近4000—5000名中国军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中国军队首先发动了攻击,在15—16米处发射了投掷器,杀伤了几名欧洲士兵。欧洲士兵发射了几伐炮弹,在中国兵勇中爆炸,却未造成混乱。我们于这一天不想冒险向更纵深前进,因为部队与辎重尚未完全运到岸上。
    
    直到12日,英法联军才最终决定进军,我们在一个有战壕的阵地上,与一支庞大的鞑靼骑兵相遭遇。清军经过一段顽强抵抗之后溃散了。次日,我们向白河左岸的村庄直沽(Si-Kou)镇运输辎重,联军大营就驻扎在那里。14日发生了一场不太严重的冲突。英军抢造一道浮桥以渡到右岸。当由若雷吉伯里(Jauréguiberi)号三桅战船船长指挥的一个海军连队登陆后,又用小船渡过了白河。他们受到了鞑靼骑兵的攻击。但法军受到了另外两个连(约140名兵勇)的轻骑兵的支援,由利未(Livet)上校指挥。此人是一名勇敢的指挥官,后于天津被痢疾夺去了生命。这些轻骑兵躲在村庄的隔离物之后,用机枪射击,迅速击退了鞑靼骑兵。
    
    12日黎明,联军为攻击大沽炮台而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首先让在河中最前沿的大炮开炮。中国军队误认为,又如同去年一样,他们受到了来自大海上的攻击,于是便放了两次装满火药的大炮。炮战从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9时。炮台被攻克了,法国国旗首先被插在城墙上。海军炮兵营指挥官特斯塔尔(Testard)第一个登上了城墙。中国的直隶提督乐善将军在英勇战斗中阵亡。僧王(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恒福在其他所有炮台上升起了白旗,重新渡到河右岸,与其兵勇一起撤退。联军共俘虏2000多人,然后就地释放,占领了两岸撤空的炮台。中国军队于其仓促撤退中,未能带走那些大件物品,共有718门大口径的火炮,其中半数为铜炮,现在都已落入到胜利者之手。在这些冲突中,联军各有约120人伤亡。英法水师提督从此之后便可以在白河自由航行了,中国人过去曾在那里堆积了路障。共有连续的6道坝阻碍。一旦航道打通,联军的大小炮艇和吃水量很小的船舶,便可以直上天津了。
    
    8月25日,由法国水师提督调拨给使节使用的一只小炮艇驶来,将我们接上了迪切拉号船。我正是在该船的甲板上,远远地观望了战斗。在河口处,我首先看到的是3只英国炮艇的残骸,是去年被中国人击沉的。我们从现由联军占领的白河两岸的炮台上穿过,法国的国旗于其上空飘扬。为了沿该河直上天津,只需半天的功夫。大河左右两岸有许多村庄,其居民们对我们并不很敌视,甚至还算友好。河中遍布来往的炮艇,运送军队、辎重和给养。联军将军们将大军驻扎在寺庙或炮台中,两国使节下榻在一名富商家中。中国兵勇都消失了,他们将20多门大炮埋藏了起来,又被联军挖掘出来了。天津城位于白河与运粮河的交汇处。运粮河也叫大运河,直通长江。在叛军截断这条大动脉之前,大运河曾在黄河出口处被切断。天津是中国中原与南方的商品与产品集散地,也是各省每年向皇帝交纳贡品运输的最后一站,贡品包括食品、铜材和建筑木材。天津今天变成了一座环境肮脏、建筑混乱、人口稀疏的大城市,其主要商品只有海盐了。
    
    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大军压境和兵临城下的窘境中,只好与英法使者谈判。
    
    大清皇帝派遣其东阁大学士桂良去与西洋人谈判和约。正是此人在两年之前,代表中方草签了《天津条约》。他就如同是继续其未竞事业一般,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谈判。其副手是直隶总督恒福和武备院卿亨棋。8月31日,桂良从北京前来。法国的使节不想接见他们,直到他们接受3月间的最后通牒为止,并且许诺签署一项新协议,以准确地实施1858年的条约,向英、法每个国家赔偿总额为800万两的白银,要求向欧洲贸易开放天津城市和港口。经过多次电报来往之后,一切都谈妥了,结束谈判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英法使节们在签字之后,仅带一支由1000多士兵组成的卫队,以前往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但就在签字的关键时候,中国的钦差们宣布说,他们不具有全权,将前往北京请示。使节们对于这种欺诈手段大为不满,中断了谈判,宣布说联军将向通州进军,他们只有在中国派出严肃的全权代表时才会谈判。9月8日,大军开始调动。法国使节于10日出发,以随远征军行动。
    
    中国对于推迟签约并致使联军向首都进军,考虑得太不周密了。它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许多灾难、凌辱和巨大损失。但天意却希望通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并在出乎人的预料之外,为其布道赢得令人敬仰的硕果。
    
    正当联军缓慢行进的时候,中国皇帝却以另外两人取代了这2位钦差,其中一位是怡亲王载垣,其侄子;另一位是兵部尚书穆荫。如同其前任一般,他们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自称拥有全权。在谈判的第5个阶段,也就是在该月17日,英法等国使节向中国钦差的驻地通州,派去了他们的秘书和翻译,以便为换约作出最后安排。法国蒙他板(de Montauban)将军和英国将军也派出多位军官,以筹集部队给养,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教友杜鲁克(Duluc)神父,他做为翻译而随同,后离开广州前往四川,但其新使命却是重新从四川出发以去参加和谈。这支谈判队伍中的英国和法国代表总共有40余人。法国有秘书和翻译、两名军官及其勤务兵,他们准备就绪后于18日一大清早就返回到那里。其他法国人却将返回的时间稍微推迟了一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期限是至关紧要的。同样一种信任态度也挽留住了英国人,他们的翻译和一名上校先行。他们先于法国人而出通州城,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鞑靼骑兵和步兵的人数众多的营地,堵住了他们的道路。清军还占领了法军与中国钦差达成协议的驻扎地,此时正值法国使节带一支仪仗队赴北京交换条约的途中。翻译被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感到震惊,而且预料到了其严重后果。他将其同伴留在那里,自己调转马头返回了通州。他于途中遇到了4名依然未产生任何怀疑的法国人,向后者报告了前面有一支中国军队存在的消息,并且表示自己要去向中国钦差讨个说法。他于通州城内已找不到中国钦差了,于是便在通向北京的道路上追上了他们,指责他们并宣布将重开战争。他在通州到处奔走,召集起了其同胞们,离开城市而返回兵营。
    
    对于八里桥之战和张家湾之战,艾嘉略也作了详细记述:
    
    走在最前面的4个法国人已经到达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他们文质彬彬地穿过了警戒线,清军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放行。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又追上了法国的先头部队。当法军从前一站到达时,非常惊奇地发现有一支清朝军队布阵于自己面前。联军的将军们一致同意不首先发动进攻。英国上校本来留在中国人中间,以等待其翻译的返回。他很快就发现法国军队的会计阿代尔(Adère)与其勤务兵,推着一辆装有其钱箱的小车而来。他觉察到有人正扑向军官,并于军官头上砍了一刀,其勤务兵也勇敢地献出了其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清军向这些欧洲人射击,才给英法联军发出了信号,并提供了进入冲突的借口。中国人有1000多人被杀,联军俘虏了许多人并立即就地释放。中国的78门大炮落入到了欧洲人手中。德达玛(de Damas)先生是惟一一个阵亡的法国人。
    
    从通州返回的另外9名法国人和26名英国人或锡克人,又遭遇了几支溃败的中国军队。联军中有的人被捆着并被绑在小车上,其他人则始终骑在马上,所有人都向北京走去。沿途中的平民不断地咒骂和公开侮辱他们。联军俘虏被带着沉重的锁链而投入囚牢中,然后又遭受饥饿的折磨,有人多次威胁要处死他们。他们又被押到了圆明园的皇宫中。人们一直设法使他们相信,他们即将被传到皇帝面前。经过在吉祥院宫前停留少许时间之后,他们随着进入宫中而被逐一地捆起来,然后让他们从另一个门出去。怡亲王下令将他们分散在方圆数法里的不同城区中。两名手持木棒的人押送囚犯,囚犯的手脚被用同一根绳索捆在一起,甚至其绳索被泼上了水,捆绑一直陷入肌肉中。为了使囚徒们解渴,押送人只递给他们一些人尿,而不是他们自己携带的净水。囚犯中有一部分人流着热泪,其他人则已明显处于忿怒之中。其中一名囚犯因反抗,而激起了其押解人的疯狂般惩罚。在走完这段路程之前,他们一刀刺穿了其胸膛。当爆发这些残酷的事件时,中国皇帝仍在其宫中。清朝皇帝仅于23日才避难于鞑靼地区的热河。中国人将那些不幸的联军囚犯投入囚牢,而又不为他们治伤,腐烂和虫蛆令人可怕地侵蚀他们。老鼠甚至能吞噬活人。大清皇帝于逃亡中经过了平谷城,下令将那些被押解至此的联军战犯处死。其他人在昌平州和房山县于饥饿的恐怖中了其残生。一名英国人在残酷的垂死中挣扎了11天。一名法国人于19日在八里桥大桥上被鞑靼军官瑞麟当场劈死。我的教友杜鲁克神父被交给了另一名鞑靼官吏胜保看押,它与另一名英国军官一起被扣留在胜保身旁,最初受到了善待,最后于21日继清军战败之后,又被胜保所杀。
    
    联军不知道37名战俘的下落,于是便去要求放还他们。中国政府竟说,他们均受到善待,并将在缔约之日释放他们。中国要求联军先行撤军。自从俘获这些人后,中国人的态度很傲慢,僧格林沁在将其俘虏押至北京时,曾向朝廷禀报了一次辉煌胜利。21日,联军向前推进以炫耀武力,却在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兵营中遭遇清军顽抗。那里正是八里桥,距通州城外有半法里之遥。在八里桥爆发了一场比18日更激烈的战斗。法军也是单独投入战斗,共战死3人,但却杀死清军2000人,并夺取清军18门大炮。清军溃败并逃向京师。次日,联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一直深入到北京城下,发现沿途堆满了尸体。联军再向前进,就有可能被围困,只好等待留守天津的援兵到达,这支部队拥6000门新大炮和大批炮弹。
    
    北京居民感到了恐惧,到处逃难。逃往热河的皇帝带去了其朝廷及其嫔妃,他在一道诏令中歪曲了所有事实,侮骂额尔金(Elgin)和噶罗,呼吁其国民拿起武器参战,许诺杀死一名印度士兵赏银50两,杀一名欧洲士兵赏银100两,杀死一名军官赏银500两,烧毁或擒获一只敌船赏银1000两。他撤换了两名钦差,他们是通州设伏战的同谋。新钦差由御弟恭亲王奕訢担任,年仅28岁,是道光皇帝的第6子。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联军仍表示,如果不交还俘虏,他们就要强攻首都。清朝面临使北京成为一片废墟的威胁。在等待期间,英国人派兵烧毁了位于通州郊区两法里远的几处村庄,因为他们那些来自天津的信使遭到了袭击。非常幸运的是,这些村庄如同联军从天津到北京沿途经由的大部分村庄一样,均已遭其居民遗弃。
    
    对于英法联军野蛮地焚掠东方艺术明珠圆明园的一事,艾嘉略也作了记述。但他却将全部责任都一股脑地推到了中方身上:
    
    联军的援军与给养的到达,使他们得以于10月初向中国首都进军。大营扎在距首都只有3法里的地方。联军将军们一致同意,首先对京郊地区作侦察,然后英国人向南,而法国人向北侦察。这些人完成的侦察工作,使联军得以顺利到达海淀,皇帝的御园便位于那里,号称“中国的凡尔赛”。那里也搜集了本朝开国216年间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宝和珍异物。经过9月18日的战斗,联军竟直向距那里只有5法里的圆明园行走。联军在那里很可能会擒获中国皇帝,但肯定会救回中国暴力行为的受害人,而且还有机会将其中的大部分人从死亡中解脱出来。但联军不知道俘虏的关押地。由于在军事上必须行为谨慎,故而未采取这种冒险活动。
    
    法国士兵找到了由数百名清兵保卫的圆明园,守军很快就四处溃散。园中少有的某些居民,包括道光皇帝第5子的母亲,急忙逃到水中自杀,以免遭落入敌手,而遭受更加凄惨的命运。该园有两幢城楼组成,一南一北,由一些配殿或偏殿相连。一片宽敞的院落将南北二楼分开,院子里载满了高大的乔木。院子中有一个宽阔的小湖,于宫殿四周扬起曲波。湖面上有小船荡漾,湖上建有美丽的小桥。假山又使风景锦上添花。园中有一座由耶稣会士们建造的西洋楼。北楼是皇帝的起居处。其宗王、宗人府中的大官吏们,则居住在配殿。其中布置的家具都很豪华,特别是皇帝的家具更光彩夺目。玻璃镜子、摆钟、细瓷瓶、巨大的镶木地板、金鼻烟壶、镶嵌钻石的手表、大量不同大小的珍珠、豪华的丝绸、珍皮、华丽织锦、金器、银器、玉器,一切都经过艺术加工,象征着一种皇家的豪华。皇帝及其朝廷在匆忙地逃亡中,抛弃了一切。这些财宝就如同是漫不经心地送给法国人的一堆猎物一样。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发现数量巨大的银锭,国库中还有大批银钱,联军中的两个国家瓜分了它们,其后又分配给士兵们。每名士兵所得到的份额至少有100法郎。非常遗憾,当抢劫处于无组织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糟蹋与破坏。联军所不想要的和不能带走的一切,都要砸烂,或者是用脚踏碎。当地的中国人最终完成了对其皇帝宫殿的抢劫一空,甚至点燃起了最早的火,这或是出自不慎,或是出于恶意。
    
    经过这次抢劫之后,联军驻扎在北京的城墙之下和城北。中国政府最终释放了被囚禁的11名法国人中的4人、26名英国人或印度人中的15人。其他的战俘均已被杀,或者是因受折磨而亡。这些可怜人的那种凄惨状况、其伤口、瘦弱都相当清楚地证明,他们忍受过痛苦的折磨。稍后,中国又交出了装殓在棺材中的尸体,其中包括10名英国人或印度人和6名法国人。杜鲁克神父及其教友的尸体均未找到,尽管我本人也主持了多次搜寻。这些死者都面目全非了,无法辨认,带有不可否认的酷刑之痕迹。根据如此之多尸体的悲惨景象和余生者们的口述,经过多次索要战俘的抗议,经过中国政府多次作出将在缔结和约之后释放他们的许诺,又发生了这一切,联军方面忿怒到了极点。他们对于与一个如此不守信的国家感到了失望,现在只有毁灭北京再撤军而去了。许多人都想为他们的兄弟、朋友和战友报仇。但这样作将有可能失去此次辛苦远征的结果。法国的使节和将军却想获得一种有益的结果。英国人将他们的仇恨发泄到了已被抢劫一空的皇宫身上了,那里曾是我们苦难同胞的囚牢和刑场。整片皇家园林都被付之一炬,大火持续了数日,野火将其蹂躏和破坏扩大到了附近地区。英国人将其死者埋葬在俄国人当时所拥有的北京城外的墓地中。法国人则拥有传教士们的两处墓地,其中之一仅仅安葬法国人。法国在北京还有一座天主教堂,也只是一大片坍废物的残余了,但它却被中国政府所掌握。蒙他板将军希望在那里为法国死者举行隆重葬礼,同时又使法国以天主教的名义重新占有这座天主教建筑。他下令将灵柩保存下来,一直到缔结和约后再举行葬礼。
    
    清政府在抵抗不利的情况下,咸丰皇帝率领其小朝廷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并在那里晏驾。英法联军如同虎狼般地闯入北京,大肆劫掠。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史称《北京条约》。艾嘉略对于北京遭劫和签约过程作了很逼真的描述:
    
    中国政府被限令除接受原有条款之外,还要接受过去没收的学校、墓地、教会地产和建筑的条款;做为赔款而交纳2万圆银圆给法国人,3万圆给英国人;做为其真心和安全的保证。而将两座北城门之一的安定门交由联军防守。如果10月13日中午,中国政府尚不给予联军肯定答复,那么联军将打开城门。如果中国政府理智地执行一切、接受一切、答应一切,那就在11点半钟归还城门。联军现在仍占据着该城门。英国人占领其右翼阵地,法国占领左翼。两国的国旗仍插在城墙上。当联军打开一个辽阔帝国那长期以来对外国严密封锁的京师大门时,那是一个隆重的时刻。现在外地人不以穿过这些长长的双道拱门了。只要攀上了高大而庄严的城墙,那就可以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伏瞰整座城市。任何中国守兵都不能出现在城墙上和大街中,害怕被围城和炸城的居民,不知道究竟应对这种占领感到高兴呢?还是担忧?联军控制了城门,但任何欧洲人都不得迈出城门和进入城内。我本人是于次日进入城内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以与中国人谈判。我们骑马入城,在充满好奇,毫无防御手段,有时又是友好的人群中,行进了足足有1法里远。这里是内城或鞑靼城,也有大批汉人居住。它环绕皇城,皇城的中心是皇宫。南部是外城,那里主要居住着商贾。西方人对于该京城的单调和凄惨面貌感到吃惊,城市建造得很蹩脚,维护得更糟。这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完全不相符,只有零散的几家店铺的门面尚为整洁,其他一切均破烂不堪。从外面只能遥望到皇城宫殿的高墙,从而使它们酷似监牢。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收入很低的雇员或军饷微薄的士兵。所有人都以其职务薪水而养活自己及全家,大部分人都处于拮据之中,许多人甚至都生活于苦难之中。在这些灰浆涂得很杂乱的城墙之后,在那些没有任何气派的房子中,也有些装饰华丽的房间,只有些会享受舒适的家庭。
    
    尽管占据城门的联军都具有受约束的行为和严明的纪律,但由于中国钦差王爷及其高官们,都害怕因对37名战俘所犯下的暴行而遭报复,所以不敢相信联军和平意图的真实性。他们不敢进城,永远不会在同一间房子中连宿两夜。由于英军的报复心理未得到满足,故具有傲慢姿态和粗暴行为,甚至还要威胁火烧北京皇宫。所有这一切很难会使中国人产生信任。事态几乎再次混乱起来,使双方诉诸武力。法国使节保持了冷静,蒙他板将军尽一切努力以避免发生新的灾难。由于俄国使节向中国钦差提出了善意的建议,事态才得以好转。中国政府支持对通州受害欧洲人的赔款额,接受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确定了签字仪式的日子。大清王朝12月24日与英国人,25日与法国人分别举行了签字仪式,而且还是在帝国礼部大堂中举行的。法国使节于此前夕已率领一支500人的卫队入城,驻扎在专门为接待他及其侍从而安排好的一座寺院中。翌日,他隆重进入礼部大堂,由几个连队的卫兵保驾,司令官和另外两位将军开路,还有陆军和海军的参谋人员,所有人都骑马并穿军礼服,军乐队击鼓并演奏军乐。使节乘轿子。另外两顶小轿随后,其中之一供其首席秘书使用,其二供其首席翻译使用。沿途拥满了成群的观众,特别是在清朝礼部大堂四周。亲王在那里恭候法使噶罗男爵,并向前走了几步以迎接他。经过互相致意之后,他们于大堂的后部就座,各自坐在一张桌子之前。法使在右,亲王在左。一排扶手椅摆在了一张长案之后,一侧是法国将军及其高级军官,面对他们的则是中国的官吏。验证和交换双方的全权代表资格的文书后,两名谈判代表于共分10款的新条约上签字和盖印,一式两份。亲王交出了1858年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该条约已由中国皇帝批准,并盖上了御玺;作为交换,中国钦差收到了法方的一本羊皮纸册子,切口处烫金,以深红色绒布包裹,盖有大金印,其中包括同一项条约的中法文本,附有拿破仑皇帝的签字。在对条约签字时,在城门上放21响礼炮。这份严肃的文件,在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之后,终于完成了批准手续,确立了两大帝国之间的和平。中国受到了严厉惩罚,也忍受了奇耻大辱、皇帝的宫殿只剩下了一片废墟,其京师落到了西洋人手中。他只害怕这些西洋人会夺取皇位,或者是安排经过他们选择的某一人登基。我们希望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的清王朝,不会表现得不理解这种慷慨行为,不要使其战胜者为留下了一个中国幽灵而反悔。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法等列强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除了获得巨额赔款之外,还强行攫取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在传习天主教方面的特权。《中法北京条约》(《中法续增条约》)第6款就明文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国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一机会,鼓动法使葛罗索要过去被清政府没收的北京南、北、东、西四座教堂。法使葛罗于1860年11月5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照会恭亲王奕沂,索要南、北二堂;于同年11月7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又索要东、西二堂。他特别提到“可将北堂急速交于留京之孟(振生)主教、艾嘉略等”。奕沂经上奏朝廷后,将四堂退还天主教教团并给予执照[④]。法国传教士们收回南京后,将这次战争中死亡的传教士们安葬于南堂内。艾嘉略对此作了少见的记述:
    
    在离开北京返法之前,还必须为我们的7名法国人丧事和举行葬礼。由于中国习惯(皇帝有时也会随心所欲地违背之),反对将死人遗体运进城;又由于距离太远的原因,无法于当天将尸体抬进教堂或墓地。所以法国将军决定,于28日埋葬,于次日在南堂中再举行葬礼。用3天来布置教堂,不为过甚。我们匆匆忙忙地去考察这座过时的老教堂。这座古宗教建筑矗立在宣武门附近。其内院墙已几乎完全塌损,许多主教和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居住过的房子,也只剩下一堆堆瓦砾碎石了。教堂前廊大院也只剩下两只大理石石龟了,驮着一通汉文和满文碑,地面上长满了荆棘杂草,成了一片茂密的杂草丛。其门板已被人搬走并且被用瓦砾封死,窗户已经破碎,地板破烂不堪。行人到处都会走在废墟上。教堂只残余一间大殿,两侧的6个祭室形成了侧廊。拱顶有一个大洞,这是最严重的损坏。惟大殿拱顶上的绘画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该教堂自南京主教和北京司教代理毕学源(Pirès)逝世后,已经关闭20多年了。该教堂始建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曾由汤若望神父主持。它于1707年(康熙十五年)又重建,康熙为此目的而拨款1万两白银(7.5万法郎)[⑤]。这座教堂于1757年被烧毁,乾隆又拔同样的款项以重建之。但还需要皇帝再拨不少于此的慷慨赞助款,才能装饰好教堂。在等待期间,法国将军派遣两连工兵,前去清理该教堂。他们锄去了杂草,铲除了瓦砾、重建了主祭坛。位于教堂门面上方的十字架曾于1853年被僧格林沁砸掉,当时僧帅正在平息假冒基督教的太平军的叛乱。蒙他板将军索还了十字架,然后又将它重新安放在了屋脊上。教堂被披上了黑缦,悬挂上了法国国旗,地板上铺上红地毯。在一个巨大追思台的周围,点燃了许多蜡烛。工兵们修好了该圣址那破烂之处。
    
    28日,这是已确定的安葬日。使节及其侍从出城前往兵营。9时许,第1旅的随军神父特雷加罗(Trégaro)搬走了被杀法国人的尸体。由裹尸绒布覆盖的6具棺木被拉在6辆车上,前面有十字架和神职人员开路。这支队伍由不同兵种的几个连队开道,双列士兵簇拥送殡仪仗。士兵们在开始时齐鸣几阵枪。将军、其参谋部和一大批军官都佩带黑纱,骑马随队伍后行。英国的将军和大批军官们也跟随在法国人身后。俄国使节及其使团的所有随员也均出席。这支庄严队伍的行进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司铎们念诵祈祷经文。鼓乐轮番交响。到达墓地之后,他们受到了北京主教孟振生(Mouly)的欢迎与祝福,孟振声主教又由其助理主教董若翰(Anouilh)、几名随军神父、英国天主教徒士兵们的随军司铎、6名中国司铎以及20多名天主教徒陪同。经过对埋葬6副棺材的公共墓穴作完祝福之后,特雷加罗神父与蒙他板将军致悼词,深深地感动了出席的众人。德邦茨芒(de Benzeman)少校为其同事格朗尚(Grandchamp)少校表示了赞扬和遗憾。出席人鸣枪,最后一次向死者致敬。墓穴被掩埋起来了。死者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其他许多欧洲名流埋葬在一起。
    
    次日,又是同样的出席仪式,惟有英国人除外。出席者于9时集合于北京教堂,以举行殡葬仪式。弥撒由德塞雷(de Serré)教士主持,由两名随军神父协助。两位主教坐在两翼的位置上,周围由神职人员簇拥。法军第101和102团的军乐团演奏各种乐曲。董若翰助理主教作追思祷告,孟振生主教发表了一篇讲话,向法国国王、其使节、将军和部队致敬和致谢。这说明法国已经重新占领和恢复这座大教堂。
    
    11月1日,法国将军率其军队离开北京。两名使节按照已达成协议的条款,要求在京师张贴中法和中英《北京条约》全文之后,才于9日离开北京。本条约文本还需在整个中华帝国域内张贴。我们希望法国驻中国的公使能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一项特许,允许其所有国民信仰基督教,同时废除中国例律中有关禁止基督教的法律。法国使节阁下向许多传教士颁行护照,由中国的钦差王爷签证。我准备将这些护照颁发给我们那些在西藏、云南、贵州和四川的教友们。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艾嘉略神父以法国代表“副使”的名义,经直隶、河南和陕西诸省,返回其四川传教区。沿途的清朝封疆大吏和朝廷大员们,逐站地向朝廷呈报其行踪,其中大都涉及到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1860年12月18日(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七日)有《吏部尚书陈孚恩奏为风闻法教士艾嘉略欲赴陕西片》:
    
    “臣风闻法国夷艾嘉略数日前行至保定,向地方官索取传牌,口称驰赴陕西长安。臣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奏闻。”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奉硃批:“此事已知,现在西巡之举行,当作为罢论。况该夷不过专为传教,无足重轻。钦此。”[⑥]
    
    艾嘉略离开直隶,1860年12月20日(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又有《恭亲王奕訢等奏为经查只有法教士艾嘉略赴陕川别无他人片》:
    
    “查咈酋葛罗前在京时,曾将准入内地护照送到,请盖用印信。臣等因系按照条约,当即盖用给付,附片奏明在案。该国自退兵后留京三人,内有主教孟振生及传教艾嘉略。二人前来法源寺谒见,均系剃去须发,服中国衣冠。……其传教之艾姓,亦经臣等前日面询,据称曾在四川传教,九年冬间绕道回粤,本年夏间随同夷船来津。复询以自京至川,程途风景极为熟悉,是其久在川省,并非虚假。自京城以达各省,咈夷之改装易服,在中国传教者,别处都有,总缘禁令不严,地方官从未拿办,外人不尽闻知。……于十月间据委员禀称,夷目艾嘉略起程由直隶一带行走回川,臣等以其久在川省,且系遵照条约,即饬委员传谕该夷目,将执照沿途送验,免生事端。嗣闻有夷人赴川陕之语,臣等以川省现有军务,该夷何以私行前往?饬令委员前赴夷馆,并函致恒祺等在天津探询,据称均无其事。惟据直隶藩司文谦禀称:十月下旬有法国传教艾嘉略行过保定,呈验执照,并求加用印照,即赴陕西回川,经该司按照条约加用印信,并饬沿途地方官护送。其余别无夷人赴川之事,自系因艾嘉略讹传。”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奉硃批:览。钦此。”[⑦]
    
    当艾嘉略到达陕西后,又有1860年12月27日(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十六日)《陕甘总督乐斌等奏已密谕潼商道协稽察法教士艾嘉略入境片》:
    
    “前准部咨,颁发英、法两国和约并通行告示。当经行司,正在刊刻。兹臣谭廷襄接直隶总督臣恒福来函,述及有法国副使传教名士艾嘉略路经保定,询知欲赴陕西、四川,已于十月二十四日起身,向西南大路行走等情。
    
    ……现已密谕潼商道协各于关津渡口稽察,如有艾嘉略入境,即派文武员弁伴送,观其行止如何禀报。倘将来艾嘉略欲往四川,再当饰令省西各属一体妥办,并密行知会川省查照。”
    
    硃批:“知道了”。[⑧]
    
    1861年1月6日(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有《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奏为密呈法教士艾嘉略来陕赴川情形片》:
    
    再,臣前准直隶督臣恒福函称,闻有法国名士艾嘉略欲来川陕,当经会同陕甘督臣乐斌附片密赛,一面饬令潼关文武。密派员弁于入境地面盘查。旋据潼商道及潼关协禀报,艾嘉略乘轿车一辆,随从四川人阎徽典,乘坐大车一辆,携带行李箱五只,于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河南抵关,该通协等密派员弁改装易服,暗中伴送,于二十三日到省居住旅店。臣即饬令署长安县知县白楷于夜间查店时,亲往盘问,所言与潼商道等禀报相符。二十四日,艾嘉略来署求见。臣若屏绝,不与晤面,转令生疑,且不知其意为何,因即传见。艾嘉略,中国服色,能通汉语,据称伊系法国副使,先于道光年间曾由广东、江西一带前往四川传教,后经回国。兹在直隶奉伊国大臣噶罗公文执照,仍赴四川传教。并询及有伊国人前在陕西之龚山林,闻已被获,现时送交何处。臣随答以,道光年间原约尔国之人只应在五口通商地面来往,不准游行别省。……艾嘉略今年起程赴川,臣即刻查照前奏,酌派员弁暗为查察,勿令滋事,并密函知会署理四川督臣崇实一体查照。”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依议。钦此”。[⑨]
    
    艾嘉略离陕之后入川,1861年2月27日(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有《署四川总督崇实奏呈法教士艾嘉略入川及川省天主教情形片》:
    
    “窃奴才于上年冬月间接据直隶督臣恒福函称,有英[法]国夷人自称名士艾嘉略,欲来四川传教,当经奴才一面遴委妥员密赴陕西境守候确探,一面饬沿途州县候该夷人入境,一律严密查察。继又接据陕西抚臣谭廷襄函称,法国名士艾嘉略已由豫入陕,于冬月二十三到省,日内即将赴川,并告知到省后接见情形。奴才即饬府县并城守营汛拣派干练之员,暗中将省内习天主教之居民铺户密为稽查,以便防范。旋于十二月十八日,该夷人来至省城,权住旅房,先遣通事来辕禀知。后据坐探委员改装相随到省,来署面禀称,该夷人主仆三人同入川境,沿途自雇夫马歇宿客店,与商贩无异,与地方官均未见面。惟偶有习天主教人往见,亦不甚多。嗣于二十三日艾嘉略来署求见,奴才见其年约五十余岁,中国服色,能通汉语。据称于道光年间曾久驻川省传教,本年春间始赴上海。兹在直隶奉伊国大臣噶罗公文执照,仍来四川传教,求为保护,毋令彼教受害等语。奴才谕以现在既许传教,断无受害之理。且在川年久,川省民情浮动,谅所素知,传教亦须择类,总毋亲近匪人,则浮言无自而起,便可相安。伊意亦以为然。”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奉硃批:“依议。饮此。”[⑩]
    
    综上所述,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利益。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基督宗教于其中所起的作用。
    
    
    
    
    
    
    
    [①] 《传信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第28卷,1856年,里昂年鉴出版社版。
    
    
    [②] 《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列传(1659—2004)》(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1659—2004),巴黎2004年版,第134页。
    
    
    [③] 《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列传》,第106页。
    
    
    [④] 《清末教案》第1卷,第179—185页。
    
    
    [⑤] 这些时间均有小误,可能是由于艾嘉略未作查证,仅凭记忆而叙述。
    
    
    [⑥] 《清末教案》第1卷,第186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⑦] 《清末教案》第1册,第186—187页。
    
    
    [⑧] 同上引书,第187页。
    
    
    [⑨] 同上引书,第190页。
    
    
    [⑩] 《清末教案》第1册,第192—193页。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ZWGX/07/17/2006/17779.html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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