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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在1960年的一次下放记实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也就是三面红旗造成的大灾难到底死去多少人.还在保密在.现在人们只能用片片碎碎的资料来研究.这里有一篇当时的新华社记者的记实材料.可供人们参考.
     (博讯 boxun.com)

    1960年的真事: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吃一块干粮
    
    我们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新华社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我们分别参加淄博地区(后来改为惠民地区)和惠民、沾化两县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揭发批判省委的“五风”问题,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检讨本县、本社、本单位的问题。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情况。他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老区,抗战时期是渤海军区所在地。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经济贫困落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是一个纯农业区。近两三年来,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谈到惠民地区灾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时,王成旺书记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问团来区慰问时一位负责人概括的话:“惠民地区已经山穷水尽!”的确,这句话一点儿也不过分。惠民给他们的印象是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团在访问一位老太太时,问她有多少钱,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从腰中掏出仅有的3分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在小组讨论中,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几个片段。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乞讨他乡,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两口子闹分家,有的妇女丢掉家里男人和儿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处是一片悲惨的景象……
    
    西马虎、皂户杨、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灾区山东省惠民县农村后蹲过点的三个村子。当时我在这三个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灾情,救灾“保人”。我在这三村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了解得比较细,并且当即作了笔记,下面是部分笔记摘抄。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离开了张店,很快就进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地广人稀,空旷的原野上目无遮挡,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地。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看到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在运地瓜蔓。时过冬至,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一轮红日就已经落入地平线,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凄凉晚景,很快给人一种到了灾区的感觉。晚7时,摆渡过黄河,到了北镇。从张店到北镇,说是160华里,车行了3个多小时。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新兴小城镇,原属滨县。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什么都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就把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了,地区所在地设在张店。与此同时,也把惠民县同滨县合在一起,北镇就成了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区所在地是在北镇,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后不久,又恢复原来的地、县建制,北镇仍为惠民地区所在地,而惠城仍为惠民县委所在地。
    
    北镇招待所是一排排红色砖瓦平房,看来是新盖不久,似乎没有住过人。屋子里空旷潮湿,没有生火,冷得很,冻得我一夜没怎么睡着,当了一夜“团长”,早上早早就起来了。这里每天两顿饭。早饭9点,每人两个地瓜面窝头,白开水就咸菜;晚饭下午3点,也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在北镇招待所住了两天,顿顿如此。地瓜面窝头北京没有,过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发褐,很瓷实,硬得像块砖头,表面有些光亮。刚吃时,咬到嘴里有一股汤药味,难以下咽。头一顿吃不下去,后来就不够吃。虽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没得吃只好如此,逐渐也就适应了。可老百姓连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镇待了两天,听听惠民县领导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研究我们下去的具体地点和任务,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到惠民的,先安排到两个公社的两个大队:一个是桑落墅;一个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队,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队。
    
    
    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了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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