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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要投河自尽 (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1日 转载)
    
    来源:凤凰网
     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他是一位世人景仰的学术大师,对学术界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与他同在清华研究所工作的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除梁启超外,陈寅恪、吴宓、郭沫若等国学大师无不对王国维的学问表示钦佩。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何要投河自尽

    
    王国维与罗振玉,1916年摄于日本京都
    
    令世人震惊的是,王国维竟自沉而死。对此,人们纷纷发表看法,探究王国维的死因。总而概之,有“逼债说”、“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殷虚书契考释》出王代撰说”、“受罗振玉影响说”、“不问政治说”、“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因病厌世说”、“受梁启超排挤说”等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则更受世人重视,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显然对王国维之死有至高的评价。
    
    笔者对王氏之死的真正原因,不愿妄加评论,只想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梳理一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及周围情况。也许,真实死因也就自然而出了。
    
    
    
    
    
    
    “最黯淡的一年”
    
    
    
    王国维是在1927年自沉的。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对王国维来说,罗振玉不仅是亲家,还是最为亲近并对他影响至深的师友。1898年,22岁的王国维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并器重之,免其各费,使其专力治学。之后,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3]以此类推,王国维对清宫以及逊帝溥仪的浓厚得化不开的死结,也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可惜的是,王国维潜心学问,不善于管理家事,长子王潜明一死,家庭矛盾迅速扩散。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吧,罗、王之间多年的挚友关系从此破裂了。
    
    王国维系耿介之人,他还想尽力挽回与罗振玉的感情。1926年10月24日,他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4]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罗振玉并不领情,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
    
    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因王国维学贯中西,特亲自前往,带着十二分的诚意聘请王国维当国学院的教授。此时,溥仪早失去了皇帝的特权,躲在日本使馆。王国维却仍然以君臣之礼请示溥仪,得到溥仪的准许后,才奉“谕旨”到清华任教。
    
    不久之后,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张园做起了寓公。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
    
    王国维对清廷的忠诚,往往又和他对罗振玉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二人相遇情形虽未见诸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王国维试图打开僵局,而罗振玉表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王国维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
    
    
    最后的晚餐
    
    
    王国维生逢乱世,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王国维的好友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本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10]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11]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此刻,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在《王国维年谱》及知情人的回忆中,这段时间,王国维仍专心致力于学问,这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诗曰:
    
    倚天照海倏成空,脆薄元知不耐风。
    
    忍见化萍随柳絮,倘因集蓼毖桃虫。
    
    到头蝶梦谁真觉,刺耳鹃声恐未终。
    
    苦学挈皋事浇灌,绿阴涕尺种花翁。
    
    北胜南强较去留,泪波直往海东头。
    
    槐柯梦短殊多事,花槛春移不自由。
    
    从此路迷渔父棹,可无人坠石家楼。
    
    故林好在烦珍护,莫再飘摇断送休。
    
    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兹录六首于下:
    
    落 花
    
    春归莫怪懒开门,及至开门绿满园。
    
    渔楫再寻非旧路,酒家难问是空村。
    
    悲歌夜帐虞兮泪,醉侮烟江白也魂。
    
    委地于今却惆怅,早无人立厌风幡。
    
    芳华别我漫匆匆,已信难留留亦空。
    
    万物死生宁离土,一场恩怨本同风。
    
    株连晓树成愁绿,波及烟江有?红。
    
    漠漠香魂无点断,数声啼鸟夕阳中。
    
    阵阵纷飞看不真,霎时芳树减精神。
    
    黄金莫铸长生蒂,红泪空啼短命春。
    
    草上苟存流寓逝,陌头终化冶游尘。
    
    大家准备明年酒,惭愧重看是老人。
    
    扰扰纷纷纵复横,那堪薄薄更轻轻。
    
    沾泥寥老无狂相,留物坡翁有过名。
    
    送雨送春长寿寺,飞来飞去洛阳城。
    
    莫将风雨埋怨杀,造化从来要忌盈。
    
    花雨纷然落处晴,飘红泊紫莫聊生。
    
    美人无远无家别,逐客春深尽旅行。
    
    去是何因趁忙蝶,问难如说假啼莺。
    
    闷思遣拔容酣忧,短梦茫茫又不明。
    
    十分颜色尽堪夸,只隶风情不恋忧。
    
    惯把无常玩成败,别因容易惜繁华。
    
    两姬先陨伤吴队,千艳丛埋怨汉斜。
    
    清遣一支间柱枝,小池新锦看跳蛙。
    
    
    
    
     5月30日,满清遗臣金梁来清华拜访王国维。二人私交甚笃,王国维向金梁吐露了心声。金梁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
    
    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研究院举办师生叙别会。餐前聚坐,王国维与众人谈蒙古史料,交谈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给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正餐开始后,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惟王国维所在之席寂然无声。不知是否受王国维一时情绪之影响。席间,梁启超忽然起立致辞,历数同学成绩之优越,并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人均认真谛听。王国维也点头不语。餐后,互致告别,王国维并无异样。接着,王国维拜访陈寅恪。返回校西院十八号私第后,学生姚名达等人来访。王国维与之交谈达一小时,“恳恳切切,博问而精答”。到晚餐时分,学生们告别,王国维送至庭中。
    
    晚上,同学戴家祥与谢国桢谒王国维,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之得失。交谈甚欢。然话题涉及时局后,王国维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意。
    
    
    王国维自杀日
    
    
    熟悉王国维的人知道,王国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苟言笑,不喜欢聊天,其内心却有浓厚的情感。梁启超即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杀日。
    
    这天早上一切如常,王国维按固有的习惯,早起盥洗完毕,照旧由夫人为其梳理辫子,接着便到饭厅用餐。子女们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点,这也是老规矩。王国维早餐后必至书房小坐,然后便到公事房办公。如有东西须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王国维是独自一人去的。
    
    临走前,他将事先写好的遗书放入衣服袋子里。看看已经顶到屋梁的线装书,那是他的心血与寄托所在,他没有别的爱好,所发工资大多买了书籍。如今,他要与这些无声的朋友们告别。他当然已为书籍们安排好后路,在遗书中写明由陈寅恪、吴宓二人处理。
    
    他出家门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家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家之主竟要走上绝路。
    
    早上8点,王国维步行至研究院公事室。隔一会儿,王国维将院中听差叫来,让他到自己的私第取学生们的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9点钟,王国维向侯厚培借钱,欲借洋二元。侯厚培身上没有现洋,便取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王国维。
    
    王国维走出办公室,来到校门口,雇了“校中挂号第三十五”的一辆洋车,命车夫拉往颐和园。颐和园在清华园之西,距离不远,很快就到了。王国维下车,给车夫五毫洋钱,让他在园外等候。接着,王国维购票入颐和园,来到昆明湖畔,先在岸边石舫前久立。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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