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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盖没苦肉计蒋干没被骗 三国演义虚构火烧赤壁(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4日 转载)
     来源:文化中国 
     一,“赤壁之战”的历史演变
    
    《三国志演义》以战争描写著称後世。明人评价《三国志演义》,向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 的褒誉,清儒章学诚归结为“七实三虚”之说,遂成定谳,而为後世文学史、小说史乐于引用。其间偶有争议,亦仅限于《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文史之异同,而鲜有谈及其中的“三虚”,是否另有素材来源的问题。本篇另辟蹊径,探讨《三国志演义》中的“实中之虚”与“虚中之实”,以见其增益部分中的宋元事实,似未有专门拈出此节者。故冒昧成文,并就教于海内外君子。
    
    “赤壁之战”是《三国志演义》的重要情节之一,不仅因为它是直接构成“三国鼎立”的要素,而且直接描述在毛宗岗120回本中占据了8回之多。事实上从三国故事形成以来,有关“赤壁之战”的诗歌便不绝如缕,如盛唐李白“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如晚唐胡曾“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一直到苏轼前后《赤壁赋》。破曹英雄都锁定在周瑜身上。
    
    戏剧囿于舞台及脚色限定,很难直接表现战役全景,故元杂剧有《隔江斗智》,专门描述诸葛亮与周瑜既联合又相互算计的曲折过程,间接表现了“赤壁之战”的设谋、实施和胜利,把戏曲从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转为後世小说承袭发展。《三国志》中雍容大度的周瑜形象亦因此改塑,作为诸葛亮智高一筹的陪衬,变成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典型。而明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发挥了小说叙事不受三维空间局限的特长,以大段篇幅,反复穿插,全景视野描写的“赤壁之战”,遂成中国小说史上最成功的战争描写。
    
黄盖没苦肉计蒋干没被骗 三国演义虚构火烧赤壁

    
    《三国演义》火烧赤壁的故事中,黄盖献“苦肉计”,“蒋干盗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
    
    最近有人统计,毛本《三国志演义》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文字共约37900字,“其中的故事绝大部分为虚构”,故称“赤壁之战----《三国演义》中虚构故事为最多”。洵非虚言,也顺理成章成为本篇论述的中心。但“赤壁之战”到底被虚构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其核心情节是否符合史实,前贤也曾论及,如钱锺书论及《孟德新书》时,以为:
    
    “《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黄盖苦肉计诈降,周瑜佯醉骗蒋干,皆使曹操堕术中;征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黄盖诈降而无苦肉计,蒋干作说客而无被骗事。《演义》所增诡计,中外古兵书皆尝举似。《孙子•用间》篇:‘内间者,因其官人而信之’,何延锡注引李雄鞭扑泰见血,使谲罗尚,尚信之,即《演义》第四六回周瑜之挞黄盖;又‘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萧世?注谓‘敌使人来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虚事’,即《演义》第四五回周瑜之赚蒋干。”
    
    所论甚是。只是关于《三国志演义》增益谋略“诡计”,远非此端。试举一例,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描述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与宋金元水军在长江与崖门四次水上战略决战的比较,以窥其馀。
    
    
    
     二,史实辨疑: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
    
    
    
    
    
    1,《三国志》的矛盾记叙
    
    
    
    首先的问题是:以三国时代的的造船技术和系泊水平,是否能够在长江中游形成後人从《三国志》传述的大规模战略决战?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史籍的记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比较简略: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不但讳言失败,更未提及“火攻”致败,而是归于战役“不利”之後的“大疫”。可以理解。王粲《英雄记》言:
    
    
    
    
    
    
     2,吴、魏当时“鼓吹曲”的描述
    
    
    
    此外,《周瑜传》的说法也只是孤证。即便同书《黄盖传》中,也仅以“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敷衍道之,而未言及其它,即是一疑。沈约所撰《宋书•乐志四》裒集有“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涉及周瑜参与“赤壁之战”的歌辞为: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汉曲有《上之回》,此篇当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亦未提及“诈降”、“火攻”等关键情节。从证据价值来看,这首歌辞系赤壁之战胜利後的“当时鼓吹”,创作时间无疑早于陈寿志传甚至《吴书》的写作年代,而该歌辞的收存者沈约的实际年代,亦与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先後踵接。结合前引《三国志》魏、蜀、吴主各传记叙,即面对同时或稍前之四项基本一致之史料记载,《吴书•周瑜传》的描述是否真实,就很值得质疑了。
    
    
    
    3,王粲《英雄记》的记载
    
    
    
    至于周瑜“火烧赤壁”的真实情景为何,亲身参与过“赤壁之战”的王粲在《英雄记》中两段平实叙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周瑜领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则移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曹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舡,作竹?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舡、走舸百艘烧?,操乃夜走。”
    
    也即是说,曹军所乘只是木筏(?、?)。 而周瑜则是采取夜袭方式,遣船烧?,使曹军欲渡不能。这种说法仍然有“火攻”事实,但与《魏书》、《蜀书》及《吴书•吴主传》记述相去不远,惟与《周瑜传》描述大相径庭。从证据学的观念上看,王粲所记似乎亦稍胜一筹。
    
    但《周瑜传》所载之“黄盖诈降”、“结船为阵”、“东南风急”相继成为“火攻”要素,也是这一场“以弱敌强”的战役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因而为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珍爱,辗转相沿,成为定说的。故而杜牧赋诗,特意标举“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 请注意,杜牧此诗作于晚唐,已与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所述三国人物故事以传说形式流行民间的时代相同。
    
    现今史学界多以为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市(今称赤壁市)北约38公里的长江南岸。而《英雄记》所载因有“从汉水下”、“从汉水来下”之语,被认为是支持“黄冈赤壁”说的,因而为唐後学人诗家所不取。 揆诸情理,曹军既不习水战,当然不会选择水面宽阔的地带,进行战略决战的。
    
    《三国志》虽然成于陈寿一人之手,但是三方的资料却来源有自。正是因为陈寿尊重了各方资料所载,而没有用《魏书》的正统观念统摄其它,所以受到後世史家的称赞,号为“良史”。但推想《三国志》关于“赤壁之战”说法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歧异,或者与《吴书》好以“眩言”自大有关。比如南下曹军的数量,《吴书•吴主传二》叙及赤壁战事时,裴注有言:
    
    “《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相震失色。”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如不考虑成熟的锚碇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溥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 年升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从介绍虞溥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饰润色的可能。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後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苴罅漏的地方,也为後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後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这倒正类黄盖所率趁“东南风急”火烧曹营使用的帆船。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实物图形甚至文字的证据。
    
    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帆”作“[马+风]”,从马从风,表示是用于车驶之风力。汉末刘熙《释名》才首次解释为“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显然已用于船行。刘熙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习见技术,还是耳食之言,尚难骤定。此外还有人据东汉马融《广安颂》中有句云:
    
    “然後方??,连?舟、张云帆,施?帱,靡飓风,陵迅流,发擢歌,从水讴,?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认为是“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明“汉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赋显为时空两维,不受限制之夸饰描绘,而非实用技术之描述。比如“靡飓风”时能否“张云帆”,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何况“帆”字何时出现,也应经过考究。
    
    
     李约瑟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帆船及锚碇技术的发展,评价甚高。他以为就帆船技术而言,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中国古代则多谓“舟楫”,动力系统是篙桨橹,见其《中华科学文明史》缩略本第三册,有关论述散见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页),中国舟楫(80、230-231、299页)、帆船改进 (217-218页)。按李氏对中国帆船技术特多好评,故特置第五章《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详细论述唐宋元明的技术,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时却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广州出土的一艘东汉陶船结构时,屡次惊讶于“桅在何处仍是一个谜”,“遗憾的是寻找桅和帆装的全部证据已经遗失”。(118页)在全书结论部分,也谨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纪後”、“应该是二世纪和三世纪”以及“汉代以後”这类词语概括言之。(300-301页)但都明显迟于“赤壁之战” 的发生。最早明确介绍帆具作用的,则是三国晚期吴国人万震描述海外贸易的《南州异物志》言: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风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减灭之也。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专家又从这段描述推导出许多斩钉截铁的结论:“汉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开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卢头木叶织成的帆当属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证明硬帆能利用侧向风力了。汉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响,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要随时调节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积,中国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软帆需众多人力将帆卷起绑扎在横桁上,紧急时可能要砍桅以保证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许概念。《汉书•地理志第八》:“越?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绳水出徼外,东至?道入江,” 《後汉书》:“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诸国》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按《老子》:“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王弼注言:“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後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宋人陈景元言:“大道边有小路,曰徼。”元人吴澄言:“徼者,犹言边际之处,孟子所谓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实为边邻与我贸易往还之国,即所谓“化外之地”。
    
    这样看来,万震描述的帆船并非东吴所拥有,显然也因为是新见异物,所以他才用那样艳羡口吻来描述的。又文尚光将《南州异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船舶史家也顺手移来当作“三国时孙刘联军赤壁大战的起楼三层的斗舰” ,完全忽视了”外域人”的说法,和南海、长江的区别,恐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既然能够看到帆船,官员又着意重视,中国人模仿起来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很快就将“船帆”用于实用,并持续改进以致而大为兴盛的时期,显然是在东晋以後,而自宋迤明,最为成熟。别看从赤壁之战到东晋渡江只差百十年时间,但是像风帆这类简易适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会是日新月异的。《古今乐录》介绍,齐武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纟+乍],?石为篙足。”犹为当时时髦举动。《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 如果有学者能举出实证,证实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术,则可以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作出重要修正补充,亦为功德无量之事,亟请提出,以为佐证。
    
    此外就锚碇系泊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一般是“采石为碇”,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来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战时曹营是否有能力”结船为阵“,泊于长江之滨,尚属老大疑问。西晋王?平吴,即是一例。後文再叙。至宋代始出现“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层,类同木桩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几倍。1975年在泉州湾曾经发现并出土有一杆宋元时期的大木碇,残存长度达七点五七米,上面有系缆绳和安碇担的圆孔,还有用铁箍加固後所留下的锈迹。至于铁锚的使用,则是明代以後的事了。
    
    中国船帆与锚碇的起源流变,虽为专门技术问题,但若不加考虑,历史学的叙述便无可依托,以其事涉专门,故不欲弄斧班门,只希望提请专门家注意。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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