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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各有伤者(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1日 转载)
    
    来源:凤凰历史
     核心提示:“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各有伤者(组图)
    当年,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各有伤者(组图)


    
    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特别是1967年夏天,北京连续发生所谓“三砸一烧”[2]的严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国与各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背景
    
    
    
    1967年4月23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包围、封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的严重事件。4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宣布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和驻雅加达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心病狂地迫害华侨的反华暴行。4月26日下午,北京各界群众集会,声讨印尼政府的反华行径。从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学校师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各界群众连续前往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累计人数超过60万人。
    
    5月6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21人。11日和12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15日,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有3点:一、美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军事基地;二、香港国民党特务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决不能宽恕;三、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英国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中国外交部于22日宣布取消英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限令其人员于48小时内离开上海。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5月26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无异于是号召采取行动解放香港。在这一天,香港有500人被捕。[3]在这期间,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说法,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据此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间谍罪,驱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3天内离开我国国境。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的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当年,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各有伤者(组图)


    
    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
    
    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4]。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到7月3日为止,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的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故宫午门召开了十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据后来揭发的材料说,声讨缅甸政府的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策划的。戚本禹找聂元梓、 蒯大富、韩爱晶等开会说:“中央文革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重、谨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
    
    7月15日起,外事系统造反派开始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开展“揪陈(毅)”活动。当时,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十余所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成为在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组织。
    
    8月1日上午,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70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的外宾接待室,打骂前来劝阻的工做人员,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原准备当天在外宾接待室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向他们提出抗议,由于造反派的捣乱,召见不能进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议。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瘫痪。
    
    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扬言:“只有中央文革说话我们才听,中央文革不说话就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此举致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8月6日和10月5日两次遭到袭击和捣毁,并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此后,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掀起了反对周恩来、打倒陈毅的浪潮。
    
    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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