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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突变 义不受辱——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之谜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04日 转载)
    
    来源:网易历史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 (博讯 boxun.com)

    
    王国维(1877年—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之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生平
    
    * 1893年中秀才。
    
    * 1899年进上海《时务报》,业余去罗振玉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 1901年秋,受资助赴日入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夏,因病回国。
    
    * 1903年起,任教于通州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等。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
    
    * 1907年,北上,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期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 1911年,东度扶桑。
    
    * 1916年,回国到上海讲学,并编辑学术刊物,兼任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又为藏书家蒋汝藻编《密韵楼书目》,并参加纂修《浙江通志》。
    
    * 1917年,著《殷周制度论》。
    
    * 1923年,应逊帝溥仪之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
    
    * 1925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研究汉魏石经、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
    
    * 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死因说法不一。
    
    自杀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自溺北京昆明湖。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
    
    评价
    
    * 晚年胡适曾回忆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 关于《殷周制度论》(1917年)一书,旅美作家李劼认为:“从《殷周制度论》所揭示的殷周之异稍稍跨前一步,人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曾经是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虽然那样的民主联邦与美国式的联邦合众国颇有异趣,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说,民主和联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国情,而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为始源的传统。”
    
    
    
    王国维之死真的就像一个谜。从他自沉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足足七十余年,这个谜也仍然没有被人猜破。在诸多的论述中,总觉得诸位先生是站在“理解”的角度上来“理解”王国维之死。而在我看来,弄清王国维自沉前前后后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才有可能更贴近王国维的自沉之谜。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值得我们的注意:
    
    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
    
    
    
    
    值得注意者有1.世变益亟;2.“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3.王国维忧伤过甚;4.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的自杀,首先是外因,然后再加上内因,当内因与外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极度矛盾中的王国维,就只有一死了之了。
    
    先说外因。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迨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一些人被清算和杀死。在北伐途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又署_园。湖南长沙人,祖籍江苏吴县。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辞归。这农民运动中,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
    
    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
    
    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 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氏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①
    
    尽管叶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②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③----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④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5月11日,梁启超《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⑤梁另有一信,即使今天读来,也能感受到其中掩抑不住的恐慌:“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⑥比王国维更具社会声望和活动能力的梁启超尚且如此“恐惧”,那么,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又怎能不更加恐惧呢!
    
    
    
    
    
    
    ① 龚育之在《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中,曾经提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 ”时说过当年杀叶德辉不妥的意见。并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了这句话的大概日期:1968年10月,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这件事的。毛泽东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龚文载《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194-195页。
    
    ②见《岭南学报》第7卷第2期,1947年7月;另见萧艾《王国维评传》,第218页。
    
    ③见《追忆王国维》,第469页。
    
    ④ 卫聚贤:《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载《追忆王国维》,第300-301页。
    
    ⑤《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4页。
    
    ⑥ 同上,第1137页。
    
    ⑦《王忠悫公殉节记》,载《追忆王国维》,第80页。
    
    ⑧ 引自姚名达《哀余断忆》,载《追忆王国维》,第215页。
    
    ⑨ 卫聚贤:《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同上,第301页。
    
    ⑩ 见《追忆王国维》,第153页。
    
    
    
    这一天的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① 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②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
    
    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
    
    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陈寅恪先作的《挽王静安先生》,明言王的死是“殉清”,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提“殉文化”说,两年后,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又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甲子逼宫”,王国维实际上就已经要自杀了。他的家属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而这一次,王国维却真的死了。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等,或明或暗皆持此议。他们这些人的见解,自然不容忽视。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没有人会想到,他竟会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这个小朝廷中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⑦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⑧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
    
    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这个月的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
    
    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
    
    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也许,除了表面的纪念形式之外,这也是罗振玉发自内心的恸哭?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有一个人对王国维之死的阐释,一直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浦江清发表在《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一文的思想。
    
    他是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统观王国维的自杀的。第一:感情与理智之关系与矛盾。第二:虽为时代之落伍者,但仍有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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