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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龙: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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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0日 转载)
    
    [日期:2008-11-10] 来源:记忆 作者:吴小龙 [字体:大 中 小]
     (博讯 boxun.com)

    【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散论
    
    吴小龙
    
    
    一、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对于二战结束之后,在一个“人民”共和国里所出现的这场堪与纳粹媲美的人间浩劫——政府的法西斯专制和民众的法西斯运动,我们至今讳莫如深。在世界进入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之后,在中国经历了五四及其后的长期思想启蒙之后,一个人愚弄一个民族的悲剧和闹剧依然发生了,而被愚弄者不但装着若无其事,还继续向愚弄者顶礼膜拜。
    
     一个民族自觉选择了遗忘,这是可耻;一个民族被迫选择了遗忘,这是可悲;一个民族这样做了之后,还要摆出一副理直气壮、众志成城的架势,那就是无耻。
    
     难道我们真的以为后人会按照我们现在自得其乐的愚蠢来书写这一段历史?我们为什么不稍微做一点反省,以免在面对后人时太丢脸?这是常识,更何况,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我们喜欢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一直天真地以为,这话是专门为别人准备的,我们的责任是当一个“诲人不倦”的历史教师。
    
     对文革的态度使我们失去了当教师的资格,也很可能要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歪曲、篡改、遮掩、抹煞上做得像我们这样肆无忌惮——更不用说拒绝反省的蛮横态度了。
    
    
    二、
    
     对文革的不反省关键在两点:一是对造成浩劫的祸首不批判,二是对造成灾难的体制不反思。这两条的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不反思和改革制度,导致专制政体彻底的暴力化——毛的暴政在一个乌托邦理想遮掩下还能凝聚部分民众,而彻底放弃政治社会理想的暴政则只能是利益集团的聚集。这种暴政如果让民众无活路,则将烽烟四起,如果让民众“有活路”,则是物欲横行——都在彻底戕害民族心性和文化价值。
    
     不反思和批判祸首,则此偶像既能是当权者合法性的守护神,又能是暴民的合法性根据,把他们改变处境的渴望和要求引向歧途。
    
    
    三、
    
     文革在毛那儿,既不是单纯的权争,也不是纯洁的理想。但还是看得出来他早期的思想资源及其思想初恋,对晚年的毛改造社会和立国之道的影响。
    
     在毛那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一个固执的思想迷恋,早已有之。
    
     为了号召湖南人民奋起自决,建立“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毛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认为当时中国已大乱特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他料定这乱象至少要持续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新现象就是各省纷起要求自决,经过十年乃至二十年,“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把“革命”视为彻底解决中国乱局的“必至之势”,主张湖南自决、各省自决——天下分崩离析的“乱”,是走向“总革命”的大好时机。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反而成为解决困难问题的先决条件。
    
     毛在1920年和1966年一样,都明确把中国未来寄望于“大分裂、大糜烂”之后的“异军苍头特起”——这一思考模式影响了毛的一生。
    
     这种时局判断在二十年代是可以理解的:
    
     1、中国有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周期,“乱”以至于“糜烂”,正是此际(王朝后期和改朝换代之际)的正常现象。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国人对此并不陌生,伟人更是将此看成“运数”,要乘运而起。
    
     2、清末以还,中国确实亦已至糜烂,政治上思想上都缺少可整合国族的权威。蒋、毛等致力于新创权威者亦必须通过一种“乱”和“破坏”来打扫地基,因此在秩序已然崩解时,呼唤“乱”正是必然。
    
    
    四、
    
     毛在《湖南人民自决》中云:“因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腐朽,民族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
    
     恶于社会腐朽、民族颓败,而欲思以摧陷廓清,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其中“以天下为己任”之意,可嘉可喜。但其思路若导向“连根拔起”,则必是走上王朝更迭老路。因为只有这种更迭才能做到“连根拔起”,才是最彻底的“革命”。而这种“彻底革命”之后的进程也就必然是:依托纲常伦理,重建皇权,整合社会,适当让步、休息——然后走向盛世。
    
     毛要遵循此自然更迭之途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开国之君则不然。重建皇权后既不依托纲常(他要自创新纲常)又不与民休息(他爱说“气可鼓不可泄”)。于是乎,新话语笼罩下的旧折腾频频不断,竟至于连旧纲常下所极易重建的权威和盛世都没有达到——权威达到了,尤有过之(因为有“党天下”和新国家机器的助力——恰如布哈林说斯大林:“电报和政治局武装起来的沙皇专制”),却比旧皇权崩垮得更快;盛世也达到了,却是只在国人的精神感受中自我陶醉——现实中却正如刘少奇所说,“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在根本的立国之道上,毛不止一次采取“连根拔起”“摧陷廓清”的战略,实乃国之不幸。
    
    
    五、
    
     个性和性格特征方面的原因:
    
     毛早年对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云:
    
     “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唯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毛在早年批注中宣布的人生理想后来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实现得如此辉煌,称得上“吾确然有以自完”。正是这个实现梦想过程中的百折不挠使毛的性格多了几分魅力,作为个人,他毕生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了实现他的“现实之具足生活”,他让历史、也让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代价。
    
     伟大历史人物的举措总是要民众来付代价的,但是为“民族”而付还是为“他”而付,还应该有其判断标准:
    
     一、成全民族还是成全他个人;
    
     二、在某种历史的形格势禁面前,他是尊重大势而屈服、后退,做个悲剧英雄,还是不顾一切,奋力一搏以作困局之斗。后一种情况显然加强着其人格力量的历史分量,但不增其历史评价的分量——因为民族将为此陷于浩劫。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年轻人的话,有些是可以当真的,有些是不能当真的。而毛的这两句话,却是他后来真的始终努力以促成其实现的,他把自我实现的浪漫主义和国族前景的浪漫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故尤其能够造成巨大影响,尤其值得注意。
    
    
    六、
    
     批斯大林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对毛晚年心态造成极大影响。一代伟人,对死后被“掘墓鞭尸”的前景恐惧到极点,由此开始,始则疑神疑鬼,继则大开杀戒,想把可能的“赫鲁晓夫”清除掉,在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中,这一点占决定性位置。一个开国君主,惧怕权威不再,江山易主,当然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
    
     但与其怕死后被人批,不如趁健在让人批——建起民主制度,让人提意见,鞭尸也就不会有。怕被清算(毛和他的继任们)无非不愿放弃权益。怕死后的清算,无非是不愿生前放弃部分利益——对其不肖子孙而言,这是物质利益;对毛而言,这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成全自己的大气和幻想的自由,不顾国人死活要他们拥护自己路线、政策并为之献身的权力。
    
     独裁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毛想让所有人(刘、邓和国人)为他付代价,这就是文革。
    
    
    七、
    
     对知识分子的恶感和夸大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危险性:
    
     韦政通认为:
    
    
     毛泽东在偏离经济基础搞上层建筑革命之外,还有一种观点强化了这一倾向,即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主张。斯大林去世后,当毛发现他的继承者和欧洲的共产党国家,越来越缺乏革命的斗志,逐渐走向“修正主义”时,他向他们打气:“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毛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受儒家传统道德主义的影响,而他之所以能打败势力居绝对优势的蒋介石,他也深信是由于“人心向背”。社会上最能影响人心动向,并主宰舆论的,是社会、人文方面的知识分子,因此,要使革命顺利推进,就必须彻底改革上层建筑的主角——知识分子。
    
    
     毛高度重视“人心向背”,因为他是借这个打败在物质上和军事力量上占优势的蒋介石的。而所谓人心向背,说到底,首先和主要的是,主宰着社会思想、学术和舆论的知识分子的人心问题。从这一点上看,毛在建政前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心里又对他们深怀戒惧、敌意和轻蔑,并在进城前就已立意要与之争夺人心、影响。
    
     其后,他还逐渐形成一套摧残知识分子心性的系统工程运作,以期真正做到慑服之,使之不与自己的思想和政权立异。这种摧残利诱、恩威并用,是取得了成效的——它不但立即奏效,而且长此以往更使中国文人心性大坏,毛不会不知道这对民族意味着灾难。但他做了,并自以为得计。也做个同情的理解:他认为自己在以此种方式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吧。
    
     毛自居一代雄才,故无视两条基本原则:
    
     1、任何国家民族都得容忍知识分子这种天然的批评时政和异见,这对民族有利无害;
    
     2、人心向背虽然主要是精神性的,但却也需要物质利益的保证。
    
    
    八、
    
     “阶级分析法”和“群众运动”之误——前者误判了自己代表的阶级利益,后者在毛那里则屡试不爽,以至于让他觉得根本不需要考虑别的方式。
    
     看看“阶级分析法”在大革命期间的运用: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所占人口比例、革命态度作为分析的方法。根据经济地位,它把中国社会分为大资产、中产、小资产、半无产、无产等五个阶级——以他的估计和认识得出结论是:大资产阶级有一百万,是极端反革命的;中资产阶级有四百万,对革命的态度是骑墙派;小资产阶级有一亿五千万,总体而言,对革命比较欢迎;半无产阶级有两亿,对革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有四千五百万,可引为革命的力量。
    
     2、《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是以与前文相同的方法、观点,分析国民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孙中山逝世后,历来分离的过程。毛泽东把这一过程简化为: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那些分离出去的,不是代表地主阶级,就是代表买办阶级。此文的结论,与前文完全相同,即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亿九千五百万,敌人有一百万,中间派有四百万。“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书中所运用的“阶级分析法”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数字游戏,它可以用来支持毛和共产党的任何政治目标和政策实践。社会的复杂情况被“分析法”简化了,更重要的是,解决这些复杂社会问题的手段更被它简单化、公式化了,而它又披着“科学”的外衣,理论上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于是也把陈说者本人给同化了——毛终其一生就没有摆脱这一简单化构想的套路框框,夸大、迷恋、迷信这一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随意“估算”,因而造成了社会政治恶果。
    
    
    九、
    
     关于文革和群众运动:
    
     毛曾经在他早年的著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点出,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时,要改变这种状况和命运,“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也就是要靠群众运动的力量。
    
     毛那时所设想的民众运动是天真的,无非钻了冷兵器时代政权能力不足的空子,或曰“因袭”了中国传统治乱更替的套路,同时又把某些现代政治理想与之综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毛早期就表现出文革心态——如群众运动,那还不如说,是现代语汇表达的暴民心态——它长期潜藏在中国社会动荡、治乱的周期中并不断重复地得到表现,得到成功,得到历史的证明。问题只在于怎样把它从“黄天当立”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的旧观念中剥离出来而已。而“群众运动”就是这样一种现代语汇,不管它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相关。
    
     有些未经历过文革的青年学者易于对毛作太多的“同情的理解”,因此他们认为,“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毛说过,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即使这些在毛那儿都是真诚的,但是他有条底线、有个原则:这一切的最后判断标准不是某种制度性的东西,而是他个人的好恶——实际上,在实践中,是他的喜怒和意愿。这就使得他所“代表”的人民意志必然被他所代表的个人的意志所随意置换。他的这个原则、底线,是君主的底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底线。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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