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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死后绝不进八宝山之谜(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09日 转载)
    
    来源:台海网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病死。
    
    刘伯承的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丧失思维能力,专家们束手无策,纷纷钻进图书馆,遍查国内外医学文献。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徐向前悲痛写下“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的诗句
    
    1973年以后,刘伯承元帅丧失了思维能力。从此,就在医院里,没有离开过病床。
    
    1974年3月,为了加强对刘帅重病的治疗,上级决定进一步充实医疗组的力量,把在外地的著名心内科专家牟善初教授调到北京,担任刘帅医疗保健组组长。
    
    军令如山。牟善初很快来到了刘帅的病床前。
    
    此时的刘伯承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障碍,时时在病中吵嚷和痉孪……
    刘伯承死后绝不进八宝山之谜(组图)
    
    刘伯承与邓小平
    刘伯承死后绝不进八宝山之谜(组图)


    
    抗战初期的刘伯承
    
    站在刘帅的病床前,医护人员心如刀绞,看着昔日与邓小平一起率大军挺进大别山闻名于世的刘伯承,大家心里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难受。专家们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解除刘帅的病情,就是失职于人民。
    
    为了深入了解病情,专家们一连几天几夜守在刘帅的病床前,细致入微地观察刘帅的每一个病情症状。同时,认真详细地翻阅研究刘帅的全部病历,全面了解以前的治疗方案和处理措施。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刘帅的心脏、血压都没有多大问题。
    
    眼下,最关键的是让他能恢复意识。
    
    神经内科和心脏内科的专家们几乎把刘帅的病历翻得能倒背如流,他们试图从病理学角度来找答案,可是都一一失败了。
    
    已是82岁高龄的刘帅再也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了。于是专家们一头钻进图书馆,在一本本国外最新医学图书文献中寻找答案。最后,在查阅许多国内外医学文献后,医疗组汇报了一种医疗方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实施新的治疗后,刘帅的病一天天有所好转。
    
    但是,医护人员们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因为像刘帅这样长期患病,再想他恢复如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一天,罗瑞卿大将和杨成武上将来看刘帅。走到刘帅床前,看到已丧失说话能力的刘帅,两位在战争年代就同刘帅结成深厚友情的将军,不禁泣不成声。
    
    在场的医护人员都被老将军们这种至深的友情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75年以后,刘伯承因多年患病形成了多脏器衰竭,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正在认真地翻阅病理资料的牟善初突然接到通知:总理让他去一趟。
    
    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牟善初被工作人员带到了会议室等候总理。
    
    很快,周总理到了,他身后还跟着北京医院的副院长吴蔚然教授和几名工作人员。
    
    周总理紧紧握住牟善初的手说:“你就是负责刘帅医疗小组的牟善初同志吧?你辛苦了!”
    
    坐下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刘帅的病情和今后的治疗措施,牟善初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听后还对刘帅的治疗作了指示。
    
    临别前,牟善初认真地对周总理说:“请总理放心,刘帅的病我们是会竭尽全力治疗的。如有问题我们可以请北京其他医院的专家会诊……”
    
    然而,专家们的努力,最终没能挽留住敬爱的刘帅。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享年94岁。
    
    10月1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黑纱缠圆柱、挽幛悬横梁,被装点成庄严肃穆的灵堂。刘伯承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
    
    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
    
    刘伯承逝世后,刘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撤向祖国田野。
    
    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骨灰,去执行抛撒的神圣任务……
    
    徐向前元帅挥毫记下了首都军民沉痛哀悼刘伯承的感人场面----
    
    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
    
    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957年,刘伯承描述自己的身体:“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中央命他担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他连忙请辞,连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也移交了
    
    
    
    
    由于战争年代身体多处受伤,刘伯承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
    
    早在1957年上半年,他就在上海治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伯承似乎预感到一场风雨又要来临,他那残破的“老船”还能经得住吗?他怀疑。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尚未好又经近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我的办法: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耳。”
    
    尽管如此,刘伯承仍然多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给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
    
    1957年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刘伯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我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工作作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自己在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求,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月13日,南京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外地治疗,未能出席大会。钟期光满怀深情地称颂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他特别关心并指导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于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几个月之后,解放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中文、俄文都很好,战斗经验也非常丰富,像他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就是身体不大健康。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
    
    正当所谓反对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大半辈子的叶剑英,这番意味深长充满革命激情的话发人深思。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对此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此时,刘伯承已经交卸了所担任的职务,继续在上海、太湖、黄山、广州、海南岛等地医病疗养。
    
    在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身心遭到严重打击,但他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1958年春,党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
    
    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国内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抛开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千余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所谓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会议上讲话,若有所指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我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的指责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针对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针对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1958年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工作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在谈到军队工作中教条主义时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病中的刘伯承尚未完全了解北京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国防事业为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
    
    在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能严格自责,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晚年的刘伯承生活笼罩着如此巨大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他并没有消沉,他深信党的事业、军队的事业,如同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样,不可能完全平直顺畅。
    
    《忆刘帅》一文的作者李普曾这样描述:“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刘伯承在一场所谓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军事学院。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他的。这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他本已请了病假,仍被召到北京会场接受批判、做检讨。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对刘伯承从苏联回国以来的一生算了一笔总账。我不是目击者,又找不到公开发表的文字以资引述,所以只得从略……”
    
    刘伯承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泰然处之。他深信党和人民是公正的。
    
    刘伯承没有受到加重的处分。
    
    刘伯承受到错误批判,陈毅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中南海怀仁堂,作检讨的刘帅一出现在主席台,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齐刷刷起立、敬礼,掌声经久不息
    
    说到1958年,刘伯承还有一段趣闻。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在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上海治病疗养的刘伯承被通知到会做检查。他思绪万千,夜不成寐。左眼疾愈加严重,到京时已成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北京医院,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刘伯承不得不带着残疾去参加会议。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当两名医务人员搀扶着年近古稀、拖着病体的刘伯承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情不自禁地齐刷刷站了起来,举手向全军爱戴的刘帅行军礼、致敬。接着,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眼里都含着热泪。这掌声和眼泪,饱含着全军将领对功高望重的刘帅衷心的爱戴,也表现了他们对刘帅无端遭受批判的无限同情。刘伯承沉重地念完检讨后,全场又一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为刘伯承洗去了身上的沉冤,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在受难的日子里,刘伯承常常想起在延安保育院被特务暗杀的大女儿刘华北。案子始终未侦破
    
    
    
    
    
    
    这天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展开。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到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以后,我边防部队又分兵五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入侵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分队,也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其在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的侵略据点,进占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我新疆边防部队向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激战1小时,全歼守敌。进而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侵略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收复了达旺,全歼印军第7旅,俘虏第1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
    
    刘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之后,十分高兴。他估计印军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反侵略作战还可能继续打下去,他抓紧时间阅读有关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的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的休整情况,分析印军的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了解战区的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他指示总参告诉前线部队:“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这些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重要地理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保障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及时。因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作好防护准备。”“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吃、穿、用。”
    
    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遭敌人的侧击。如迫不得已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地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武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中国军队的正面反攻,他们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的分段部署,形成了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
    
    这个特点一下子被刘伯承抓住,他指出:“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他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应对,并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的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动作。”在指挥上,他特别关照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需顺畅,要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了关键;二是要统一时间,计划,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其实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身在北京,心系前线,刘伯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策。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
    
    16日,中国边防部队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边防部队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入侵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总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喀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同日晚,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我边防部队主力直插印军纵深,全部拔除设立在实际线中国一侧的侵略据点。21日,我边防部队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侵略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线印方一侧。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自12月1日开始主动回撤至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边防部队还奉命将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及其他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使全世界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了中印边境争议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军威,进一步巩固了西南边防。
    
    中印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不顾年老多病,又带人到边疆各地进行边防视察。
    
    不幸的是,在结束东北边防视察活动后,他的眼疾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入北京医院治疗。
    
    “文革”中陈毅来访,刘伯承突然冒出一句:“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陈毅接道:“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刘伯承苦恼不已:“眼不见心也烦嘞,我的耳朵还不聋哩。”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在刘伯承的住所周围天天吼叫
    
    
    
    
    1916年,24岁的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讨袁,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英勇负伤,子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从此失去一只眼睛;1923年他率讨贼军讨灭四川军阀杨森时,又在大足血战中右腿负伤,几乎致残;到晚年,青光眼等病魔缠身,使他备受折磨。
    
    刘帅备受病残的折磨,即将降临的“文革”政治风暴更是无情地摧残着这位古稀老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战略小组也徒有虚名,同其他许多部门一样,实际上停止了工作。从此以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略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受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他们。
    
    于是,五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看望刘伯承。
    
    他一进书房,就向刘伯承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消息》,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陈毅快走几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咯!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早在1927年刘伯承就结识了陈毅这位四川洋学生。后来他们分别担任二野、三野的司令,又联手指挥震惊世界的淮海大战。刘伯承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明白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接过话题说:“眼不见心也烦嘞,我的耳朵还不聋哩,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面的窗户。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
    
    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毅长叹一声说:“看来,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
    
    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难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刘志坚来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
    
    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呀,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五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激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这一年12月12日,突然传来了吴玉章逝世的消息。刘伯承听后万分悲痛。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刘伯承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两人是师生加战友的双重关系。
    
    吴老的去世,对体弱多病的刘帅又是沉重的一击。
    
    1967年,聂荣臻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住进医院,刘伯承摸到他的病房安慰道:“老兄,你受苦了!”19年以后,聂荣臻仍心怀感激:“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在全国各地骤然刮起。
    
    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呈送毛泽东审批。
    
    1月28日,经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迅速传达到全军。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
    
    不久,聂荣臻病倒住进了医院。
    
    正在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
    
    他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他和聂帅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长征时更是左右相伴,同率先遣队为红军杀开血路,为北上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建国后,聂帅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功勋卓著。想到这些,刘帅感慨万千。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
    
    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却显得那么不平常。
    
    事过19年后,聂荣臻回忆这一情景时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不久,由于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刘伯承离开了政治热浪袭人的北京,前往济南治疗。
    
    后来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
    
    治疗期间,刘伯承常常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团结一致,时刻警惕敌人钻空子,在混乱中搞垮我们。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备战为名发出“第一号令”,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送到外地。刘伯承被疏散到武汉。
    
    10月20日,刘伯承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伯承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书籍,送给军政大学图书馆。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陈毅去世,刘伯承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已经泣不成声,他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陈毅的遗体,痛彻地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
    
    “9·13”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能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病残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他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他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呈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包括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和经验之谈,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972年1月6日,刘伯承的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
    
    这时,刘伯承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已泣不成声。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再看老战友一眼。
    
    走到陈毅遗体前,刘伯承俯下身去用颤抖的双手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彻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
    
    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的刘帅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3年,由于疾病的折磨,刘帅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
    
    
    
    
    很快,刘帅医疗保健组组成了。由解放军总医院牟善初、黄宛、匡培根等著名医学专家组成。但由于在战争年代,刘帅创伤遍体,头、眼、脚、腿等部位都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解放后,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略训练,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伤残破损的身体每况愈下。
    
    中共中央对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周恩来总理三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效果仍然不明显。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刘帅的病要以养为主”的指示。
    
    然而,由于刘伯承年事已高,残弱多病的身体终于不能复原而长期卧床不起。
    
    邓小平尚未复出,刘伯承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说:“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一位日本学者曾撰文写道:
    
    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老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刘伯承初次认识邓小平是在1931年。当时,邓小平任中央苏区瑞金县委书记,不久因支持毛泽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被博古等人冠以“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的罪名而撤职批判,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邓小平一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字,从此分手了。这件事传遍中央苏区。刘伯承听说后,一伸大拇指:“是个汉子,有个性。”
    
    不久,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从宁都农村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与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刘伯承的忠厚、诚挚、和蔼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邓真正结为搭档是在1938年。那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129师政委。从此,他与担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一起工作,从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转战大半个中国,前后长达13年。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差异一望而知:
    
    从年龄上讲,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他们共事时,刘伯承已是年近半百,而邓小平才34岁;从出身上讲,刘伯承是老行伍出身,而邓小平是出过国、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从分工上说,刘伯承主管军事,邓小平主管政治;从性格上说,刘伯承像个慈祥的父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邓小平则恭整严肃,脸上很少带笑容,他曾对工作人员讲:“我不反对你们轻松活泼,但我就是这个严肃的性格”;从爱好上说,邓小平可以在麻将中斗法,可以在桥牌里角智,他还喜爱游泳,他曾说:“我是用游泳来锻炼身体,拿桥牌来训练脑筋”,而刘伯承除了看书、工作,别无嗜好。
    
    对于被全军公认为“黄金搭档”的刘邓,他们的部下有许多的描述:刘邓两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老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李达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口边:“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都要听政委的。”刘伯承还有句口头禅:“政委的话,就是命令。”
    
    刘邓虽然有分工,但也时常越界过问,两人都毫无芥蒂,全力维护对方的威信。一次,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需要向地方政府找大车搬运。刘伯承事前调查只需借5部大车,结果承办人员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大怒,质问承办人员:“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何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 ”他来不及跟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干部训话。有人在底下嘀咕:“这是邓政委负责的事,他发那大的火干嘛!”邓小平站在台下,认真听取刘伯承的严厉批评。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马上走上台,说:“师长抓的是涉及军民关系、军政团结的大事,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有意见的同志一看政委恭敬的样子,也就不敢再吱声了。
    
    刘伯承、邓小平在十几年的合作中亲密无间,感情笃深,堪称最佳搭档。他们俩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得如同一个人,共谋歼敌大计。
    
    刘邓的老部下们这样说:刘邓连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1945年10月,平汉战役前夕,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运筹、制订、部署平汉战役的作战方案。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起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还没起名,因为长得胖,大家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就着落日的余晖,刘、邓两家来到院子里休息聊天。在逗胖胖玩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胖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也给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卓琳不同意,转身对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不以为然,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
    
    既然政委要求,刘伯承就笑眯眯地答应道:“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爱抚地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过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四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和卓琳没想到刘伯承为胖胖起的名寓意这样好,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
    
    卓琳忙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
    
    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马上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子的人朗声大笑。
    
    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刘伯承逝世时,邓小平率全家最早赶到追悼会现场,并为老战友主持了追悼会,实现了老战友的遗愿。
    
    不久,邓小平写下《悼伯承》一文: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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