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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盛: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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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7日 转载)
    来源:《记忆》
    
     作者:丁盛 (博讯 boxun.com)

    
     按:这是丁盛于1985年11月15日写给上级领导的一封申诉信的附录。他在信中说:“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为此,他对这一罪名所谈事实的真相作了自己的回忆。本文由《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的整理编注者余汝信提供。
    
    
    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暄:“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
    
     “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账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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