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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真相》作者陈守中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6日 转载)
    
    《西安事變真相》作者陳守中
     (博讯 boxun.com)

    第十五章,
    
     “九一八”不抵抗责任考
    
    目录
    一,引 言
    二,“不准抵抗令”考
    1,张說:他的确收到蒋的“不准抵抗令”
    2,张“九一八”期间的言行,否定了他的这种說法
    1),张“九一八”期间的电文、言论证实:不抵抗是他自己的主张,并不是根据他人的命令
    2),从张内部商讨计划的过程来看,看不出有“不准抵抗令”影响、限制他们作决定的痕迹
    3),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只知“鱼”;不知“銑电”
    4),张学良从不敢在正式场合,证实“不抵抗令”
    5),张有肆意编造谎言的前科
    3,张亲信们证实张的确收到蒋的“不准抵抗令”
    4,张亲信们“不准抵抗”的故事与当时的情景完全不符
    5,从时间来看,蒋不可能下“不准抵抗令”
    1),日军占领沈阳后,张才报告中央
    (1),“九一八”夜张的行程说明此
    (2),张给中央电报的时间说明此
    (3),张给中央电报的内容说明此
    2),蒋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才知此讯
    (1),蒋给张的电报内容说明此
    (2),蒋的行程说明此
    (3),蒋的日记也説明此
    6,从蒋给张电报内容来看,看不出下过命令
    7,无出处的“銑电”与不可能出现的“蒋、张石家庄晤谈”
    8,“不准抵抗令”何在?
    1),张不敢回应“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
    抗,放弃四省之确据”
    2),张至死也拿不出“不准抵抗令”
    3),中共始终找不到“不准抵抗令”
    9,张晚年改口“没有接到任何不准抵抗令”的隐情
    10,中央政府不可能命令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
    三,“车厢谈话”考
    1,张版本“车厢谈话”
    2,张版本“车厢谈话”的疑点
    1),张版本“车厢谈话”与当时的情景不符
    2),既是蒋再一次“下去”,也不能平息全国反张怒潮
    3),蒋公有更简便的方法通知中央的决定
    4),蒋公不可能将自己矮化成张学良的水平
    5),张版本“车厢谈话”与蒋谈话习惯、文风不符
    6),张版本“车厢谈话”没有使张大骂蒋的由因了
    四,没有证据证明,蒋公反对边防军守卫边疆
    1,没有证据证明,蒋“默许”张不抵抗
    2,蒋为甚么不立即对日宣战呢?
    3,人类历史上,没有中央政府命令边防军不抵抗的先例
    4,张学良的抗日策略及其不抵抗的原因
    5,蒋正在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痛击日寇
    6,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抵抗与不抵抗
    五,“张学良代蒋受过”吗?
    1,张学良听从中央命令吗?
    2,张学良尽职尽责吗?
    3,蒋“坚忍苦干的事实,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明了认识。”
    六,蒋与张在“九一八”期间的行为比较研究
    七,“九一八”期间,中共在干甚么?
    八,小结
    
    一,引 言
    
     为甚么将《“九一八”不抵抗责任考》,作为西安事变这一论题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是抗日,认真考察一下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的表现,对于了解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很有帮助。
     张学良说他“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而被蒙上不抵抗的罪名,代蒋受过。”且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煽动:“我将九一八事变後,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会场上随即响起裁判蒋介石的口号,并且在西安形成了普遍的舆论。”(见《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二零页。)
     但是,中央政府能命令自己的边防大军,不抵抗入侵自己的边疆之敌吗?且蒋还說:“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张)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寛容庇庇护,尔尚能安然远游海外。”而“又扬长返国”。究竟张以“公布”所谓的“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并将蒋“交付由国人裁判”是惩罚蒋在“九一八”下达不准抵抗令而失东北呢?还是张以怨报德呢?
     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遭到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後,一直到西安事变,都說:“‘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但张学良晚年改口了,张学良为甚么改口呢?有什么隐情呢?
     显然,弄清此一系列问题,不仅可更进一步了解张学良的人品;且对揭开西安事变的真相也有帮助。
    
    二,“不准抵抗令”考
    
     直到张学良自己否定不准抵抗密电的存在后,仍有人为张辩解,説张一九九零年,在台湾回答日本NHK记者的提问时,一再否认蒋给他下达“不准抵抗令”那些话有隐情,是在他尚未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説的,张为了顾及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那么説的。张的那种說法既为了“保护自己” [注2] ;又“有为蒋开脱之嫌”,因而不可信。(《明报月刊》,2007年7期与2006年9期)看来仍有认真考察一下是否有“不准抵抗令”的必要。
    
    1,张説:他的确收到蒋的“不准抵抗令”
    
     张学良私下一再表白:他千真万确的收到蒋介石下达的不准抵抗令,且慎重的“把蒋介石给他不准抵抗的密电,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注1]
     张学良还私下一再倾诉,他不得不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委曲与无奈”。如:
    
     “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於天下。”[注2]
     “蒋介石曾提出,只要他(张学良)交回不准抵抗的电报,就可恢复他自由。”[注3]
     “这事(指‘九一八’)我(张学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注4]
     “我将‘九一八事变’後,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注3]
    ……
    
     直到不久前,汤远珊老太太捐出她家珍藏二代,她父亲(东北军司令部的准尉司书、一等录事)汤宝田的《日记》。再一次证实,张学良向他的部下们一再解释:“‘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
     张学良如此一再解释,使他的部下相信到据此向张献策的程度。“在武昌时,马占山向张献策,要张接受九一八时,听从蒋介石命令,而不抵抗的教训。”[注3]可见张的部下深信,张的的确确是根据蒋的命令,而不抵抗的。不少知识分子,也接受张学良如此真诚的解释。相信张学良的的确确是根据蒋的命令,而在“‘九一八’不抵抗的”。
     张学良还亲自在高层,广为散布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但是,在熟悉当时高层运作,以及张学良心理的高层人士中,张的这类宣传活动的收效,就远不如在善良的一般群众,以及知识分子中那么大。“吴佩浮极不屑的反驳:‘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使张学良当场哑口无言。”(见《吴佩浮传》,郭劍林,北京图书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
    P.777)阎锡山根本就不相信张的说法,听了张的“‘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解释后,仍说:“我不知道你为甚么不抵抗?”
    
    2,张“九一八”期间的言行,否定了他的这些說法
    
     张学良以上一系列“‘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表白,与当时的情景不符。
    
     1),张“九一八”期间的电文、言论证实:不抵抗是他自己的主张,并不是根据他人的命令
    
     只要我们认真的考察一下“九一八”期间,张学良与留在东北的臧式毅、荣臻等人的电文,以及张学良的言论,就会清楚的发现:不抵抗是他们自己的主张, 并不是根据他人的命令。
     先让我们看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报告:
    
     “顷据沈阳臧主席榮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军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營駐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營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營……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爛……”[注11]
    
     张学良此一给南京中央政府报告中:“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这一句话中,“主张”二字。清楚的告诉世人:“九一八”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主张。张学良自己否定了他后来所说的:“‘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抵抗,蒋的命令不许抗日。”且“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的原因,是“以免地方靡爛”;并不是因为必须“遵照蒋委员长‘銑电’的指示。”张学良此一向命令他不准抵抗的中央报告中,竟没有説是遵照您的指示,而説成是张自己的“主张”。当场否认不抵抗的先有权,属于命令他如此做的人。张学良为什么如此做呢?只有二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蒋给他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但张学良那时认为:不抵抗以及绝对不抵抗是了不了不起的创举,张学良不惜当着命令者的面,否定命令的存在。直接从命令他不准抵抗的人手中,夺取不抵抗的先有权。第二种可能是,蒋根本就没有给他下达过不准抵抗的命令。“不抵抗” 以及“绝对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创举,“‘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只是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受到全中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后,张想出的补救方法。二者必居其一。究竟是哪一可能呢?让我们再认真的考察一下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的言行:
     《大公报》二十日刊载张学良十九日发表的通电:
    
     “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
    
    同一天《大公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为题发表张学良的谈话:
    
     “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十八日晚)十时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先是日方以一车头载兵将皇姑屯中日铁路交叉处轰毁,随即退去,故日方发表谓我军破毁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驻沈各国领事,俱能明了真相。日兵即入北大营,每间五分十分钟,即由附属地开炮,直对北大营及兵工厂等处轰击,当经我方商之驻沈日本林总领事,请于五分钟内速予制止。林氏先请以十分钟为限,嗣又来电谓:‘已成军事行动,本人无法制止’云云。自是日兵占领所有交通机关,并本人住宅亦有日兵守卫。惟截至昨上午六时半止,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吾信臧式毅主席必在城内,努力维持,不令秩序破毁,此事自应有政府负责交涉。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又未宣告开战, 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令人不解,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
    
      请注意“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这一段话中的“吾”这个字,即张学良自己“早已令不得抵抗”的,并不是根据他人指示,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以及张学良答《盛京日报》记者:“昨日接沈阳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6)}张学良更进一步説明他的策略是严饬其(部下)“绝对不抵抗”。
     二十日晚,张学良应外国记者之请,向外国表明对日态度,张説:
      
      “十八日夜日军突袭沈阳……此事发生,在日本已有数星期煽动……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拒,须将军建军械子弹存庫房……”(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7)
    
      请注意“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建军械子弹存庫房……”这一段话中的“余”这个字,清楚的告诉世人:是张学良自己“窥透”后,想出的主意;并“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拒,须将军建军械子弹存庫房。”并不是遵照他人的命令而如此做。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的这些谈话,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谈话。完全未提到“不准抵抗令”。且从他当时的谈话内容与语气来看,看不出“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痕迹。“九一八”期间,张学良的言行,否定了第一种可能;证实了第二种可能。即“不抵抗” 以及“绝对不抵抗”,的的确确是张学良自己的创举。张学良后来一系列“‘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說法,只是他在“九一八”不抵抗,遭到全国亿万同胞一致谴责后,所做的补救工作。
    
     2),从张内部商讨计划的过程来看,看不出有“不准抵抗令”影响、限制张作决定的痕迹
    
     如张学良的部将于学忠向张建议:
    
     “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个团,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諒于国人。”并建议在北平的吉、黑两省将领都应各返回防地掌握部队。[注16]
    
     张不便当面推托,甚至当面承认“这些主张都甚好”,且立即回答:“我现在正命令榮翕生(榮臻的字)新编一个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注16]张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想出了推托的理由。于翌日晚,单独邀于学忠谈话,解释他不准备抵抗的原因是:
    
     “因为榮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多次劝告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注16]
    
     不难看出:张学良在回答于学忠时,连不准抵抗令,这个借口尚未想出来。“我现在正命令榮翕生新编一个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可见并没有蒋的“不准抵抗令”,限制张学良立即决定新编一个军抵抗日军入侵。他不能在东北抵抗日军入侵的原因,也不是必须“遵照蒋委员长‘銑电’ 指示‘不抵抗’”。而只是“因为榮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多次劝告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注16]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张学良拒绝阎寶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的借口,也不是用必须“遵照蒋委员长‘銑电’ 指示”。总之,从他们内部商讨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做出决定的过程来看,看不出丝毫有蒋的“不准抵抗令”影响、限制他们作决定的痕迹。
      
     3),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只知“鱼”;不知“銑电”
    
     “九一八”时,唯一奔赴营房履行职责,抵抗日军入侵的东北军军官王铁汉,曾向当时在东北的东北军最高领导建议: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应速回东北抵抗入侵者。回答是:“这么大的事,那里像你讲的那么简单……”[注9]竟没有用必须“遵照蒋委员长‘銑电’指示‘不抵抗’”,来向王铁汉解释为甚么不能如此做。从以上一系列事实,可清楚的看出:当时在东北的东北军最高领导,根本就不知“銑电”。所谓“张学良将‘銑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不是事实。这是因为张学良在未遭到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前,还未想到:需编造不准抵抗令,来推卸他责任。连“銑电”还未编造出来,怎么能将未编造出来的“銑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呢?致使当时在东北的东北最高军事负责官长,只能用其它借口,来推托他们不抵抗。
      此外,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的分析:“(因不明日军意图而)仍遵照张司令长官‘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现在回头想起来,‘不与抵抗’系以(日方)‘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张司令长官)‘鱼’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的错误。”(见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中国现代史史料选辑,台北,正中书局,1977,P.120。)从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问题所做的分析来看:他认为“‘不抵抗’是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仓皇失措中“遵照张司令长官‘鱼’电批示办理。”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有“銑电”;只知张司令长官的“鱼”。这是因为“銑电”是张的亲信后来编造的,当时的人当然不知道。         
      只是中共控制大陆后,不少回忆录的作者,为了迎合中共,才在他们的所谓回忆录中编造了“銑电”故事。如洪钫說:“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鋒》,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张。张学良返回协和医院,接通榮臻的电话,接榮臻报告,“駐沈阳南满站的日军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營……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銑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一四四到一四五页。)但是,九月十八日夜,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与沈阳通长途电话。[注14,15]且榮臻报告的原文是:“日军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營駐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營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營……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爛……”(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1999年,第283页到287页)榮臻的报告中,根本就没有洪钫所說的:“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銑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这一段话的事实清楚的证明:洪钫在造假。
    
     4),张学良从不敢在正式场合,证实“不抵抗令”
    
     尽管张学良后来在私下场合,一再表白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但张从不敢在正式的场合予以证实。且张学良故做神秘的説:“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於天下”,将“向全国公布!”可是张甚至在他“胆大妄为”到劫蒋期间,(那时张应没有顾及,)也没有正式公布,只是装模作样的説公布;且直到他死的那样天,仍没有向世人公布包括著名的“銑电”在内的任何“不准抵抗令”。以洗雪“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羔羊……”[注2]而受的冤屈。张为甚么会如此呢?究竟有甚么隐情呢?
    
     5),张有肆意编造谎言的前科
    
     张学良的“‘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的,是在中央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十一日,二次给张学良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张丝毫未理会中央政府的命令,又把锦州拱手让给日军,并谎报为:
    
     “在日军的飞机,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後继,死伤蔽野。”[注12]
    
    后传出的。即张学良有毫不顾及人类道德,而肆意编造谎言的前科。
    
     3,张亲信们证实张的确收到蒋的“不准抵抗令”
    
     张学良的亲信们,也在东北军“九一八”不抵抗,遭到全国亿万同胞一致谴责后,编造了大量的蒋千真万确给张下达了不准抵抗令的生动故事,以证实: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是奉令行事”。如张机要秘书郭维城,在《东北日报》发表文章: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无法抵赖。”(郭维城将军揭露十四年前反动派出卖东北罪行,哈尔滨《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
    
    又如:
    
     “张共收到不准抵抗的电令十余件之多,我们(指张的智囊们)建议张将军将这些电令‘真迹’妥为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中。”[注2]
    
    再如:
    
     “‘九一八事变’之夜,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电话,蒋介石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 《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P.248。)
    ……
    
    4,张亲信们“不准抵抗”的故事与当时的情景完全不符
    
     张学良亲信们所编造大量的蒋给张下达了不准抵抗令的故事,是极有特色的“街头文学”。此类“绘声绘色”的描叙,把不准抵抗的命令“活龙活现”的摆在“看热闹”的观众们眼前。“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让蒋给张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时的情景,呈现在“看热闹”的观众们的脑际之中。使“看热闹”的观众们相信蒋的确给张下达了“不准抵抗令”。但是,“谣言止于智者”。在“看门道”的学者眼里,这类故事,既与基本事实不符,又违背基本常识。只是非常低劣的编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十八日夜与十九日白天,蒋公在航行中的军舰上,根本在就不在南京,怎么可能在“南京复张十几次电”呢?
     对于从电报局取得电报的一般平民来说,在那个年代,要复制出一份与电报局拿回的一样的电报,是不可能的事。因而,才有电报“真迹”。但是对于从自己总部的电报室,取得电令的边防军司令员来说。可用自己总部的电报终端机,打出完全一样的多份电报,究竟哪一份是“真迹”呢?用无线电所发布的电令,在接电报的这一方,并不是靠“真迹”来分辨真假的;而是靠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预先约好的各种防伪密码,来分辨真伪。(既能防止敌方通过无线电伪造我方军令,扰乱我军部署;又能防止部下伪造上级军令,以推卸责任。)而在发电报的一方,则有严格的签发程序。军令如山,不是想伪造就能伪造,想否认就能否认的。倘若连军令都能伪造或否认的话,就会未战先乱,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与日军八年血战。没有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其它的防伪密码的所谓“真迹”,只是一张废纸。别说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中,就是保存在美国曼哈頓联邦金库中,也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废纸。倘若是真电令,一定有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其它的防伪密码,掌握此后,又何须存入外国银行的保险柜中。
     航行中永绥号军舰上的蒋公,怎么可能用地方“电话局”的有线电话线路,与他地通讯呢?退一步说,即使蒋公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给张学良“命令”,航行中永绥号军舰上的无线电讯号,怎么会跑到有线电话线路上,让杜重远、孙季贤、李桂五,在“天津(的有线)电话局”“听到”呢?且国家元首与边防军司令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用的是保密度极高的密码,不是普通密码,更不是明码。像杜重远这样未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平民”,怎么可能掌握国家元首与边防军司令之间的无线电通讯所用的保密度极高的密码,而能“听出”密电内容:“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呢?更何况当时只有长途无线电报,并无长途无线电话,而电报是听不出内容的。
     此类故事,破绽百出,在此仅仅指出与现场不符之处,就就足够説明它们根本就不可能是事实。细心的读者,可发现一百个以上的疑点。就以中共高级官员郭维城文章为例,郭说:“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当然,真有不准抵抗令的话,一定会“一直到现在”妥为“保存着”的。但是,倘若蒋公根本就没有给张学良下达过“不准抵抗令”的话,没有的东西是无法“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因而,中共虽经多方努力,始终找不到蒋介石给张下达过不准抵抗的命令。且张学良至死也拿不出“不准抵抗令”,可见郭维城所说的“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只是骗人的鬼话。此类故事,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5,从时间来看,蒋不可能下“不准抵抗令”
    
     时间很重要,让我们认真的考察一下“九一八”夜,张学良究竟在干甚么?张甚么时间才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再看看南京中央政府有没有可能给张学良发布命令。
    
     1),张直到日军占领沈阳后,才向中央报告
    
    (1),“九一八”夜张的行程说明此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十点,日军“向我北大營駐军实行攻击”。晚十点三十分,榮臻用电话向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时,因病“必须”住医院,而“不能回沈阳”处理政务的张学良,竟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鋒》。“去戏院时,副官把长途电话室的门锁上了,(电话)铃响过不停,却不能进电话室接听。”请注意考察时间所需的此一重要情节。(见著名的张学良及西安事变这一课题的资深研究专家毕万闻先生所著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五一页,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行。)此后的情况,可从他们那些已隐去他们明显失职的回忆录中看出概况:不能随张一起去看戏,而留下来看门的小差人,从长途电话响过不停,感到可能有非常紧急的事,不得不向正在戏院看戏的张报告此一情况。张知就只是电话铃响后,吩咐副官先去听一下,了解究竟是甚么一回事,再告诉他。(而张学良本人仍继续看他的戏。)副官从戏院回到医院长途电话室接电话,知日军进攻沈阳,与沈阳方面约好下一次通话时间后,即不少书本上所说的“乃又一次打电话报告北平”。[注11]再回戏院向正在看戏的张学良报告此一紧急军情。{几乎所有的张亲信回忆录中都说:“副官报告沈阳紧急电话”。(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四四页。)才决定接电话的。无锁匙的小差人只能在门外,听“门锁上了”的“长途电话室(内的电话)铃响过不停”,不可能知道是沈阳紧急电话。只有有锁匙的副官,从戏院回到医院,开“门锁”入长途电话室接电话后,才能知道是沈阳紧急电话。}这次张学良知道这么大的事,才从戏院回到医院长途电话室接沈阳来的长途电话。{据不少回忆录称:张准备从戏院回到医院长途电话室接电话时,“戏将终场”(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4)}也就是说,张学良在小差人与副官二次催促后,才去接电话的,自然耽搁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沈阳方面,从日军开始进攻时,就心急如焚的急待张的指示,自张杀了能独当一面,处理事情,而张却认为是不尊重他的扬宇霆、常荫槐后,东北军再无人敢自己做决定。这么大的事,谁也不敢做决定。而张学良本人,又正在看他的戏,一直未给沈阳方面急待的指示,致使沈阳方面不知如何办才好。因而有人认为:这是“九一八”那么毫无章法的丢失沈阳的原因。[注14,15]“眼睁睁地望着敌人屠杀自己……幸存者的那些回忆,令人悲愤难抑,无法卒读。”[注2]开始进攻时,日军还只用不能爆炸的炸弹试探,见东北军不敢反抗後,才敢於进攻的。边防军正规军,王以哲的东北军第七旅八千人,竟被二百余日兵占领自己的营房。[注2]
      等张学良从戏院回到医院长途电话室接沈阳时,电话线已被切断。沈阳方面,只得改用无线电发报,于皓卯报告此一紧急军情。结果电报到达北平,日军已占领沈阳城了。[注11]即从十八日晚十点日军“向我北大營駐军实行攻击”,一直到皓卯(十九日上午五时到七时),因张学良本人只顾看他的戏,以及电话线已被切断,张一直未给沈阳方面急待的任何指示。此结论不仅是笔者根据张学良“九一八”之夜的行程,精确的计算时间后得出的,也有资料为证:如
    
     “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注]的榮臻含怒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见《东北抗战实录》,主任:殷麗侬,主编:李书源,长春出版社,2005年,P.2)
     [*注] 既定对日政策即张学良的“鱼”电:
     “辽宁政委会臧代主席、边署榮参谋长鑒查现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秘令各屬,切实注意为要。
     张学良鱼子秘印”
    (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1999年,P.280)
    
    又如:
    
     “(榮臻)午后十点三十分,他打电话到北京(平),紧急报告张学良,想不到,张学良未做任何指示……关于这时张学良的行动,传出了非常不名誉的說法……”(见《张学良传——传奇一世纪》,松本一男,智典工作室企划,新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P.135)
    
    “九一八”后,从沈阳方面最初传出的消息,即早期的纪录均是:“‘九一八’之夜,沈阳方面联系不上张学良。”如一九
    三二年出版的《东北义勇军》一书,就是这么說的。(见《东北义勇军》,雷丁,上海,一九三二年,P.5)趙效沂等人也持此种說法。(见《“九一八”!“九一八”!》,趙效沂:《传记文学》,第十九卷第三期,P.38 )只不过当时人们对“九一八”之夜,沈阳方面联系不上张学良的原因所作的猜想,与事实有些距离。
     中共在大陆掌权后,由于中共党文化的影响,才在各种出版物中,改成“九一八”之夜,沈阳方面不但联系上张学良,还联系上了蒋介石,且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
    
    (2),张给中央电报的时间说明此
    
     张学良在日军已占领沈阳城后,才收到榮臻皓卯发来的电报,然后再将从皓卯电所知的情况,转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即张学良于皓卯(十九日上午五时到七时)后,才在医院写给中央的电报稿,写好后,再从医院送到能发电报的地方发送此电报。南京直到十九日下午,才接到张学良的电报。
    
     “十九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接到张学良关于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的电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当晚紧急举行会议,研究对策。”(见《东北抗战实录》,主任:殷麗侬,主编:李书源,长春出版社,2005年,P.4)
    
     当时不在南京的蒋本人,直到皓戌,即十九日晚上七时到九时,仍未收到张的报告。身在南昌的蒋公此时从上海方面得知日军武装进攻沈阳的消息。蒋公获悉此恶讯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张学良“限即刻到”特急电。即“九一八事变”是在东北抽税收捐的张学良,反倒没有从未在东北得到财政收入的蒋那么急。反倒要蒋心急如焚的先电张,盼张“近情时刻电告”。[注6]而不是张先向蒋报告以及请示应如何辨?且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痛失边关后,仍能在北平醉生梦死如故;而蒋公在“九一八”之夜,连夜奔赴平熄外国代理人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江西,策动的大规模叛乱的最前线,尽职尽责。但闻“九一八事变”,仍痛心疾首,“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据说蒋公唯一的娱乐是看京剧,九一八後直到抗战胜利这十四年,蒋公连京剧也不看了。与郭维城所說的“若无其事”,( “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有着多么大的距离!
    
    (3),张给中央电报的内容说明此
    
     特别是从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的内容:“顷据沈阳臧主席榮参谋长皓卯电称,日军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營駐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營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營……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爛……”[注11]可清楚的看出:张学良是“皓卯” (十九日上午五时到七时)后,且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时,“日军(早已)将我兵驱逐出營。”以及“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后,才向中央报告。显然,南京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日军已占领沈阳后,才“马后炮”,给张学良下达不准抵抗的令。因而,倘若中央要下命令的话,只能给张嘉奖令。嘉奖张不抵抗把沈阳拱手送给日本,可张学良从未谈及蒋公有表彰他如此做的电令。
      事实清楚的表明:“‘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一直未给沈阳方面急待的任何指示;也未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此结论不仅可以张的行程清楚的看出,也为大量资料所证实。如“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问题作过分析,就间接的证实了此一点。王铁汉說:“‘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见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中国现代史史料选辑,台北,正中书局,1977,p120。)
    
    2),蒋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才知此讯
    
    (1),蒋给张的电报内容说明此
    
     “九一八”後,蒋公给张学良的第一通密电为:
    
    限即刻到
     北平张副司令勋监,中(正)刻抵南昌,
     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
     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
     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
     近情时刻电告。
     中正叩皓戌。[注6]
    
    “皓”,十九日;“戌”,晚上七点至九点之间。蒋公作为国家元首,全军统帅,仍以身作则,在“‘九一八’之夜”,连夜奔赴统一中国的圣战最前线,尽职尽责。(而张学良在国家如此多事之秋,特别是张自己的家乡已危在旦夕的 “‘九一八’之夜”,竟毫无心肝的在戏院看戏。)当时的通讯工具,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蒋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晚抵达南昌后,才从上海方面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件。蒋公获悉此恶讯後,心急如焚,立即致张学良“限即刻到”特急电,盼张学良“近情时刻电告”。清楚的表明,蒋公此前未知“近情”,并急切希望(“时刻电告”)知道“近情”。且仅仅在他拟该电稿时,(十九日晚上七点至九点之间)才知“日兵昨夜攻沈阳”。可见张学良及其亲信们编造的:张於十八日夜请示蒋公云云,不是事实。直到十九日晚,“刻抵南昌,接沪电”,才“知日兵昨夜攻沈阳”的蒋公,怎么可能在此前的十八日晚,他尚未知沈阳发生甚么事的情况下,无端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呢?
    
    (2),蒋的行程说明此
    
     其次,人们还可从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的行程,来分析蒋公究竟甚么时候知道日军攻沈阳。十八日,蒋中正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长江西航,奔赴统一祖国的圣战前线。十九日晚抵达江西,从上海方面的讯息,“知日兵昨夜攻沈阳”後。蒋公随即改变原定行程,决定回南京。
     可明显的看出:蒋公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而回南京的时间,是蒋公知道日军进攻沈阳的时间。
     即只要我们考查出蒋公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而回南京的时间,就间接的考查出蒋公获悉日兵攻沈阳的时间。
     究竟甚么时间,蒋公决定不再去江西前线呢,而回南京呢?
     显然,该时间不是蒋公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长江西航的十八日,也不可能是沿长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夜与十九日晨。
     倘若蒋公在沿长江西行途中的十八日夜与十九日晨,知道日兵进攻沈阳的话,他中途返回了南京,抵达不了江西南昌。
    
    (3),蒋的日记也説明此
    
     还可从蒋公日记的内容中,看出他甚么时间获悉日兵攻沈阳。当十九日蒋公从从上海方面得知日军武装进攻沈阳后,一连串的日记均围绕“九一八”。如:十九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 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唉!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 余所恃者,惟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粹,死而後已。”
    
    蒋公二十日日记: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後,心神不宁,如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 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
    
    而蒋公十八日日记云:
    
     “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蒋公十八日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成立的所谓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 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可见他十八日,根本就不知道日兵进攻沈阳。
    
    6,从蒋给张的电报内容来看,看不出下过命令
    
     此外,“九一八”後,蒋公给张的第一通密电的内容告诉人们:蒋公深知当时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五省”,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充分考虑张学良这类军阀的接受能力,仅仅给张献计献策:“辟之”[注6],帮助张摆脱内外困境,幻想德服像张学良这类军阀。从蒋公给张的密电的措辞来看,看不出蒋公曾给张学良下过命令:命令张不准做这;不准做那(包括不准抵抗)的痕迹。
    
    7,无出处的“銑电”,与不可能出现的“蒋、张石家庄晤谈”
    
     以上几小节,笔者详细的论证了张学良所説的:“‘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以及张学良亲信所説的:“‘九一八’事变当时,蒋介石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不可信。这里再详细的论证张学良及其亲信们所說的“九一八”前,蒋下达了“不准抵抗令”同样不可信。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就给张下达不抵抗令的故事中,以“銑电”与何柱国所說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蒋与张在石家庄晤谈”最为瞩目。
     现在,人们常常引用的“不准抵抗”的“銑电”,最初出现在张学良的一位亲信的回忆文章中。据称是蒋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致张学良的电报,没有注明该电的出处。“因此,台湾等地的一些学者就有怀疑。”(《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四零到一四一页。)台湾学者刘维开对“铣电”作了考证:“不仅大陆无源文件作证,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见刘维开,蒋中正先生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说”,台北,中央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编,历史学报,第19期,2002,P.210-217;以及刘维开,关于不抵抗政策,载《中央日报》2001年10月19日第19版。)
     除了台湾学者所提出的以上疑点外,它还有其它疑点。如现在被人们常常引用的当年张学良的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的回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洪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P.24。)洪钫还說:“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鋒》,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张。张学良返回协和医院,接通榮臻的电话,接榮臻报告,“駐沈阳南满站的日军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營……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銑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四四到一四五页。)但是,九月十八日夜,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与沈阳通长途电话。[注14,15]且榮臻报告的原文是:“日军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營駐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營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營……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爛……”(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1999年,第283页到287页)榮臻的报告中,根本就没有洪钫所說的:“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銑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这一段话的事实清楚的证明:洪钫在造假。中共控制中共大陆后,查遍文献档案资料,不仅始终找不到“銑电”;也找不到“张学良将‘銑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证据。相反,找到了张学良要在东北的军政最高当局,将他自己的鱼子鱼亥二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的证据:
    
    张学良的“鱼子”电:
     “辽宁政委会臧代主席、边署榮参谋长鑒查现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秘令各屬,切实注意为要。
     张学良鱼子秘印”
    (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P.280)
    
     “北平张副司令鈞鑒,鱼子秘鱼亥秘两电,均敬悉,对日交涉,谨当恪遵鈞旨,務从穏愼,已密令一体遵照矣,谨此覆陈,臧式。
           阳机印”
    (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P.281)
    
     此外,内容为“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銑电”,一定是南京中央政府侦探到张准备部署某种“逞愤”的行动后,担心张真的会那么做,事先的告诫。但查不到“銑电”前,即八月十六日前,张有任何“逞愤”的部署。相反,张七月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将万劫不复,极宜避免冲突。” 接着被南京中央政府查到张对日过于软弱,“七月八日,王正廷以外交部长身分给张学良电报,要张坚定的捍卫东北主权。(见《到太平洋战争之路》,vol.2,东京,1963年,P.267-268)且张学良一直不敢回沈阳处理政务,何来的“逞愤”?因而“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根本就是无的放矢,与当时的情景完全不符。
      张学良不愿在东北坚决抵抗入侵者,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敢轻易入侵。且能把小小日本拖在东北,使之无力侵犯中国其他地区。张却要求“举国抗战”,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中央军在上海等地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使他能在东北安枕无忧。逼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那里谈得上顾及国家民族利益。更何况极其显浅的道理是:边防军抵坚决抗入侵边疆之敌,才是顾及国家民族利益;而边防军不敢抵抗入侵边疆之敌才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銑电”的编造者,居然制造出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是顾及国家民族利益的依据——“銑电”,为张学良不抵抗开脱,完全颠倒是非黑白。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酋长、国王、总统,以及中央政府,命令自己的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的先例。
     除了上述一系列证据证明的所谓“銑电”不可信以外,还有三点应特别提一下:
     第一,“銑电”只是孤证,还只是“涉案人”——张学良的亲信自己的説法;并不是较客观的第三者的证词;
     第二,张学良至死也拿不出“銑电”;
     第三,既然“銑电”被认为是指导张学良“九一八”期间行动的命令,或者說是指导张学良“九一八”期间行动的纲领。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考察一下 “九一八”时,张学良内部商讨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做出决定的过程,看不出有“銑电”影响、限制他们作决定的痕迹。
     另一被人们常引用的依据是何柱国的回忆:
     “九月十二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 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 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见《“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P.66。)      
    但是:
      “九月十二日蒋公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不可能有时间见面。何来的‘九月十二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 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见刘维开,蒋中正先生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说”,台北,中央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编,历史学报,第19期,2002,P.210-217;以及刘维开,关于不抵抗政策,载《中央日报》2001年10月19日第19版。)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整天都在南京的蒋,与整天都在北平的张,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要他们在石家庄晤谈,只能是天方夜谭。因而,何柱国所説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蒋与张在石家庄晤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何柱国此一故事还告诉人们:像何柱国这样的高级将领,既然谈论“九一八沈阳事变”,竟完全未提及据説是指导“九一八”不抵抗的“銑电”。连何柱国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未知“銑电”;以致要他另编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蒋与张在石家庄晤谈”这类离奇故事,来为他们自己“九一八”不抵抗开脱责任。再一次证实:“张学良将‘銑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不是事实。
     且笔者认真的考察了“九一八”期间,张学良与东北各军事长官之间有关对日问题的计划、电报清楚的告诉世人:“九一八”不抵抗是他们自己的“主张”,“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的原因,是“以免地方靡爛”。并不是必须“遵照蒋委员长‘銑电’指示‘不抵抗’”的。(或“遵照九月十二日,蒋与张在石家庄晤谈”时蒋的指示不抵抗的。)以及从他们内部商讨他们的计划与他们做出决定的过程来看,看不出有蒋的“不准抵抗令”,影响、限制他们作决定的痕迹。详见《张口中“不准抵抗令”的疑点》这一小节。
    
    8,“不准抵抗令”何在?
    
     张学良慎重的“把蒋介石给他不准抵抗的密电,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注1]
     张学良的亲信们也口口声声的説:“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无法抵赖。”
     但是张学良“随身携带”的,以及其它“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的“不准抵抗密电”能见见阳光、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
    
    1),张不敢回应“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公布中央命令其
    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
    
     军令如山,倘若连军令都能伪造或否认的话,就无法作战。因而,早在古代,人们就积累了防止假传、伪造与否认军令的丰富经验。如兵符等一系列防伪“密码”,春秋战国时代,连国王的亲兄弟,也必须携带识别真伪的兵符,才能传达军令。因而演出了《偷(虎)符》的历史一幕。现代更有完善的防止假传、伪造以及否认军令的方法。如严格的密电顺序号、防伪密码,以及极严格的收、发程序等等。重要的密电,甚至还有回复程序。如:张学良给他指定的东北军政负责人的鱼子秘鱼亥秘两电,东北军政负责人就给张回复:“北平张副司令鈞鑒,鱼子秘鱼亥秘两电,均敬悉,对日交涉,谨当恪遵鈞旨,務从穏愼,已密令一体遵照矣,谨此覆陈,臧式。阳机印”(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前言写于1999年],P.281)倘若连军令都能伪造或否认的话,就会未战先乱,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与日军八年血战。
     关于张学良及其亲信的所谓“不准抵抗令”,也不像某些学者所説的那样,中央始终未出面說明,表明蒋公与南京中央政府默认给张学良下达了不准抵抗令。
    
    
    
    
     蒋公只是“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尽量麻痹日寇,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而放心北进,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免战祸,让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不再进一步受战火煎熬;以及营造出一个“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侮”的全民团结的气氛,对付恶邻——日本。宁愿自己忍耻负重,也没有大张旗鼓的戳穿张学良伪造的“不准抵抗令。但在万不得已时,仍出面澄清过此一问题。只不过不少学者过于热衷于追逐戏剧性的热闹场面,而对能决定事物本质的事实,却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细心的研究者就会发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指示叶发动文教界,要张学良拿出他在背後散播的所谓中央不准他抵抗的证据:
    
     “……
     (三),张及其代言者,每以“九一八”後节节退让不抵抗之罪恶,诬加於中央,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
     ……”
    (见《西安事变史料》 第五册,第二七零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张学良始终不敢回应,“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椐”的事实。早就证实张学良裁赃於蒋公的所谓不准他抵抗的密电,只是张学良用他自己总部的电报终端机打出的,只有他所需的文字,而无正确的南京中央政府密电顺序号,以及其它的防伪密码,经不起有关专家鉴定的假造的密电。
     张学良的亲信们常见到的,张“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的,“蒋介石给他的不准抵抗的密电”,其实只是张学良精心制作的表演“道具”。因而,张学良只敢用此“道具”,在他亲信们面前,演唱他不得不执行此命令的“委曲与无奈”。以及“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羔羊”等“代蒋受过”戏。却从不敢拿出此“道具”,作为“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椐。”
    
     2),张至死也拿不出“不准抵抗令”
    
     张学良珍藏在“外国银行保险箱内”的不准抵抗密电“真迹”,自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人们一再恳求张拿出他珍藏“外国银行保险箱内”的“不准抵抗密电”的“真迹”。对张学良来説,要他拿出他珍藏的“不准抵抗密电”的“真迹”,无异于“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张学良拿得出蒋的不准抵抗密电“真迹”的话,早就作为“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据”公布了。何许到了老年,仍被人追问不休。因而,张学良至死也拿不出不准抵抗密电“真迹”。
    
     3),中共始终找不到“不准抵抗令”
    
     中共虽经多方努力,始终找不到蒋介石曾给张下达过包括所谓“銑电”在内的任何不准抵抗令等一系列事实,早已清楚的证实:蒋公根本没有下达过任何不准抵抗的令。
    
     9,张晚年改口“没有接到任何不准抵抗令”的隐情
    
     张学良晚年改口了:“整个‘九一八’历史跟外边听说的不一样,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请注意“任何不抵抗的命令”八个字,即包括所谓“銑电”在内的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注7,8]“他们给我诿过,我不承认,我的过就是我的过!”不少人为张辩解,如: “关于不抵抗政策,(张一九九零年,在台湾回答日本NHK记者的提问时,采访录认为)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因而张的那些话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见《张学良文集》,下卷,周毅、张友坤、张忠发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P. 609-610。)张一九九零年,在台湾回答日本NHK记者的提问时,一再否认蒋给他下达“不准抵抗令”那些话有隐情,是在他尚未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説的,为了顾及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那么説的,张的那种說法既为了保全蒋,也为了保护自己。[注2]以及“有为蒋开脱之嫌”。(《明报月刊》,2007年7期与2006年9期。)……但是,张后来移居美国,台湾也换成反蒋的民进党执政,反倒希望张多抖搂出蒋的丑闻,张应没有那些为他辩解们所説的那种“隐情”了吧?且张学良能改口的“事情”,早就改口了。如“我其实没有看蒋的日记”等等,张学良为甚么不在他移居美国,完全自由后改口呢?更何况张学良一直认为是“不准抵抗令”,把他“害得好苦”[注3],使他“当了替罪羔羊”。[注3]且口口声声的說“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於天下。”[注3]张学良临终前,应是张所說的“终有一日”了吧!可张学良仍未公布他手中的“不准抵抗令”,以洗雪他多年所负的“不抵抗之奇耻”,为甚么呢?到底张有甚么样的“隐情”呢?
     倘若要用“隐情”二字的来描述的话,也可説张学良的确有隐情。但不是为张辩解的人所説的那种“隐情”。而是,张学良若继续坚持説“‘九一八’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话,就必须拿出他手中的“不准抵抗令”。倘若张学良手中实在没有经得起鉴定的真正的“不准抵抗令”的话,就必须改口,这才是张学良不得不改口的隐情。
     张学良不得不改口説他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与他不敢回应,“吾人应要求张氏公布中央命令其不抵抗,放弃四省之确椐”相吻合。也从旁证明:军令如山,不是想伪造就能伪造,想否认就能否认的。不管张学良如何巧舌如簧,但最终,因张学良手中实在没有经得起鉴定的真正的“不准抵抗令”,仍要正视事实,承认“九一八”不抵抗,是他张学良自己的“主张”。并不是“‘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
     看来张学良及其亲信们口口声声説的“无法抵赖”,以及张假惺惺要找林肯的名言:“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65页)落在张学良自己身上。张学良晚年不得不改口,説他“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只不过是他抵赖他曾“把蒋介石给他不准抵抗的密电,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的手段而已。唐德刚听到张如此改口的后即説:“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你)还把电报随时放在身上时呢!”张学良急忙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见《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p431-434。)张学良說此话时,清楚的记得他把他编造把“不准抵抗密电”随时放在身上时的情景,一定非常尴尬,因而不得不大骂“瞎说,瞎说”, 以能否认:“没有这事情”。尽管如此,但用改口的方法抵赖他曾编造不准抵抗令,总没有仍坚持說他的确“收到不准抵抗令”,而又拿不出不准抵抗令那么难堪。
     显然,张学良晚年不得不改口,并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这是因为,张不但没有对被他伪造不准抵抗密电蒙骗了五十年人民,无丝毫愧意;对被他伪造军令伤害五十年的蒋公,没半点歉意。且在另一场合又说:“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惨败……”[注7,8]在张学良嘴里,张所做的一切均有道理。甚至张的不抵抗,也是张用来使日本惨败的英明的战略布署,连“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这个“判断错误”的小错也没有了。他这个勇冠三军的“拼命三郎”[注7,8],怎么会不抵抗呢?他只是用不抵抗这一妙计,让日本受骗上当,使日本失败得这么惨而已。不抵抗是大汉奸汪精卫强加在他(这个抗日大英雄)头上的。[注3](这是因为大汉奸汪精卫,不希望看到我张学良用不抵抗这一妙计,使他的主子日本败得这么惨。)倘若按照张学良此一逻辑,他“九一八”不抵抗不但无过;反倒有功。可见张学良仍没有对他在“九一八”时耻国丧权的责任,有丝毫自省。更进一步证实:张学良晚年不得不改口的唯一原因,是蒋根本就没有给张下达过“不准抵抗令”;因而张手中实在没有经得起鉴定的真正的“不准抵抗令”。
     不少人热衷於追逐戏剧性的热闹场面,对能决定事物本质的事实,反倒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被张学良“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皮包内,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的蒋介石给他的不准抵抗密电。”牵着鼻子团团转,转了五十年,追逐了五十年。五十年後,张学良因手中实在没有经得起鉴定的真正的“不准抵抗令”,不得不承认事实:“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注2]那些根据张伪造的“不准抵抗令”,把九一八耻国丧权的责任推给中央的学者中,竟有人说,张的这一段话“改写了中国近代史”。[注7,8]这些人不仅不对张学良含血喷人,伪造军令,嫁祸他人,欺骗世人、愚世人的不义行为,表示应有愤怒。相反,竟赞扬张学良表现出东北汉豪爽的性格。如此“严谨的研究方法”,再研究“一千年”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0,中央政府不可能命令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
    
     蒋公作为中央政府首脑,与全军统率,也不可能命令自己的的边防大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任何一个人处在蒋当时的位置,都会由衷的希望边防大军捍卫边疆,在边疆坚决抵抗日军入侵,要不为甚么要养几十万边防大军呢?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酋长、国王、总统,以及中央政府,命令自己的边防军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的先例。这样的基本常识,显浅的道理,竟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如蒋就对陈布雷説:“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见《陈布雷大传》,王泰栋团结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7页。)
     本章以下几节,再詳细的讨论此一问题。
     笔者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不准抵抗的令”存在的可能性。但答案都否定的,即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存在“不准抵抗的令”。
    
    三, “车厢谈话”考
    
    1,张版本的“车厢谈话”
    
     被张学良及其亲信广为传播,而著名的“车厢谈话”。据张学良亲信王卓然所說: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約(上午)十时,宋子文的专车到保定。张立即登车与他接谈,約二、三十分钟,张匆匆下车,神情紧张,我与瑞纳趋前急问,他説:‘蒋先生认为热河失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正如同二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如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六二页。)
    
    后又传出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下午四时,蒋公与张学良会晤於保定火车站的车厢内,蒋公对张的谈话。
    
    2,张版本的“车厢谈话”的疑点
    
    1),张版本“车厢谈话”与当时的情景不符
    
     所谓“车厢谈话”的背景是:一九三零年中央军平定北方军阀叛乱後,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以自已的鲜血所换得战果,悉数让一枪未放的张学良所攫取。而胡宗南等中央军官兵,包札好自己的伤口,掩埋好袍泽的尸体後,又奔赴统一祖国圣战的前线。让张学良在北平享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所取得的战果。张吃渴嫖赌,无一不来,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此後,张学良除原有的东北四省外,还拥有华北四省、市。这八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纹解国库。”且不准中央军进入东北。而当时中央“政令不出五省”,张所管辖的地方比南京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的地方还多。有作者在他的书中称:张学良是“天下三有其二”。(见《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第十一章标题。))既然统治三分之二的天下,就理应肩负天下三分之二的责任。
     从军力来说,正如张学良晚年回忆:“我们东北军拥有三十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二十万,所以从数来看,我们占很大优势。”张学良还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我东北军炮兵厉害,我们有兵工厂,自己做炮弹。”[注7,8]张学良的库房:“仅他家的私人银行边业银行,在东北的资产就在一千万元以上。行中还有张家寄存的四万几千两黄金和许多古董,大帅府还有六个金库 。”官方财产达一百七十亿。(见 《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47页。)张的军火库有:飞机二百六十二架,各种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机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梃,步枪、手枪十一万余支……。且几十万边防大军,一直养精畜锐,多年来,没有一次像样的战斗任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二百馀日军在沈阳作乱,本是张学良报答多年高官厚禄的机会。但想不到这位统率几十万边防大军的张学良,竟让仅二百馀日军攻占北大营。
     而蒋公作为国家元首,全军统帅,仍以身作则,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夜,连夜奔赴统一中国的圣战最前线,尽职尽责。但仍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为这位痛失边防的边防大军司令引咎下野。但到一九三三年,这位统率几十万边防大军的张学良又被一百二十八日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因而触发了全国反张怒潮,如天津救国会:“对前方失土辱国的主将,立即明正典刑,以彰国法,而维公道。”(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62)甚至一向温和的文人,也认为张应下台。如胡适“张学良的体力与精力,知识与训练,都不够担大任。”丁文江“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却恋权不放,贻误国家。”就连毛泽东也认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肉其足食乎?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跑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 [注10]在“国人皆曰可杀”,甚至“败兵祸首张学良肉其足食乎?”[注10]全国声讨张学良怒潮中,让张学良下台,是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如果再让张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连北方军队如晋军、西北军以及孙魁元各部都不服。”[注12]蒋公不得不通知张南京中央政府只得顺应民意,决定让张下台。但后来竟被张学良及其亲信们转述为蒋公与张学良讨论:谁应该为被一百二十八日骑兵不血刃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负责任。“是你下去呢?还是我下去呢?”显然,与当时的情景完全不合。因而,有理由怀疑如此与当时的情景不合的张版本的“车厢谈话”真实性。
    
    2),既是蒋再一次“下去”,也不能平息全国反张怒潮
    
     当时根本就不是张以及亲信们所转述的,是“你下去呢?还是我下去呢?”那种情况。统率几十万边防大军的张学良,又被一百二十八日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而触发的全国抗议怒潮,是指名道姓冲着张学良而来。如如上海民众强烈要求“枪毙丧地辱国长官张学良”。[注12]“毫无思考能力的毒品之友。”[注12]“沉缅女色”。胡适先生就在“车厢谈话”前三天(六日)的一文中说:
    
     “张学良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连胡适先生这样文雅的学者,尚且认为张学良“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至今还不引咎自谴。”
    
    更不要说激进的学生,在“国人皆曰可杀”[注7]的声讨张学良怒涛中,即使蒋再一次为张痛失承德引咎不台,即“我下去”,也不能平熄这次全国反张怒潮。因而,张所转述的“你下去呢?还是我下去呢?”根本就是“无的放矢”,与当时的情景完全不合。
    
    3),蒋公有更简便的方法通知中央的决定
    
      蒋公是专程来向张通知中央决定的,不是来与张讨论应该誰下去?蒋公有简便得多的方法,通知这一决定。如:把要求“枪毙丧地耻国的张学良。”“将张学良撤职严惩,肆之市曹,以感谢国民。”[注12]等全国人民要求严惩张学良的剪报。以及张在事前强烈反对孙魁元的四十一军,宋哲元等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布防。但临战前夕(“时机已急”时),却派孙魁元的四十一军去最远离後方的热北抗日最前线,宋哲元防守最危险的地段。而将他的东北军大都留在安全的冀、察,张学良如此自私的安排,致使前方非奉系将领不服,并“要求撤换指挥官”的电报交给张看;并说中央只能听取群言。
     没有必要与可能用“你下去呢?还是我下去呢?”这类自贬的话,来通知张这一中央的决定。
    
    4),蒋公不可能将自己矮化成张学良的水平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蒋公作为国家元首与全军统率,以身作则,不辞劳苦,连夜奔赴江西前线,亲自指挥扑灭中国心脏地区的叛乱烈火,尽职尽责。仍为在边关告急时,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的边防军司令,丢失边关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引咎下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的蒋委员长,是已为张学良九一八痛失沈阳引咎下野後,被国人请出的新蒋委员长。这位新蒋蒋委员长,“坚忍苦干的事实,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明了认识。”以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蒋伯诚电呈蒋公报告:“宋明轩(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暨启予(商震)、梗忱(庞炳勋)等均以为此次对日作战非钧座(蒋)北来,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注12]後的事实更证明此,如西安事变後,全国民众由衷的感到蒋是当时中国无可替代的领袖,而形成的全国“拥蒋浪潮”。清楚的说明蒋公不但没有像张学良所说的那样,与他张学良一样受下台的压力。相反,受到当时前线将领们由衷的信任。
      且蒋公内心对张所做所为,心非常不满。如“愚鲁怯懦,匪夷所思。”“诚不足以共事”。[注12]甚至怒斥张忘恩负义。如:《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长城抗战时,张既坐視敷衍而不力战,又恋恋平津,延不肯定,处处为军事障礙,若非中央及蒋委员长优容保全,则此举国共诛之祸首,何能安然到沪,安然出洋,而又扬长返国乎?”以及《西安半月记》:“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寛容庇庇护,尔尚能安然远游海外。”蒋公实际上,寛容庇护张,力排“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才使张能渡过难关。其内心没有应自己再一次“下去”的感觉。怎么可能讲出与自己感觉完全不符的话呢?且正如胡适所説:蒋“坚忍苦干的事实,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明了认识”,因而获得普遍拥护。
     即蒋公当时,就外界来說,没有受到张学良那样的压力;就内心来說,没有感到有愧于张。因而,不得不用“你下去呢?还是我下去呢?”这类将自己矮化至“知识与训练,都不够担大任。”“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却恋权不放,贻误国家”的张学良水平的话,来通知张这一中央的决定。
    
    5),张版本“车厢谈话”与蒋谈话习惯、文风不符
    
      张学良转述的,後被称为“车厢谈话”,在张亲信中广为传播,且有多种版本。其中一种版本是:“……现在的情形恰如一只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只能容一个人渡过,两人共渡,不免共沉,你下去呢?还是我下去呢?”每一种版本,均与蒋简短的谈话习惯、文风不符。
     同时,蒋公同期的日记,谈话,文稿……中,也没有类似内容的文字出现。
    
    6),张版本“车厢谈话”没有使张大骂蒋的由因
    
      以蒋倔强的性格,他部下竟出了一个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将领,被一百二十八日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这样既让友邦见轻;又助长敌国亡我之气焰的丢脸事。蒋肯定认为是奇耻,以蒋言辞简短的谈话习惯,在那样沉重的心情下,不可能仍有那么一段文绉绉的文字。蒋很可能用简短的语言,如:几十万大军,竟被一百二十八日骑赶出承德,大家都说你应负责,我也同意。也只有这类话,才能像大陆作者所描写的那,张回去后,大哭了一场,并大骂蒋如:“那知保定见蒋委员长……逼我下台。这是蒋与日本‘合演的百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前面的人説:‘我嚇你们的!’真是啼笑皆非!”(见《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64页)
     倘若像张学良亲信们所转述的那样,蒋只是与他讨论谁该负责,张就没有大哭了一场,并大骂蒋的由因了。
     ……。
     因而,张版本的“车厢谈话”,与张的 “‘九一八’发生後,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一样,都是张以及亲信编造的。
      尽管不能排除宋子文曾对张学良说过类似的话。这是因为张的心腹王卓然,曾传出宋子文在当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蒋才接见张)讲过类似的话。[注2]消息灵通,且此时又与张学良朝夕相处的宋子文,获悉让张下台,是全国的共识,已无法挽回,蒋即将通知张。宋以他自己与张的交情,为了让张思想有所准备,事前开导张的话。宋子文顾及张学良的感受,用“只能容一个人渡过,两人共渡,不免共沉。”这类听起来温和顺耳的词句,不使张难堪。宋借蒋的肩,给张作下台阶。让张学良踩着蒋的肩,较体面的下台。宋不管蒋本人同不同意,“飞扬跋扈”(蒋的原话)的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去說,蒋并不满意宋子文这时的一系列的表现,因而宋子文在此後,仕途一直不顺。但张学良以及亲信张冠李戴,把宋子文的话,說成是蒋本人說的,同样也极不道德。
    
    四,没有证据证明,蒋公反对边防军守卫边疆
    
     有人说:“在对待日军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南京中央政府与张有“共识”。此种观点非历史,在关系到割据者与中央政府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们不可能有“共识”。这是因为,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他们的利益完全不同。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抗日策略,必然会使像东北这样处于国防前线的地区作出巨大的牺牲,也必然会严重损害到割据者张学良的利益。作为中央政府,当然希望边防大军,奋起抵抗入侵者,并给入侵者以重大杀伤,让入侵者知道:入侵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从而不轻易入侵。特别是对于二百余日寇的“个人行动”,不果断的全歼二百余“个人行动”者,以儆傚尤。不将“个人行动”者,与之整个国家分别开。仅仅因为二百余日寇 “个人行动”,而对其整个国家宣战,硬逼其整个国家一起来不顾一切的入侵,是完全不同是两回事。
      当时的学者们用相当形象的话,来区分它们:他们把前者称为抗日;而把后者称为上吊。“我们对日之办法,我以为任何地方有事即抵抗。”“此时不必扩大”,只有准备充分后,才能“作major clash (重大冲突)。”“总之,抗日与上吊不同。”(在南京的傅斯年与在北平学界领袖胡适、蒋梦麟等之间的书信。)
      相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军阀张学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拖全国下水的所谓“举国抗战”的策略。必然严重的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他们之间无法统一。本节的后面几小节,如《张学良的抗日策略及其不抵抗的原因》,以及《蒋公与张学良比较研究》等节中,详细论述此一问题。先易后难,先从直接证据着手,探讨中央政府与割据者的抗日的策略,认真的分析他们之的差别。以说明:中央政府与割据者在此一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问题上, 不但没有“共识”;且矛盾重重。
    
    1,没有证据证明:蒋“认同”张不抵抗
    
      不仅蒋公没有给张学良下达“任何不准抵抗的命令”。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认同”边防大军不履行捍卫边疆的职责。蒋公虽没有像後来西南孙科的中央政府那样,明知像张学良这类拥兵自重的军阀,不会“瓦碎”去抗日。却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十一日,二次给张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张丝毫未理会中央政府二次死守锦州令,拱手让出锦州的事实,不仅说明:中央政府的军令,对於张学良这类军阀来说,只不过是一张废纸。且将中国地方将领各自为政,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本就不能指挥他们,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事实,暴露於外。既让友邦见轻;又助长敌国亡我之气焰。蒋公为了避免此,维护中国表面统一,充分考虑张学良这类军阀的接受能力,没有给张下达抵抗令。但并不等於蒋公“认同”边防大军不履行捍卫边疆的责任。蒋公就曾特别接见“九一八”时,唯一奔赴营房履行职务,抵抗日军入侵的东北军军官王铁汉,并表阳他:“你做得很好。”[注9]又如“一二八事变”,长城(热河)抗战时。蒋公是多么希望张坚决抗击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对张“坐視敷衍而不力战”,非常不满。在他的日记中记下:“愚鲁怯懦,匪夷所思。”“诚不足以共事”。[注12]以及《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
    
    “……
    (五),“长城抗战时,张既坐視敷衍而不力战,又恋恋平津,延不肯定,处处为军事障礙,若非中央及蒋委员长优容保全,则此举国共诛之祸首,何能安然到沪,安然出洋,而又扬长返国乎?”
    ……”[注5]
    
    又如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给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慰勉电:
    
     “去岁九月十八日东北边防军以不抵抗之故,二十四小时之内丧失两身省之地,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以来,则以抵抗之故,以淞沪一隅,支持至三十余日之久,使全国之内处处如此,人人如此,日军暴力安能得逞?”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P.153)
    
    该慰勉电清楚的说明:当时执政党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支持抵抗;耻于不抵抗的。以及国民党要员,东北籍的齐世英,就在张学良“一枪未放,空国而逃千里”的同时。极积发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是著名的抗日派。齐世英也因坚定抗日,而在国民党中的声望日高,说明当时的国民党以抗日为荣,并以升官来表彰抗日者,也是支持抵抗的等一系列事实,清楚证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执政党国民党,以及蒋公均支持,表扬抵抗;耻于不抵抗。怎么会“认同”边防大军不履行捍卫边疆的职责。至于蒋公为甚么没有给张下达坚决抵抗的命令呢?这因为当时的国情不容许给军阀们下此类命令。
    
    2,蒋为甚么不立即对日宣战呢?
    
     认为边防大军捍卫边疆,抵抗入侵者是“做得很好”[注9]的蒋公,以及不屑于边防大军,不在边疆——东北抵抗入侵者的国民党。为甚么不立即对日宣战,在上海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让张学良的东北平安无事呢?(当时中央军要抗日的话,只有如此抗日法。这是因为张学良根本就不准中央军进入东北抗日,就连后来的热河抗战,张仍不欢迎中央军进入华北。甚至不让其他地方军进入张的地盘。如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更不要说反对中央军进入张的地盘。如“日军自一九三三年一月即开始积极部署攻热河。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才学具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请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但是张学良却不希望蒋来,打个电报给蒋:您很忙就别来了,“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对于张学良、盛世才这类军阀来说,中央军比外国军队更可怕。张、盛甚至幻想外国军队帮助他们“肃清蒋系势力”。[注10]他们心底里,防中央军比防外国军队严得多。张学良只是事后,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央军的。)让我们认真的考查一下九一八时蒋公的处境,看看究竟是他不想这么做,还是他不具备如此做的条件?
     就以东北军自己驻神户鮑振青致东北的秘函,来説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处境,该秘函称:
      
      “……朝鲜排华爆动,完全是日人主使,但我国弱之故,将来正式交涉,料无好结果,可以断言也,即南方排日,亦不能持久,原以南京政府因共匪、广东、石逆背叛关系,否则日人老羞成怒,援助石逆或广东,攻打我中央,亦意中事,此层不可不充分注意。月初日本有一船军火械,售于石逆,广东又派邹魯携二百万,供给石逆,……今日吾人认为最痛心者,则陈友仁刘紀文来日卖国也,陈刘到日以来,行踪秘密,神鬼莫测,日人樂为漁人,故对于陈刘,极力与之应酬,兹将陈刘来日之使命特录如左(下):
    一,接洽项
      招请上校(大佐)以上军官七名,为广东军事顾问;
     招请兵工厂职工二十名,为广东石井兵工厂技工;  
     向日本兵工厂订造大炮步枪机关枪约值一百万;
     请日本援助北方反动军阀……;
     请求日本承认广东政府,及向日本借款等等交條 件;
     承认日本在东北有特殊权利;
     因朝鲜事件,广东政府势力范围地方,无排日风潮发生;
     法权、关税,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此外,则联络在日本国民党员,反抗中央等。总之,陈刘此次来日,不外卖国求榮。……(鮑)振青暗中侦察,如有所得当即呈报……”(见《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省档案五,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上》,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前言写于1999年],P.234——242)
    
    连鮑振青这样的低级官员,都能看出:别說对日宣战,就是“南方(南京中央政府所管辖的地区)排日,亦不能持久,原以南京政府因共匪、广东、石逆背叛关系,否则日人老羞成怒,援助石逆或广东,攻打我中央,亦意中事。”“但我国弱之故,将来正式交涉,料无好结果,可以断言也。”“吾人认为最痛心者,则陈友仁刘紀文来日卖国也。”“请日本援助北方反动军阀”,“联络在日本国民党员,反抗中央”。他们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广东政府势力范围地方,无排日风潮发生。”并“承认日本有优先”的“法权、关税。”却以抗日为名,大力煽动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民众烧日货……故意撩拨日军,使日军入侵南京中央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借日军缚中央军,让他们能坐大。
      一九三一年张学良自称“天下三有其二”;(见《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而的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资源有限;西南反中央势力於该年五月,成立了与南京抗衡的“广州国民政府”。且长江大水,两湖一片泽国,处此水火之中的南京中央政府,实在无力代替管辖的地区,比中央实际管辖的地区还大的张学良,抗击入侵张氏父子二代抽税收捐东北的日军。当时的中央军只有胡宗南等为数不多的军队。他们既要对付军阀余孽,与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曾反对孙中山的)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又要对付“打倒中国,保卫苏联”的外国代理人,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在左右开弓,穷於应付。连军队最高统率蒋公本人,也要亲自出马,奔赴平熄外国代理人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江西,策动的大规模叛乱前线,可见中央军已“倾巢出动”,为统一中国而苦战。中央军的将士们也是人,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们不可能在江西平乱前线,分身飞至上海,向上海的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让张学良的东北平安无事,代替多年无战斗任务,养精蓄锐的几十万边防大军,守卫边疆。(附带說一下,东北军驻神户鮑振青致东北的秘函中所提到的陈友仁,被中共称为“杰出的爱国人士”,也是此类长期从事外交工作而被中共称为“爱国人士”中,唯一能死后葬于中共“八宝山”的,可见中共对他评价之高;以及他对中共的贡献之大。他对中的贡献具体表现在那里呢?鮑振青的报告可见一斑,就是陈友仁的活动,与毛泽东的策略吻合。他们都不遗余力的阴谋让中日火并,借日军缚住中央军,以能让他们大力发展,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权位,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推进痛苦的战争深渊,为他们自己火中取栗。他们的所谓抗日,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与中华民族的尊严,而只是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
    
    3,人类历史上,没有中央政府命令边防军不抵抗的先例
    
     作为中央政府,不管从甚么角度,都由衷的希望张学良统帅几十万边防大军捍卫边疆。在东北处处坚决抵抗,人人顽强。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轻易入侵。且能把小小日本拖在东北,使之无力侵犯南京中央政府当时控制的五省。
     任何一个人处在蒋当时的位置,都会由衷的希望边防大军捍卫边疆,在东北坚决抵抗日军入侵。除了让恶邻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蒋的原话)外;还可把日军拖在东北,“使其不能有在扩大侵略之余裕”(蒋的原话),而能使中国其它地区免受日军侵略。这是蒋公职责使然,换一个人也会这们做。如:孙科(二次给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汪精卫(亲自北上,游说张抗日。)以及代表中央意见的王正廷,齐世英等等都希望张在东北坚决抵抗。倘若坐在中央位子上的不是蒋而是傅斯年(“我们对日之办法,我以为任何地方有事即抵抗。” 见在南京的傅斯年与在北平学界领袖胡适、蒋梦麟等之间的书信。)或者白祟禧(以空间换取时间。);甚至是张学良本人(他不是要“举国抗日”吗?)都会如此。总之,任何一个人,只要坐在中央的位子上,就会由衷的希望边防大军坚决抵抗入侵边疆之敌,要不为甚么要养几十万边防大军呢?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蒋公反对几十万边防军,及时制止二百余日寇的“个人行动”,并让这二百余日寇,轻而占领自己的营房。
     相反,却有包括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给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慰勉电在内的大量的证据,充分的证明:当时蒋公与南京中央政府,希望东北“处处如此(抵抗),人人如此(抵抗)”,“日军暴力安能得逞?”即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轻易入侵。又如蒋就对陈布雷説:“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见《陈布雷大传》,王泰栋团结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7页。)应当承认:蒋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只能用张学良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
     蒋的“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与蒋的一贯战略思想:如“若是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见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蒋公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苦撑待变”,“以空间换取时间”,“一寸山河一寸血”吻合。
     蒋的“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也与蒋公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的一贯实践相连贯。如苏联千方百计的诱使外蒙古成为其附佣,蒋公“两次抗议蒙苏协定”。 [注10]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妄图控制中国军队,提出由美国出钱,鋳造“为自由而战”的銀币,由美国人直接发给中国士兵,并由美国人直接指挥中国人组成的军队,以及中国提供十万劳工,在太平洋海战中,帮美军在太平洋岛屿搬运军火均被蒋所拒绝等蒋公一贯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的行动相符。(而张学良不抵抗,与张视国家与民族尊严为无物。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如“三月间的蒙苏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10]张学良与中共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成为苏联的附佣。以能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的张学良一贯思想吻合。)
     且蒋的“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不仅与蒋的一贯战略思想吻合;以及与蒋的一贯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的实际行动相符。也为蒋同期,给其它地区类似情况的指示所证实。如九月二十一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
     “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
    二十二日,蒋公批复:
     “……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谨守之。 中正养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 )
    九月二十二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
     “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285-286)
    二十三日,蒋介石批示:
     “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 P.285-286)
    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
     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78, p132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军政部长何应钦告诫全国军人书,1931年9月28日,革命文献,第35辑,P.1205。 )
    九月二十五日,蒋公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288)
    十月三日,蒋公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78,P.136-137)
    十月五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十月六日议决:
     “(一)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侵害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岸海口要地之借口;(二)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P.25-27。)
    蒋公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
     “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290)
    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
     “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6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P.781。)
      国民政府有准备抵抗的决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十月八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蒋氏答:当然有准备。十一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301)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十二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进攻坚决抵抗。但张学良拒绝执行中央政府命令,擅从辽西撤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78, P. 37,P.42。)
     只不过蒋奈何不了像张学良这样的军阀,蒋只能用张学良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的“严令”(“我自当严令东北军节节抵抗”),与“急催” {蒋电告马(占山):对(黑龙)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以及蒋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营造出一个“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侮”的全民团结的气氛,以对付恶邻——日本,极力掩饰一切内部矛盾。但有时仍激烈到表面化,如公开指责张学良“既坐視敷衍而不力战,又恋恋平津……处处为军事障礙……”[注5];中央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要张在东北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孙科二次给张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汪精卫亲自北上,与张学良正面交锋;以及蒋公日记:“愚鲁怯懦,匪夷所思”,“诚不足以共事”等。再如代表执政党国民党意见的齐世英,与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激烈交锋;代表中央政府意见的陈布雷对张学良不抵抗失东北不满,(见《陈布雷大传》,王泰栋团结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6页。)中央军将领对张学良不抵抗失东北义愤填膺,没有一个人不要求严惩张学良[*注]等一系事实,清楚的说明:中央政府与割据者,在抗日策略这样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完全不同,他们为了各自的根本利益,绝对不可能有“共识”。只有中国真正统一,才能解决如此尖锐的矛盾。
     ([*注]据后来投奔中共的原中央军将领樊崧甫,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所写的回忆录《龙头将军传》一书中说:“当时的中央军将领,没有一个人不要求中央严惩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的,就只蒋介石一人宽容他。”为甚么代表中央意见的齐世英与中央军将领,对张学良不抵抗失东北如此义愤填膺呢?这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割据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为甚么“就只蒋介石一人宽容他”呢?这是因为蒋受儒家影响极深,一直都在保全生命。如国民党左派廖仲愷被刺杀后,共产党以及苏联顾问都强烈要求严惩胡汉民。胡汉民也是在蒋公的宽容下,向要求严惩胡汉民的势力说情、疏导后,胡才能保全下来。此外,蒋公还宽容北伐的对象吳佩浮、孙傳芳、张宗昌等等。并不等于蒋与这些人有所谓“共识”。蒋保全了吳佩浮、孙傳芳、张宗昌等倒没有甚么;但保全了张学良与胡汉民,都为蒋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4,张学良的抗日策略及其不抵抗的原因
    
     “九一八”前夕,张学良明知日军进攻在即。早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初,就要求““举国抗战”。(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四八页。)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见《顾维钧回忆录》,北京版第一册,第四二五页)甚至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见《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62页。)希望中央军在上海等地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使他能在东北安枕无忧。可张学良自己是不准备抗日的,就在张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的同时,张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将万劫不复,极宜避免冲突。”且张学良本应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回沈阳,但他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注11]充分的说明张不仅未下一战的决心,也没有一战的勇气。因而,不仅未敢作任何备战工作,且唯恐刺激日军,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张学良拒绝了阎寶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只是一再派人去日本恳求和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長。(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第一五一页。)甚至连张学良家族在东北的巨额财产也未敢疏散。[注3]当时全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未搬迁。充分的说明张学良既未下一战的决心,又未做好一战的准备。
     此外,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吾早令收缴军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不得抵抗”。(《大公报》,九月二十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如此言论,竟出自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之口。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职责何在?军人的职责何在?难道国家养张学良的这几十万边防大军,是为了“吾早已令我部士兵不得抵抗”的吗?
     可见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军阀——张作霖的政治文化熏陶出来的军阀继承人——张学良,其社会责任感,不仅比不上“我俸我禄,民脂民膏”,因而应尽职守的宋朝封建官僚。甚至远比不上满清腐朽官僚叶铭琛,叶在鸦片烟战斗中,士兵们被从未见过的西洋猛烈炮火,吓得惊慌逃离的情况下,责任心尚且能驱使这位腐朽的满清官僚不顾英军猛烈的炮火,穿戴整齐的清官员的“制服”,独自奔赴他的供职的办公室坚守职位,不逃离半步。且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外敌入侵边疆时,防边军司令员命令“收缴”边防边线前线官兵“军械”,“令”边防前线“士兵不得抵抗”的先例。张学良这位边防军司令,不仅创下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新例;还创下防边军司令员,在外敌入侵边疆时,防边军司令员命令“收缴”边防边线前线官兵“军械”,“令”边防前线“士兵不得抵抗”的新例。
     在如此张学良看来,要他的边防大军,奋起抵抗入侵者,并给入侵者以重大杀伤,让入侵者知道:入侵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从而不轻易入侵,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裳”。如中央政府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十一日,二次给张学良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张丝毫未理会中央政府的命令,又把锦州拱手让给日军,并谎报为:
    
     “在日军的飞机,坦克及大炮分路猛攻下,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後继,死伤蔽野。”[注12]
    
    还反咬中央一口,説甚么中央未给一枪一弹一文钱,却要东北军死守锦州。“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標语,其视我东北将士,不过政治上理由应送死之牺牲品而已。”(见 《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46页。)甚么逻辑,中央只是要东北军防守他们自己的的锦州;且张学良所管辖的地方比南京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的还多。所有这些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纹解国库。”在北平“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注11]从军力来说,正如张学良晚年回忆:“我们东北军拥有三十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二十万,所以从数来看,我们占很大优势。”张学良还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我东北军炮兵厉害,我们有兵工厂,自己做炮弹。”“库房有二、三十万条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还有山炮,重炮,加农炮。”[注7,8]且几十万边防大军,一直养精畜锐,多年来,没有一次像样的战斗任务。中央军还要从张学良手中买枪,且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孙科就因财政危机而下台。可张学良不仅将他所管辖的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纹解国库。”且一枪未放,先向中央勒索,那里还有半点社会责任感。张学良把中央希望他在东北坚决抵抗入侵者,说成是“为了中央的政治生命”。他张学良怎能“为了中央的‘政治生命’,而牺牲他的东北军”呢? 张反其道而行之,要求“举国抗战”。逼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公,曾向张学良反复解释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的苦衷,如现非我国对日宣战之时等等。显然这类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的苦衷,不能作为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反对张学良在东北坚决抵抗日军入侵的证据。且世上自己暂不能做的事,并不等於反对他人去做。如当时中共自己就不准备立即抗日,但中共并不反对南京中央政府与张学良抗日。同理,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因无法抽身而未对日宣战。不等於反对中共与张学良等抗日。张学良晚年,也不得不承认:中央的指示是“相机处理”。[注2]“相机处理”四字, 未见于文献资料。只是张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概括的说法。张説:“那时的中央不是蒋先生,那是孙科负责的时候。中央给我的指示是: 相机处理。相机处理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注2]但是孙科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十一日,二次给张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也能被张巧舌如簧的說成“相机处理”,可见张的“相机处理”的真正含义。
     张学良的“相机处理”的背景是:张妄图把战祸转嫁给中央,要求“举国抗战”。中央除书面回答:“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外。中央的代表当然会解释得详细得多:中央军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正在“溽暑作战,冒诸艰苦。”)实在不能代你抗击倭寇,请谅解。其实那么点日军你们东北军完全可以对付,(“而敌人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中央当然希望你们东北军在东北处处坚决抵抗日军入侵,人人顽强抵抗抵抗日军入侵,让入侵者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不轻易入侵。但你又把中央的这个意见,说成是中央“拿你部下的生命,换取中央的政治生命。”[注2]命令你们坚决抵抗吧!你也不会执行。你现在管辖东北以及华北,管辖的地方比中央实际管辖的地方还多,财政收入,也不少,军队也不少,你自己凭良心去做吧!即“相机处理”的由来。只是张学良晚年,把中央希望边防大军履行捍卫边疆的职责,美化成对他自己不构成损害的概括说法。
     张学良晚年改口了:“整个‘九一八’历史跟外边听说的不一样,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注7,8]
     不少人把张学良的“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解释为:张当年以为日方仅仅只是“寻事”;没有想到日方会占领沈阳,甚至全面占领东北。但是这种辩解,为张学良当时的言行所否定。九一八前夕,日本欲夺东北之心路人皆知。张学良說:“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5)清楚的說明张早就看清“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欲占领东北。张的不抵抗的原因,也根本就不是他以为日军仅仅只是“寻事”;没有想到日方会占领沈阳,甚至全面占领东北。后来的热河抗战,中央大员宋子文“押军”,日夜督促张学良坚决抵抗。甚至,再加上全国民众严励督促。张学良应知道日军占领热河的意图。可张仍然把热河省会承德拱手让给日军。充分的説明不是张学良辩解的“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以为日军只是 “寻事”;不是占领。
     那么又是甚么原因使张学良不抵抗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张学良自己早已做答,张认为:“日军不是一个联队,它国内的军队可以源源而来……”(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5)最能反映张的心态的是他的著名的“不瓦碎”。[注2]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說,他只是“终身无憾事,唯独好女人。”[注7,8]他只是重实际利益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瓦”,因而他可以毫不顾及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职责,军人的荣誉感,日军枪声未响,就能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他只求苟且偷生,能继续在北平玩女人,醉生梦死。像他这样的“瓦”,没有必要,也不准备去“碎”。
     张学良给南京中央政府的报告就自供:他“主张坚持不与抵抗”的原因,是“以免地方靡爛”;并不是以为日军仅仅只是“寻事”;没有想到日方会占领沈阳,甚至全面占领东北。
      “以免地方靡爛”的意思:只不过是拱手将完整无损的东北交给日本,换取日军支持他割据平津。因而张学良甚至连他家族在东北的巨额财产也未敢疏散。[注3]当时全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未搬迁。“仅他家的私人银行边业银行,在东北的资产就在一千万元以上。行中还有张家寄存的四万几千两黄金和许多古董,大帅府还有六个金库 。”[注3]据国民政府统计,官方财产达一百七十亿。(见 《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47页。)悉数送给日军作军饷。还有飞机二百六十二架,各种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机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梃,步枪、手枪十一万余支……。也宁赠友邦,不予国人。充分的说明张学良唯恐任何抗日准备,不为所日军谅解,而不让他继续割据平津。张的这种心态,不仅可从他的行动清楚的看出。张学良的的言论也清楚的证实此。如:“(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注12]换句话说,张学良怕东北一开战,“华北全局同时牵动。”[注12]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可能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注12]张如此苟且偷生,怎能不唯恐任何抵抗日军的准备,刺激日军呢?“一二八事变”中张学良的表现,更证实此一分析。“一二八事变”时,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如国民党驻沪中委办事处电促张学良收复东北失败地:“敌军侵沪,迭遭挫败,正在增兵长江,不能专力东北,机不可失,幸勿坐误。”(见《东北抗战实录》,主任:殷麗侬,主编:李书源,长春出版社,2005年,P.50 )}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兵挺进东北,收复失地。还可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 [注12]以减轻日军对上海的压力,没想到张不仅自己不愿出兵东北,收复故乡。相反,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唯恐因此而激怒日軍,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 [注12]千方百计的获取日人的谅解,以能换取日本让他割据平津之意,昭然若揭。
     特别是张学良秘密派他的亲信苗剑秋,“携其私函到日本密访政友会领袖床次竹二郎,和陆军中的寺内寿一大将。张在私函中提议:假如日本军止於满洲,不再向华北和内蒙前进的话,他可以满州地方领袖立场声明承认满洲国。张学良当时所求恳意者,要在和日本划界,以保住他华北的地盘而已。”“苗剑秋大失所望而归,张闻言曾抱头大哭一场。”[注11]充分的证实张学良千方百计的取得日人的谅解,以能换取日本让他割据平津。因而张学良晚年所說:“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张的“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显然是指:“(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注12]张学良怕东北一开战,“华北全局同时牵动。”[注12]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可能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注12]张的“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即张学良不给日人连平、津也一锅喘的籍口。幻想拱手让出完整的东北,以换取日本让他继续割据平、津。
     此外,张学良的“举国抗战”也是假的,“一二八”沪淞抗战,中央军已在上海先抵抗了,全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兵挺进东北,收复失地。还可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可张学良仍然不抗日,张自己是不愿成为“举国抗战”中的一员的。
    
    5,蒋正在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痛击日寇
    
     蒋公不但不反对他人抗日,甚至连毛泽东也承认:“(蒋)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注10]即连毛泽东也承认蒋公想方设法,让苏联也一起来痛击他深恶痛绝的倭寇。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勇敢升空击退日机的美国飞行员萧特,南京中央政府也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他的家属也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还大力支持韩国人民抗日斗争,甚至连韩国人民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 上海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炸伤野村吉三郎、重光葵等,所用的饭合状的炸弹,也是南京政府的军火专家,为策划此次爆炸,而特地制造的。说明了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痛击日寇。
     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正在尽其所能抗击入侵之敌。如国民党中央要员齐世英,发动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抗击入日寇。以及后来支持与表彰东北籍真正抗日英雄赵洪文国、赵侗勇敢的抗击日军等事例,充分说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并没有反对他人抗日。
     显然,倘若张学良能成为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尽其所能,
    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痛击日寇的一分子。蒋公与当时南京中
    央政府自然会乐观其成。倘若张学良能率领他那养精蓄锐多年的几十万边防大军,奋起抗击日军,能把小小日本拖在东北,使之无力侵犯南京中央政府当时控制的五省,我想没有一个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会反对的。前面引用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给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慰勉电证实此。甚至连汪精卫也亲自北上,游说张抗日,真是求之不能,怎么会反对张学良痛击日寇呢?
    
    6,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抵抗与不抵抗
    
     边防大军,奋起抵抗入侵者,并给入侵者以重大杀伤,让入侵者知道:入侵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从而不轻易入侵。特别是对于二百余日寇的“个人行动”,不果断的全歼二百余“个人行动”者,以儆傚尤。不将“个人行动”者,与之整个国家分别开。仅仅因为二百余日寇 “个人行动”,而对其整个国家宣战,硬逼其整个国家一起来不顾一切的入侵,是完全不同是两回事。当时的学者们用相当形象的话,来区分它们:他们把前者称为抗日;而把后者称为上吊。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蒋公反对几十万边防军,坚决抵抗入侵边疆之敌。但有人故意把水搅浑,把抗日与“上吊”搅浑在一起。用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公,向张学良解释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的苦衷:现非我国对日宣战之时等等。作为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反对张学良在东北坚决抵抗日军入侵边疆之敌的证据。以及用性质完全不同的济南事件来作例证,振振有词的説蒋公与张学良,在对待日本侵略东北问题上,他们的政策是一致的。根本就没有弄清日军制造济南事件,与制造沈阳事件的目的动机完全不同。日军制造济南事件的目的动机是:阻挠北伐进程,让中国仍停留在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只有挠道北伐,才能完成为数不多的北伐军根本任务——统一中国,使日军阴谋不能得逞。倘然当时的北伐军(当时黄埔军人数还比不上张学良边防军的一个零头)与日军在济南纠缠,就会使日军阴谋得逞,北伐不会成功,中国不会统一。而日军制造沈阳事件的目的动机,是侵占东北。且张学良边防军有好几十万,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守卫边疆,与济南事件时北伐军所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抵抗:一种不抵抗是 “苟且偷生”;另一种不抵抗是像韩信那样,宁愿忍受“胯下之耻”,也不作无谓的纠缠,朝着自己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张学良作为边防军司令员,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且丢失边疆后,仍在北平醉生梦死如故。在后来的全国八年抗战中,张集团的核心成员。如孙铭九,白风翔,应德田,张学铭,杨毓珣,鲍文樾……均投敌叛国,出任日伪要职。张学良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就连毛泽东也承认:“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注10]显然,张学良的不抵抗,属于前者。
     而蒋公虽不得不忍受济南事件之耻,但朝着统一中国这一远大目标前进。并训练出像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等劲旅。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
    
     “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一分册,一九七页,中华书局出版 。)
    
     蒋公与他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坚持八年抗战,最后与盟军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写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显然,属于后者,根本就不能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不抵抗混为一谈。
     此外,在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
     一种抵抗是为了维护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体做法是既要让恶邻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又要“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尽量麻痹日寇,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而放心北进,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免战祸,让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不再进一步受战火煎熬。暗地里,脚踏实地的准备御侮,以能报仇雪恨。“力避冲突”就是此种御侮策略的一个重要谋略。尽量推迟战争,争取宝贵时间使中国统一强大,以能民族复兴。
     另一种抵抗,其实只是千方百计的让中日火拼,借日军缚住中央军,以能让他们大力发展,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权位,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推进痛苦的战争深渊,为他们自己火中取栗。他们的所谓抗日,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与中华民族的尊严。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电文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页)。
     引起苏俄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同到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广田弘毅是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唯一文官,是从始至终都对日本对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日本官员。他的谈话表明,日本同中国的战争非常偶然,日本压根儿就没打算同中国展开全面战争,日本也是被人带入“历史漩涡”之中,越转越深。广田弘毅在谈话中说:“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克格勃全史》196页)这些资讯使苏俄大为震惊。
     共产国际秘书处就指示苏联在各国的代理人,即各国的共产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其中,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最为卖力,千方百计,把日本这股原本指向苏联的战争祸水,引至中国。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推进痛苦的战争深渊,用中国人民的血肉保卫他们的外国主子。出卖生长、养育他们的中国,不惜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入自己的父母之乡,以免他们的外国主子苏联被波及。中国有如此外国代理人,国家的不幸。崔可夫曾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崔可夫,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38页)中共最卖力攻击“力避冲突”,他们急于把日军引至中国,以能早日向他们外国主子邀功。
     其实,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力避冲突”。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权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中共的經濟雖遠優於俄国,但仍把本属於中国的黑瞎子岛一部让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不日本呢!现在中共管辖的大陆,倘若有人烧日货,杀日本和尚,看看会有什么下场呢?任何有责任心的政府,都会“力避”此类“冲突”。
    
    五,“张学良代蒋受过”吗?
    
     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后,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做了蒋的“替罪羔羊”,“代蒋受过”,果真如此吗?先让我们认真的考察一下张学良听从中央命令吗?再认真的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职责,看看是谁亏于职责职守?
    
    1,张学良听从中央命令吗?
    
     一九二七年北伐后,中国只是表面上统一。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像张学良这类军阀,与当时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中央与地方的那种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国联调查团编,中文版,南京,1932,P.48。)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国际联合会调查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节要报告书》,1932年10月2日,外交部发表,九一八事变史料,P.478。)
     且军阀们所控制的地区不仅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且他们常常密谋反中央。如张学良一九三零年在北方军阀的叛乱过程中,“两面挑拨,又监视中央赴沈阳代表。”等到“胜负既分,张学良又整队入关,坐收平津冀地盘,乘机取巧。”[注5]
     “九一八”前夕,张学良也从没有像一些小军阀那样,向中央请示应如何对待日军入侵。如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蒋公批复:“……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谨守之。 中正养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P.618。 )
     张学良从来没有向中央请示:倘若日军侵略东北,东北军应怎么办?而是在东北军自己不准备抵抗入侵者前,先要中央军直接与日作战。要中央军直接与日作战的意思,即要求中央先对日宣战。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能对日宣战吗?至于日军侵略东北,东北军应怎么办?那是他张学良的“主权”,张认为没有必要请示中央;也用不着中央插嘴。张在“九一八”期间的言行中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见《大公报》二十日刊载张学良十九日发表的通电;以及同一天《大公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为题发表张学良的谈话。)“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庫房。”(见《蒋介石与张学良》,王维礼,范广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版,P.127)
     ……
     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的这一系列言论与行动,充分的表现了张一派东北的事是我张学良的“主权”,没有必要请示中央;也用不着中央插嘴的气势。
     事实也证明张学良根本就不受令,後来孙科中央政府,虽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十 一日二次下达死守锦州命令,张唯恐触怒日寇,又拱手把锦州让给日军,充分证明中央政府的军令,对於张学良这类军阀来说,只不过是一张废纸,张学良根本就不执行中央命令。 “一二八”上海抗战,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多次督促张学良出兵,蒋公也亲自劝说张挺进东北,“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注12]均为张所拒,再一次证明张根本就不执行中央命令。後来的热河抗战,中央大员宋子文“押军”,日夜督促张学良坚决抵抗。甚至,再加上全国民众严励督促,全国舆论猛烈评击张学良“九一八”以来一连串失职,督促张痛改前非,坚决抗敌,均不能动摇张不抵抗的“意志”。张学良又把热河省会承德拱手让给日军。
     但张学良却把不战的责任,推在他根本就不执行的中央命令上,且此不准抵抗令还是伪造的,而且还是张学良本人伪造的。可见张学良的人格、品德低下到何种程度!
     第一,日军枪声未响,张学良就已吓得称病躲入千里外的北平协和医院,说明张学良未下一战的决心。
     第二,“九一八”之夜,边防军参谋长,沈阳“守城司令”第七旅旅长以及团长等各级指挥员,均不在现场指挥战斗,说明张学良的边防军,未做一战准备。
     第三,张学良根本就不执行中央命令。甚至,中央命令再加上全国舆论猛烈评击,以及全国民众严励督促,仍在张学良身上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以上情况下,“九一八”夜沈阳发生的事,中央命令起不到任何作用。因而,根本就不应把九一八夜沈阳发生的事,与中央命令纠缠在一起。
     分析研究以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把复杂的问题,因子分解,分解出关系明确,且简单得多因子,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个,一个的加以解决。倘若不进行因子分解,甚至反其道而行。把不相干的事硬纠缠在一起,甚么问题也弄不清楚。
    
    2,张学良尽职尽责吗?
    
     稍有正义感、责任心的军人,敢於把不战的责任推在不准
    抵抗令上。别说早已下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至少也
    做好一战的准备,只因不得不执行上级不准抗抵的命令,而忍
    痛撤出战斗。
     但是“九一八”前夕的张学良,根本就不是这种情况。张学良不仅未敢作任何备战工作,且唯恐刺激日军,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张学良拒绝了阎寶航等人把关内东北军“赶快回调”东北的建议,只是一再派人去日本恳求和平,甚至内定牺牲(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的)关玉衡团長。(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五十一页。)
     张学良身为边防军司令长官,高官厚禄。在其位,理应谋其政。守卫边疆,是边防军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在边防军与入侵者激战,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仍无法克敌後,才动用後备军。可几十万边防大军,竟被二百余日寇占领自己的營房。可几十万边防大军,竟被比自己少得多的入侵者端了窝。如此奇耻大辱,孟明毁家苦炼劲旅。项羽无脸见江东父老,谢绝要载他渡江渔夫的好意後,自刎於乌江旁。可张学良仍能在北平玩女人,醉生梦死如故:
    
     “当热边告急,情势危殆之际,他只到前方视察过一次,且是为了陪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而不得不去,那次视察,每走三十里,就要停下来用毒,稍为操劳一下,就疲累不堪,在平北平顺承王府里与各将领研商防务问题时,也是坐谈不久,就要离座去打吗啡针,他的精神这么委靡,怎能担负国家大事?更想像不到的,他把一个经议决要下达的军令公文,拿起来随便往大衣口袋一塞,意然忘了发出去。”[注12]
    
     又极端自私,如派宋哲元守最危险的地段,派孙魁元的四十一军赴最远离後方的热北抗击日军,而将他的东北军留在後方河北,张如此私心的安排,引起前线非奉系将领不满,宋哲元当面顶撞。[注12]到一年半後的一九三三年,统帅几十万边防大军的张学良,又被一百二十八日骑占热河省会领承。人类历史上,有如此无能与不负责任的边防军司令员吗?
    
    3,蒋“坚忍苦干的事实,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明了认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蒋公作为国家元首与全军统率,以身作则,不辞劳苦,连夜奔赴江西前线,亲自指挥扑灭中国心脏地区的叛乱烈火,尽职尽责。仍为在边关告急时,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的边防军司令,丢失边关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引咎下野。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的蒋委员长,是已为九一八痛失沈阳引咎下野後,被国人请出的新蒋委员长。这位新蒋蒋委员长,“坚忍苦干的事实,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明了认识。”以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蒋伯诚电呈蒋公报告:“宋明轩(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暨启予(商震)、梗忱(庞炳勋)等均以为此次对日作战非钧座(蒋)北来,前途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注12]後的事实更证明此,如西安事变後,全国民众由衷的感到蒋是当时中国无可替代的领袖,而形成的全国“拥蒋浪潮”。清楚的说明蒋公不但没有像张学良所说的那样,与他张学良一样受下台的压力。相反,受到当时前线将领们由衷的信任。是不是要“坚忍苦干”的新蒋委员良,再一次下野,以保住这个沉“缅女色”,“知识与训练,都不够担大任”,“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贻误国家”的“毫无思考能力的毒品之友。”[注12]仍能在华北抽税收捐,才不委曲他张学良呢?如此社会责任感,匪夷所思。
     一九三三年,蒋公本可乘张学良痛失热河,在“国人皆曰可杀”的谴责怒潮声中,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把“比挖祖坟还厉害”[注3]的不抵抗,嫁祸自己的张学良。如用张学良对付对付张宗昌的方法(乘张宗昌处境困难,瓦解并收编其部队。)一劳永逸的处置这位当时最腐朽的军阀。蒋没有这么做,仍幻想能德服张这类军阀。但事与愿违,对於张学良来说,蒋公已为他痛失沈阳而下野还不够;应再一次为他痛失热河下野,以保住他张学良才能使他称心。看来纵使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张仍能心安理得的在华北抽捐收税,他只不过是被蒋推下水,代蒋受过而已。蒋公在大陆的日子,就是如此与张学良这类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纠缠的,仍被他的政敌们诬为“心襟狭窄”。甚至连张学良也说:“蒋先生大狭隘了”,蒋公对待张学良这类心怀“鸿鹄之志”的人物所采取的政策,究竟是“心襟狭窄”呢?还是所任非人呢?值得历史学家认真研究。
    
    六,蒋与张在“九一八”期间的行为比较研究
    
     要澄清已被搅混得面目全非的历史事件的真相,比研究新的历史课题难得多。如何才能弄清“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以及正确的评价蒋公与张学良在九一八时期的功过呢?以往人们习惯于根据他们之间来往的电文、自白;以及热闹的剧性情景等来作结论。但是,人世间,甚至简单到一个人,一个小家庭。也往往口中说的,不一定是心中所想的;心中想的,也不一定说出口。自己不想做的某些事,却希望、甚至推给家庭中其他成员去做。小到教育小孩,不少家庭,往往是丈夫做黑脸;妻子做红脸,连哄帶推兼壓推动小孩向上。更何况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呢?历史人物,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以一种面目出现。因而对于他们的多种面目,两面甚至多面政策不需要大惊小怪。问题是如何分清:哪些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哪些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做的,但却吵吵嚷嚷,其实是希望甚至推给别人做的。哪些是他们心中想的;哪些只是口中说说而已,他们心中根本就不是那么想的。
     如不少论者仅仅根据张学良的言论,就得出张反对内战,维护国家统一的结论。如有人說张在“中原大战”中,“調停内战”。让我们认真的考察一下,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战”中,张究竟干在甚么?张学良正如《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所言:
    
     “……
     (六),……。实际在作战时,张两面挑拨,又监视中央赴沈阳代表,人证具在……及胜负既分,则又整队入关,坐收平津冀地盘,乘机取巧……
     ……。”[注5]
    
    张学良惧蒋次第消灭各反对派,曾寄希望于阎能反蒋成功,当阎锡山纠集反蒋势利力之初,张学良似乎显得豁达大度,只念旧情,不忌新恶,答应与阎合作,一起讨蒋。”当时反蒋通电发表之前,阎锡山将电文发给张学良,要求于联署以后从沈阳发出,看了看那份联衔电稿,对其内容未置可否,倒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此电何以要从沈阳发出?”未待阎方解释,张学良即已想到:这必定是阎的狡计,要我由骥尾者变为主动者。正打算复一电:“此事不必急行,电稿有应商酌处,俟彼此酌定再行如何?”倒是阎锡山先来了一电,谓拟沈阳发出的反蒋通电请暂缓发,并将电文截回重改……张学良不明究竟,即派王槍树翰赴晋……张学良……见阎锡山如此翻云覆雨,当即大不谓然……故而由开始对支持合作一变成为敷衍观望而投机,迟迟不就阎所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见《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胡全福,东方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二六——二七页。)张学良的名字还出现在反统一的阎锡山的政府委员名单中。[注11]
      张学良转而不仅騎牆,还两面挑拨,使双方更加水火,以能更凸显张的重要性,坐收渔利。张学良所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此矛盾获利最大的利益,张对中央代表說:“中央军攻占济南後,东北可出兵(助中央)”;同时又向反统一势力阎、冯表示:“你们的兵在京汉线打出武胜、在天津浦线打过蚌埠,东北一定响应。”(见《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胡全福,东方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二八页。)中央军于一九三零年八月十四日攻下济南,反统一势力济南一败,全军动摇,残余的
    晋军不但退至黄河北岸,而且越过徳州,更退至沧州。
     且中央致电张学良:
    
     “若东北不出兵时,中央军将长驱北上,限于一周内进攻天津。”
    
     第一,张学良见对势已定,再不出兵,亦将失去唾手可得的华北地,才迟於九月十九日入关。张学良一枪未放,攫取中央军官兵,在枪林弹雨中,以自已的鲜血所换得战果。此後,张学良除原有的东北四省外,还拥有华北。张学良实际上拥有黄河以北的控制权。而当时中央“政令不出五省”,张所管辖的地方比南京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的还多。所有这些省、市的“财政收入悉数截留,不以一纹解国库。”在北平“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注11]
     第二,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可靠资料张学良从南京方面索取一千万美元作为他的军费开支。(见〔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王家骅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穆尔给凯洛格的电 文,193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409。)“还有入关的十万东北军军费由行营供给,给东北每年节省了一千二百万元。”(见《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120页。)另据李宗仁讲,张学良还从阎锡山手中索取报酬。(见广西政协文史 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内部出版,第604-615页。)此外,张学良还乘机推销军火。冯玉祥先定购十货车军火;阎锡山也急忙将购得的二百门迫击炮,九百挺“三八式”机关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运往太原……30年6月30日与7月9日《盛京时报》对此有报道,辽宁省档案馆藏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也有相关军火买卖及数额证明。(见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政治人物的言论与他们的行动有着多么大的距离啊?“反对内战”,“维护国家统一”;甚至“热爱祖国”,“关心民众疾苦”掩盖下的真实的张学良却在两面挑拨,使战争双方更加水火,以能更凸显张的重要性,坐收渔利。充分表露张学良他自认的“环军阀”本性。
     张学良自认的“环军阀”,(见《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尤其表现在张无丝毫社会责任感。如:
       “中原大战”后,使张学良“天下三有其二”。(见《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第十一章标题。)而当时中央“政令不出五省”,张所管辖的地方比南京中央政府实际管辖的还多。既然统治三分之二的天下,就理应肩负天下三分之二的责任。可是张学良只知享受权利;却从不准备尽责任与义务。张学良还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我东北军炮兵厉害,我们有兵工厂,自己做炮弹。”张的“库房有飞机二百六十二架,各种炮三千零九十一门,机枪五千八百六十四梃,步枪、手枪十一万余支……。且几十万边防大军,一直养精畜锐,多年来,没有一次像样的战斗任务。张学良本拟於九月十日回沈阳,张作相与张景惠先後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注11]可张学良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注11]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卫懿公饲养的“鹤将军”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
     且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吾早令收缴军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不得抵抗”。(《大公报》,九月二十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如此言论,竟出自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之口。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职责何在?军人的职责何在?难道国家养张学良的这几十万边防大军,是为了“吾早已令我部士兵不得抵抗”的吗?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外敌入侵边疆时,防边军司令员命令“收缴”边防边线前线官兵“军械”,“令”边防前线“士兵不得抵抗”的新例。如此视边防军与军司令员的职守为无物,不是任何一个朝廷或中央政府命官,特别是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己任的军人应有的;只能存在在最“环的军阀”身上。
     再看看中央军与蒋公如何?中央军在一九三零年平定北方军阀叛乱後,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以自已的鲜血所换得战果,悉数让一枪未放的张学良所攫取。而胡宗南等中央军官兵,包札好自己的伤口,掩埋好袍泽的尸体後,又投入新的战斗。让张学良在北平攫取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所取得的战果,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当天,连军队最高统率蒋公本人,也要亲自出马,奔赴平熄外国代理人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江西,策动的大规模叛乱,统一中国的圣战前线。可见中央军已“倾巢出动”,为统一中国而苦战,尽职尽责。但闻“九一八事变”,蒋公仍痛心疾首,“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 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据说蒋公唯一的娱乐是看京剧,九一八後直到抗战胜利这十四年,蒋公连京剧也不看了。与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痛失边防,仍能在北平醉生梦死如故,成鲜明对照。二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二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可是不少人不根据这些基本事实,仅仅根据张的自白、电文。又不认真的探讨那些自白、电文的背景,真正用意,仅仅根据表面文字,做结论。如张学良曾慷慨激昂的要求“举国抗战”,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中央军在上海等地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使他能在东北安枕无忧。逼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率领全国人民一起“上吊”。不少人仅仅根据张学良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就得出张是伟大的爱国者。另一些人似乎公正些:“当时他(张学良)的主导思想是,要抗日,就得全国的军队都参战,只让东北军抗日,他是不干的。”倘然真如此,也好了。但是张学良比这走得远得多,“一二八”沪淞抗战最激烈的的时候,全国人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兵挺进东北,收复失地。还可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中央军已在上海先抵抗了,可张学良仍然不抗日。张自己是不愿成为“举国抗战”中的一员。如此张学良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要求“举国抗战”,要求中央立即对日宣战的文字,能说张学良真的要“举国抗战”吗?能说明张爱国吗?其实只不过是妄图把战祸转嫁给全国而已。张学良这种把他自己防区的问题推给中央的做法,不但可从张的行动中,清楚的看出;还为张的言论所证实:如一九三一年七月,张一方面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将万劫不复,极宜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张却要南京中央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北京版第一册,第四二五页)张学良的这种两面政策,比单纯不抵抗危害大得多。张学良自己不愿为了维护他自己地盘——东北的领头土完整与尊严,在东北与日军血战;却妄图把南京中央政府推入与日苦战中,陷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战争火海中。可不少人把张学良这种自己不愿在他自己的地盘——东北坚决抵抗日军入侵;却妄图要中央军代替他抵抗入侵者,把战祸转嫁给中央的两面政策。解释为张学良要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是张学良本来的爱国思想的表露;而把张学良不愿自己在东北坚决抵抗日军,解释为是张学良受了蒋的“不抵抗政策”影响所致,完全颠倒了是非。且蒋能影响张学良吗?张学良能学到蒋的万分之一吗?蒋抵抗百万日军,可张学良竟被二百余日军赶出沈阳,又被一百二十八日骑兵占领承德。
     尽管对两面政策,无须大惊小怪。但张学良的此两面政策,完全背离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传统的中国道德。充分的表露张的军阀本性。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他本质所决定的,张及其核心成员,是一群把他们个人的利益,看得远远高於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所想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对他们个人有利的事,他们才愿意做。且当他们感到能获取巨大利益时,可暴发出巨大的勇气,甚至到疯狂程度。但当胜利无望,他们自己甚么好处也捞不到时。他们即刻变成胆小如鼠的懦夫,这因为他们没有崇高的思想支持他们成仁取义,因而在强敌面前,他们不是怯懦如鼠,吓得称病躲入医院;就是投敌叛国,可耻的民族败类。他们从来都没有考虑为国家民族的尊严而战。张学良既无抗日之心,又无抗日在之意;更无抗日的能力。张学良建军宗旨、选将、练兵均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是仅仅为维护张学良个人的权力、地位与享受,效忠张学良个人。因而张所带领的军队是一支极端极腐朽的军队,根本就不能与日军作战。有人煞有介事的探究“不抵抗主义”,其实张学良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义”。更没有“不抵抗主义”,倘若其他军阀想入侵张的地盘,张学良一定会坚决抵抗。他只是幻想拱手让出东北,换取日军让他继续割据平津而已。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那样艰难的政府。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其它省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军阀控制的独立王国。但他们却将他们防区的一切问题悉推中央。如张学良几十万东北军,被二百馀日军占领沈阳;一百二十八日骑占领承德。如此重大罪行,张学良只需伪造所谓不准抵抗密电,就能推给从未在东北得到财政收入的南京中央政府。
     但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竟未出面澄清张学良伪造不准抵抗密电。可见蒋公,宁愿自己忍耻负重,也要编造出连张学良这样的逃跑将也抗日的“神话”。以能营造出一个“兄弟斗於墙,而外御其侮”的全民团结的气氛,对付恶邻——日本。内忧外患中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的处境,非当事人,很艰了解。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面对恶邻,既要让恶邻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又要“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尽量麻痹日寇,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而放心北进,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免战祸,让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不再进一步受战火煎熬。如此做所承受的压力与忍受的耻辱,比公孙杵臼、程婴以及越王勾践有过之。了解内情的陈布雷,在他的《日记》中,感慨万分的写道:“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历史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把蒋公放在一个非常可悲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袖,必须为中国的一切灾难特别是外患负责;另一方面“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阻人成功,逐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加上原來的割據者,使蒋公不能利用全國資源,“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发展效能”。履行国家最高领袖的职责。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与倭寇(自九一九後,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决一死战。“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要蒋公受倭寇的窝囊气,其内心的痛苦,比一般人大得多。就连一直左倾的《大公报》也承认:“蒋先生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但是蒋公所处的地位,使他不能意气用事。“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仓促应战,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只能“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使倭无隙可乘……”。不轻开战端的本身,就已表明蒋公忍人所不能忍的高度负责精神。更何况蒋公如此做,还包含“以夷制夷”,以能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使中国避免战祸的謀略。
     暗地里,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脚踏实地的准备御侮。以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虽与我国古代名将孟明、白乙丙等相比,也亳不逊色的发愤图强,以能报仇雪恨。
     黄埔将领胡宗南,“国难如此,何以为家”。胡宗南虽已年过三十五岁, 但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乐。 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见《西北王胡宗南》,經盛鴻,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胡宗南胡宗南等黄埔精英,以身作则,呜鸡起舞,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
     他们才是後来的抗日战争的中坚,被日军称为“最难缠的对手”胡宗南,就连政敌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央军能打,胡宗南二个师,在上海坚守几十天,我们广西十个师,一天就垮下来了。”以及被日军认为“要当其他支那军十个军看待的关麟征军”,重创日军的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他们在南口、在淞沪、在昆仑关……浴血奋战,为中国历史增光添彩。
     此外,日酋对他们二人的分析与评价,从旁证实蒋公与张学良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如:《多田宣言》:“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注4]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说,低估了黄埔军的战斗意志。冈村宁次还在一九三九年分析:
    
     “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一分册,一九七页,中华书局出版 。)
    
     再看看日酋是如何评估张学良的,在有关阎锡山的文章中,有绘声绘色的描叙:日酋动员阎锡山代替腐朽的张学良,成为北方的领导,把北方建设成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皇道乐土”。可见张学良腐朽到了连作汉奸的资格都没有。可现在不少人竟为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完全颠倒了是非。
     在国家民族处於生存亡的关键时刻,把国难家仇置於脑後,仍纸醉金迷。且幻想拱手让出东北,以换取日本让他能继续能在平、津醉生梦死。与把满腔爱国热忱,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杀敌本领,以能报仇雪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决不能混为一谈。不根据最基本的事实,不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源。而把注意力引向追逐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不抵抗令上,只是政治人物偷龙换凤的伎俩。
     
    七,“九一八”期间,中共在干甚么?
    
     “九一八”前后,中共在干甚么呢?共产国际秘书处指示苏联在各国的代理人,即各国的共产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其中,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最为卖力,千方百计,把日本这股原本指向苏联的战争祸水,引至中国,以保卫他们的外国主子。一九三零年十月一日和十月十二日,共产党两度掀起间岛爆动,导致中日军警冲突;并不断制造事端,使中日民间的对立益形尖锐,关系日趋紧张,随时可以触发战火,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入中国。“九一八”前夕,中共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发动叛乱,使当时中国政府穷於对付,而不能集中对外。九一八当天,连中央政府首脑蒋中正,也不得不奔赴江西统一祖国圣战前线。
     九一八後两天,即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中共乘蒋公因九一八事变,而离开江西前线,返回南京,处理国难之际。与日军紧密配合,发动新一轮攻势,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之後两个月,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还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一切少数民族地区,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伪宪法第十四条)。
     更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与日军紧密配合,大量派遣中共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用自己的生命,勇敢抗击日寇,誓死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一二八”沪淞抗战最激烈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全国人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时,共产党红军紧密的配合日军,大规模地发动了对生长、养育他们的国家——中国的大城市赣州进攻。紧接着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打下了另一个大城市漳州,缴获了对日军作战极有的包括两架飞机等大量物资。毛泽东等为了他们权位,就是如此与日军紧密配合,帮助日军侵略生长、养育他们的中国。
     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时,中共又乘中央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在长城血战之际。紧密配合日军,向中国中央政府的心脏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一共占领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闽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红军从五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人如麻,将二千馀万人口的江西省,杀得仅剩一千馀万人。
     且中共不但为了排除异已而杀人,还有一套惊人的杀人理论:他们认为“赤贫是革命的基础”,“中国愈赤贫,愈容易发动革命。”(见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因而他们为了他们的革命早日胜利,不惜在江西等地,大规模毁灭我国先民们千百年血汗所积累的社会财富。人为的制造赤贫,以扩大他们革命的基础,也直接破坏了国家用来抗日御侮的经济基础。
     不难看出,中共所做的,实际上是与日军紧密配合,共同
    对付中国。因为他们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支部,苏联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甚至曾毫不隐讳的提出:“打倒中国,保卫苏联。”他们与日军紧密配合,使“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毛泽东语),即九一八耻国丧权,正是中共所期望的,也是中共在九一八前後一系活动的结果。
     相比黄埔精英,他们仅仅掌握五省资源,(当时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却以第五军在上海勇击日寇,打得日军三易其帅。关龄征等中央军,又在长城痛击日寇。只因中共与日军紧密配合,乘中央军奔赴抗日前线,痛击日军之机,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心脏地区江西,发动更大规模叛乱,占领四十五座县城。才使上海、长城抗战不能坚持到底。
     难道要将南京城防军也调赴上海,长城抗战,让中共进入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用自己的生命,勇敢抗击日寇,誓死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的父母兄弟吗?让他们像在江西那样杀人吗?
     倘若真的这么做的话,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央军官兵,由于他们担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南京被中共审判和处决,他们仍能安心与日军血战吗?如此国情,怎能将上海、长城抗战不能坚持到底的责任推给南京中央政府呢?
    
    八,小 结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抵抗:一种不抵抗是 “苟且偷生”;另一种不抵抗是像韩信那样,宁愿忍受“胯下之耻”,也不作无谓的纠缠,朝着自己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张学良作为边防军司令员,不抵抗入侵边疆之敌,且丢失边疆后,仍在北平醉生梦死如故。在后来的全国八年抗战中,张集团的核心成员。如孙铭九,白风翔,应德田,张学铭,杨毓珣,鲍文樾……均投敌叛国,出任日伪要职。张学良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而蒋公虽不得不忍受济南事件之耻,但朝着统一中国这一远大目标前进。并训练出像第五军、十三军、十八军、七十四军等劲旅。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
    
     “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一分册,一九七页,中华书局出版 。)
    
     蒋公与他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坚持八年抗战,最后与盟军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写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显然,属于后者,根本就不能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不抵抗混为一谈。
     此外,在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
     一种抵抗是为了维护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体做法是既要让恶邻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又要“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尽量麻痹日寇,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而放心北进,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免战祸,让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不再进一步受战火煎熬。暗地里,脚踏实地的准备御侮,以能报仇雪恨。“力避冲突”就是此种御侮策略的一个重要谋略。尽量推迟战争,争取宝贵时间使中国统一强大,以能民族复兴。
     另一种抵抗,其实只是千方百计的让中日火拼,借日军缚住中央军,以能让他们大力发展,日寇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权位,不惜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锦绣山河,四万万五千万善良同胞,推进痛苦的战争深渊,为他们自己火中取栗。他们的所谓抗日,绝对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与中华民族的尊严。
    
    注释:
    
    [1],《西安事变》,赵棱熹,汉湘文化事业出版,一九九 五年,P.126
    [2],《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 文史出版社, 二零零二年北京版,P.173,174,162
    [3],《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4],《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 九年,
    [5],《西安事变史料》 第五册,第二七零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一九九三年
    [6],《日军侵华战争》,王辅,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 零年
    [7],《张学良世纪传奇》,王书君,明镜出版社,2001年,
    [8],《张学良口述自传》,王书君,香江出版社,2004年,
    [9],《东北军事史略》,王铁汉,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 二年,
    [10],《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1995年,
    [11],《张学良评传》,司马桑敦,Evergreen Publishing Co.,1986年,第
    [12],《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苏墱基,远流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版,
    [13],《西安事变的神话与历史》,王克文著,《明报》,1997年7月
    [14],《东北义勇军》,雷丁,上海,一九三二年,P.5
    [15],《“九一八”!“九一八”!》,趙效沂:《传记文学》,第十九卷第三期,P.38
    [16],《张学良研究续集》,李敖,李敖出版,1988年,P.4,5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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