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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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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5日 转载)
    
    来源:炎黄春秋
     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农民把自家铁锅、铁勺无偿投入高炉,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重起炉灶,却没有铁锅等炊具。去买吧,市区的商品全都“凭证”“凭票”供应。迫不得已用口粮与城市人交换物品,又被“取缔”、抓审、劳教。
    
    
    
    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图)
    
    三年困难时期的另类景象:1959年,河北省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社员用笙、笛等民间传统乐器吹奏乐曲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图)


    
    三年困难时期的另类景象:1960年,辽宁省沈阳市郊五三人民公社社员刘乃庚一家在写春联、贴年画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 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图)


    
    三年困难时期的另类景象:1960年1月30日,一年一度的北京春节环城赛跑从天安门广场开始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图)


    
    三年困难时期的另类景象:1960年,河南省郑州市区古荥人民公社幼儿院的孩子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演出小节目1960年1月30日,一年一度的北京春节环城赛跑从天安门广场开始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 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 (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 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图)


    
    三年困难时期的另类景象:1961年,逛庙会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串糖葫芦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 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 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 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 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 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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