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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交集话文革:周恩来告诉我他在“文革”中为什么不愿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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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27日 转载)
    
    来源:《悲欣交集话文革》
     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这个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的技术员,在“文革”中被推选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这个庞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的一号头头,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已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回顾“文革”经历,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后经锺逸整理,在中国大陆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经曹承义和锺逸授权,多维将陆续选刊其中篇章。本文观点不代表多维立场。 (博讯 boxun.com)

    
    (续前)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七二○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未被中央公开点名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来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了中央七二○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在长天楼举办的“国宴”。
    
    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这一天我不在一冶,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吉普车来找我。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最后找到新华农,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要经过一段林阴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一个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
    
    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7:30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部队接替陈再道上将的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接替钟汉华上将的新任政委刘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还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瓶
    
    周恩来总理在致祝酒词前和我及于湛东同志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总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当时的这一场劫难。
    
    讲完“祝酒词”后,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钢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参观。我扶着李富春副总理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行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刘丰很不高兴地问我,这些跟着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说他(一冶工程师宋瑞玉)是我们《新一冶》报的记者。宋瑞玉后来一直是挨整的对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刘丰对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总理乘专车来到洪山宾馆,下午又一起来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周总理又在万人大会上致词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
    
    10月10日,周总理离汉时,有一张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及曾、刘首长的合影流传至今。当时没人通知我参加,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那天的宴会上我突然走到周总理身边,是否动作太大胆,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刘丰政委在武钢陪同外宾参观时,我一直扶着李副总理,把他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使有心人对我心生不满。我好像从此渐渐被排除在主要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以外了。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市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也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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