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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 从“张琨案”看当年司法的独立与公正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2日 转载)
    
    1945年的成都,人们正沉浸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巨大欢乐中。从北方逃难来的人,巴不得明天就“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陽向洛阳”,回到魂牵梦绕的北方故乡去。而西南和川中百姓则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希望能在和平的年代,大显一番身手。成都驷马桥一带因地处咽喉要道,商贾必经之地,货物集散要冲,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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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离驷马桥不运的地方,有一处掩映在小桥流水、绿树丛中的漂亮别墅,名曰:萼园。该园的主人叫刘昌言,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级官吏(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地、师级干部”)。这个萼园是刘昌言买来给他的“二奶”(那时叫姨太太)专用的住处。我们今天那些“人民的公仆”们包养二奶,大约就是继承的这一中国特色的优良传统。刘昌言的这位“二奶”名叫刁思绒,当年是南京秦准河的梨园歌妓。其人色艺双全,不仅貌若天仙,又能歌善舞。当年刘昌言为官时花重金将其买下,抗战中来到四川,又于此地筑金屋以藏之。但是最近刘遇到了一点麻烦,在一桩涉嫌贪腐案中他被牵扯了进去,虽非主犯也有较大的嫌责。那时张群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主任兼四川省长,治吏极严,且是蒋公手下的红人。刘怕受张群追究,便“溜”到外省躲了起来,看得出那时的贪官能耐并不大,哪象我们今天的某些“人民公仆”,一遇风吹草动,便携巨款直飞“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那里,或南美洲去,叫你“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
    
    刘走后,萼园中就只剩下刁小姐和她的贴身丫环桂红和一个老妈子与一个厨师,偌大一个别墅,自显得人去楼空,泠请寂寞。
    
    一天早上,在萼园附近的田野里,一个姓任的穷苦农民发现一具青年男尸静悄悄地躺在那里。任某走近一看,死人手腕上带着金表,手指上戴了两个大金戒指。这位穷得发慌的任老兄,岂肯不要这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于是将金表,戒指席卷而去。一会儿又有出早工的附近农民刘某走来看见,便将死者身上的高档呢大衣,呢料裤脱去,最后死者成了只剩下内衣,内裤的无产者了,才有人向当地的保、甲长(等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报告,保、甲长又赶快报警。警察来了看到的只是甚么线索都找不到的一具无名男尸。
    
    那时不象今天,杀人、弃尸、毁尸的故事,已在人们耳膜里听起厚茧了。那时一个城市一年也难听到一、两个命案,所谓“人命关天”,一旦出了命案,就犹如今天说的惊天大案。警方不需任何领异“重视”或“批示”必须全力侦破。不过这一点线索也没有的无名男尸,经法医仔细验尸,死者身上既无伤痕,也无与人搏斗的痕印,胃、肠内残留物及血液中,均未检出任何有毒物质。真叫警方一筹莫展。
    
    好在第二天,成都警方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来电人自称叫刁思绒,住驷马桥附近萼园。说她有个好朋友叫张琨,三天前曾来萼园,走后便失踪再也联系不上。这与发案日期正好吻合,警方立即约见刁思绒。刁小姐一见男尸,便放声大哭:“我苦命的张哥,你死得好惨啊,谁把你害了呀……”。经警方仔细讯问,据称三日前张琨曾来刁小姐处作客,晚饭后出走便失去联系。刁思绒又说张琨之父张继,系国民党中央委员。
    
    张继又名张溥泉,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北伐胜利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是国民党元老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蒋委员长见了他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也得让他三分。所以张琨不用说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警方又向刁小姐仔细讯问了当日张琨身上穿、戴之物,一一作了记录。立即派出干练的便衣警探,在成都市内明察暗访。不出几日便在一旧货店内发现一只瑞士欧米加金练手表,与刁小姐所言的品牌外形都极近似。那时的中国,手表都是稀奇的东西,欧米加这样的瑞士名表更是少见。
    
    于是便由一年轻警员与刁小姐装扮成夫妻模样,与店老板假装买表讲价,将表仔细查看,刁小姐确认系张琨之物。于是随后警察便出现在店老板面前,问他表是从哪里来的?老板便说是一个姓卿的“收荒匠”(成都方言,即收破烂的小贩)拿来卖的,并言此人三天两头都要来卖旧货。便衣警员便埋伏在该店周围,不出三天这位卿“收荒匠”便上门“自投罗网”了。卿某连忙招认,是在驷马桥附近哪几个农民手中收购来的------就这样“顺藤摸瓜”,那些拿金表的,脱呢大衣的,姓任的,姓刘的,都被“我人民警察”迅速出击一网打净了。
    
    但这些人被捕后,分别审问时,都异口同声说是那早晨在田野间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大家贪点便宜,就去“捡到”了这些东西,至于男尸是谁,怎么死在那里都说不知道。甚至那个捡到金表的姓任的农民还不知那表有那么值钱,不多的几个钱就把它卖给了“收荒匠”。案件移送到当时的成都县(今成都市锦江区)法院。这时身为党国大员的张继,因失子悲痛,恼怒异常,便通过上面传下指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领导批示”),必须以谋财害命罪“严打”这几个刁民,不得有误。
    
    面对着从当时党中央来的批示,你成都县法院几个小小的“推事”(就是现在说的审判员,所谓“推事”者,推理断事之谓也),除了遵照领导批示,“从重从快”予以惩处外,你还能干什么?而且死者的东西,确实是从你手里拿出来卖的,判了你,也该你倒霉。
    
    难能可贵的是这几个承办该案的推事,就敢坚持司法独立,秉公执法和无罪推论的原则。竟敢抵制“上面”来的批示。认为谋财害命证据不足,财物虽然在那几个人手里查出,但“害命”却缺乏证据,因而不能轻易下判。这时,“黑松林里又跳出了一个李逵”,此人是个律师,名叫官箴宇,外号人称“官大炮”,他自称是,“天不怕,地不怕,蒋介石做错了事我也敢骂”。有钱人没有道理,出再多的钱,他也不给他辩护,而穷人受欺负,他不要钱尽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他上得庭去,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讲得头头是道。这个案子他也自告奋勇,义务为穷人辩护。那时法院审案,任何人都可去旁听,没有什么须经允许才能进去的规定。官箴宇以验尸报告称,“未见中毒现象,未见伤痕,未见搏斗痕印”为依据,问如何可以定为“害命”?官律师又指着几个被告人说“看看这些土里土气的老实人,哪个未必练得有邪法妖术,吹口仙气就可致人死命吗”?这时旁听席上爆發出了阵阵的笑声和掌声。而推事始终秉持公正的立场,不偏袒控、辩任何一方。
    
    紧跟着,号称国家“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也介入了此案。于是轰动一时的张琨命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但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几个贪小便宜的农民,认为他们虽然有错,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张公子是被他们几个谋杀的以前,决不可轻易下判。这其中特别是个姓樊的记者,笔名“小铁椎”其人的文笔犀利、泼辣不亚鲁迅,在当时的《新新新闻》、《华西晚报》《成都快报》等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说,决不可因张公子是高官之子便视百姓性命如草芥。又说,“国父(指孙中山)遗教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人尽皆知。司法若不独立而唯官是尊,则五权何在?主义何存”?真可说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充分显示出新闻舆论的力量,“无冕之王”的价值。而那时也好象没有什么马屁大师出来“含泪相劝”,为官方说话。也正是这么一个正气占上风的社会里,我们那几位可敬的小推事,才能顶住了“上面批示”的压力,坚持证据不足,就必须“疑罪从无”。维护了司法的独立与公正。更可贵的是体现了这几位法官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权的保护。否则这个冤假错案早就办成了草菅人命的“铁案”。等到那天真相大白,与你“改正、平反”时,即便是法官唤,院长呼,你也就只能是“纵做鬼,也幸福”了!
    
    1950年土改时,萼园作为官僚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刁思绒自然要被勒令交出一切“浮财”即钞票,金银及一切值钱的东西。而那些搞土改的人,即使你交出了一座金山,他们认为你还有一座银山没有交。要来“端正”你的“态度”。所谓“端正”,就是斗争、吊打。又经过土改工作队“阶级仇恨”的“启发教育”,萼园中那个给刁思绒煮饭的厨师,终于在斗争刁小姐时,揭露出她的“丑事”。其中主要是有关张琨的事,人们才知张琨之死虽非刁思绒谋杀,但她却有不小的责任……
    
    原来这张琨,风流成性,天生情种。他在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求学时,与当地一农家女相恋,此女颇有姿色,张琨竟抛弃学业带此女私奔至四川广元,后被其父发觉,令当地警方将二人押回重庆。张琨执意要与该女子成婚。张继以为自已乃党国高官,与农家女门不当,户不对坚决不允。张琨则对此女一往情深,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非此女不娶之态。张继一怒之下,便采取“果断措施”,一日趁张琨外出,派人将此女绑架送去外地另嫁人了。张琨得知痛不欲生,从此闷闷不乐,进而出现精神幌忽等症狀。张继急了,只好将儿子送到成都一家精神病院去疗养。
    
    这时在外地避祸的刘昌言知此事后,便心生一计,他知张群一向尊崇张继,如有张继向张群“打个招呼” ,他那点事并不大,张群自可不再追究。只是苦于无门路。现在张公子来成都住院,又知他是个花花公子,为了自己前程,只好“牺牲”一下二奶,就是今日中国官场上大行其道的“性贿赂”。于是便授意刁思绒去见张公子,来个“攻关(公关)策略”,以便通过张公子去“开”张继的这个“后门”。刁思绒被刘昌言包养,只是看在“孔方兄”(钱)份上,无感情可言,听说张琨是风流倜儻的年轻公子,自然顺水推舟,欣然从命。
    
    当刁思绒提着些礼品来到病房,张琨一见刁小姐窈窕身材,花容月貌,几疑为仙人降世,顿时病都去了一大半。再加刁小姐秋波含情,语意温馨,很快,张公子便拜倒在刁小姐石榴裙下。接下来不用说,就是“移干柴而就烈火,勿怪其燃”了。
    
    张公子几乎天天来萼园与刁小姐幽会,一座大别墅里,除了煮饭的厨师与干杂活的老妈子外,就只有刁小姐和丫环桂红,那两个煮饭,干杂活的不叫他们,是不会到主人的上房里来的,而桂红却不离小姐左右,如何避得开?刁小姐用今天的话来说,到有点“性解放”的精神,于是干脆叫桂红也来与主人一起“同乐”。桂红豆蔻年华,情窦初开,怎经得主人一逗二拉,便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张公子本来身体就虚弱,怎经得起如此折腾?而他自己又是个见色不要命的人。当感到力不从心时,便去求助于市售的“春药”。结果便出现了如兰陵笑笑生笔下《金瓶梅》中西门庆死于李平儿床上的那种情况。中医叫“脱阳症”,西医称心跳骤停。
    
    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刁思绒花容失色,无计可施。这时还算桂红聪明说“夫人,把他弄出去丢了,半夜三更谁知道”?于是刁小姐去叫来煮饭的,给了他一大笔钱,把张公子穿戴好了,由那个煮饭的背出去丢在附近田野里。煮饭的得了钱便承诺“保密”。但刁小姐思前想后,觉得张琨非无名之辈,经常来萼园有不少人看见,尸体又在附近。如等到警方来盘查反而被动了。于是来个“反客为主”之计,主动报案说朋友失踪,再抚尸痛哭,积极配合破案,使警方对她毫不怀疑。
    
    直到土改,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这谜底才被揭开。不过张琨在中共眼中是属于“反动的阶级敌人”,不要说你是自己“风流”死,就是被人杀了也活该。他们动员煮饭的来揭发此事,主要是要把刁小姐搞“臭”,以便进一步施压,叫她交出更多的“浮财”。说白了,也是为了捉拿“孔方兄”而努力。
    
    刁思绒经过这几番“七斗,八斗”,一方面正如老毛说的,已“体面扫地,从此做不起人”;另一方面又被剥夺得一贫如洗。比当年那“褛衣檀板无颜色”,“师师垂老过湖湘”的李师师还更悲惨,不久也玉殒香消,离开了尘世。还有“小铁椎”,“官大炮”这些敢于为弱势者仗义执言的知识精英,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也成了“牛鬼蛇神”。“小铁椎”的罪名是“文化特务”,镇反运动中被判长刑。“官大炮”同样判刑劳改,罪名吗,那就是“欲加之”,“何患无”了。那几个当年敢坚持司法独立,无罪推论的推事,也都成了历次政治运动斗争、整肃的对象。
    
    当今天我们的许多仁人志士们,在大声呼唤司法独立、公正和无罪推论时,殊不知半个多世纪前,它就已经在中国出现过了。张琨案虽非政治案件,但它当时有个来自党中央高层的指示,而一个小小的成都县法院,几个小小的推事法官,就敢只认事实与法理,而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因为当时国民党在法院里没有党支部,更无什么党委会。更没有不知是那路神仙的“政法委”(这个“政法委”既非立法,也非司法,也非政权机构,连宪法里都找不到“政法委”的位置。它却可以象管小孩一样的统管公安,检察院,法院,故笔者只好尊称他老人家为神仙)。所以那时的司法是独立的,公正的,不是哪个党“驯服的工具”。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一切,还千呼万唤不出来,我不知我们的国家、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2008年7月28日完稿。
    
     (2008年8月1日首发《自由圣火》)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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