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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那些事儿—江青、王猛、庄则栋都有“精彩”呈现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22日 转载)
    
    [日期:2008-04-21] 来源:作者来稿 作者:郭小林 [字体:大 中 小]
     (博讯 boxun.com)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那些事儿
    
    ——江青、王猛、庄则栋都有“精彩”呈现
    
     郭小川借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干校所在地的公社来求援,要几个“笔杆子”去帮助他们写“讲用”材料,军宣队选派的几个“红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后被武汉军区和兰州军区借调去写关于“五七道路”纪录片解说词且均获好评等等)。所以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心情却是很振奋的,决心要大干一场。
    
    恰在这时(1971年),庄则栋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中,因送给美国运动员科恩一幅织锦的举动而“立了功”,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毛话大意是:这个小庄,不仅球打得好,还很有点政治头脑,会办外交,做了外交部、周总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后觉得应大力宣传庄则栋。文革前他虽然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但它侧重写的是乒乓球队这个群体,于是他通过朋友私下询问了国家体委所属的《体育报》社领导。当时《体育报》正酝酿复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两下里一拍即和。报社请示体委获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续之后,郭小川1972年9月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年,他53岁。
    
    郭小川被借调来,王猛很是欢迎,指示体育报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进行大量采访,他访问了庄则栋的小学、中学同学,班主任老师,启蒙教练和国家队教练,过去在少年队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员和庄的亲属,然后开始认真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郭小川写出了《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一文。对于文章的写法,他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由于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横行,文艺禁区遍布,这不能写,那不许表现,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写英雄的成长过程,等等。郭小川对这种“理论”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选取庄则栋的少年时代来写,有意避开文革这段时间,并且多次写他“认为自己笨”,就是意在写出庄则栋这个“英雄人物”也是有缺点的。
    
     郭小川深知这是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从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给亲友的信中得到证实——
    
    1973年1月8日致晓雪:“《庄则栋的少年时代》今天才写成初稿。在这以前,白天忙于访问、写,晚上就累了,为了不垮,只好说服自己休息。”
    
    同日写给女儿的信也说:“最近,我很累。《庄则栋的少年时代》刚刚写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儿信又说:“忙了一阵,写完了《庄则栋的少年时代》第二稿;现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时多。”
    
    2月20日致女儿信又说:“庄文,写了一段,最近领导印了一百份,在体委内部讨论了一下,因为,在宣传不宣传庄的问题,有点分歧。讨论后,绝大多数还是肯定的,对稿子也基本肯定,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现正等待体委党的核心组讨论。如同意写下去,可能搞到五六月(因为每篇都要修改多次)。”
    
    3月30日致女儿信又说:“今天上午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了会,讨论了那篇文章,认为‘很好’,四月号发表,希望我在不影响身体的前提下,到南方去看看。庄也要我帮他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矛盾’。”
    
    4月4日致严阵的信中说:“历时四个月之久写的一篇通讯,三月卅日才经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通过,将在《新体育》四月号上发表(如不出新的故障的话)真是难产。我仍有些担心,是否还有什么错误?慎重是必要的。”(以上各信见《郭小川全集》卷7P586~596)
    
    而字数比《笨鸟先飞》多了一倍的《小将们在挑战》,采访和写作时间一共仅用数周时间,对比之下,足见这次创作态度之谨慎。
    
    文章写出后,王猛等人多次审阅,并召集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郭按照领导意图修改后(如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反对“天才论”的话),1973年4月发表于复刊后的《新体育》第4期。这也是郭小川在文革后第一次用真名公开发表作品,算起来已有8年未在报刊上露面了。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沉寂多年的文坛激起很大反响。许多朋友写信给郭小川表示祝贺,有的甚至说:“此间盛传您要出任《体育报》社社长……”
    
    香港《文汇报》也很快转载了全文,并加“编者按”,题目为“久违了,郭小川”,还出版了小册子。
    
    与此同时,1973年4月初至5月下旬,庄则栋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如何打乒乓球》为题作讲演,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先后到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和上海。他邀请郭小川同行,每到一处,他都要向听众介绍坐在台上最外侧的郭小川,说“这是我的老师郭小川……”
    
     文章无端惹祸,江青另有用意
    
    这些情况早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汇报上去,江青得报后发话:“黑线人物郭小川怎么又窜到体委去了?要查一查!”她要借郭小川来打压“不听话”的王猛,而打击王猛,更深层更隐蔽的目标则是周恩来。
    
    既然抓住郭小川的“问题”就可以打击王猛,那么不管文章写得好与坏,在江青那里一切已经决定了。就这样,郭小川不幸又成为了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关于《笨鸟先飞》,据说江青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是原作协干部、曾任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的大周明告诉我的,他说:江青看了《笨鸟先飞》,斥责道:“说庄则栋这样的人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2005年6月7日采访)
    
    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干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所以,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目的。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象,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用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自2008年3月5日采访王鼎华)
    
    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作者注)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是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撄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 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P637)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这段话给郭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小川全集》卷12P327)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2008年3月6日采访)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x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的“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消,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2005年6月7日采访)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的“审查”则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 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雷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2008年3月6日采访)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2008年2月20日采访)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 “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作“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2008年3月10日采访)
    
     2008年2月24日初稿
    
     2008年3月8日—4月7日修改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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