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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会上的发言(李春光1975大字报全文)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1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首发
     本月二日和四日,在作曲理论系赴首钢开门办学组讨论会上,我发了三次言,谈对主席《7.25批示》的认识和感想,讲了对于文化部领导的批评意见。后来,看到会议记录,有的漏记了,有的记错了。现将发言要点写出来,以便文化部领导了解,并请学校里的同志们批评。
     *    * (博讯 boxun.com)

      主席《7.25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于主席《批示》的伟大意义,现在来做结论为时过早。其伟大意义不比六三、六四年的两个批示稍差。这种意义必将一步一步地、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同志们的发言,许多我完全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 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十条》说,对于《创业》“不可等闲对待”,这句话很好,完全适用于《十条》本身。《十条》是个带原则性、带政策性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对待”,应当让群众研究、分析、批判。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如果贯彻《十条》,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文化部领导同志应当拿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魄来,号召群众来批判《十条》,帮助你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负责人当初赞成,后来又反对,又判处死刑,这样出尔反尔,是怎么回事?雷刚说他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你们懂不懂?什么是王法?无产阶级的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 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竟怀着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说《批示》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我同意,也不完全同意。《批示》的每一句话都是极为重要的。头一句话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建议通过发行”。事情到了一部影片(工农兵所欢迎的好影片),不由主席亲自出来讲话,就不能通过,不能发行,就要推上断头台。事情到了这样地步,还不令人怵目惊心吗?我不想隐瞒自己的思想:听到这一句,我立刻联想起当年李希凡文章的命运。
    
     “不要求全责备”。有同志说,《十条》的不妥仅在过于“求全责备”。我不同意这种理解。因为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华城姓华,余秋里姓余;华城两臂俱全,余秋里不过一个独臂残人——另一只胳膊杀敌有功,马克思提前接见。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非常深刻,非常英明。当前的文艺政策,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艺政策,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应当调整。有同志说这句不好理解,深刻理解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讲的什么意思还是不难懂的。我目前的理解就是如此,错了请批判,斗争。
    
      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95%,说批判错误路线不要着重于个人责任,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一个赵沨——我们学校的两位老同志。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一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我和赵沨并无深交。不过见面,讲话,如此而已。他患病多时,我几次路过他家,没有进去,怕给他带来麻烦。不是要各单位推举自己的陶钝吗?一个老同志,年老加上体衰,我何苦去给他制造灾难?据说他的审查结论早已经过国务院批准,转到了军区。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进他家门。国务院批准顶什么?!如果命里注定要选举你当音乐学院的陶钝,你还不是得改姓陶?
    
      还有一个周巍峙。总理五年前就关心、询问过他的问题。这不是造谣,是我亲耳所闻。时在一九七O年五月九日夜半。中南海国务会议室。有当时的文化组副组长在座。据说十大前中央某次会议上又问起过。七三年夏,万寿台艺术团来,唱了《志愿军战歌》。总理是从这里讲起的。五年里,至少讲过这样两次。结果如何?结果是,一九七三年“八一”建军节,电台有人建议广播《志愿军战歌》,竟不允许!申辩者说:总理不久前刚刚讲过此歌,连同作者。还是不准。矛盾尖锐化,官司打到政治局委员吴德同志那里,才获批准,终于在“八一”播了一下。这样的事何止一例。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于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刚才很多同志发言指出文化部没有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同意,不重复。文化部当前整个干部情况我不了解。不是不敢讲,没有调查不能讲。但就我所知道的单位而言,我想起列宁一句话:用一些满口胡说八道的新领袖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可以指名道姓,何必隐讳?例如近年来在中央乐团青云直上的那个刘庄,薛宝钗诗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人就是这样飘摇而上,平步青云的。
    
      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别的单位不知道,据说乐团就是批李德伦,北影就批钱江、谢铁骊。也许你们不承认。但事实如此,何必遮掩。钱、谢我不认识。对李德伦同志,我略略知道一点。他有一万个缺点、弱点和错误,办过两万件蠢事,但他至少在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造中尽过心力,他至少是一个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无阴谋诡计、并无暗算之心的磊落正派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理论研究。这几年来,文化部组织发表过几篇稍为认真地研究马、恩、列、斯、毛主席文艺著述的文章?发表过几篇认真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文章?例如“创作原则”,什么是革命文学艺术的根本的创作原则?主席讲“两结合”,快二十年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根本的创作原则。唯一的、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是唯一,不是唯二。你们几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几时号召研究过这个问题?搞什么创造发明!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明。你们比马克思还高明!某些读也读不懂的文章,连文法、句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的语言概念也是不管的。即如《十条》讲“艺术上的严重错误”,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可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雅俗之分,等等,什么叫作艺术上的对、错?谁能讲得清楚?这样高超的美学见解,真是闻所未闻!
    
      有同志谈到刊物问题,创作问题,我同意,不复述。据说主席近年对此均有指示。但是,主席的话,你们听几句?人民要求作品,要求刊物,你们谈起这个问题就责怪张三、李四,反正事情没有办好,都是别人的罪过,有了功劳都是你们文化部。
    
     学理论,讲缩小差别、限制法权。你们天天以此教训别人,自己实行得如何?看来鲁迅的预见性大为不足。一九三0年,鲁迅告诉左联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成功后,工农大众会请你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也许黑面包也吃不成。现在,我们的革命文艺战士何等走运!特等衣,特等饭,特等车(七0年广交会演出,两架专机接送)。列宁处分给他加薪的总务人员,主席批评长征路上给他捉鱼的警卫员,马克思以饿肚皮为寻常之事。今天很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你们就是特级功臣,理应吃特等饭,穿特等衣,坐特等车。还不够,据说还要发展,文艺战士还要进一步分成特特级、特级、上级、低级,等等。搞的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鲁迅在天之灵,未知做何感想。这件事影响所及,早已超出样板团。大家有意见,包括身受其“惠”的样板团的许多同志。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炮打你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发言就是“炮打”。你文化部的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偏要摸!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 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 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主席《7.25批示》尚且说“建议通过发行”——你是主管部门,中央主席“建议”你如此办理。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总理对音乐学院的运动作了一系列完全正确、非常重要的指示之后,对群众代表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什么时候表现过半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风格?!
    
      这些意见,希望转告部领导。希望你们听(不是“听从”的“听”,我岂敢如此。是“坏话、好话都要听”的那个“听”)。不听也无可奈何。打击报复也可以。这可使政治、理论、思想、意志、道德上受到大的锻炼。这件事非常之好!
    
      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概,这样做我看行不通。不要低估了主席的力量。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不要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今天讲这么多,错了大家批评。
       李春光
    
     八月二、四日发言。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八月八日回校抄贴。
    
    说 明
      这份大字报实际上写于八月七日晚(之所以在文末写上“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是为了预先避免牵连北京城里学校内外的朋友。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写得很仓促,是一个详细提纲。八日晨,请我妹夫李桂森同志抄成大字报。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我的字是很难看的。我一边念,一边补充修改,他就这样记录抄成大字报,然后,又替我复写了三份。我自己写的那个草稿随即毁掉了,因为它很潦草,谁也看不懂。现在这份抄稿,就是八日复写的三份当中的一份,有一个段落抄颠倒了,我又把它剪贴更正了一下。这份抄稿后来被一位同志索去,辗转传阅,已经很破旧了。历史博物馆的同志要求我把这个稿子送给他们保存,我确实不认为它有这样的意义,想不到它竟能获得这种光荣。如果它对博物馆的工作真的能起一点作用,那就把它交给有关同志去处理罢。这份抄稿的题目“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和末尾我的名字,以及边页上某些错字、漏字的补正,则是我自己当时写上去的。
    
      遵嘱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上,供博物馆的同志参考。
    
    李春光 10/XII,1976(1976年 12月10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二件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存原件复印件打印。
    
    打字:张艳华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签名)
    
    校对:萧 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签名)
    
    2004年 7月14日
    
    
    
    
    
    
    
    
    
    
    
    
     学习会上的发言
    
    本月二日和四日,在作曲理论系赴首钢开门办学组讨论会上,我发了三次言,谈对主席《7.25批示》的认识和感想,讲了对于文化部领导的批评意见。后来,看到会议记录,有的漏记了,有的记错了。现将发言要点写出来,以便文化部领导了解,并请学校里的同志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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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7.25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于主席《批示》的伟大意义,现在来做结论为时过早。其伟大意义不比六三、六四年的两个批示稍差。这种意义必将一步一步地、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同志们的发言,许多我完全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 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十条》说,对于《创业》“不可等闲对待”,这句话很好,完全适用于《十条》本身。《十条》是个带原则性、带政策性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对待”,应当让群众研究、分析、批判。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如果贯彻《十条》,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文化部领导同志应当拿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魄来,号召群众来批判《十条》,帮助你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负责人当初赞成,后来又反对,又判处死刑,这样出尔反尔,是怎么回事?雷刚说他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你们懂不懂?什么是王法?无产阶级的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 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竟怀着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说《批示》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我同意,也不完全同意。《批示》的每一句话都是极为重要的。头一句话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建议通过发行”。事情到了一部影片(工农兵所欢迎的好影片),不由主席亲自出来讲话,就不能通过,不能发行,就要推上断头台。事情到了这样地步,还不令人怵目惊心吗?我不想隐瞒自己的思想:听到这一句,我立刻联想起当年李希凡文章的命运。
    “不要求全责备”。有同志说,《十条》的不妥仅在过于“求全责备”。我不同意这种理解。因为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华城姓华,余秋里姓余;华城两臂俱全,余秋里不过一个独臂残人——另一只胳膊杀敌有功,马克思提前接见。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非常深刻,非常英明。当前的文艺政策,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艺政策,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应当调整。有同志说这句不好理解,深刻理解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讲的什么意思还是不难懂的。我目前的理解就是如此,错了请批判,斗争。
      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95%,说批判错误路线不要着重于个人责任,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一个赵沨——我们学校的两位老同志。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一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我和赵沨并无深交。不过见面,讲话,如此而已。他患病多时,我几次路过他家,没有进去,怕给他带来麻烦。不是要各单位推举自己的陶钝吗?一个老同志,年老加上体衰,我何苦去给他制造灾难?据说他的审查结论早已经过国务院批准,转到了军区。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进他家门。国务院批准顶什么?!如果命里注定要选举你当音乐学院的陶钝,你还不是得改姓陶?
      还有一个周巍峙。总理五年前就关心、询问过他的问题。这不是造谣,是我亲耳所闻。时在一九七O年五月九日夜半。中南海国务会议室。有当时的文化组副组长在座。据说十大前中央某次会议上又问起过。七三年夏,万寿台艺术团来,唱了《志愿军战歌》。总理是从这里讲起的。五年里,至少讲过这样两次。结果如何?结果是,一九七三年“八一”建军节,电台有人建议广播《志愿军战歌》,竟不允许!申辩者说:总理不久前刚刚讲过此歌,连同作者。还是不准。矛盾尖锐化,官司打到政治局委员吴德同志那里,才获批准,终于在“八一”播了一下。这样的事何止一例。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于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刚才很多同志发言指出文化部没有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同意,不重复。文化部当前整个干部情况我不了解。不是不敢讲,没有调查不能讲。但就我所知道的单位而言,我想起列宁一句话:用一些满口胡说八道的新领袖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可以指名道姓,何必隐讳?例如近年来在中央乐团青云直上的那个刘庄,薛宝钗诗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人就是这样飘摇而上,平步青云的。
      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别的单位不知道,据说乐团就是批李德伦,北影就批钱江、谢铁骊。也许你们不承认。但事实如此,何必遮掩。钱、谢我不认识。对李德伦同志,我略略知道一点。他有一万个缺点、弱点和错误,办过两万件蠢事,但他至少在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造中尽过心力,他至少是一个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无阴谋诡计、并无暗算之心的磊落正派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理论研究。这几年来,文化部组织发表过几篇稍为认真地研究马、恩、列、斯、毛主席文艺著述的文章?发表过几篇认真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文章?例如“创作原则”,什么是革命文学艺术的根本的创作原则?主席讲“两结合”,快二十年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根本的创作原则。唯一的、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是唯一,不是唯二。你们几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几时号召研究过这个问题?搞什么创造发明!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明。你们比马克思还高明!某些读也读不懂的文章,连文法、句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的语言概念也是不管的。即如《十条》讲“艺术上的严重错误”,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可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雅俗之分,等等,什么叫作艺术上的对、错?谁能讲得清楚?这样高超的美学见解,真是闻所未闻!
      有同志谈到刊物问题,创作问题,我同意,不复述。据说主席近年对此均有指示。但是,主席的话,你们听几句?人民要求作品,要求刊物,你们谈起这个问题就责怪张三、李四,反正事情没有办好,都是别人的罪过,有了功劳都是你们文化部。
    学理论,讲缩小差别、限制法权。你们天天以此教训别人,自己实行得如何?看来鲁迅的预见性大为不足。一九三0年,鲁迅告诉左联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成功后,工农大众会请你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也许黑面包也吃不成。现在,我们的革命文艺战士何等走运!特等衣,特等饭,特等车(七0年广交会演出,两架专机接送)。列宁处分给他加薪的总务人员,主席批评长征路上给他捉鱼的警卫员,马克思以饿肚皮为寻常之事。今天很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你们就是特级功臣,理应吃特等饭,穿特等衣,坐特等车。还不够,据说还要发展,文艺战士还要进一步分成特特级、特级、上级、低级,等等。搞的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鲁迅在天之灵,未知做何感想。这件事影响所及,早已超出样板团。大家有意见,包括身受其“惠”的样板团的许多同志。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炮打你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发言就是“炮打”。你文化部的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偏要摸!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 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 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主席《7.25批示》尚且说“建议通过发行”——你是主管部门,中央主席“建议”你如此办理。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总理对音乐学院的运动作了一系列完全正确、非常重要的指示之后,对群众代表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什么时候表现过半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风格?!
      这些意见,希望转告部领导。希望你们听(不是“听从”的“听”,我岂敢如此。是“坏话、好话都要听”的那个“听”)。不听也无可奈何。打击报复也可以。这可使政治、理论、思想、意志、道德上受到大的锻炼。这件事非常之好!
      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概,这样做我看行不通。不要低估了主席的力量。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不要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今天讲这么多,错了大家批评。
       李春光
    
     八月二、四日发言。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八月八日回校抄贴。
    
    说 明
      这份大字报实际上写于八月七日晚(之所以在文末写上“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是为了预先避免牵连北京城里学校内外的朋友。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写得很仓促,是一个详细提纲。八日晨,请我妹夫李桂森同志抄成大字报。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我的字是很难看的。我一边念,一边补充修改,他就这样记录抄成大字报,然后,又替我复写了三份。我自己写的那个草稿随即毁掉了,因为它很潦草,谁也看不懂。现在这份抄稿,就是八日复写的三份当中的一份,有一个段落抄颠倒了,我又把它剪贴更正了一下。这份抄稿后来被一位同志索去,辗转传阅,已经很破旧了。历史博物馆的同志要求我把这个稿子送给他们保存,我确实不认为它有这样的意义,想不到它竟能获得这种光荣。如果它对博物馆的工作真的能起一点作用,那就把它交给有关同志去处理罢。这份抄稿的题目“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和末尾我的名字,以及边页上某些错字、漏字的补正,则是我自己当时写上去的。
      遵嘱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上,供博物馆的同志参考。
    李春光 10/XII,1976
     (1976年 12月10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二件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存原件复印件打印。
    
    打字:张艳华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签名)
    校对:萧 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签名)
    2004年 7月14日
    
    
    
    
    
    
    
    
    
    
    
    
     学习会上的发言
    
    本月二日和四日,在作曲理论系赴首钢开门办学组讨论会上,我发了三次言,谈对主席《7.25批示》的认识和感想,讲了对于文化部领导的批评意见。后来,看到会议记录,有的漏记了,有的记错了。现将发言要点写出来,以便文化部领导了解,并请学校里的同志们批评。
    *    *
      主席《7.25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于主席《批示》的伟大意义,现在来做结论为时过早。其伟大意义不比六三、六四年的两个批示稍差。这种意义必将一步一步地、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同志们的发言,许多我完全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 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十条》说,对于《创业》“不可等闲对待”,这句话很好,完全适用于《十条》本身。《十条》是个带原则性、带政策性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对待”,应当让群众研究、分析、批判。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如果贯彻《十条》,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文化部领导同志应当拿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魄来,号召群众来批判《十条》,帮助你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负责人当初赞成,后来又反对,又判处死刑,这样出尔反尔,是怎么回事?雷刚说他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你们懂不懂?什么是王法?无产阶级的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 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竟怀着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说《批示》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我同意,也不完全同意。《批示》的每一句话都是极为重要的。头一句话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建议通过发行”。事情到了一部影片(工农兵所欢迎的好影片),不由主席亲自出来讲话,就不能通过,不能发行,就要推上断头台。事情到了这样地步,还不令人怵目惊心吗?我不想隐瞒自己的思想:听到这一句,我立刻联想起当年李希凡文章的命运。
    “不要求全责备”。有同志说,《十条》的不妥仅在过于“求全责备”。我不同意这种理解。因为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华城姓华,余秋里姓余;华城两臂俱全,余秋里不过一个独臂残人——另一只胳膊杀敌有功,马克思提前接见。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非常深刻,非常英明。当前的文艺政策,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艺政策,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应当调整。有同志说这句不好理解,深刻理解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讲的什么意思还是不难懂的。我目前的理解就是如此,错了请批判,斗争。
      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95%,说批判错误路线不要着重于个人责任,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一个赵沨——我们学校的两位老同志。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一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我和赵沨并无深交。不过见面,讲话,如此而已。他患病多时,我几次路过他家,没有进去,怕给他带来麻烦。不是要各单位推举自己的陶钝吗?一个老同志,年老加上体衰,我何苦去给他制造灾难?据说他的审查结论早已经过国务院批准,转到了军区。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进他家门。国务院批准顶什么?!如果命里注定要选举你当音乐学院的陶钝,你还不是得改姓陶?
      还有一个周巍峙。总理五年前就关心、询问过他的问题。这不是造谣,是我亲耳所闻。时在一九七O年五月九日夜半。中南海国务会议室。有当时的文化组副组长在座。据说十大前中央某次会议上又问起过。七三年夏,万寿台艺术团来,唱了《志愿军战歌》。总理是从这里讲起的。五年里,至少讲过这样两次。结果如何?结果是,一九七三年“八一”建军节,电台有人建议广播《志愿军战歌》,竟不允许!申辩者说:总理不久前刚刚讲过此歌,连同作者。还是不准。矛盾尖锐化,官司打到政治局委员吴德同志那里,才获批准,终于在“八一”播了一下。这样的事何止一例。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于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刚才很多同志发言指出文化部没有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同意,不重复。文化部当前整个干部情况我不了解。不是不敢讲,没有调查不能讲。但就我所知道的单位而言,我想起列宁一句话:用一些满口胡说八道的新领袖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可以指名道姓,何必隐讳?例如近年来在中央乐团青云直上的那个刘庄,薛宝钗诗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人就是这样飘摇而上,平步青云的。
      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别的单位不知道,据说乐团就是批李德伦,北影就批钱江、谢铁骊。也许你们不承认。但事实如此,何必遮掩。钱、谢我不认识。对李德伦同志,我略略知道一点。他有一万个缺点、弱点和错误,办过两万件蠢事,但他至少在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造中尽过心力,他至少是一个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无阴谋诡计、并无暗算之心的磊落正派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理论研究。这几年来,文化部组织发表过几篇稍为认真地研究马、恩、列、斯、毛主席文艺著述的文章?发表过几篇认真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文章?例如“创作原则”,什么是革命文学艺术的根本的创作原则?主席讲“两结合”,快二十年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根本的创作原则。唯一的、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是唯一,不是唯二。你们几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几时号召研究过这个问题?搞什么创造发明!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明。你们比马克思还高明!某些读也读不懂的文章,连文法、句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的语言概念也是不管的。即如《十条》讲“艺术上的严重错误”,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可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雅俗之分,等等,什么叫作艺术上的对、错?谁能讲得清楚?这样高超的美学见解,真是闻所未闻!
      有同志谈到刊物问题,创作问题,我同意,不复述。据说主席近年对此均有指示。但是,主席的话,你们听几句?人民要求作品,要求刊物,你们谈起这个问题就责怪张三、李四,反正事情没有办好,都是别人的罪过,有了功劳都是你们文化部。
    学理论,讲缩小差别、限制法权。你们天天以此教训别人,自己实行得如何?看来鲁迅的预见性大为不足。一九三0年,鲁迅告诉左联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成功后,工农大众会请你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也许黑面包也吃不成。现在,我们的革命文艺战士何等走运!特等衣,特等饭,特等车(七0年广交会演出,两架专机接送)。列宁处分给他加薪的总务人员,主席批评长征路上给他捉鱼的警卫员,马克思以饿肚皮为寻常之事。今天很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你们就是特级功臣,理应吃特等饭,穿特等衣,坐特等车。还不够,据说还要发展,文艺战士还要进一步分成特特级、特级、上级、低级,等等。搞的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鲁迅在天之灵,未知做何感想。这件事影响所及,早已超出样板团。大家有意见,包括身受其“惠”的样板团的许多同志。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炮打你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发言就是“炮打”。你文化部的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偏要摸!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 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 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主席《7.25批示》尚且说“建议通过发行”——你是主管部门,中央主席“建议”你如此办理。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总理对音乐学院的运动作了一系列完全正确、非常重要的指示之后,对群众代表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什么时候表现过半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风格?!
      这些意见,希望转告部领导。希望你们听(不是“听从”的“听”,我岂敢如此。是“坏话、好话都要听”的那个“听”)。不听也无可奈何。打击报复也可以。这可使政治、理论、思想、意志、道德上受到大的锻炼。这件事非常之好!
      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概,这样做我看行不通。不要低估了主席的力量。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不要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今天讲这么多,错了大家批评。
       李春光
    
     八月二、四日发言。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八月八日回校抄贴。
    
    说 明
      这份大字报实际上写于八月七日晚(之所以在文末写上“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是为了预先避免牵连北京城里学校内外的朋友。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写得很仓促,是一个详细提纲。八日晨,请我妹夫李桂森同志抄成大字报。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我的字是很难看的。我一边念,一边补充修改,他就这样记录抄成大字报,然后,又替我复写了三份。我自己写的那个草稿随即毁掉了,因为它很潦草,谁也看不懂。现在这份抄稿,就是八日复写的三份当中的一份,有一个段落抄颠倒了,我又把它剪贴更正了一下。这份抄稿后来被一位同志索去,辗转传阅,已经很破旧了。历史博物馆的同志要求我把这个稿子送给他们保存,我确实不认为它有这样的意义,想不到它竟能获得这种光荣。如果它对博物馆的工作真的能起一点作用,那就把它交给有关同志去处理罢。这份抄稿的题目“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和末尾我的名字,以及边页上某些错字、漏字的补正,则是我自己当时写上去的。
      遵嘱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上,供博物馆的同志参考。
    李春光 10/XII,1976
     (1976年 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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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二件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存原件复印件打印。
    
    打字:张艳华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签名)
    校对:萧 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签名)
    2004年 7月14日
    
    
    
    
    
    
    
    
    
    
    
    
    
    
    本月二日和四日,在作曲理论系赴首钢开门办学组讨论会上,我发了三次言,谈对主席《7.25批示》的认识和感想,讲了对于文化部领导的批评意见。后来,看到会议记录,有的漏记了,有的记错了。现将发言要点写出来,以便文化部领导了解,并请学校里的同志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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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7.25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对于主席《批示》的伟大意义,现在来做结论为时过早。其伟大意义不比六三、六四年的两个批示稍差。这种意义必将一步一步地、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同志们的发言,许多我完全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 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十条》说,对于《创业》“不可等闲对待”,这句话很好,完全适用于《十条》本身。《十条》是个带原则性、带政策性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对待”,应当让群众研究、分析、批判。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如果贯彻《十条》,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文化部领导同志应当拿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魄来,号召群众来批判《十条》,帮助你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几个负责人当初赞成,后来又反对,又判处死刑,这样出尔反尔,是怎么回事?雷刚说他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你们懂不懂?什么是王法?无产阶级的王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 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竟怀着一颗什么心呢?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说《批示》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我同意,也不完全同意。《批示》的每一句话都是极为重要的。头一句话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建议通过发行”。事情到了一部影片(工农兵所欢迎的好影片),不由主席亲自出来讲话,就不能通过,不能发行,就要推上断头台。事情到了这样地步,还不令人怵目惊心吗?我不想隐瞒自己的思想:听到这一句,我立刻联想起当年李希凡文章的命运。
    
    “不要求全责备”。有同志说,《十条》的不妥仅在过于“求全责备”。我不同意这种理解。因为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样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华城姓华,余秋里姓余;华城两臂俱全,余秋里不过一个独臂残人——另一只胳膊杀敌有功,马克思提前接见。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非常深刻,非常英明。当前的文艺政策,文化部所掌握着的文艺政策,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应当调整。有同志说这句不好理解,深刻理解确实不容易,但我觉得讲的什么意思还是不难懂的。我目前的理解就是如此,错了请批判,斗争。
    
    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95%,说批判错误路线不要着重于个人责任,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一个赵沨——我们学校的两位老同志。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一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我和赵沨并无深交。不过见面,讲话,如此而已。他患病多时,我几次路过他家,没有进去,怕给他带来麻烦。不是要各单位推举自己的陶钝吗?一个老同志,年老加上体衰,我何苦去给他制造灾难?据说他的审查结论早已经过国务院批准,转到了军区。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进他家门。国务院批准顶什么?!如果命里注定要选举你当音乐学院的陶钝,你还不是得改姓陶?
    
    还有一个周巍峙。总理五年前就关心、询问过他的问题。这不是造谣,是我亲耳所闻。时在一九七O年五月九日夜半。中南海国务会议室。有当时的文化组副组长在座。据说十大前中央某次会议上又问起过。七三年夏,万寿台艺术团来,唱了《志愿军战歌》。总理是从这里讲起的。五年里,至少讲过这样两次。结果如何?结果是,一九七三年“八一”建军节,电台有人建议广播《志愿军战歌》,竟不允许!申辩者说:总理不久前刚刚讲过此歌,连同作者。还是不准。矛盾尖锐化,官司打到政治局委员吴德同志那里,才获批准,终于在“八一”播了一下。这样的事何止一例。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于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刚才很多同志发言指出文化部没有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我同意,不重复。文化部当前整个干部情况我不了解。不是不敢讲,没有调查不能讲。但就我所知道的单位而言,我想起列宁一句话:用一些满口胡说八道的新领袖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可以指名道姓,何必隐讳?例如近年来在中央乐团青云直上的那个刘庄,薛宝钗诗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人就是这样飘摇而上,平步青云的。
    
    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别的单位不知道,据说乐团就是批李德伦,北影就批钱江、谢铁骊。也许你们不承认。但事实如此,何必遮掩。钱、谢我不认识。对李德伦同志,我略略知道一点。他有一万个缺点、弱点和错误,办过两万件蠢事,但他至少在交响音乐《沙家浜》的创造中尽过心力,他至少是一个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无阴谋诡计、并无暗算之心的磊落正派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理论研究。这几年来,文化部组织发表过几篇稍为认真地研究马、恩、列、斯、毛主席文艺著述的文章?发表过几篇认真研究鲁迅美学思想的文章?例如“创作原则”,什么是革命文学艺术的根本的创作原则?主席讲“两结合”,快二十年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根本的创作原则。唯一的、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是唯一,不是唯二。你们几时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几时号召研究过这个问题?搞什么创造发明!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明。你们比马克思还高明!某些读也读不懂的文章,连文法、句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的语言概念也是不管的。即如《十条》讲“艺术上的严重错误”,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可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分,雅俗之分,等等,什么叫作艺术上的对、错?谁能讲得清楚?这样高超的美学见解,真是闻所未闻!
    
    有同志谈到刊物问题,创作问题,我同意,不复述。据说主席近年对此均有指示。但是,主席的话,你们听几句?人民要求作品,要求刊物,你们谈起这个问题就责怪张三、李四,反正事情没有办好,都是别人的罪过,有了功劳都是你们文化部。
    
    学理论,讲缩小差别、限制法权。你们天天以此教训别人,自己实行得如何?看来鲁迅的预见性大为不足。一九三0年,鲁迅告诉左联的作家,不要以为革命成功后,工农大众会请你们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也许黑面包也吃不成。现在,我们的革命文艺战士何等走运!特等衣,特等饭,特等车(七0年广交会演出,两架专机接送)。列宁处分给他加薪的总务人员,主席批评长征路上给他捉鱼的警卫员,马克思以饿肚皮为寻常之事。今天很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你们就是特级功臣,理应吃特等饭,穿特等衣,坐特等车。还不够,据说还要发展,文艺战士还要进一步分成特特级、特级、上级、低级,等等。搞的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鲁迅在天之灵,未知做何感想。这件事影响所及,早已超出样板团。大家有意见,包括身受其“惠”的样板团的许多同志。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炮打你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发言就是“炮打”。你文化部的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偏要摸!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 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 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主席《7.25批示》尚且说“建议通过发行”——你是主管部门,中央主席“建议”你如此办理。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总理对音乐学院的运动作了一系列完全正确、非常重要的指示之后,对群众代表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你们什么时候表现过半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风格?!
    
    这些意见,希望转告部领导。希望你们听(不是“听从”的“听”,我岂敢如此。是“坏话、好话都要听”的那个“听”)。不听也无可奈何。打击报复也可以。这可使政治、理论、思想、意志、道德上受到大的锻炼。这件事非常之好!
    
    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概,这样做我看行不通。不要低估了主席的力量。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不要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今天讲这么多,错了大家批评。
    
       李春光
    
     八月二、四日发言。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八月八日回校抄贴。
    
    说 明
    这份大字报实际上写于八月七日晚(之所以在文末写上“八月六日晚整理于石景山”,是为了预先避免牵连北京城里学校内外的朋友。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写得很仓促,是一个详细提纲。八日晨,请我妹夫李桂森同志抄成大字报。因为他的字写得好,我的字是很难看的。我一边念,一边补充修改,他就这样记录抄成大字报,然后,又替我复写了三份。我自己写的那个草稿随即毁掉了,因为它很潦草,谁也看不懂。现在这份抄稿,就是八日复写的三份当中的一份,有一个段落抄颠倒了,我又把它剪贴更正了一下。这份抄稿后来被一位同志索去,辗转传阅,已经很破旧了。历史博物馆的同志要求我把这个稿子送给他们保存,我确实不认为它有这样的意义,想不到它竟能获得这种光荣。如果它对博物馆的工作真的能起一点作用,那就把它交给有关同志去处理罢。这份抄稿的题目“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和末尾我的名字,以及边页上某些错字、漏字的补正,则是我自己当时写上去的。
    
    遵嘱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上,供博物馆的同志参考。
    
    李春光 10/XII,1976 (1976年 12月10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二件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存原件复印件打印。
    
    打字:张艳华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签名)
    
    校对:萧 琳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签名)
    
    2004年 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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