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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江西剿共退思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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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彰往可以考來·顧後亦能瞻前 ◆
    
    廣斫鑑上線三週年
    (2004.9-2007.9)
    紀 念 發 佈
    江西剿共退思
    
    陳 誠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節 共黨爲患的由來
    
     歷代都有匪患,其爲禍之烈,雖在婦孺亦耳熱能詳的,在唐爲黃巢,在明爲闖獻,都曾創造過空前未有的記錄。然以與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下「中共」或「共黨」)相較,可就都望塵莫及了。共黨已經和仍在製造的罪惡,眞是罄竹難書,他們爲害中國乃至爲害人類的程度,將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還是絕後的。
    
     共黨就是由蘇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一手製造的一種匪患,因其曾自稱爲「中國工農紅軍」,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黨爲患,始於十六年他們在南昌發動的「八一暴動」。而中國之有共產黨,則始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從一開頭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揮的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組織。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父倡議容共,何嘗不知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不能相容,不過容共並不是容納共產主義的意思,更不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意思。當時李大釗提出共產黨徒加入本黨的申明書中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見容共是容納共產黨「人」之加入本黨,亦「歸斯受之而已矣」之義,以國父之寬容大度,對於「人」是不曾有所歧視的。至於一經作了共產黨,便不復再有人性,這豈是國父當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則國民革命發韌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義者的重重壓迫,爭取國際上的援助與同情,乃當時革命形勢之絕對需要,剛好俄國此時再三表示他們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革命的誠意,則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確立,正是客觀形勢必然的歸趨。後來俄帝猙獰面目之逐漸暴露,還是共產政權罔顧信義缺乏人性的一種表現,但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據軍後的成敗,來評論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
    
     共產黨徒以個人名義加入本黨之後,立即展開挑撥離間的分化作用,於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稱出現。在「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之下,共產黨在本黨陣營中已隱然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不過共產黨的招牌還沒有公開掛出來罷了。「八一」南昌暴動是羅明納茲(史達林派來中國傳達他的命令的人)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葉挺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燒殺劫掠之後。南竄廣東,於潮汕一帶遭國軍痛擊,被各個擊破,殘部由朱德率領,流竄湘南。
    
     南昌暴動失敗後,共黨偽中央又發動湖南「秋收暴動」,由毛澤東率領農軍團及叛變之武漢警衛團,兩次圍攻長沙,均遭失敗,乃收集殘餘四百餘人,竄至贛西邊境寧岡縣屬之井岡山落草。
    
     十七年(一九二八)春,朱德在湘南落腳不著,亦率所部至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是年五月,始正式以朱毛兩部約三千餘人成立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十七年七月,彭德懷、黃公略兩叛部(原屬第八軍)亦來井岡山入夥,又合組爲偽紅軍第五車。彼等先後攻陷江西之永新、蓮花、寧岡、遂川,及湖南之茶陵、酃縣等地,勢張甚。但自十七年冬至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中央令湘贛兩省駐軍進剿,井岡山被攻破。共軍分竄贛南、閩西、湘西、鄂南各處,裹脅反而愈眾。十九年(一九三○)一月朱毛先由閩西回竄贛南。是年七月彭德懷曾一度攻陷長沙。朱、毛、黃等共黨首領,遂廣集散部,擴編爲三、四、十二各軍,改稱偽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渡贛江而西,與彭德懷會師於瀏陽。十月再犯長沙,不克,除留孔荷寵一股於湘東外,餘皆竄贛,與朱、毛等分而復合。
    
     十九年(一九三○)冬,中央以擴大會議之亂已定,恐江西共軍坐大,勢將燎原,乃大規模派軍進剿。採圍攻戰略,是爲第一次圍剿。圍剿軍共四個師,以張輝瓚之第十八師爲主力,分途進擊,適爲共軍集中兵力突破一點之戰術所乘,十八師失利,張師長被俘殉國。其餘各師均敗。是役除損兵折將外,還給共軍補充了四千多枝槍。
    
     二十年(一九三一)五月,政府決以重兵作第二次之圍剿,我所部的十八軍就是從這次開始參加剿共戰役的。六月二十五日我受任爲剿共進擊軍第二路指揮官,二十八日率部自臨川出發。時共軍主力,正擬竄擾閩西,我軍乃急於七月十二日,抄出廣昌以南之文會,自後予以痛擊,俘獲甚眾。越數日,克黎川,與駐閩友軍取得聯絡,雙方夾擊,共軍到處奔竄。我軍由黎川經廣昌、寧都、興國、富田、東固,轉戰千里。共軍以埋伏躲藏之法,時隱時現,無法捕捉其主力而殲滅之,然已使其不勝疲敝與驚慌。會石友三在浦口叛變,本軍奉委員長電令星夜西進集中吉安,待命策應全局。時友軍公秉藩、王金鈺部均爲共軍所乘,第五師師長胡祖玉陣亡,於是廣昌、石城、寧都、瑞金、雩都、建寧、泰寧、黎川等十餘縣,均入共軍手中。是爲第二次圍剿。當本軍奉調吉安之際,南昌行營何兼主任敬之(應欽)命令說:據報共軍已南竄,著該軍南下跟蹤追擊,同時總指揮蔣銘三(鼎文)卻電告說:現共軍情勢不明,請兄部就地待命。時友軍朱一民(紹良)在南豐,與共軍正接觸中,希望我東進夾擊,湊趣的是陳銘樞亦於是時來電說:共軍有進擊十九路軍模樣,希望我北上與該軍協作。本軍行止至是有東西南北進和就地不動五種歧途,可見當時情況之亂。此亦剿共軍事中一段有趣插話也。
    
     二十年秋,政府徵調大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共軍知我軍交通困難,補給不易,利在速戰,以「堅壁清野,避實擊虛」爲計,不與中央軍主力接觸。我軍正在捕捉其主力予以聚殲之際,適「九一八」事變發生,剿共軍事,又因之暫歸停頓。時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駐守寧都,孫因事不在軍中,其參謀長趙博生固共產黨徒也,乃利用機會,一面勾結共黨,一面煽動所部叛變。旅長季振同及董振堂,均爲所惑,旋即一同叛投共軍。共黨中央收編叛部成立第五軍團,轄三個軍。即以季振同爲軍團總指揮,董副之;並以蕭勁光爲軍團政治委員,劉伯堅爲政治部主任。據共黨機關報《紅色中華》第二期所載,共黨此次獲槍兩萬餘枝,兵員一萬六千餘人。於是赤燄益熾,攻贛州,陷南雄,占領漳州,幾有不可復制之勢。斯時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盡爲共軍所據。彼等顧盼自雄,遂於十一月七日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在瑞金葉坪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政策等重要法令,並頒布之。同時宣告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定瑞金爲偽都,改稱瑞京,設偽中央政府於此。
    
     此次偽大會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盧福坦、朱德等六十三人爲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爲主席,項、張副之。該會下設人民委員會,爲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亦以毛爲主席,項、張爲副。此外以王稼薔爲外交人民委員,朱德爲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爲勞動人民委員,鄧子恢爲財政人民委員,張鼎丞爲土地人民委員,瞿秋白爲教育人民委員,周以栗爲內務人民委員,張國燾爲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爲工農檢查人民委員。中共「國」由此正式開鑼,共黨爲患由此更一發而不可遏矣。
    
     綜上以觀,共黨之爲患是在國民革命軍旗幟下寄生長成的,是由剿共軍的補給壯大的。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當然共產黨是禍患的中心領導力量,但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能在言說文字上搗亂,除淆惑觀聽外,尚難成爲大害。共產黨而擁有武裝,於是爲虎傅翼,出而食人,遂成爲無可避免的後果。
    
     不過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道理,我們尤不可不加以確認。中國自清季以來,民生凋敝,政治腐敗,都到了極端嚴重的地步。民國肇造,一開始就付託非人。袁世凱以一代權奸而爲開國總統,他自己先道德破產,則由他所領導的政府,由他所發動的政治,如何能不成爲一團爛污?因而繼革命的軍事破壞之後,又加上他的人心破壞,遂使民生國計,較之清末,尤有江河日下之勢。當時顯著的現象是:
    
     既得權益階級驕奢自恣,荒淫無恥;
     被擯棄的大眾,淪落失所,甚至飢寒交迫;
     外侮憑陵,內亂時發,國幾不國。
    
     以上三種現象,互相激盪,就產生以下的結果:
     被擯棄大眾之有知識者,有的就想做黃巢、宋江,有的就想做高不危、牛金星,其椎魯無識者,可以投軍爲兵,也可以入夥爲匪,反正吃飯要緊,什麼叫兵,什麼叫匪,還不都是那麼回事。歷代大亂,無不起於飢民和淪落失所的知識分子之眾多,往事歷歷,可覆按也。
    
     所以共黨爲患,直接原因是共黨攫奪武裝的成功,間接但是基本的原因,卻是由於若干年來的政治敗壞人民失所。履霜堅冰至,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第二節 共黨爲患的慘烈
     世稱黃巢造反,曾「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說並無所據。惟黃巢殘忍嗜殺,則是千眞 萬確的事實。楊復光陳破賊事狀,說巢賊「物無不害,惡靡不爲」,已可見其爲禍之烈於一斑。
    
     闖獻荼毒生靈,距今不過三百餘年,仍爲家喻戶曉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七殺碑」,其文爲:「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殺人爲報天養人之法,是何理性?眞 是匪夷所思。
    
     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對於歷代流寇,尤其是黃巢闖獻,素極奉不崇敬,大有奉爲「先賢」、「先烈」之意。其實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雖起黃巢闖獻於地下,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陸淪陷之初,港澳及各地華僑,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謂大有人在。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人心爲之大變,希望破滅了,完全變成絕望,好感消失了,完全變成咒詛。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形成「新階級」的人物外,對於共黨不存「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想的,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闖獻,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共黨所造成的紀錄,稱得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爲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
    
     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 Simon 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爲極普遍之現象。
     四、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有一大屋,約三十間,謝姓。過去可斷爲一大家,現則荒涼冷落,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則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又另一村家,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並無男丁。
    
     五、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除裹脅以去者三百餘人,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七、瑞金原爲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占據時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分子屠殺淨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勛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
    
     以上錄有的資料,雖殘缺不全,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但舉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爲八十五萬三千餘人,劫後人口爲五十五萬八千餘人)減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
    
     二、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這純粹是人爲的現象。因爲男丁非被屠殺,即被裹脅以去之故。
    
     三、共區因缺乏壯丁,勞動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園荒蕪,百業俱廢。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雖已年屆成人,而形態猶如兒童。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脅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砲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爲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側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爲「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爲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爲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爲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史太林:
    
    「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史達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眞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闖獻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史達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闖獻雖兇殘而尚能表裏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爲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爲」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
    
    
    第三節 安内乎?攘外乎?
    
    「九一八」事變,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嚴重的國難。消息傳出,凡有血氣的中國人,無不憤激萬狀,思與日人拚個你死我活,以纾國難,以雪國恥,就是不幸而戰死疆場,也覺得爲國犧牲,死得其所。
    
     當時國內的情形,除少數地方割據狀態依然未能削除外,最使政府感覺成爲心腹之患的,就是共黨的日益猖獗。政府此時處境,有如內邪外感,交相侵逼,有醫國之責者,對此病國,究應如何治療?先除內邪?抑先祛外感呢?换言之,就是先攘外呢?抑先安內呢?
    
     這的確是一個極端困擾的問題。
    
     就激動的國民心理講,多主張不顧一切,先謀對外,應即全國動員,對日宣戰。
    
     我當時就是這樣主張的一個人。我以身爲軍人,對於時局從不亂發文電,以譁眾取寵。這次受愛國心的驅使,復以軍人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責任,遂不暇深思,於事變後的第四日發出一通養(二十二日)電,請纓抗日,其文爲:
    
    (上略)倭寇兇橫,藉端啟釁,占我瀋陽,辱我軍民,猶復續開駐韓倭軍入境,節節侵迫,此種舉動,欺人大甚。凡屬國民,同深憤慨,國難之急,至今巳極。亡國之慘,轉瞬即見。吾革命軍人,以打倒帝國主義爲職志,此而可忍,何以爲人!職等分屬軍人,責在衛國,願率所部與倭寇決一死戰,成敗利鈍,概不暇計。寧可致死於亡國之前,不願偷生於國亡之日。執戈待命,謹候明示。(下略)
    
     我們的這一請求,當然未被政府接納。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爲我個人和我所帶的部隊,可以「成敗利鈍,概不暇計」,可是主持國家大政的人,就不能同我們一樣,也把國家的興亡成敗,作孤注之一擲。
    
     政府是維護國運昌隆民生康樂的一種組織,它存在的意義,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故凡事要計策萬全,不能操切從事,更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尤其對於敵國外患的戰爭行爲,關係著整個國家民族的成敗存亡,更不能不特別慎重。就原則來講,必須謀定而後戰,應當不打沒有勝算把握的仗。
    
    《孫子·始計篇》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就「九一八」事變前後之中日兩國形勢論之,中國爲積弱新造之邦,無論就政治、經濟、軍事那一方面講,都不是維新以來國勢鼎盛的日本的敵手。則中國忍不過日人的挑釁,貿然與之開戰,將無異以無算敵多算,這種戰則必敗的仗,自非到了山窮水盡絕對無路可走的時候,最好不要輕開。委員長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於本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說:「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就是針對此種情勢而發的名論。委員長的這一申明,雖是在二十四年十一月說的,但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政府的對日態度,始終就都是以這兩句話爲內容的表現。
    
     或者有人懷疑,日人處心積慮以謀我,固已匪伊朝夕,和平終必絕望,犧牲絕難避免,則與其將來開戰,何如即早開戰,與其將來犧牲,何如即早犧牲,免得受盡了氣受盡了辱,而仍無濟於事?這種看法,雖也言之成理,其實大謬不然。
    
     因爲常識告訴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犧牲縱爲必不可免之事,然而多有一分準備,即可多得一分力量,多有一分力量,即可少受一點犧牲。當然大犧牲不如小犧牲,小犧牲不如不犧牲。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種不犧牲而致勝的戰爭,我們沒有資格爭取。可是減少犧牲的戰爭,我們就應唯力是視以爭取之。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都應當如此做。
    
     對日戰爭減少犧牲的辦法,要而言之,亦不外集中力量一致對外而已。但力量如何才能集中?先剿平心腹之患的共黨斯可矣。力量集中之後,自能一致對外,當可無待垣言。而所謂先剿平共黨禍患云者,亦即本文所說的先安內是也。
    
     早在萬寶山事件發動時(九一八事變前兩月),委員長即曾揭示過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他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故「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對於這項政策,持之益堅,絕不爲任何遊言浮語所搖動。他說明之所以亡,就亡於一方面既要禦侮,一方面又要剿匪的緣故。他勸說大家不要蹈襲明朝亡國的覆轍,一定先要除此腹心之疾的共黨,然後再齊一步驟,抗日禦侮,才有致勝的可能。他有幾句極扼要的話說:「大家都要明白,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這道理實在是推不翻的,使我這不勝一時之憤的人聽了,不能不爲之折服。所以也就暫時收拾起北上抗日之心,仍留贛南埋頭剿共。再說共黨是帝俄侵華的工具,在武漢政府時代,大家早已有此認識。則剿共也等於禦侮,不過不是來自日方的罷了。由此看來,安內攘外政策,絕非如李濟琛所說:「對外則虎豹股慄,對內則蠛蝨奮威」(參閱《平亂》第四章第四節),明矣!
    
     事變發生之初,還有一種先抗日的理論,以爲中國內部的亂源,都導發於帝國主義的發縱指使,不直接打倒帝國主義,而日事討逆剿共,乃是捨本逐末。又說先求國內統一,肅清一切反動,而後始能打倒帝國主義者,是爲倒因爲果。我記得當時我也同意這種看法,於「養」電發出後,僅隔二日又發出一通陳述這種意見的電報。今日想來,覺得當日眞是幼稚衝動之可笑。由於義憤填膺而請纓抗日,猶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應有之舉,至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先抗日的理由,是直以「無算」爲「多算」,拿政治上的一句口號,當作軍事上「無敵於天下」的憑證,豈非不思之至。「打倒帝國主義」這句口號,本是聯俄容共後的產物,蘇俄製造這句口號,用心至爲險毒。因爲當時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落後地區,作惡多端,尤其是英國,近百年在亞洲劣跡昭彰,亞洲人民除少數爲其所豢養的走狗外,無不銜之刺骨。如前緬甸總理宇素供詞之所說:「吾人寧相信吾人所稔知之魔鬼,而不願相信吾人所不知之天使」,此言可代表亞洲人民對大英帝國之感想爲如何。蘇俄洞悉亞洲人民之心情,而又艷羨英帝在亞洲所獵獲的權益之豐厚,於是乘瑕蹈釁,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鼓動亞洲人民反抗以英國爲首的西方殖民政策,好藉便坐收漁人之利。所以「打倒帝國主義」,是蘇俄赤化世界的一大陰謀,但卻是因爲英國之多行不義,才使蘇俄得到發展此項陰謀的良好機會。國民黨接受了這句口號,未嘗不知是上了蘇俄的當,但因革命環境之過於孤立,由於嚶嚶求友的本能要求,也就不能不互相唱和起來。及至爲日既久,積非成是,幾視此一含有嚴重毒性的口號爲一泛應曲當之口頭禪,人人如此,我一人又何能獨異。今日說起來,亦可見當日群言龐雜之一斑。若非委員長有眞 知灼見的領導,恐怕今日侷促台灣一隅的中華民國也未必存在。
    
     兩廣當局以不抗日爲反抗中央的藉口,就另外製造一種口號說:「在抗日的旗幟之下,方能統一軍令」,他們舉出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德意志的統一來作例子,說是先要打勝了外國,然後方能完成統一。姑不論他們口裏說的心裏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就說他們是心口如一的罷,可是這種論證,也跡近歪曲事實。我們知道德意志的統一運動,自一八三四年十七邦的開稅同盟,即已開其端。由於工業革命及俾斯麥的治國有方,才達成這一目的。他們早在對法作戰之先,即已完成政令軍令的統一,其所以一戰而勝者,就正是因爲軍令政令先已統一的緣故。事實俱在,豈可隨便加以顛倒?「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解釋,是說外侮來的時候,兄弟先要放棄鬩牆之爭,然後才能共禦其侮。未聞鬩牆之爭不息,同時仍能抵禦外侮者。所以軍政令不先統一,而能禦侮救亡者,此爲古今必無之事。那麼先安內呢?先攘外呢?當然安內爲先了。
    
     先安內後攘外的道理,本極淺顯易明,在知識分子之間,但能平心靜氣的想一想,聽一聽,自能接受政府的領導,而不致橫生枝節。(當然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們,自當別論。)倒是非知識分子的士兵群眾,對此問題反而往往不易說服。「一二八」滬戰發生後,十八軍奉到命令馬上準備赴援。消息傳出,全軍歡聲雷動,至有如痴如狂者。可是正當準備出發之際,得到共黨有將躡我軍之後奪取贛州打通湘贛直搗武漢的計畫,當時贛省吉安父老集體向我請願不放我走,要我留贛繼續剿共,他們說:軍人以衛國爲天職,如果人民都被共黨屠殺光了,縱能衛國,但於吾民何益。我允將此意轉向中央請示。其時委員長已下野,中樞政務由孫哲生(孫科)先生及陳銘樞等負責,給我的覆示是「請兄相機處理可也」,這是讓我自作主張,我應當怎樣決定呢?全軍奉命抗日,士氣之盛,已達極點,一旦改變命令,仍留贛剿共,軍心沮喪,可想而知,剿共亦將難以達成任務。不過當時共軍圍攻贛州甚急,危如累卵,贛民環列請留,情詞迫切,事實上亦不容棄置不顧。在無可如何之下,我只得親赴各軍,將共軍攻贛陰謀,詳予解釋,並告以剿共即爲抗日初步之理,士兵心理始略爲緩和。他們轉念不能如願抗日,完全是因爲共黨扯後腿的原故,於是把滿腔義憤,都拿共軍作爲發洩對象,這才解了贛州之圍。說起來好笑,當我們好不容易說服了士兵剿共應先於抗日之際,無奈既無餉又無糧,部隊無法開拔。我們請中央發餉,中央沒有錢,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庫空虛,也籌墊不出,要我們向地方直接籌派。我向官兵徵詢意見,大家一致表示寧可窮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錢。正在無計可施,幸虧委員長以在野之身,商請浙江省政府籌借五萬元給我們,才得濟一時之急。餉的問題解決了,糧還是沒有著落。經查泰和縣存有軍糧,因電請南昌行營飭撥救急,不料奉覆不准。部隊怎能餓著肚皮打仗?再電呈行營部隊斷炊情形,請權准動用泰和存糧,這才解決了糧的問題。但每一官兵所能發給的亦僅敷十日之用。在這種七拼八湊之下,十八軍幸而不負民眾的期望,一下子就把犯贛的共軍擊潰。共酋彭德懷僅以身免,他的三個師長一被俘、一負傷、一被擊斃,其餘共軍官兵傷亡被俘者無算,幾於全軍盡墨。假使當時補給充足,我軍乘勝窮追,必可斬盡殺絕,消滅了無窮後患。這一仗可謂大獲全勝。但我們事後想來,我們當時轉移抗日的軍心而爲剿共,也未寧不是捏著一把汗幹的。
    
    「七七」全面抗戰發動以前,「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在這當中將近六年的期間,大局危疑震撼,人心撲朔迷離,實在是中國朝野極端苦悶的一個時代,其所以然之故,就完全由於「先安內?先攘外?」這一問題的存在而使然。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而在內外夾攻之下,有時亦不能不兩面應付,以致有顧此失彼之虞。否則江西共黨之爲患,又何致勞師數年需要五次圍剿之多?我們身當剿共之衝的將領,當時處境,最爲狼狽,因爲先安內後攘外,是純理性的主張,而先攘外後安內,則是偏於感情的想法。用理性剋制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當時一般自命以及爲共黨捧昏了頭腦的所謂進步分子,以指責政府不先抗戰爲自我標榜之捷徑,影響人心極鉅。尤其是頭腦簡單的我們軍人,要想轉移我們先抗日的心理,使其不得效死於長城大漢之間,而葬身於深山窮谷之內,其爲難於說詞,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在江西幾年剿共,眞是心力交瘁,無以復加。然而今日結果怎麼樣?江西逃亡的殘共竟已成了大陸的宰制者,我們剿共同志的血白流了,汗白出了,力白費了,這是死也不能暝目的事。在反攻復國大業完成之先,我們後死者的責任是交代不下去的。
    
    
    
    
    第二章 江西圍剿
    
    第一節 赣南成爲共黨根據地的原因
    
     共黨禍國,經其竄擾的地區,在抗戰以前,已有浙、贛、閩、粵、湘、黔、川、鄂、豫、皖、陝、晉、綏、寧等十餘省之多。然而盤據最久,爲害最烈,且建立偽中央政府,擅設首都者,則只有贛南一地爲然。
    
     他們爲什麼選定這個地方作爲他們主要的根據地?當然不是偶然的。
    
     第一因爲地理環境關係,贛南位於贛江上游,地勢高峻,山嶺重疊,交通極爲不便,這是打出沒無定的游擊戰最理想的地帶。共黨最擅長的就是打游擊戰,所以他們選定了贛南作主要根據地。
    
     而且贛南的經濟條件也很優越。贛南雖然山多,但因侵蝕年久,山間溪谷,多沖積成局部平原,頗適宜於耕種。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種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其他各縣雖不都和瑞金一樣,可是出產的種類數量,都很豐富,維持一個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們就看中了贛南。
    
     第二因爲政治環境關係。江西政治環境最利於共黨發展,其故有二:
    
     一、江西東面的福建,十九路軍駐入以前,政府於此素乏經營,十九路軍駐入以後,即逐漸反動,爲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廣東,形同割據,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與政府同床異夢,於共黨亦無所害。故共黨據贛南,所慮者惟北面耳。
    
     二、民國以來,江西遭受軍閥的摧殘,爲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後,人民對於改善政治環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當時國家統一徒俱虛名,軍閥割據,內亂迭起,政府對於改善地方政治,有心無力,贛南山鄉遼遠,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滅了,在艱苦中掙扎生活,似乎毫無出頭之日。這種環境,是共黨最易欺騙民眾的。所謂貧窮是繁殖紅色細菌的溫床,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共黨看中了贛南的另一原因。
    
     第三因爲人口稀少。贛南自昔以來就多匪患,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所以地雖富饒,但戶口並不繁密。洪楊之亂時,居民死難逃亡者極眾,人口愈益減少。事定後,經過十年來的省外移民,人口稍稍繁殖,但是比較起來說,仍是人口稀少的地區。共黨擁有龐大的軍隊,最爲困難的問題就是補給。既要建立一個根據地,就不能流竄就食,而須取給於當地。當地如爲貧瘠之區,自屬無法供應,如爲富饒之境,則不但人口密集,且必爲重兵駐屯之祈,如何容得共軍竄擾盤據?剛好這時有一個富而不庶的贛南,爲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黨如選中了這個地方作根據地,大可不費吹灰之力而得之。天下有這樣的便宜事,他們當然不會放棄它了。
    
     第四因爲是軍事上的形勝之地。江西爲長江流域軍事上的樞紐省區。對蘇皖而言,位居上游,自爲兵家所必爭。就兩湖而言,位當中流,上下左右,亦有舉足輕重之勢。故江南用兵,未有不爭江西者。明太祖與陳友諒之決戰地點即在江西。戰既勝,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搗應天,大勢去矣。」可見江西對下游的重要性。太平天國之亂,爭奪江西的戰爭,也是非常劇烈的。鄱陽湖之戰,湘軍雖敗不餒,就因爲能守江西,則上可以安武漢,下可以窺江寧之故。國民革命軍北伐,攻略江西的戰爭,也是底定東南半壁的基礎。北軍之所必守,即革命軍之所必攻者也。共黨有鑒於此,故選定贛南作根據地,以爲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倘能攻取南潯,則問鼎中原,即不難左右逢其源。
    
     此外贛南文化落後,風氣閉塞,人民對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大清楚。在暴力統治之下,易受愚弄,而難萌反抗的企圖,這當然也是最合共黨理想的地區。
    
     再則朱、毛兩股勢力於十六、七年(一九二七、八)之交,竄擾廣東、湖南失敗後,殘餘力量無幾,不能更圖大舉。爲圖苟延殘喘,乃就近先在贛西邊境井岡山上落草,這可能是走投無路的一時權宜之計。所謂建立根據地的遠大計畫,此時也許根本談不到。既而乘著附近各縣空虛,攻掠頗爲得手,才發現贛南的種種優越條件,都是難得之至的。恰好進剿各軍又再三失利,這才引起他們建立基本根據地的企圖。如此說而是,則贛南之成爲共區,開頭也未嘗沒有偶然的成份。及至坐大以後,才又加進去選定的成份。這種看法,也並不悖離事實。
    
     然則「禍患常積於忽微」,確爲不刊之名論,而防微杜漸,始可弭患於無形。
    
    
    第二節 剿共的政略
     盤據江西的共軍,包括偽一、三、五、七等四個軍團,偽第十二軍,偽七個獨立師。偽江西軍區所屬各獨立團及地方武力等,合計約十餘萬人。其所盤據地區,合贛南閩西計之,最盛時期計三十縣。而我政府派軍進剿,前後歷時七年,動員兵力不下百萬。至終雖幸而犁庭掃穴,但仍未能絕其根株,致使長驅西竄,留下後來禍國的種子。
    
     剿共軍事,勞師動眾,曠日持久,何以如是之難?記得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于役北平,在某一次宴會中,胡適之(胡適)先生即曾以此爲問,我當時是這樣答復他的:
    
     簡單的說起來,誠如貴本家胡漢民先生所說:「不是無能,就是不力」,但我以爲天下事並不如此簡單。民國二十年以前,我未參加剿匪,可以置而不論。自二十年我卒十八軍入贛剿匪以來,直到現在,實際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二十年七月,匪車受我軍壓迫,已如釜底游魂,而石友三之亂作,匪軍遂得苟延殘喘。同年九月,國軍再度進剿,十八軍已克瑞金,而「九一八」事變發生,剿匪軍事因而停頓。二十二年二月,再次大舉進剿,會日寇侵據熱河,進犯長城各口,國軍北調者多,匪勢乃益坐大。二十二年十月未次圍剿開始,在此期間内憂外患,較爲緩和,國軍得以專心征剿,匪遂大潰。故剿匪軍事之長期頓挫,實因内憂外患交乘迭至之所致。
    
     再則共黨是接受共產國際領導的政黨。他們有主義,有原則,有作法,無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各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我在江西剿共,前後數年,從共區搜集出來的文件,數量之多驚人。事平後加以整理編訂,成《赤匪反動文件彙編》六鉅冊,約一百一十餘萬言。可見剿除共黨,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十日,中央召開第二次內政會議於南京。委員長曾於十四日出席該會致詞,發表幾點重要的意見,他說:
    
     我們在國家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當然要想事半功倍的方法來救我們的國家,要救我們的國家,最要緊的第一就是要「寄内政於軍令」。
    
     又說:
    
     現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想得到事半功倍的效力,就莫過於在移風易俗上下功夫。……救國最要緊的,不在方法而在我們本身,就是要能正我們的心,革我們自己的命。
    
    「寄內政於軍令」的意思,就是打仗要打以內政修明爲基礎的仗,才能有決定勝仗的把握。軍事是一回事,政治是一回事,軍事獨立於政治之外,將士浴血戰鬥於疆場,而官吏貪贓枉法於地方,則戰場勝利的果實,爲不肖官吏腐蝕以去,打勝仗也還是要失敗的。所以政治才是根本,軍事只是枝幹,軍事行動的目的,最後還是政治。因此委員長才又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就是說:剿共的力量如在軍事上用三分,在政治上就要用七分,然後剿共才易於成功,也才能達成拯斯民於水深火熱之境的目的。
    
    
     說到移風易俗方面,委員長苦心孤詣,尤其認爲是根本而又根本的工作。他在這方面的種種措施,不光是爲了剿共,也是爲了禦侮而作的精神準備。他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月三十日「剿匪要實幹」的演講中提到「攻心爲上,攻城爲次」的話,他說:「我們要攻敵人的心,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心強固起來。」又說:「赤匪最怕的是我們中國固有的美德——禮義廉恥,而禮義廉恥,亦就是攻敵人之心的最好武器。」總之,委員長所要作的移風易俗工作,是以正心爲體,而以恢復禮義廉恥之固有美德爲用的。我們可以說,早在三十年前,委員長已經主張「心理建設」。
    
     委員長的心理建設之實施,可分兩方面來說:
    
     一、推行新生活運動,以轉移社會人心
    
     新生活運動始倡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其時委員長駐節南昌,指揮剿共軍事,故即以南昌爲推行此項運動之示範地點。委員長說:
    
     我們現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爲一個復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佈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 (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他又說:
    
     新生活運動就是軍事化運動,軍事化運動就是要從日常生活做起,一步一步的確實做到「全國總動員程度」。現在許多人以爲知道了站隊、演操、托槍、射擊、跳高、跳遠就是軍事化,……但是軍事化最基本最要緊的條件,還不在乎技藝之末,仍在乎精神之本。所以第一要使全國國民能夠實踐禮義廉恥。……說到眞 正的軍事化,一定定要根據禮義廉恥,做到整齊劃一的程度,這就是軍事教育的精神和目的之所在。(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講<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
    
     所以新生活運動,就是復興國民道德的運動,也就是全國國民精神武裝的運動。果然全國國民都能「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則行同強盜的外敵,和行同禽獸的內匪,還能有存在的餘地嗎?
    
     二、辦理廬山訓練,以轉移軍心士氣
     剿共歷久無功,其原因除前面所述者外,剿共部隊良莠不齊,一般軍事幹部,有的缺乏勇敢犧牲精神,有的缺乏剿共戰術訓練,而最關重要的,還是一些部隊之紀律敗壞,不但不能爲民除害,反而到處增加人民的痛苦,此爲剿共困難之最大癥結。有少數不肖的部隊長,竟將由政府領到的軍費,私存外國銀行,卻說政府不發餉,以挑撥部隊感情使其叛離政府者,以故共區早就流行有「寧可給匪殺,不可給兵紮」之語,用這樣的部隊剿共,往往不免爲共軍所剿,自亦無足爲怪!
    
     革命軍自北伐完成以來,士氣已漸呈低落現象,經過幾次討逆戰役,精神愈益萎靡的部隊,越來越多。如仍聽其自然,少壯老衰是無法避免的命運。以日就老衰之師,剿彼氣燄方張之共軍,又安能望其有所成就耶?
    
     委員長發覺這是剿共軍的一個極大的危機,因而有辦理廬山訓練的計畫,決定輪流徵調剿共軍幹部,予以短期集中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刷新一下受訓者的思想,振奮一下受訓者的精神,同時並授以剿共必要的知識與技能,以期整肅紀律,提高士氣,增加戰力。
    
     訓練機構設在廬山,定名爲「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時我以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本職奉派兼任訓練團團長。訓練團第一期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七月十九日始業,這一次在兩個月時間內,共辦理三期,九月十八日第三期結業。三期調訓學員共三千二百餘人,均爲北路軍剿共部隊中之中下級幹部。據當時統計,這三千多學員中,竟有百分之七十不識字。短期訓練雖然不可能使一個文盲變成一個能讀書看報的人,可是告以爲什麼剿共?爲什麼先剿共?敵我的短長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經過反覆譬說,他們還是可以理解的,乃至表示歡迎相接受的。所謂「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就是短期訓練的精神和特點。
    
     這三千多學員先後返回部隊以後,以前暮氣沉沉的部隊,好像注入了新的血液,精神煥然一新,戰鬥意志重新旺盛起來。相形之下,江西共軍便成了烏合之眾,再也無法掙扎,而五次圍剿遂得克奏膚功。
    
     委員長發動的新生活運動和辦理廬山訓練,以及「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原則的決定,以我之見,就是剿共所賴以成功的政略。這政略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加強心理建設。曾滌生(國藩)所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二一人之心之所嚮而已。」他一生兢兢業業的奮鬥,說起來就是爲了挽正人心。委員長之用心,與此正同,也不過欲正世道人心,使之一歸於禮義廉恥而已。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幾句被視爲老生常談的話,自大陸撤守以來,更不爲人所重視,以爲這是已經失掉了作用的符咒。可是我們不妨反省一下,假使人人都無禮義無廉恥,我們就能反攻復國了嗎?恐怕像現在這樣保持一時偏安之局,也將無此可能。禮義廉恥豈是可以菲薄的,不過徒爲「言教」的提倡,不大有效耳。我們還應在現實生活上努力求其實現的爲是。
    
    
    第三節 剿共的戰略戰術
     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夏秋之交,國軍發動第五次圍剿以前,所有一至四次圍剿,均無成就,反之,還遭受了幾次嚴重的挫敗。歷次剿共戰役,習慣上都稱之爲「圍剿」,這個圍剿的「圍」字,即具有戰略的含義,是很明顯的。不過實際上名實並不相副,像一、二、三、四次圍剿,根本就不可能作「圍剿」的部署。因爲共區東南三面之福建、廣東、湖南三省,都不能爲剿共軍盡力,福建自十九路軍駐入後,且與共黨進行勾結,以圖顛覆政府。廣東形同割據已久,方以共黨之坐大爲得計,豈肯協力進剿。湖南則自顧不暇,對於中央政令大抵陽奉陰違。故自第一次至第四次剿共軍事,應當說是進剿或追剿,而無所謂圍剿。
    
     委員長於第四次圍剿發動之後,曾給我一封長逾千言的手書,論及剿共戰略戰術問題,極關重要,錄之於后:
    
     辭修總指揮:
     昨日之言,意猶未盡,對於戰術一項,又未達我所懷。中認南方地形與交通,以及匪部之火器,皆與十九世紀初期歐洲拿破崙時代等,而實不及普法戰爭時代之進步也。故今日剿匪戰術,多可取法於拿氏時代之原則。曾文正時代剿匪戰術,亦以守爲主,而以攻爲客,不若近世之以取攻勢爲戰略之主也。觀之今日赤匪行動,亦深得此道。又我軍剿匪隊形及其戰場部署,皆主重正面一線配備,且多疏散而匪部则多縱深配備,與集團突擊。匪醜戰術,實以内線作戰,乘機突擊一點,以爲其不易之成法。而游擊戰術與伏兵戰術二者,且幾爲其獨占之慣技。吾人可於此點研究,以定適當剿匪之戰術,則以匪之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不能妨礙我密集部隊之行動,更可以匪之戰術攻匪。故我軍以後應注意三點: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爲主,取内線作戰爲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綠,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醜今日取攻勢之行動,但其敗兆亦即基於此,可以必也。其二、應力避正面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只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游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爲匪束手宰割也。今日初看孫吳兵略問答,如獲至寶,而其初對於地形游擊設伏誘敵奇正進退,多合於匪部戰術,對吾軍所犯毛病,鍼砭至當,如我各師旅團長以上之官長,能勤解領悟,善爲運用,則滅匪实無問題,否則自必爲匪所滅也。(下略)
    
     委員長對於剿共問題殷殷垂訓,類此者不一而足,我們爲將領者,自無不感激奮發,使新的戰略戰術,得以貫徹施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第五次圍剿準備就緒,先頒定戰鬥序列,分剿共軍爲北路軍、南路軍、西路軍。閩變平定後,又以入閩部隊改爲東路軍,以撫州、吉安、贛州、黎川爲四大作戰基地,分別支援各路軍之進擊。這才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圍剿。
    
     這一次圍剿,在戰略戰術方面有極重大的改善,最高原則是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換言之,亦即逐步推進,步步爲營,縮小共區,使共軍無法使用其避實擊虛、各個擊破之一貫戰術的一種戰法。
    
     我把委員長新定戰略,融貫成四句口號,以爲實施的準則:封鎖圍進,配合迫進,逐步穩進,乘虛突進。再簡言之,亦即曾胡所提倡的「穩紮穩打」是矣。
    
     不過我們的「穩紮穩打」,比曾胡之「紮硬寨」、「打死仗」,又稍稍複雜一點。我們最重要的作法是:
    
     一、築碉堡
     碉堡在當時是最簡單可靠的一種防禦工事。剿共軍每到一地,即擇山川平野具有戰略價值的地點構築碉堡。碉堡築成可以使用人民配合少數軍隊駐守之,可作防禦共軍游擊戰之據點,可作瞭望台之用,碉堡連貫起來,就成了共軍無法突破的防禦線。其在經濟方面,共區雖物產豐饒,但仍賴與外間有無相通,始能維持生活。共區沒有鹽的生產,碉堡完成後,在經濟上就又成了共區的經濟封鎖線,鹽源斷絕,淡食之苦,是很難忍受的。總之碉堡所收效果至鉅,約言之爲:
    
     1. 主動在我,攻守可以自由;
     2. 後方得以確保,民眾安然來歸;
     3.共軍不能向共區以外獲得物資,使其經濟枯竭,生活無法維持;
     4.我得節省防禦兵力,移作進攻之用;
     5.共軍之狼奔豕突慣技,無法得逞。
     當時我提出「碉成民安」的口號,曾獲得普遍的響應。
    
     二、修公路
     凡爲我軍昕占領的地區,儘量修築公路,公路所到之處,交通迅捷,累日之程,朝發夕至,軍事上運輸的困難,遂得解決。行軍擾民之事,無過於拉伕運輸者,公路既通,其弊自息。綜合起來,修公路的好處,也不下於築碉堡,茲亦列述如後:
    
     1. 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受驚擾,並便於軍民合作;
     2. 軍中補給,均得適時適地而來;
     3. 兵力輸送迅捷,易於集中使用;
     4. 高級將領,可以往來指揮,決策迅速;
     5. 工商業日趨繁榮,人民生活改善。
    
     我當時對修路提出的口號,是「路到匪清」,也獲得廣泛的共鳴。
    
     三、修機場
     修飛機場以利空軍活動,所收效果如:
     1.便於偵察,共軍不易藏形匿跡;
     2. 便於通訊,使我軍連絡迅速;
     3. 共軍在我空軍轟炸威脅下,大兵團活動困難。
     這三項修築工作,是讓我們可以「穩紮」,同時也是可以「穩打」的基礎。憑藉這種基礎,我們步步爲營,層層進逼,戰略上已完全居於主動地位,可以「制敵」而不致「被敵所制」,勝敗之機,遂決於此。
    
     關於行軍方面,根據過去經驗,我們也有很多的改進。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謹慎小心。搜索部隊先行,兩翼至少要相隔十里以外,後衛必須很堅強。夜晚宿營,每一舉位都要預先作單獨作戰準備,以防共軍偷襲。然後架設通訊網,以便互相聯絡。一切安排停當,才能休息。
    
     總之,從五次圍剿開始以來,因鑒於過去共軍之「無孔不入」,我們採取對策的要領,就是「無隙可乘」。
    
     我們修築的公路、碉堡和機場,動員人力甚大,雖然儘量使用軍工,還是要借助於龐大的民力。否則五次圍剿的戰略和戰術,仍不免成爲畫餅。委員長常說:「用兵不如用民」,實在是顛撲不破的眞 理。共黨用民,是以欺騙屠殺爲手段的,人民迫不得已,爲其所用,但無不恨之刺骨。剿共是以救國救民爲目的的,要如何才能使民眾樂爲我用呢?這就要靠著修明的政治了。所以委員長主張「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是五次圍剿大政略的最高原則,戰略戰術與政略的互相配合,是五次圍剿終於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四節 委員長的深謀遠慮
     共黨自井岡嘯聚,至瑞金建都,發展之速委寶驚人。剿共各軍,失利者比比皆是,故各方對共軍,大都談虎色變。當時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也同有此感。有一次他請我吃飯,談到剿共問題,我說先要祛除畏敵的心理,才有辦法,否則大家都畏敵如虎,還有剿共的前途嗎?我爲此言,無非是自求振作的意思。不想這段談話傳到委員長的耳中,說我們輕敵驕傲,委員長聞知此事即下手令給我說:
    
     十八軍聲譽雀起,固爲可慰。據一般觀察,上下官兵養成驕矜之氣。若一遇挫折,必陷由驕匪而輕匪,由輕匪而致敗,以致懼匪之病,所慮不爲無見。望切戒各官兵驕矜之氣,以期長保常勝令譽,完成使命也。中正手令。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委員長期望我們很殷切,我們有呈復一下的必要,乃於二十七日呈復云:
    
    
     奉讀敬酉四五手令,仰見约座愛護部屬之至意,不勝感動。職軍自討伐閻馮後,官兵中不無驕矜之氣。職深恐此風蔓延,當時曾提出「不稱功」口號,令各官兵於早晚點名時高呼之。復提出「不畏難」口號,蓋恐驕氣雖戢而惰氣重生也。入赣以來,剿匪訓練築路,無間朝夕,爭勝熱烈之心,隨時隨地表現。會九一八事變發生,而各官兵敵愾之情,不可終日,言行之間,不無激烈之處,外間不察,謂爲驕矜,致勞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對於赤匪,無不談虎色變,此種情態,殊爲可慮。職每以赤匪決非三頭六臂,以礪士氣,用轉移觀聽,此種用意,曾於去年面陳鈞座,諒邀憶及。總之,職秉承鈞座革命之精神,對於官兵無不切實督促淬礪,期歸於正。此次巡防永豐、樂安,藉與各官兵聚餐之便,責勉備至,並取消「不稱功」、「不畏難」兩口號,以國家瀕於危亡,我輩身爲革命軍人,不能立時收復失地,湔雪恥辱,而贛中赤匪,迄未肅清,徒苦民眾,尚何功績之可言?又以鈞座有「不怕死」之訓條,我輩遵行已久,死且不怕,尚何畏難之可言?是職之所以拳拳服膺鈞座革命精神者,似未可厚非也。現職已將鈞座手令,傳諭各師官兵,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藉慰睿衰。
    
     後來委員長當面告誡我說:「他們說你驕傲,是宜力戒。」並說魯主席的意思,不可輕視。我說:「憑他們這種精神態度,剿不了匪。我要鼓勵他們,免使他們的畏匪心理,繼長增高,更不得了。魯主席以爲我是黃埔生,他心目中的黃埔生,都是驕傲的小孩子。他們第二軍(鲁主席於此伐時任第二軍代軍長)也有這個觀念,覺得我們會看不起他們。」
    
    「驕兵必敗」、「兵驕者滅」、「衰至便驕」,這都是古代兵家戒驕之言。爲將者不懂得這個道理,覆軍亡國,都是可能的後果。不過兵不可驕,亦不可餒,此所謂「過猶不及」。將兵既能使之不驕,又能使之不餒,斯爲得之,進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耳。十八軍於中原戰後,確有一種新銳之氣,一時不患其餒,最可怕的就是驕,委員長諄諄以驕爲戒,意即在此,亦「由也兼人故退之」之意。然則委員長所慮者遠矣。
    
     委員長對於我二十七日呈復的信,於十二月三日又有回諭給我,敬錄於后:
    
     二十七日手書欣悉,人患不自知,又惠無逆耳之言以長患耳。今能自反則幾矣。近來與弟對語,别後總覺你說人之短,看人之輕,以你所言者,總括之,幾乎天下無可用之人。換言之,即以無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間也,此爲任大事成大業者最不可有之缺點,亦即自滿驕敗之起點。吾屡欲面戒而無其時。吾弟確犯此病,以外間聲聞過譽,而不知自檢自戒,無形中生長驕心,故祇見人短而不知自己未有過長之處也。中一生愚拙,惟以約旨卑思切己自反八字,爲修身立業之本。故無日無時不在悔悟之中。以自知無所長,故不敢道人短。即歷年敗挫,亦祇有自慚自疚,從不敢怨天尤人。乃以問心無愧,则神明泰然,故敢再接再厲而無畏縮之時。惟願吾弟深注於此,则吾無他憂矣。中年之人如能於韜光養晦之句,時加注意,則猶可及時蓄銳,以收後來發揚光大之效。今弟既己任軍長,而又聲闻於世,是欲求養晦而已不可得,無已,則以存養省察與滿損謙益之戒以補之。臨深履薄,尚憂不逮,而況可揚人之短乎?然論人長短於私室密談,以爲在上者參考之資,則當無不可。然而公庭廣眾之地,則非所宜也。吾甚以此爲弟立身處世憂,望吾弟切思而自反之,並望對所部默察潛移,勿使其稍有驕氣,此乃爲大事成大業者知方知兵唯一之要諦。望吾弟有以詳究之。如稍有暇,應將曾胡各全集及王陽明戚繼光諸書,再看一遍,則養氣斷事,必有長進也。久欲詳談而無閒暇,因來書有感,隨而告之。
    
    
     此一手諭,除重申戒驕之義外,教我勿攻人短,教我存養省察,眞 是語重心長,使我感愧無地。不過我那時已三十六歲,有的是幹勁,有的是勇氣,轉戰南北各省以來,目擊民生艱苦,與夫「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情形,心所謂危,實在不忍默然置之。故往往口不擇言,發爲憤世嫉邪之語。當時何嘗不知道這樣做不應該,但「存養」的功夫太差,仍然做出「看得透忍不過」的事來。而且我另有一想,覺得「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的工夫,很難兼籌並顧。所以孟夫子也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人當有機會可以兼善天下時,而「不譴是非」、「不辨善惡」、「不明邪正」,是則「獨善其身」而已,又何有於「兼善天下」?因此我於讀過委員長的明諭後,仍有未能已於言者,乃又呈復於下:
    
     奉讀鈞座三日申刻手諭,訓勉備至,當敬謹書紳,以爲終身修身處世接物之準衡,藉報鈞座教誨之大德。惟職生性既極椎魯,涵養又未深醇,每遇外界刺激,則蘊之於心者,終不免出之於口,雖常讀戚王曾胡之書,實際只可供參考取法而已。若須與往哲精神同遊,無論在事實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勤勉力學之,終難避畫虎之譏也。是職除受總理遺教之薰陶外,固無一事不以鈞座之意旨爲意旨也。邇日人慾橫流,在此國難當前,尚鈎心鬥角爲權利之争,即不然亦必淪於卑污苟賤。是職憤世嫉俗之襟懷,雖不爲世俗所諒,然中心坦白,語無虛偽,則此點差堪告慰於鈞座者也。此後凡職所短,足縈鈞座厪慮者,務懇鈞座以教子弟者教職,俾知憬然悔悟,蔚爲事業之助,則蒙福不僅職個人已也。職自從軍以來,對於部屬,每因求進心切,不無嚴厲之處。然一切均以身作则,自問純出至誠,毫無掺雜私念。而能否潛移默化,以職德量之薄,固不敢以此自負也。至於驕氣一節,在他人或係出於猜度,然職追隨鈞座有年,而職之個性學力,無不在鈞座洞察之中,今以是勵職,聞之不勝惶恐。嗣後惟有切實悛改,以期無負鈞座知職之明。職亦不欲爲羊公不舞之鶴,重辱救命也。
    
     上面呈復的函件,是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八日發的,過了兩個月,又得到委員長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二月七日的一封手諭,再恭錄於后:
    
     梧生一書,希代交去。近日看書如何?身臨江右,更覺陽明之學爲可貴也。陽明得道於龍場,而立業於江右,故浙東學案,在江右尤爲風行,希相與共勉之。並望注重陽明剿匪時之精神與方法,此固當時匪類智識不如今日赤匪之盛,故消滅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養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來成德立業,而能爲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從修養精神爲基礎。以修養精神者,決非即可當唯心論者看待,而鄙视之。凡宋明以來,成名之大儒,無論其爲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養而臻於實踐之力得來也,故望弟對於存養省察、謹言慎行之端三注意也。中於昔年,亦頗矜持不群,輕棄收飲,至今思之,皆爲好譽徇外之心所馳,而毫無把握,更無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時注意,不可放過,則德業有基,不患功業不立也。希詧之,《陽明集》撫州有買否?南昌亦可寄來。
    
     委員長以修養省察工夫見教,不惜反覆言之,不惜現身說法以明之。要知道委員長每次受挫而復再起,以一身繫天下之重,宵旰憂勤,日理萬機,竟能抽出時間來以手翰相戒勉,委員長豈亦如一般文人學士以操紙握管爲樂耶?當然不是的。
    
     這是委員長將將之一道。當時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將領,奉到委員長的手翰,當然認爲是一種殊榮,而有知遇之感。「士爲知己者死」,是中國士人的一種傳統觀念。我既蒙此殊榮,能不感激圖報,繼之以死嗎?
    
     善將兵不如善將將,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得一良將,不僅三軍之命有託,即國家亦得干城之寄。故委員長對於將將,極端重視。
    
     不過三軍易得,一將難求,與其求之而不可得,不如就已有之材而造就之,此委員長所以不憚詞費而反復賜教於我也。只可惜我以樗櫟庸才,無所成就,辜負委員長殷殷施教之本意耳。
    
     教將亦是提綱挈領執簡馭繁的一種治軍之道。但是人之短長優劣,千態萬狀,一一因材施教,爲不可能,故委員長教將,特重心學,喜言陽明,亦「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而委員長之深謀遠慮,憂勞爲國的精神,太使人感動了。
    
    
    第五節 幾次失利與部隊改編
     蛟湖霍源之役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二月十一日,我奉命改任剿共軍中路軍總指揮,轄三個縱隊。第一縱隊轄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等三個師,第二縱隊轄第九十、第十、第十四等三個師,第三縱隊轄第六、第九、第五、第七十九等四個師,另以第四十三師爲總預備隊。
    
     中路軍作戰計畫,原定於是年三月底以前集中完畢,計第一縱隊集中宜黃、樂安;第二縱隊集中籐橋、東館;第三縱隊集中金谿、滸灣;總預備部集中樂安。此次進剿部署,因鑒於以往指揮系統之過於重複,運用諸多障礙,決定每縱隊實力,以能對共軍主力單獨作戰爲原則。又以深入共區,連絡線延長,補給極爲困難,決定儘量減輕行李,以便官兵自行攜帶米鹽。當時有「吃在一身,睡在一身,用在一身」,及「找匪打,與匪拚」等口號。這可以看出當時中路軍剿共決心的堅強與作戰的艱苦。
    
     中路軍的作戰主要任務,是南下直搗共軍巢穴。
    
     另編左路軍及右路軍,各轄六個師及一個獨立旅,由贛西、閩南、閩西、閩北,分別向東、向北、向西挺進,期與中路軍對共軍完成大包圍態勢,使共軍眾殲其中,無所逃命。
    
     中路軍原定四月初開始行動,因日閥乘我無暇北顧,竟於二月初調動大軍,入侵榆關、熱河。共軍知我又將應付外寇,亦趁此機會,大舉進犯南豐。幸賴駐軍守禦得力,共軍未得手,即由西南兩方,分途撤退。時我方爲爭取主動早日達成任務,以便抽調部隊北上抗日計,我們中路軍奉令變更預定計畫,以第一縱隊之第十一師由宜黃南下,以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九兩師,由樂安東進,經東陂、黃陂,至新豐市會合;以第三縱隊改在南城、硝石集中;第二縱隊到南城後,轉向康都圩前進。因計畫變更倉卒,準備諸欠妥實,致有五十二、五十九兩師蛟湖、霍源之失利。
    
     先是共軍曾圍攻廣昌,亦未得逞,陽作竄回老巢模樣,實則將主力轉移於樂安東南叢莽間潛伏。二月二十七日,我五十二師行抵蛟湖,五十九師行抵霍源,山勢陡峭,路徑險峻,時天冥霧重,莫辨東西南北,共軍即於此地設伏。待我軍到達,伏兵齊發,槍聲四起,我軍倉卒應戰,苦鬥歷二晝夜之久,戰況之慘烈,爲前所未有,兩師官兵傷亡過半,師長李明、陳時驥均於此役壯烈成仁。
    
    
     黃陂之役
     蛟湖、霍源戰後,共軍主力退據東韶、洛口一帶整頓,久久未離廣昌附近,其待機再圖一逞之心,至爲顯然。我軍於明瞭敵情後,適宜變更部署,以第三縱隊之第五、第九兩師,撥歸第一縱隊指揮,另以第六師集中金谿、滸灣一帶,七十九師集中宜黃,繼即令一、二縱隊集中黃陂五都河一帶,再以第二縱隊附第五師進占新豐市洽村向廣昌攻擊前進,而令第一縱隊推進東陂附近策應。三月二十一日,我第二縱隊先頭到達廣昌之甘竹市,隊尾正過洽村時,共軍即自動放棄廣昌,以全力攻我第一縱隊第十一師之黃陂附近陣地。十一師自出征以來,轉戰南北,幾於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當時以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一各師,爲中央之基本部隊,素爲共軍所畏懼。此次輕棄廣昌,集中全力以對付這個師,其目的是要吃掉了它,以絕後患,自不待論。共軍使用兵力約當十一師的三倍之眾,激戰竟日,雙方死傷甚重。據報彭德懷亦負了傷,當時誤傳他已陣亡,可知這確實是一次決戰。十一師以常勝之軍,未能藉此機會殲滅共軍,尚非眾寡不敵之故。其最大的原因,是因爲十一師除以兩營爲預備隊外,全師官兵均進入此一廣大的陣地,兵力不免分散。共軍即利用此一弱點,施展其集中全力突破一點之慣技,與我展開激戰。我十一師於此役雖未能取勝,但就傷亡而論,共軍實遠過於我。我軍戰志亦未稍挫。古人云:「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不可挫。」自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個師失利消息傅出後,軍中「復仇」之聲,隨處可聞,蔚爲一時風氣,是則「志」不但未挫,反而再接再厲了。
    
     三月二十六日,我以三師先後失利,罪無可辭,因呈請委員長,自請處分,其文云:
    
     職於外寇方張之際,奉令剿匪,肅清内盗,才薄任重,自知弗勝,惟當此萬難關頭,懍古人見危授命之意,責無旁貸,義不敢辭。並承鈞座意旨,擬於最短期間摧陷廓清,藉纾中央内顧之憂。不意一月以來,五十二、五十九兩師失利於前,第十一師挫敗於後,影響中央安攘之大計,蒙受從來未有之損失。此中原因固屬甚多,而高級指揮官之計慮未固,部署欠當,終屬咎無可辭,迭據各該部主管長官自請嚴處前來,查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輕敵遷就,有失機宜;第十一師師長蕭乾,復仇心急,顧慮不周;第五十二師一五五旅長滕雲,疏忽命令,致滯軍行,均應按律處分,以儆將來。擬請將羅卓英撤職留任,戴罪圖功。蕭乾負傷指揮,擬予輕減,降爲代理。滕雲予以撤職處分。其他師旅團長容有疏忽之處,但臨難不避,與匪拚命,或負傷,或陣亡,或殉節,或迫害,壯烈之氣,直薄雲霄,終非貪生畏葸者可比。即未得戰勝之果,亦予匪以重大之創傷。擬請將傷亡者姑免追究,其餘團長以下之官兵,擬待飭查具報後,再行呈報。依其功罪,而定赏罰。查前後兩役,上校以上傷亡人員已經查確者,計師長李明,負傷自戕,陳時驥陣亡,蕭乾負傷。參謀長柳善負傷。旅長楊德良陣亡,傅仲芳、莫與碩、方靖均負傷。團長房少斌、陳君鋒、李宴芳、曾孝纯均陣亡;周化南、李青均負傷;孫嘉傳負傷自戕,王省岳自戕致傷,彭夢耕失蹤。其餘傷亡及損失,容俟查明補報,分別請恤。至職奉命無狀,措置失當,並懇嚴厲處分,藉鼓士氣。如蒙另簡大員接替斯職,俾奏膚功,奠安黨國,實爲感禱。
    
     閱數日,奉批:
    
     剿匪軍中路總指揮陳誠、第五軍軍長羅卓英,於上月率部剿匪失利,實難辭咎,陳誠著記大過一次,降級任用;羅卓英著革職留任,載罪圖功。
    
     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委員長有手令給我,要我切戒官兵驕矜之氣,當時我還覆電申訴,以「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爲言。(見前)豈料才隔三月,我們竟一再失利,使國家安攘大計,亦因之蒙受頓挫。推究一下失利的原因,固在改變計畫提前進剿,而官兵驕矜輕敵實亦不能爲諱,眞 使我覺得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統帥。
    
     蛟湖霍源之敗,有的人諉過於天候及地形之不利於我,這是不成理由的。天候惡劣,地形險峻,是雙方共之的!共軍能利用之以攻我,我就不能利用之以反制嗎?贛南春季多雨,年例如此,往往一兩個月雨霧迷濛,不見天日。行軍之前不先考慮及此,就是一種疏忽。至於地形早應偵察清楚,貿然進入地形不明之境,更是一種疏忽。爲什麼有此疏忽,輕敵之故耳。爲什麼敢於輕敵?當然是「驕」字在那裹作祟。
    
     還有人歸咎於五十二、五十九兩師之番號不利,所以才招致失敗的,這理由就更可笑了。這兩個師是由十一師中兩個獨立旅改編的。補充進去的部隊,都是些紀律不良的雜色隊伍。以此這兩個師素不爲民眾所歡迎。師行所至,民眾逃避一空。他們得不到民眾的助力,只得摸索行進,這才使他們陷入伏中而不自知。失敗之後,不怪本身的不健全,而怪番號之不利,未免太缺乏反省精神了。
    
     十一師那種佈陣法,預備隊留得那樣少,對於敵人「以大吃小」的慣技,完全不拿來放在心上。這能說不是疏忽大意嗎?這能說不是驕傲輕敵的表現嗎?
    
     以上輕敵致敗的責任,都應由縱隊指揮官來負。至於改變計畫,於進備尚未完成之際,急於求敵決戰,以致欲速不達,反而失事的責任,找是推卸不掉的。不過因爲外寇的深入,上級固已有此指示,我亦無可如何。
    
     再則黃陂之敗,由於我之事必躬親,也是一大原因。那時我處理公務,不大假手幕僚。以致形神勞瘁,往往數夕不寐。一夕得前方電報,請示機宜,我因疲困已極,竟手持電報睡去,及醒,再行處理,已失時效,此一事給我的教訓甚大。人的精力有限,責任越大,越要分工合作,始克有濟。以諸葛武侯之賢明,過親細務,猶不免於憤事,則我輩常人,事必躬親,焉有不敗之理?經過這次教訓,在我指揮的部隊中立即徹底實行分層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始終服膺這一原則,不敢有所踰越。
    
     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師之受挫,引起了部隊的改編問題,一時很令人失望。部隊改編,原是軍中常有的事,本不足爲奇,不過改編要辦得公私合情合理,方足以去腐生新,提高戰力。否則僅依私人的愛憎即漫無標準的予以改編,則其結果將有不堪設想者。十八軍原轄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二、五十九五個師,每師均轄二旅三團,共計三十個團。因前述三師之失利,行營即下令改編十八軍爲三團制之五個師,約計需縮減員兵一半左右。一年前委員長曾宣告各軍:「凡因剿匪損失之部隊,定予以充分補充,並永不縮編」,這才是鼓舞部隊不怕犧牲的辦法,誰知言猶在耳,竟將勇敢善戰的部隊,包括有功無過的十四、四十三兩師,一併大事縮編,我們知道這不是委員長的意思,這簡直是對於不怕犧牲部隊的一種無情打擊。當時共黨有一種刊物叫《火線》,稱委員長是國民黨中的唯一領袖,稱十八軍是委員長統率部隊中主力的主力,只要打倒委員長,國民黨即不能有所作爲,只要擊破十八軍,即可造成奪取江西一省或數省之首先勝利。這自是共黨挑撥離間的一貫技倆,不過十八軍是內外嫉妒的目標,倒是不折不扣的事實。「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自古已然,世風日下以降,更成爲普遍存在的風氣。於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乃成爲見怪不怪之事。我當時對此非常憤慨,有一次面報委員長,如此改編部隊,足使軍心渙散,剿共將永無成功之一日。我說:「南宋不能光復故物,是秦檜必欲誅除岳武穆(岳飛)的結果。我雖不敢比擬岳武穆,但委員長左右確有秦檜其人是事實。」我爲此憤激之言,今日想來,很失態,很後悔,而當時委員長亦不甚以爲忤也,其德量之宏偉如此。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有關十八軍的故事,亦不妨拉雜的在此說一說,以見當時吾人處境之不易。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元月,我因婚假之便,陪同委員長伉儷及孔庸之(祥熙)先生伉儷泛舟西湖。委員長忽命我銷假回防視事,一座皆感驚訝。我說:「是否有人造十八軍的謠言?」委員長首肯。我當即趕返防地察問。原來國民革命軍自北伐以來,在「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之下,不僅「以黨主政」,而且是「以黨領軍」的。國民革命軍各級部隊中,均設有黨部,黨務人員在軍中既居於領導地位,其氣燄之高,不難想見。而軍中幹部多來自黃埔,也自成一個系統,與黨方明爭暗鬥,匪伊朝夕。我在軍中,雙方的鬥爭,還不太表面化,這次乘我婚假可能較久之便,彼此互相水火,頗有激起事變之可能。我趕回防地後,即集合所屬講話,我先問他們:
    
     你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你們走不是委員長的幹部?
     你們是不是革命者?
    
     大家當然都舉手稱「是」。我接著宣布:「現在軍中因團結精神不夠,頗有造謠生事惟恐天下不亂的情事發生,影響軍譽,實非淺尠。從今以後,如再有違背三民主義信仰,不忠於委員長領導,及有反革命行爲者,不論何人,決即先行槍斃,然後再向上級呈報。L經過這一次鎮壓,軍中派系的鬥爭,始漸漸平定下來。我們總不能說十八軍不是一支較爲像樣的部隊,但「和上下,化異同」,確實也付出不少心血的代價,以上所述亦不過舉其一例耳。
    
    
    第六節 幾次大勝
     克復黎川之役
     第五次圍剿江西共軍,是由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開始進行的。是年九月,我軍先有克復黎川之役,黎川綰轂贛閩,爲兩省交通孔道。共軍據之已有三年之久。其地東連光澤、邵武;南達建寧、泰寧;北出金谿、資溪以窺撫州。合贛之東北東南及閩之西北而打成一片,指臂相連,爲共區軍事上之一大重鎮。
    
     二十二年五月間,共軍一、三、五軍團,大舉改編,準備應付我軍長期圍剿。擬先予閩軍以打擊後,再集結全力,以防北路軍之進擊,遂以偽第三軍團及新編各股,編爲偽東方軍。由彭德懷率領,東趨連城。而以偽一、五兩軍團編爲偽西方軍,仍留宜黃、樂安以南地區,阻我北路軍之南下。七、八月間,我駐閩各軍,作戰不利。至九月中旬,共軍聲勢益張。偽西方軍漸向東移,有與偽東方軍連成一氣之企圖。我於此時因奉命攻占黎川以切斷閩贛共軍之聯絡。
    
     時中路軍組織尚未取消,即以所轄周渾元縱隊(轄第五、第六、第九十六等三個師)向黎川挺進。時共軍以偽第七軍團蕭勁光部守備黎川。想不到我軍之猝至也,接戰僅二日即退去。我軍於九月二十七日占領黎川。
    
     黎川這樣輕易失去,共軍如何甘心。乃由偽東方軍及西方軍抽調五師兵力,編爲三個縱隊,以爲規復之計。第一縱隊攻硝石,第一一縱隊取洪門,而以第三縱隊俟隙攻占黎川。敵計雖狡,無如我軍因應得宜,終未得逞。黎川於第五次圍剿之前夕,爲我軍所據有,使贛境共軍始終不得與閩境共軍取得聯絡,實爲戰略上一大成功,無異爲五次圍剿開一勝利之先聲。
    
    
     閩邊德勝關之役
     第五次圍剿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間開始行動,組北路軍、西路軍、南路軍,而以東側剿共任務,屬諸駐閩之第十九路軍。十九路軍曾於一月以前與偽東方軍接戰不利,至是該路軍首腦受失意軍人政客之包圍,竟與共軍勾結,而有叛變之企圖。北路軍原定南下進剿計畫,遂不得不有所變更。
    
     北路軍第一路軍原定向沙溪、龍岡之線推進,仍照原計畫規定不變。
    
     北路軍第二路軍抽調一部開往閩浙邊境鎮懾,另以一部開往邵武、浦城,分向延平猛進。
    
     北路軍第三路軍向黎川東南之德勝關、泰寧方面推進,一以堵截偽三、七軍團,冀殲滅其實力,一以掩護第二路軍入閩之推進。
    
     我這時已受命爲北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轄守備隊五個師三個補充團、第五縱隊四個師、第八縱隊三個師。
    
     十二月十日,本路軍第五、第八兩縱隊在黎川附近集中完畢,總指揮部亦於是日進駐黎川城。
    
     時共軍偽三、五、七軍團已竄集德勝關附近,以阻截我軍前進。我軍於十二日開始攻擊,翌日即將共軍所固守之團村、華蓋峰及河塘等要地占領。十四日再占領東山,即進薄德勝關。十五日經激戰後,德勝關亦爲我軍所攻陷。自十二日攻占團村以來,至十五日攻克德勝關,前後共俘敵五百餘名,斃敵千餘。偽第六師師長張錫龍及偽十三師參謀長均於此役被我軍擊斃。偽十三師幾於全師覆沒。我軍亦傷亡官長六十餘員,士兵七百餘名。
    
     德勝關被擊敗之殘敵,均向泰寧境內退竄,本路軍爲加強封鎖,制敵在贛東活動,即於十七日起,開始構築由黎儿亘河塘、東山至德勝關之碉堡封鎖線,徹底制止閩贛兩省共軍之流竄。掩護友軍入閩任務,亦得以完滿達成。
    
    
     克復廣昌之役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一月二十一日,我入閩第二、第四、第五各路軍在沙溪大捷,已將「人民政府」所屬逆軍解決三分之二,閩變已近尾聲。剿共軍至是無須分心東顧,可以併力剿共。
    
     廣昌爲贛南共區門戶,我軍於德勝關之役截斷閩贛共軍聯絡後,次一重大軍事目標,即爲攻略廣昌。本路軍於略定廣昌以東樟橫村、邱家隘、寨頭隘等戰略要地後,我即移駐南豐附近,準備南下進攻廣昌。於時南昌行營調整部署,二月十三日我復奉委爲北路軍前敵總指揮,仍兼第三路總指揮。
    
     自築碉修路辦法施行後,共軍埋伏突擊等策略,完全失效。爲圖保衛廣昌門戶,又不能坐待我軍之進攻,乃集中偽一、三、五、九四個軍團,全力與我軍進行搏戰。以偽五軍團爲箝制隊,犯我正面,以偽一、三、九軍團爲突擊隊攻我側翼,以圖僥倖一逞。我軍求敵決鬥,方不可得,見其來攻,可謂正中所懷。值大風雨,全線同時迅捷出擊,共軍措手不及,遂大潰。是役共軍使用兵力二十七團,我陸續調集兵力三十三團,直接參與作戰者二十一團。此爲五次圍剿開始後之第一次大決戰。時爲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三月十四日。
    
     十五日我第五縱隊攻占白舍,遂即趕築南豐白舍段公路。至四月初旬,此段公路與我第三、第八兩縱隊所築德勝關、泰寧間封鎖線,一均次第完成,我進取廣昌之條件,均已成熟。
    
     四月十日本路軍以第五、第三、第八各縱隊沿日于河兩岸,向甘竹、廣昌推進,沿途共軍,均被擊退。於十一日將甘竹市占領。於是各部隊就地築碉,構成縱深之封鎖線。不數日,亦告完成。乃再步步向廣昌進擊,自十九日起連克要隘多處,至二十六日我已兵臨廣昌城下。
    
     自二十二日以後,偽一、三、五、九軍團,均麕集於廣昌城以北一帶地區,揚言將死守廣昌。共軍首領朱德、毛澤東、秦邦憲、周恩來等,組織「前方委員會」,並均親臨前線督戰。是時共軍接受蘇俄之指導,亦實行堡壘政策,所謂以堡壘對堡壘,可見其垂死掙扎情形之一斑。無如我軍士氣甚盛,所向無前。經過數日之激戰,共軍大敗。偽一軍團中下級幹部,死亡大半,可謂創鉅痛深。二十八日我軍遂將廣昌城完全占領。
    
     廣昌既下,共軍猶欲死守建寧,以圖恢復。本路軍派第八縱隊,協同東路軍第十縱隊夾擊之。五月十五、十六兩日,與共軍激戰於駐馬寨,共軍再潰,我軍又續克建寧。
    
    
     克復石城之役
     共軍自失守廣昌、建寧後,連城、龍岡、筠門嶺等處,又先後爲我各路友軍所攻占,遂採退守戰略,縮短防線,在石城縣屬之驛前,構築堅固之防禦陣地,以阻北路軍之進攻。在長汀縣屬之白依洋嶺,利用天險,構築堡壘,以阻東路軍之推進。
    
     七月初,本路軍已奉到進取石城之命令。決定第一步進占頭陂、白水,於構成頭陂、白水間封鎖線及廣昌、白水間公路後,再向石城進展。我軍行進間,共軍阻擊甚烈。因我步步築碉,穩紮穩打,詭謀均不得逞。乃又採行一種「短促突擊」戰術,以小部隊在短距離內,乘我立腳未穩,即行突襲。但我軍一到陣地,立即構築野戰工事,且後續部隊,相距不遠,於一二小時內,即可增援。故匪短促突擊,亦終無效。
    
     七月杪,廣昌、頭陂、白水間公路及封鎖線,均已告成,乃以東路軍撥歸本路軍指揮之第十縱隊爲左縱隊,沿白水、驛前大道東側,以第七十九、第六十七、第十一等三師爲右縱隊,沿白水、驛前大道西側向貫橋、驛前逐步推進,其餘暫任守備。
    
     共軍在貫橋方面,亦置有重兵,憑堅固守,激戰甚烈。惟因我陸空協同,攻擊精神凌厲無前,卒於八月六日攻克之。
    
     共軍在驛前、貫橋之間,築有強固完備之堡壘工事,縱橫連貫,數十里內彌望皆是。貫橋之戰,是我軍攻敵堅固陣地的開始。在此以前,共軍多攻,我多守,在此以後,共軍多守,我多攻。形勢爲之大變。
    
     共軍在驛前所構築之防禦工事,較在貫橋,尤爲強固。其碉堡結構散在山頂四周,以掘擴散兵壕連綴而成。上蓋樹幹五層,覆土厚一公尺五,外設鹿砦三道。主堡左右,又有多數隱蔽之小堡,構成交叉之火網,攻其主堡,各小堡均可向我側背射擊,故極難得手。
    
     根據攻取貫橋之經驗,仍須加強陸空合作,而尤須有優越之砲兵火力,始克有成。八月二十七日請調之卜福斯山砲營開到。二十八日拂曉五時,以第十縱隊居左,第五縱隊居中,第三縱隊居右,聯合砲兵空軍,向共軍陣地全線總攻。因各軍協同得力,官兵奮戰驍勇,故不及半日,共軍所依爲金城湯池之陣地,卒被我軍一一粉碎。二十九日續向驛前推進,共軍仍節節抵抗,至三十一日午後,遂將驛前完全占領。
    
     敗殘之共軍,紛紛潰竄鐘子寨、中華山、黄泥寨、陳古嶺一帶,日夜構築工事,希圖掙扎。但已無濟於事。
    
     我軍至九月下旬,已將各處前進碉堡公路修築完成,二十六日開始向石城進攻。共軍所構工事,相繼爲我所摧毀。十月六日,我十一、十四兩師及第六師並山砲營,於攻占石城附近高地後,遂即占領石城縣城。共軍至此,知大勢已去,戰志消失,已作準備逃亡之計。
    
     石城克復,共區藩籬盡撤,共軍一面派兵抵抗,以圖阻撓我各軍之進展,一面調集主力,準備西竄。所謂抵抗,只是象徵性的,藉以延緩崩潰時日而已。十月二十六日本路軍第六師占領寧都,十一月一日,東路軍第九師收復長汀,十日第三師收復會昌,第十師收復瑞金,至是贛南共區已不復存在。計自十六、七年之交朱、毛嘯聚井岡山以來,贛南淪爲共黨巢穴,爲時已七年之久。我自二十年(一九三一)率領十八軍入贛,至此亦已四年。在這四年的歲月中,我軍幾無日不與共軍角逐於叢山峻嶺之中,一旦犁庭掃穴,使共區重見天日,也覺得可舒一口長氣。但一念及殺傷之眾,損失之鉅,又不禁爲之嗒然若喪矣。
    
    
    第七節 功虧一簣
     竭數年之力,糜鉅萬之餉,勞百萬之師,以剿此一隅之共軍,照理講,是應當草薙禽獼,根株斷盡的了。殊不料我們於攻下石城之後,共黨竟開始突圍,其中渠魁如朱、毛等,盡皆漏網,遂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這讓我們當時剿共有責的人,眞 不知應何以自處!
    
     共軍自石城將陷未陷時起,即已準備突圍西竄,至十月杪,綜合各方情報,所得情形如下:
    
     一、偽一、三、五、八、九軍團殘部及偽中央各機關共約五萬人,已於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晝夜由信豐、青龍、池江、新城、賢女埠、南康一帶渡章貢水,紛向義安、橫江、楊眉寺等處西竄,其在信豐東南古陂、安息等處與我南路軍接戰之偽一、三軍團之共軍,似爲其掩護部隊。
    
     二、留置贛境殘部,有偽「省蘇」約二千餘人,槍數百枝,十月十三日,由寧都城向馬顧、黃石貫竄去,各偽「縣蘇」共約千餘人,槍數百枝,十月二十六日,由安福圩、青塘圩向黃陂竄去,又黃陂、蔡江一帶,有番號不明之共軍二千餘潛伏,偽三十四師之共軍六百餘,及東山壩、馬濟湖等處殘部,於十月二十七日起,俱竄向黃陂一帶集中。
    
     三、閩西方面,偽二十四師主力,十月二十日尚在長汀屬河田附近。
    
     根據以上情報,我當時曾向委員長提供以下意見:
     一、共軍突圍部隊,必係偽一、三、五等軍團之主力,而留置雜色部隊於贛南老巢,其偽軍政首領,必隨之流竄。堵截之法,惟迅速抽集部隊,於南(南雄)、大(大庾)、信(信豐)、安(安遠)及桂(桂東)、汝(汝城)一帶,迎頭痛擊。於湘南則趕築碉樓,訓練民眾,堅壁清野,以逸待勞,勿使得定喘息。
    
     二、北路軍應速乘機將守備部隊,除必要者外,一律推進構築興國、寧都及寧都、雩都、贛州線碉堡。
    
     三、以現勢觀之,共黨已西竄,如由進剿部隊追擊,不但鞭長莫及,且亦不可能。此時對軍隊本身及環境觀之,可令周渾元部就近準備追擊外,其餘實有整理並從速肅清殘部之必要。
    
     四、爲摧毀贛南共黨之根基計,應劃贛南爲特別區,特派能員負責,注意小學教育,以期改造兒童心理。對無主土地,應給予貧民,或補償因修路損失之民眾。再交通網亦應繼續完成,以爲將來軍事政治推進之基礎。
    
     這項意見,經奉决定如下:
    
     一、西路軍派軍二師集結耒(耒陽)、常(常寧)一之線相機使用。以一師開資(資興)、郴(郴縣),策應汝(汝城)、桂(桂東),以一師守大汾及桂東,以一師守桂東至廣東橋。
    
     二、南路軍派兩個師一個旅由大庾、信豐向崇義方面追剿。
    
     三、北路軍派第六路軍兼程入湘,第八縱隊在遂川集結後,向西南覓敵追剿,期與南路軍連絡夾擊。
    
     四、本路軍負責築碉築路,並在贛南分區搜则殘敵。
    
     其時殘留雩都、會昌、瑞金、石城間及寧都、興國之線以北地區之共軍,約計尚有二萬餘人,由項英爲之魁首。一以牽制我軍,使不得全力追则逃竄共軍,一以保留餘燼,作死灰復燃之計,故清剿殘敵工作,也是很要緊的。
    
     南昌行營爲適應實際需要,調整部署加下:
    
     一、東南西北各路軍及預備軍戰鬥序列,於十一月底取消;
    
     二、任命何鍵爲追剿軍總司令,薛嶽所屬之第六路軍及周渾元所屬之第八縱隊,改歸追剿軍戰鬥序列;
    
    
     三、任命顧祝同爲駐贛綏靖主任,下設八個綏靖區,派我爲駐贛預備軍總指揮,轄四個縱隊;
    
     四、任命蔣鼎文爲駐閩綏靖主任,下設四個綏靖區,派衛立煌爲駐閩預備軍總指揮,轄三個師。
    
     調整後的部署,於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本預備軍於奉命後,即著手清剿工作。分期分區進行,以「嚴堵」、「窮搜」爲原則,務期餘孽肅清,使人民恢復安居樂業生活而後已。在開始清剿以前,先構成網狀封鎖線,制敵流竄,再以有力部隊,分駐要點,然後分派小部四出搜剿,並編組狙擊隊用游擊方式,覓敵猛襲,或繞敵腰襲,使無棲息時間以疲之,因之殘敵戰志戰力,完全消失,欲圖倖存,遂爲不可能之事。我部隊所到之處,立即開始散放食鹽,調查戶口,組織民眾,編組保甲。共區人民日漸歸心於我,殘敵欲圖潛蹤匿跡,亦已無此可能。至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三月底止,贛境殘敵,殲滅殆盡,本軍清剿任務,因得告一段落。
    
     第五次圍剿開始以來,我們三路軍在進剿軍中居於主力的地位,此爲人所熟知。經過一年多的苦戰(僅就五次圍剿而言),生者需要稍舒喘息,傷者需要療養,死者需要補充,而同時贛南殘敵還需要我們清剿,所以追剿竄敵的工作,我們沒有參加,這是不無遺憾的事,但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西竄共軍的確實人數,究竟有多少?現在還沒有定論。根據我們當時的情報,是四至五萬人,據史諾的估計,約爲九萬人。兩個數字,相差一半,可能都不夠準確。折中計算,約爲六七萬人。總計贛閩共軍,原只十餘萬人,經過最後最大一次圍剿,竟仍有六、七萬人漏網,這當然不能不說是「功虧一簣」了。
    
     漏網的共黨殘部,由廣東而湖南而廣西而貴州而雲南而西康而四川而甘肅,最後始得立足於陝北。沿途爲堵截及追剿部隊所消滅者,達半數以上,最後到達陝北的殘餘,據說還不及萬人。江西功虧一簣的圍剿,固屬不幸,不想繼此之後,又來一次西安事變,以致終有漏網吞舟之事。因爲人謀之不臧,致使國運重罹艱屯,何勝浩歎!
    
     贛南共軍突圍的幾個重要原因,即在今日也還有檢討一下的價值。
    
     第一我們情報得到的太慢。贛南共軍突圍行動,於十月中旬即已開始,可是我們於十月下旬才得到情報。共軍封鎖情報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圍的成功。
    
    
     第二我們過份穩健了。石城攻下之後,共軍事實上已無法再行戀戰。我們應立即猛進猛打,以殲滅共軍主力爲急務。可是我們仍照以往一貫成例,築碉修路,以穩紮穩打爲能事。這種過份謹慎的作法,雖然絕對穩妥,但卻失掉了千載一時的機會。
    
     第三南路軍有網開一面之嫌。陳濟棠的廣東,是半獨立性的省分,已匪伊朝夕。五次圍剿開始,他雖然沒有拒絕南路軍總司令的任命,但要他眞 正拿出血本來剿共,誰都知道是不可能的。防止共軍侵入廣東,他當然肯幹,單單爲了合圍而不惜有所犧牲,就要另當別論了。「養匪自重」的話,現在我們不忍說,「以鄰爲壑」的心,雖在共方亦知之甚審。所以他們突圍,就選定了南路軍防線的地帶進行。這也是共黨知己知彼的一種成功的判斷。
    
     總之剿共數年,卒使共黨分子數萬突圍,這是我們的失敗,實屬無可諱言。但因追剿竄共,國軍忍飢寒,冒霜雪,轉戰萬里,備嘗艱苦,卒使竄共難安喘息,無法盤據爲害,大西南得以由此保全。我們知道川滇黔等省地當邊陲,與中央形格勢禁,自北伐成功以來,始終仍保持一種半封建半獨立狀態。與中央關係極不正常。政府有意加以調整,但以鞭長莫及,只得忍痛罷手。茲以追剿殘共,使免爲害地方,大軍所至,閭閻不驚,西南地方當局,感激中央德意,內向之心,始油然而生。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八月,開辦軍官訓練團於峨眉山之報國寺,西南軍隊亦逐漸納入軌道,而西南統一於中央的局面,由是才成事實。抗戰軍興,西南之得以成爲抗戰根據地者,謂非造端於追剿殘共,吾不信也。如以贛南共軍突圍,爲「失之東隅」,則統一西南,也可以說是「收之桑榆」了。
    
    
    第八節 張英部的改編
     我在本章第三即中說:幾年來剿共勞而無功的原因之一,是因爲剿共部隊良莠不齊,甚至有的腐化惡化,爲人民所痛恨,致共區有「寧可給匪殺,不可給兵紮」之語。以這樣比共軍還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顧及眼前的利害,當然寧願爲共軍所裹脅,而不願幫忙國軍剿共了。
    
     張英所部一個師的剿共部隊,就是江西人民痛恨已極的一支部隊。他們本來都是川軍,在四川也許就因爲紀律太壞之故,不能立足,所以才被調至江西永豐來。不想調防以後,故態依然,其爲害人民之烈,有出入意表者。如包裝泥土偽充煙土強迫人民收買一事,恐怕就是這枝部隊獨家的傑作。至於派糧派款姦淫擄掠等事,尤屬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老實說這種部隊實在比共軍要厲害的多。就剿共工作的前途來講,他們實在給共軍幫了大忙。因爲他們成了剿共部隊的害群之馬,他們給整個剿共部隊做倒了招牌。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九月,我做了一件極爲遺憾的事,就是我把張英的部隊給解決了。當時何敬之(應欽)先生任軍政部長兼南昌行營主任,我做了這樣一件大事,無論就軍政系統或軍令系統來講,都應事前向他報告,更加上行營內部分人員正謀利用張英所部,以整編爲名,藉便安置若干職位,尤不可操切從事。可是我因爲秉承委員長指示,待機解決該部,並不准事前通知任何人,必須絕對保守機密,我衹好準備一有機會,即不顧一切的做了,事後再行報告,並自請擅專之處分。而何主任在未接到我之報告時,已先接到張英報告。因之非常憤怒,並決心辭職,幾乎使我無法解釋。雖然我做此事也是有所秉承,但不願使何兼主任對委員長有所誤會,衹有引咎請罪,不料何兼主任電報委員長時,得委員長覆電竟說明是他命令我做的。因此使何兼主任更加深誤會,無異火上澆油,因而益堅其辭職之決心。後雖經過許多周折,卒使此一誤會渙然冰釋,但我在事隔三十年後的今日想來猶感遺憾萬分。茲特錄當時辦理此事有關文電數通於後,一以表示我對委員長愛護的感激,一以表彰何兼主任的大度並以誌吾之短。
    
     上何部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查現在各部隊車紀廢弛,均有整頓之必要,而尤以雜色部隊如張英所部,更爲切要。至該部情形爲鈞座所深悉,而整頓方法,緩急容有不同。如曠日持久,爲害地方,影響剿匪情勢,愈形重大。此次職軍班師回防之便,令張英將部隊交還中央改編整頓。實本鈞座整頓部隊之意旨,及職個人良心所主張。對於該部,認爲若不乘此根本改編,縱不淪爲赤匪,亦必爲匪所滅。與其貽患將來,曷若未雨綢繆。所顧慮者,固爲投鼠忌器,然每思一再因循,將來愈不可收拾。故敢迅即處理。雖爲其他以軍隊爲個人工具之少數軍閥所侧目,亦所不惜。惟職事前未及呈報,擅自專行,獲罪實深。懇請嚴厲處分,以資儆戒。職衹求有補於黨國,決不辭任何艱險。冒昧之處,尚懇垂宥爲幸。
    
    
     何部長覆函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頃奉手翰,藉悉一一。查整頓軍隊,弟己久具決心。兩月前具呈委座,曾主張國事危急至此,非整理軍事,實不足以圖挽救。整理之道,首從節約,必使軍費收支適合爲準。此後部隊凡有紀律不良擾民有據者,解散之。殘損過鉅不足編制者,栽撤之,兵械缺乏者,暫不補充,零星單位,量予歸併。編制以外,不得添設部隊。夫而後能用其餘力以謀素質之改善,與實力之充足。使平時具經濟之軍備,戰時成強固之國防,區區之意,與吾兄實不謀而合。其所以遲迴審顧不即著手者,以前方正值剿匪,而亟須整頓之部隊又過多,一有舉動,恐致影響全局也。今吾兄乘部隊回防之便,將張師切實改編,一片公忠,正深佩慰。惟此事自始至終,弟竟無所聞知。當事情發動之初,爲免洩漏機密,或者不便電告。但周劉兩師既達永豐,並令張英繳械之時,似不妨舉以相告。乃因未得吾兄報告,致弟莫明眞 相,對張師眞 酉電尚婉復力加安慰,謂吾兄決不爲此。今事實竟出兩歧,張師官兵,轉以相詰,眾口騰說,弟將何詞以對?此則偶因一時手續程序之差誤,而令弟深用愧懼失威信於他人也。吾兄並非外人,乎素知爱尤深,因來書論及整頓軍隊之重要,特併將弟平日所主張者覼縷奉聞,高明如兄,定荷鑒諒。
    
     再上何部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奉讀手諭,謹悉種切。鈞座公忠谋國,無任欽佩。惟以職一時措置疏忽,致使鈞座失信於張部官兵,聆悉之餘,益增惶悚!職處理此事,未曾預先稟報,擅專之罪,實不容辭。而所以貿然行之者,乃恃追隨鈞座日久,個性爲鈞座所深知,且自信處置完畢後,定能邀鈞座同意耳。然法紀不可不遵,再三思維,惟有懇乞鈞座明令懲職,俾職亦得稍獲中妥。倘鈞座稍存客氣,致影響團體精神,則職惟有赴京待罪耳。
    
    
     何部長復電
     刪戎電奉悉。業密。此事已成過去,望兄千萬不必耿耿於懷。惟嗣後遇有此種重大事件,委座雖有密令於兄辦理,當時務請通知弟處,以免應付困難也。
    
    
     上委員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張英師軍紀廢弛,爲害地方,且其官長素質原屬匪類,將來势必不出投匪或爲匪所滅之一途。尤其玩忽命令,貽誤戎機,於剿匪前途更不堪設想。職奉鈞座意旨,及良心主張,於此次班師回防之際,密令羅、周、劉、李等師,慎重接收永豐、吉水防務,並以奉鈞座令著張英自動將部隊交還中央,以便確實整頓。惟事出倉卒,未及預先呈報鈞座及部長。昨謁部長始悉部長已另有整頓該師之妥善計畫,且以解決張部則川軍心寒,不免有投鼠忌器之害。其用意確係顧全全局。惟張英已將職以鈞座名義令其將部隊交還中央之命令轉報部長。恐部長有鈞座事前不先通知及職未行報告之芥蒂,如此則職獲罪良深。懇鈞座嚴懲職擅自專行之罪,或將職此電轉部長以釋部長對鈞座之誤會。職無論何事,祇求有裨於黨國,個人犧牲在所不惜也。再解決情形待得前方報告當即呈報,臨電不勝待命之至。
    
     委員長復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昨接何邯長文予電,已復一電文曰:「良密。前據辭修來漢面稱,張英師軍紀廢弛,民怨沸騰,擬切實改造等語。當時以兄未在南昌,故經令其相機處置,並囑如時機未到,切勿操切,故未有直接命令。但周劉兩師現既已執行,勢成騎虎,不如即以命令張英遵照改編,免貽後患。尚希妥爲處置爲要等語。」特復。
    
     再呈委員長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張英部改編,職負全責,爲執行便利,遂未預告鈞座及敬公。雖經職引咎,再三解釋,而敬公不免有芥於懷。職再三思維,惟有懇祈鈞座明令懲職以擅專之罪,庶敬公得稍獲心安。不然互信不立,精誠不固,影響前途甚大也。處茲亂世,惟有勞怨自任,方可挽回頹風。區區愚忱,千乞採納。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委員長復電 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刪電悉。忠密。弟能識大體而顧全公私,每令中正於苦難中恆得以自慰,而不至抱悲觀者,亦唯賴此而巳。弟處理此事,手續原有欠缺,本應當時即行處分,徒以事多疏忽,致滋誤會,今已另定處分矣。
    
     不久,處分令頒下,內開:
    
     該總指揮驕矜自擅,不遵意圖,著即降一級並記大過一次,以明功罪,而昭賞罰。此令。
    
     我受到此項處分:心裡反覺泰然。因爲替國家除掉了一支害民的部隊,是應當有代價的。僅僅我個人受到一點處分,這代價實嫌太輕耳。
    
     我當時遇事敢作敢爲的情形,大率類此,實緣太不明事故之所致。今日事故懂得多了,可是也老而無用了。
    
    
    
     第九節 仰止翠微峰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雖是一篇寓言,但當歷代兵荒馬亂之際,類似桃花源那樣可以避亂的地方,往往有之,並不一定都是幻想。善良的老百姓,爲避兵災,臨時逃了進去,因而得以全活的,爲數極眾。
    
     臨時逃難的老百姓,目的不過就是逃難,能夠保全性命就夠了。他們既不想跟誰爭,也無意跟誰鬥。所以歷代爭戰的當局,對於逃難的老百姓,多半網開一面,並不斬盡殺絕。像黃巾賊不入鄭公鄉,見鄭玄即拜,更可見強盜也是有人性的,不一定都以濫殺無辜爲能事。
    
     世間惟有共軍才專以濫殺爲得意傑作。他們對於逃難的老百姓,已然逃到與世隔絕的深山之中,也不肯貸其一死,還要圍攻他們,直到一一死盡才算完事。
    
     江西寧都縣西北山中有一個翠微峰,便是避難人民被共軍迫害集體死亡的一個所在。
    
     翠微峰是金精山十二峰的士峰,在寧都縣城西北,離城約十里。峰極高峻,兩山壁立,中僅一線之路,可貫通上下。形勢奇險。峰頂有良田二十餘石,房屋數十椽,可供二三百人棲止。民國十七(一九二八)至二十年(一九三一)間,附近居民憤共黨肆虐,相率上山,誓與共黨絕。寧都時陷時復,人民亦時來時去,已經過了三四年這樣的生活了。二十年十一月,我二十六路軍一部以寧都叛投共黨,寧民又登翠微峰避難者六百餘人。由溫子和、藍渭臣、季思學等率領之,並有步槍百餘枝,槍十餘枝,據險自衛,與共黨隔絕。共軍對於這批難民焉肯放過,於是就開始圍攻。然因山勢奇險,屢攻不下,且頗有傷亡。山上難民亦以人多糧少,供應困難,健壯者因擬縋山逃亡他處,以便節省糧食。但因山高索朽,大多墮崖而死。共軍於二十年十二月,開始攻山,難民誓死拒守,直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十九日,終爲共軍攻破。山上因食糧不敷分配,早已發生「析骸易子」的慘象。國軍雖曾數度派機空投糧鹽彈藥,卒因峰高地峻,拋投不易,而無濟於事。山破之日,難民或投井,或自殺,或父殺其子,夫殺其妻,而後自殺,全山數百人,無一倖存者。
    
     翠微峰難民死事之烈,方之田橫五百義不帝漢故軍,實無遜色,嗚呼!可以風矣。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月,我軍再克寧都,見城郊各處,白骨累累,慘不忍睹,乃收集而叢葬之,名曰「義民公墓」。我三路軍副總指揮羅卓英君爲作碑記云:
    
    
     史載黃巢李闖張獻忠之徒,其政令之苛,焚殺之慘,往往違反人性,出乎人類想像之外。曩以爲史官或恨之極而甚其辭也。近年赤匪倡亂,各省骚然,國本幾爲搖動,民生坐於塗炭。其間被害最久,受禍最深者,莫赣南若。余奉命來贛,前後五載,幾走遍全省。凡耳所刺,目所擊,匪所加於農村與民眾者,視黃巢李闖張獻忠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焉。始歎史官不欺而民可哀也。赤匪竊據赣南,以瑞金爲偽都,寧都爲偽省,嘯聚無賴,裹脅善良,朝夕以分田共產之說相號召。而民眾所受者,食無鹽,居無屋,穿無衣,用無物,偶語者棄市,逃亡者誅戮。蓋匪徒口言同志,而手刃骨肉,不從者,雖父母兄弟妻子之親投之無赦也。一人觸其怒,則株連一家,甚或一村,洗之無遺也。其屠殺手段,盡效古酷刑,而更創新格,蓋皆違反人性,出乎人類想像之外者也。余二十年七月收復寧都,聞寧民死於匪者以千計。而當時避居翠微峰黃竹寨之民眾困守八閱月,尚獲無恙。去歲(二十三年)十月再克寧都,則盈城瓦礫,滿眼蓬蒿,白骨累累,嶽峙荒野,翠微峰之難民數百人,寨破之日,男女老幼,無一降者,亦無一倖存者。赤匪雖極其違反人性之殘暴,然吾民義烈之氣,直薄雲霄,誠足以勵末俗樹楷模矣。每過西郊,睹狐餕餘,殘骸遍地,問之,則民眾殉難處也。亟爲收欽,得髑髏五百餘,肢骨無算。爰就其旁闢爲叢葬之所,命兵工築之,名曰「義民公墓」。落成之日,召集寧都各界代表及軍民八千餘人,舉行公祭,且議以墓側天花宮改建爲義民祠,俾崇祀先烈,永昭來許,而爲文記之。嗚呼!匪擾地方,吾未能保之,民眾抗匪,吾不及助之,徒令一代忠良,從容就義,長作地下無名之雄鬼。今雖爲之收葬,而臨風愴慟,寧有涯耶?
    
     共黨殘暴在不予人民以任何形式之自由,致「不說話的自由」也不許有,人多認爲這是共黨殘暴的代表作。但我覺得不許人民有逃難的自由,恐怕這也只是共黨才做得出來的事。今日鐵幕邊緣對於逃亡難民,轍予槍殺,可見此爲共黨普遍一貫之作風。殘民以逞的政權到了共黨的這種地步,若說他們可以持久不敗,無論如何我也無法相信。
    
     翠微峰的數百難民,不惜集體自殺以爭自由,就是共黨必敗的保證。其義烈之風,使人生高山仰止之感,猶其餘事耳。
    
    
    第十節 第三路軍追悼陣亡將士
    
     從十七年(一九二八)開始圍剿江西共黨起,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底,共區收復殘部西竄止,戰場上和地方上的損失如何?全軍傷亡若干?全部俘獲多少?以及整個戰果如何?這一類的問題,不是我這裏所能答復的。我只能就我手邊所有資料,提出一些有關第三路軍的統計數字。第三路軍是五次圍剿期間「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總司令部」所屬的一個作戰單位。而北路剿共軍又是南昌行營所屬各路剿共軍中的一個作戰單位。所以有關整個剿共軍事的問題,當時要問南昌行營,應可得其全貌,現在恐怕只有到國防部史政局去查檔了。
    
     第三路軍既是五次圍剿期間的一個作戰單位,五次圍剿開始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結束於二十三年年底,所以第三路軍所能提出來統計數字,也是限於這一年以內的。其要如下:
    
     一、三路軍陣亡官長 二六八員
     二、三路軍陣亡士兵 二七七四名
     三、三路軍負傷官長 七二五員
     四、三路軍負傷士兵 七四二九名
     五、三路軍消耗步槍彈 五百餘萬發
     六、三路軍消耗機槍彈 四百餘萬發
     七、三路軍消耗迫砲彈 一萬餘發
     八、三路軍消耗手榴彈 八萬餘發
     九、三路軍消耗山砲彈 二千餘發
     十、三路軍消耗卜福斯山砲彈 二千餘發
     十一、三路軍斃傷共軍 一萬餘人
     十二、三路軍俘共軍軍官 一五四員
     十三、三路軍俘共軍士兵 四四五八名
     十四、三路軍繳獲步馬槍 五一二六枝
     十五、三路軍繳獲輕機槍 六七挺
     十六、三路軍繳獲重機槍 六○挺
     十七、三路軍繳獲手槍 二百餘枝
     十八、三路軍築公路 六百餘華里
     十九、三路軍建碉樓 三七五八座
     二十、三路軍建堡壘 二五二二座
    
     單就傷亡的數字來講,雙方都是萬餘人。(人民死於非命者三十餘萬人)由此可見我們收復的幾座堅城和大部份共區,都是一滴血對一滴血,一條命對一條命換來的。再就彈藥的消耗和武器的繳獲情形來講,得失也約略相當。惟有我們建築的公路相碉堡,便利了軍民的交通,保障了軍民的安全,頗有相當久遠的價值。這種收穫可說大半都是我們將士汗水換來的。羅卓英兄在軍中提出一句極有價值的口號說:「多流汗,少流血」,給軍工築路建碉作業奠定了很大的心理基礎。而柳際明兄於任第五十二師參謀長時,首先提出建築碉堡計畫,其功尤不可沒。(德顧問塞克建議築碉,似在柳際明之後)本路軍傷亡萬餘人,假如不是羅柳兩兄的貢獻,其數恐不止此。羅卓英兄對於剿共軍事另一偉大貢獻,值得在此一述。即在五次圍剿之前,薛伯陵(薛岳)兄奉派到軍中服務,一時無適當職位可資畀倚。時卓英任第五軍軍長兼第十八軍副軍長,情願以第五軍軍長相讓,而專任十八軍副職。伯陵爲一極卓越之將才,自此獨將一軍,與我所部互爲犄角,虛實攻守相互爲用,共軍聲勢爲之大蹙。伯陵之功業偉矣。然使無卓英之讓德可風,當時可能無用武之地。故伯陵之成就,卓英與有力焉。我與卓英共事數十年,其爲人也,不爭功,不諉過,和上下,化異同,有將帥風度,亦爲傑出僚佐,其平生行誼,多能使人景佩,而讓賢一事,尤足永式。五十年(一九六一)十一月六日,以宿疾不治逝世,緬懷高風,感傷曷既!
    
     戰場上有效的智計,足以減少傷亡,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不過最後勝利的獲得,還是要靠有衝鋒陷陣的敢死之士。我們可以說:沒有成仁的先烈,是不會有成功的英雄的。即使大家成仁成功的志願相同,機會均等,但到後來卻仍不免有幽明異路之結果。此中緣故,哲學家歸之於「莫之致而至」的所謂「命」,其說之是否有據,姑置不論,但「有幸有不幸」卻是千眞 萬確的事實。站在後死者的地位,對於成仁者的先烈,能無動於衷乎?能不爲之悼念以誌不忘乎?因此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二月二十五日,本路軍在寧都軍次,就舉行了一次本路軍陣亡將士追悼會。
    
     這次追悼會開的很悲壯很隆重。到會各機關各部隊代表及民眾約八千餘人。由國民政府林主席代表江西省攻府主席熊式輝,委員長代表預備軍總司令陳調元,及行政院汪院長代表政務處長彭學沛主祭。我適因胃疾發作在滬就醫,未能及時趕回,大會一切由羅副總指揮卓英主持進行。是日撫州、南城、廣昌等十二縣,因俱有陣亡將士血跡,均下旗誌哀。先後參加本路軍剿共者,計有第三師、第四師、第五師、第六師、第八師、第九師、第十一師、第十三師、第十四師、第二十四師、第四十三師、第四十六師、第六十七師、第七十九師、第八十五師、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九師、第九十四師、第九十六師、第九十七師、第九十八師、第九十九師、補充第一旅、行營砲兵訓練處山砲第三營、卜福斯山砲營、稅警團迫砲營、二十三師重砲連等二十八個單位,事先均經通知抄寄陣亡將士名冊以便安設靈位。其有遺容遺著及其他遺物者,並請送會一併陳列,以供萬眾瞻仰。
    
     大會收到祭誄文字以及輓聯輓章等數百件,與烈士傅記及烈士題名錄等,於會後彙印《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追悼陣亡將士紀念冊》一種,以資紀念,而昭永式。
    
     我和羅副總指揮的一篇祭文,稍稍吐露了我一點當時不能自已的悲懷,錄之抄後:
    
     維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赣粤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陳誠、副總指揮羅卓英,謹率全體官佐士兵,虔具香花果品不腆之儀,致祭於本路軍剿匪陣亡將士之靈位前而言曰:嗚呼!戡亂救民,軍人之責,況當赤匪猖狂之際,神州鼎沸之時,不有犧牲,冬簧能擒渠殲寇,而奠定復興民族之始基。慨自群匪亂華,於茲八載,萬民淪於溝壑,國家陷於傾危。尤復外倚強鄰,内連巨憝,以赣閩爲窟穴,湘粵爲門楣。更圖進據中原,毒流全國,肆其鼓簣之舌,愚我群黎。迹其披猖殘虐怙惡逞兇之狀,實速甚於明末闖獻之所爲。又兼廢棄綱常,推翻禮教,竟將五千年中國文化,摧毀靡遺。嗚呼!匪亂以還,吾民血濺黃沙,屍膏原野者,其數幾不可以詳稽。此革命領袖之所以躬親督剿。爲縱深之配備,暨五省之合圍。凡我同袍,無不攘臂而起,爭爲前趨,願使碧血奔流於川澤,白骨共砌於城隈。詎忍盜弄潢池,長稽顯戮,至今哀鴻遍野,政象全非。因是五次進剿之役,驚天泣地,奮勇決鬥,有我無匪,有匪無我,犧牲之烈,洵教鬼哭而神悲。人固貪生惜死,喜逸惡勞,奈民族已瀕於絕地,實不容有尺寸之推移。諸烈士編入三路序列,任務似較各方爲重,處境亦較各方爲難,蓋正當匪燄之薰灼,直抵匪窟之心脾。禍國之贼,不稍悛悔,且更頑強抗拒,多方誤我,以冀爲困獸之苦門,伺國軍之倦疲。而我忠勇將士,滿腔義憤,横戈躍馬,猛進不迴。夜停酣臥,朝罷晨炊。誰甘怯弱,亦不狐疑。戕群匪之頭顱,眞 堪一飽,喜亂離之歸化,更可療飢。其襟懷之坦白,人格之偉大,爲國捐軀之壯烈,殆亦歷史所少見,先烈所憑依。誠等忝綰軍符,協總師干,艱難共濟,甘苦備嘗,亦無戰不誓同生死,無役不盡力趨陪。於諸烈士之經歷,彌數計而周知。黎川、硝石、樟村、橫村、南豐、白舍、三溪圩、新豐市諸役;廣昌、驛前、貴橋之戰,率皆衝鋒陷陣,殲其渠魁。以血肉與群贼相搏,縱一一以馬革裹屍還葬而不辭。又奚怪乎以怕匪而轉爲仇匪,以避匪而轉爲找匪,使昔之驕恣悍惡,割地殘民者,胥皆聞聲潰竄,望風披靡。而我將士則波流熱血,白骨相撐,河山爲之寂寂,風雨爲之澌澌。嗚呼!嵐煙瘴毒,僻壤窮鄉,居則沐雨櫛風,给養常絕,行則兼程並進,負載奔馳,駐則修碉築路,手胼足胝,戰更捨命效力,視死如歸。一年以來,本路軍之沙場埋骨者,計數已三千有奇。斯皆炎黃之苗胤,民族之精英,同甘共苦,患難相持。在諸烈士成仁取義,蔭子立廟,血食百世,固戚元敬之所謂便宜,誠等則緬懷過去,如喪手足,寧不感念而獻欷。際此剿匪初平,卑力撫綏,芳來黎庶,招輯流離,收復地區,均已噓枯回生,漸具活力,益徵諸烈士之犧牲爲不枉,九泉亦足以自怡。矧劫後人民,幸慶更始,疇不禱祀而涕湊。嗚呼!追悼聲中,三軍縞素,予懷若結,墮淚沾衣。第實際妥慰忠魂,完成遺業者,又不全恃香花之供獻,而恃國難之消弭。哀哉後死,一息尚存,引企邊疆,羞仇重疊,願英靈之呵護,即展旗而東開。吾人信念,如何謀國恥之蕩滌清除,如何謀民生之自由平等,誓本諸烈士生前互勉互助之教義,繼續奮鬥,完成國民革命之紀绿,用奉告於冥垓。嗚呼!每談往事,痛哭徘徊,同生共死,夙願全乖。惟聞雞以起舞,免歲月之空催。倘眞 誠之可格,必有動於泉台。歇楚些兮聲咽,忠魂英魄兮童其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輓聯中以本路軍第九十七師孔師長令恂的一副,最能道出五次圍剿的歷史意義和價值,與夫功成身死者之可痛,聯云:
    
     自大庾之北,至鄱湖以南,數百里間若山若水若草若木,重顯精神,此後春秋佳日,士女遊觀,會須安享承平,可曾知執銳前趨,拋幾許頭顱,灑幾多熱血!
    
    
     戰東陂以還,倡廬山之訓,二三年内曰禮曰義曰廉曰恥,另倡生活,迄今風氣日新,人心丕變,卒克削平禍亂,最堪痛功成先死,赢兩行清淚,博两字忠貞!
    
     在我們那篇祭文中說:「第實際妥慰忠魂,完成遺業者,又不全恃香花之供獻,而恃國難之消弭。」必如此,我們後死者的後死,才是有意義的,在良心上也才對得起我們成仁的先烈。然而今日如何,大陸已成鬼域,同胞俱陷千古未有之慘境,如不急起直追,消弭今日之國難,則我們先烈先死的代價,眞不過是「兩行清淚」、「兩字忠貞」了,我們還有面目見人嗎?
    
    
    ◆ ◆ ◆ 内容完 ◆ ◆ ◆
    
     以上《江西剿共退思》,選自《剿共退思》——標題爲【析世鑑】製作組所拟,是以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初版之《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新店: 國史館)第一部上刊同名各章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鑑◆:http://boxun.com/hero/xsj.shtml
    
     閱讀《剿共退思》全文,可至◆析世鑑·廣斫鑑◆ http://boxun.com/hero/xs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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