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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流沙河说土改(图)
(博讯2007年3月0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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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说土改

    流沙河说土改
    
    
    (四川)廖亦武
    
    
    采访前奏
    
     往穷山沟奔波两趟,胸口堵得急,于是琢磨着改变路线改变心情。
    
     2006年8月22日黄昏,我在云南丽江车站送走执意要去北京闯荡的女友,万念俱灰了几分钟,光棍汉的豪情又习惯性地回荡于胸。真的,老天爷算照顾我,派来不少好女人,可最终都感到 缺乏安全感,要一脚踢开我这条流浪狗。
    
     基督徒余杰和胖子王怡给我开的处方是,挽死女人的骼膊一起信上帝、进天堂;而刘晓波同志说,老廖,铆足劲儿找个蓝眼睛!看来你祇适合跟蓝眼睛过。
    
     可眼下,先独自瞎胡混,至少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绞尽脑汁找理由、陪笑脸了。
    
     想起在成都的右派诗人流沙河,觉得温暖,从1982年我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始,我们的师生关系一直持续着。印象中,沙河老师渊博如海,细致如海底握针,恐怕世上还没有一段他不知道的中国历史。
    
     我读过沙河老师一些写旧社会的文章,晓得他也是地主家的狗崽子。掐指一算,土地改革伊始,他大约弱冠年纪,该经历了。
    
     我找到了瓜娃子进城的正当理由,我对那个以吃喝玩乐而闻名的温柔乡既厌倦又难于割舍,每次回去,都要寻一个“正当理由”。
    
     穿过灯红酒绿的丽江古城,我跨入暂住了一年多的院门,嘻嘻哈哈的乡音扑面。原来是十几个男女老乡在屋檐下铺开两张矮桌,正把“斗地主”玩得热火朝天。这种以成都为发源地的扑克赌博游戏,目前已风靡全国。我本想从桌旁悄悄绕进屋,却碰巧被抬头插牌的一位黄毛女孩瞅见,就顺口叫唤:“快来斗地主,好耍哦!”我笑答不会,女孩就以更大的声量喊:“你是不是成都人哦?连斗地主都不会!”
    
     在此起彼伏的嘲笑中,我被迫应战:“我斗的是另一种地主,你们也不会。”
    
     是的,彼地主非此地主,众乡亲消化历史的胃口举世公认,前两年号称“哪里有成都人哪里有麻将”,近两年却改成“哪里有成都人哪里就有斗地主”。
    
     乘飞机返乡祇需几十分钟,可机票不打折,要1000来元,令人肉疼。于是次日大早,我来到昨日送别的车站,寻了一辆野的坐进去。这是5人座的国产夏利车,司机满脸横肉。照规矩,我敲定100元的路费,就默不着声地等了一个半小时,待4位旅客齐了,车才吭吭哧哧地发动。我这辈子与破车有不解之缘,这回也不例外,跑了几十米,尿骚混杂的油烟就弥漫起来。旅客们捂着鼻子埋怨,司机却更愤愤不平,骂世风日下,车停在旅馆院里,也有不止3个王八蛋起夜乱冲尿。
    
     然而,尿骚油烟在往后7个小时的旅途中就没散过,有时看不见烟,味儿却在,并且还加了一种激发人想像的烂香蕉味儿。丽江号称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我们仿佛从一根巨大的香蕉芯朝外钻,刚达城郊,就遭遇了和最美的内瓤对照鲜明的煤场、石灰场及污秽四溢的小镇。接着是无休无止的爬坡下坎,从丽江到四川的攀枝花这段路,堪称世界急弯之最,司机在我旁边,甩方向盘犹如疯子推磨,脸部横肉直抖,身子也连带着左右倾斜。不大一会儿,就把我整迷糊了,我梦见自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乱跑,脑袋也没了屁股也没了。
    
     咚的一响,我被撞醒,原来是急刹车。后车门急不可待地弹开,两个姑娘连滚带爬翻至路边,肩背一耸一伏地呕吐。那反刍的间歇,情不自禁的喔喔,一下子将我的感觉给刺激起来,胃液如喷泉,一起一落地射击舌根。我捂住双唇,咬紧牙关,可满腔的酸辣糊糊还是溢出嘴角,染透了指缝。
    
     自车窗探头呼吸新鲜空气,山高水低路漫长,四处是矿坑。那些峰那些梁,犹如千万匹死狗堆积而成。装在塑料垃圾袋里的乌云,以及从乌云间绽露的皱巴巴的太阳。唉,罢了,不看了。我灌了几口矿泉水,继续闭眼,车在地狱里继续盘旋。
    
     我记得两位姑娘又吐了6次,终于披头散发,厉鬼一般瘫在后座。没心肝的司机却怪弄脏了他的车,还说:“与其活受罪,还不如多出几滴血坐飞机。”这理所当然招来合力声讨,姑娘们说:“你早点开口,我们就不坐了。”我说:“如此破车还拿来装人,可见你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司机气疯了,直叫“乌鸦嘴!乌鸦嘴!”还连呸好几口。
    
     下午3点多钟,我们从山梁落底,进入大峡谷中的攀枝花市西区。这是上世纪70年代才兴建的著名钢铁城,原名渡口,为祖国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日影昏沉,天空如锅盖罩住钢架一般裸露的山体,以及依山傍水的楼房和平房。一群群光膀子男人自窗外闪过,更远处有三五个光腿女人。车沿着公路飞驰,金沙江在公路下咆哮,对岸耸立着无数炼钢炉,像或跪或站或手挽手的超级巨人。矿渣和其它废料如瀑布,自斜坡倾泻而下,直达河床。由于日积月累,好几处河床都变窄了,弯了。这是个可怕的城市,每一角落都弥漫着浓烟和粉尘,偶尔下几滴雨,也像苦力出的汗水一样粘稠。从西区到火车站所在的东区,蜿蜿蜒蜒几十公里,可司机欺生,却在东西区之间的汽车客运站停靠,威胁说:要么加钱,要么下车。
    
     热浪袭人,两位姑娘不愿同恶棍纠缠,就另外打出租走了;丢下我和重庆籍的商人要讨公道。若干光膀子从小车及马路对面钻出来,替横肉司机打帮腔,被逼无奈,我祇好让商人坚守阵地,我去找公话报了警。横肉司机见势不妙,就冲着我俩奸笑,并答应马上送我们去赶火车。
    
     本以为他改邪归正了,却没料到车才沿江跑出三四公里,就在三岔口脱离正道,右拐上坡了。后排商人立马惊呼:“你要把我们拉哪儿去?!”司机狞笑不答;商人又叫:“你要找地方黑吃黑宰嗦?!”
    
     司机猛轰油门,牙关咬得嘎嘎响,我顿时懵了,商人已从后排伸手扯司机的肩膀。我见状,血涌脑门,竟双手去夺方向盘。车子在山道上划起了之字,如匪警片里的镜头。事急矣,我全身都扑上前,手劲奇大。眼看车要往崖壁撞,却嘭地刹住了。
    
     我与商人是外地手机卡,遭屏蔽,不通。光天化日,又不便先动拳脚,于是祇能与匪类僵持。约过半个钟头,来了一辆救命警车,我拦住。警察下来听双方诉明缘由,厉声呵斥司机,并命令他立即折回客运站。在站内的处理结果是,由司机出20元人民币,另打一车开路。
    
     虽然耽误了两班车,我和商人到底挽回了面子。可临分手,商人却说:“如果车撞了崖,事就大了,哥子,以后莫这么莽撞哟!”
    
     黄昏时分,我登上了攀枝花去成都的列车,浑身酸痛地栽倒卧铺,脑子一片空白。第二天中午,抵达成都火车南站。我暗暗诅咒,这辈子再也不去攀枝花,除非那地方来一场特级地震。
    
    
    学生追访老师
    
     2006年8月24日下午,我穿过被毒日头烤得熟透了的大半个城区,在仿古建筑大慈寺对面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宿舍搂内,挥汗如雨地敲响了那扇熟悉的门。迎客的照例先是吴梦华师母,瘦得跟豇豆一般的历史老人流沙河正穿背心,摇蒲扇,蜷缩在客厅的木椅里看书。
    
     落坐看茶罢,沙河老师照例先挑起话头,询问我的近况,我照例拘谨作答。暖流涌上心头,此情此景重复了多少年多少回了?我在《证词》里,曾记载过自己出狱不久登门拜访先生的事实——他问我近来做什么,我曰“在家写作”:“还写诗?”他二目如电。我摇摇头,他却自以为然地点头道:“我晓得我晓得,你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想像力发达的诗了!像你我这样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苍却给了你一支比众人有天赋的笔,并且知道你不会撒谎。他让你坠入炼狱,让你目睹并忍受种种可怕的煎熬。那么多人同你一块蒙难,而祇有你有机会爬出来并神志清醒地回忆、记录一切。有时候,经历绝望也是一种福分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写,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够被当作证词或资料,存在档案馆里,供人们查阅,引证,就很不错了。作伪证者必遭天谴!”
    
     终于轮到学生追访老师了,可以说,这十几年来,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
    
    
     流沙河:你的《冤案录》做到第几本了?
    
     老威:第三本。这一本是土地改革专集。
    
     流沙河:土地改革?这倒很有意思。
    
     老威:我往偏僻山区跑了两趟,抢救性地走访了一批7、80岁的老人,其中有地主,也有贫下中农……
    
     流沙河:我纠正一下,“贫下中农”这个名词是文革前才出现的,土改的时候还没这么叫。你要写,就一定搞准确,莫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攻击自己的口实。
    
     老威:我一着急,就漏出口误了。虽然我在面对面采访时,那些老人也习惯说“贫下中农”,可我相信那也是过于久远的年代或政治运动的错位留下的口误。后来通过查资料,了解到“贫下中农”这个特定名词的确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从“贫农下中农”演化而来。
    
     流沙河:对头。土改时,祇有贫农、雇农、佃农、中农、地主、富农等等叫法。
    
     老威:也有“贫雇农”的联称,表示在同一战线上。工作组在当地依靠的主要是“贫雇农主席团”。
    
     流沙河:土改至今已56年,普通老百姓的记忆早就模糊,还以为土改仅仅是分土地呢。其实土地重新分配是最简单不过,丈量丈量,哪家哪家该多少就完事了。而这之前的“四大运动”才是重头戏。
    
     老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流沙河:你听我慢慢道来。所谓的匪,不光是大家印象中的抢人的土匪,拿川西平原来说,凡是在旧社会参加过“游干班”的都统统是匪。
    
     老威:这是个啥子机构?
    
     流沙河:游干班的全称叫“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民党垮台前夕举办的,完全是走过场。你想想,一个星期就是一期,能学到啥子军事知识?莫提游击训练了,恐怕连枪都没放过一发。可共产党来了,不管那么多……
    
     老威:这个“游干班”开办了多久?
    
     流沙河:就两三个月吧。但是受过“培训”的人却相当多。成都市周边各县,城头的、乡坝头的,都有。大家以为是吃公家大锅饭,就争着往里面钻,特别是无职无业、吃饭穿衣没得着落的,都稀里糊涂去染了一水。袍哥也在里头搅,文盲也在里头搅,裹在人堆中听它一回两回大报告,眨两回眼睛就喊毕业,轮到下一期。
    
     老威:毕业了干啥?
    
     流沙河:名义上的“游击干部”嘛。回到各县各乡,基本上没任何动作,即使开展了“组织活动”,拉了几个人两杆枪的,也没打过半天游击。可是共产党一清匪,根本不问青红皂白,祇要参加过“游干班”,哪怕没有枪,没有行动,也必杀,罪名就叫“搞暴乱”。
    
     老威:暴乱过吗?
    
     流沙河:一盘散沙,哪暴乱得起来?所以改朝换代,好多人注定死得稀里糊涂。
    
     老威:接下来呢?
    
     流沙河:第二要清的,则是当地的土匪。在解放前,川西平原的各县各乡,多少都有一点土匪,这些土匪曾经纠集起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打胡宗南的队伍。按说胡宗南队伍是蒋介石的精锐,地方武装不大惹得起,可土匪都是昏虫,不管那一套,一听说胡宗南有最好的枪,积极性就高涨,他们分散成好多股,一截一截断倒打,很亡命。对于土匪来说,打仗的目的就是抢枪抢炮,祇要对方吃了败仗,把武器搁下就不追了。
    
     老威:这是哪年的事?
    
     流沙河:都临近解放了。但是土匪们没文化没头脑,从不读书看报,除了屁股下的地盘,不晓得世界是圆是方,更不晓得共产党快把中国吃完了。他们还在认老皇历,以为炮火好才有底气,腰杆子硬。这下可倒了邪霉,在川西平原各县各乡,祇要抓住土匪,查出有枪,马上就枪毙。也不审判,也不管你打没打过人。
    
     还有一些土匪,刚遭遇解放军就缴械投降,或者接受了招安。当时被几句好话哄回家,以为好好种地,不偷不抢了,从前的事就一笔勾销。可地方一开展清匪运动,同样抓出来枪毙。
    
     老威:按理说,土匪抢国民党的抢,是帮共产党的忙。
    
     流沙河:已解放了,就不管了。况且土匪中的部分人,胡宗南和解放军都打过。这跟肖霍诺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头生性彪悍的哥萨克一样,又打沙皇军又打红军,完全是一群糊涂虫。在川西平原闹得最凶的,一个是崇庆县,上了千的土匪把城围起来,最后攻进去,县长都叫打死了。二个是成都郊区的石板滩。从龙潭寺插过去,石板滩离成都本来很近,可在旧社会,莫得啥子交通,那地方就显得很偏背,袍哥的势力非常大,简直就像从省会割据出去的一个角落。当然,石板滩的袍哥也参与了打胡宗南,并乘着对方败逃,鼓噪着抢了一些枪。发了洋财,几爷子就狂妄了,见到解放军来了,也打。袍哥都是文盲,不晓得天下已经姓共,祇一个心眼显示自己武器好,不怕死,居然把解放军给打败了。解放军打不赢袍哥,岂不是闹笑话?痛木了,于是就调来正规军一个团,将脏兮兮的石板滩围得水泄不通。参加打仗的袍哥都死完了,没死的也搜出来,杀完。
    
     老威:血流成河啰……
    
     流沙河:我给你说嘛,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表兄,叫黄一鸣(音译),是黄隐他们的本家,黄隐该把黄一鸣喊伯父。我这个表兄,家住石板滩,是个懒虫,读书不得行,连中学都毕不了业,于是就去操袍哥。结果,打胡宗南也有他,打解放军也有他。
    
     老威:早个几十年,或许他就参加红军了,贺龙的队伍头好多这种人。
    
     流沙河:四大运动中的清匪是咋个回事,我讲清楚了,接到是反霸。注意了,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中的恶霸,而是“地主阶级当权派”,这7个字,是毛泽东下的定义。有了这个最高权威的政治定义,就不管你恶不恶、霸不霸了。因为地主阶级当权派里,也有不少不恶不霸,也有不少好做善事,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的。一撞上反霸,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抓出来,全杀。
    
     老威:县长、区长、乡长、保长、民团团长、保安队长,还有与官府走得近的富户,也包括部分村长和甲长。
    
     流沙河:对头。还包括县政府的职员,区乡政府的干部,一句话,旧政权里的公务员。
    
     老威:按现在的标准,政府公务员非常普遍,也不算当权派嘛。
    
     流沙河:那个时候的公务员,还不如现在,经常涨工资,旱涝保收。但是那个时候,公务员里绝对没有共产党所依靠的无产者,因为薪水少得可怜,一个无产者去当了公务员,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唯有士绅阶层对读书做官有兴趣,也肯拿钱出来支持、补贴自家的子弟去走仕途,图个耀祖光宗的名声。可共产党不认这个传统,反霸,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铲除士绅阶层。
    
     反霸的另一个任务,就是铲除袍哥。因为共产党晓得,袍哥比国民党军人更可怕。国民党军人,特别是高级将领,多少都有点文化,懂得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该起义,起义,该逃跑,逃跑。而袍哥不会。袍哥的坚定第一源于旧道德的约束,他们崇拜关公,讲究忠义;第二与他们的文化太低,不了解外界情况有关。所以,反霸运动中,袍哥大爷,不管作没作恶,必杀;袍哥中的五排,属于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也必杀。所谓红旗管事,就是负责袍哥组织的对外接待,即迎来送往;而黑旗管事,则负责组织内部的纪律。除了这类似的必杀的骨干,么排的袍哥,那些喜欢在乡里提劲打靶、出风头的,祇要有革命群众出面检举:“狗日的,哪一回哪一回,在街上打过穷人!”或者:“勾结哪个哪个,拉过人命一条!”也马上抓出来枪毙。这与他是不是地主、有没有财产无关。
    
     老威:实在不够杀头条件的,就判刑劳改。
    
     流沙河:对头。
    
     老威:接下来该减租了。
    
     流沙河:所谓减租,不过是从四几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沿袭过来的一种说法,其实根本不叫“减”,而是将人家按契约该交给你的地租直接宰了,不管欠你多少,都一刀宰。转眼之间,田地的主人就收不到一颗粮食,你啥子都莫得不说,人家还跟你算帐,诉你的苦,斗争你。
    
     所以,当时的皇城坝,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南路毛泽东招手像的下面,尽是变卖家产的地摊子,昔日体面的士绅阶级啊,如今搞得饭都吃不起。减租是中央下达的命令,借你地主一百个胆子,都不敢去向农民要。反攻倒算的罪名哪个担得起嘛。
    
     租减了,才轮到退押。咋个回事呢?解放前,凡是积攒了一点钱的农民,都习惯从地主手里佃田来种,称之为“佃农”。这是一种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事先要按田地的厚薄、期限的长短,通过双方协商,交一定数量的押金,或者叫保证金。如果将来租赁期满,佃农不愿再佃,或者地主要收回佃田,押金就要全部退回,这都在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
    
     老威:跟现在许多租赁、劳务合同差不多嘛。
    
     流沙河:是嘛。可退押成了运动,就没字面上这么简单了。派驻的工作队,以及农民协会要给你算账:哪一年哪一年,某人佃你的田地,给的押金是多少,目前根据物价历年的涨幅,你应该退押多少。
    
     老威:物价涨幅有没有指数?
    
     流沙河:莫得任何标准,随便他把押金翻几个滚儿就几个滚儿,你必须退。变卖家产、砸锅卖铁也要退。并且每一场运动都有统一部署,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连大军阀熊克武都将他成都布后街2号的公馆贱卖给了共产党。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四川省文联?
    
     流沙河:对头,你我都在里面上过班。嘿,那个时候,不仅熊克武,起了义的刘文辉,也将他在成都市区的房产统统贱卖,拿到乡下去退押。土地越多退得越多。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四大运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其目的,就是从肉体、经济、精神将士绅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一步步整垮、榨干。如果这样搞了,你还有喘息的余地,比如大家认为,你还放得有外债,还在某个没人晓得的旮旯埋得有金条,就立马关起来审问,又打又吊,各种土法上马的刑罚都端上来。我晓得有个地主,招架不住了,就掉起下巴乱说:几十年前、几十里外的那个村那户亲戚,曾经借去我多少多少银元。于是农民协会背起枪,率领一大帮革命农民连夜赶路,上门找到那户亲戚,拿枪指着叫把多少多少银元交出来。吓得人家磕头作揖,不敢说不,祇求宽限一天,好拿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去成都皇城坝火速变卖,抵天上飞来的阎王债。
    
     老威:简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流沙河:毛泽东说的,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择手段。你要特别注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全部搞完,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榨干的榨干,该洗劫的洗劫,所谓的“土改障碍”就扫清了。剩下来的分土地是技术活儿,简单得很,重新丈量一番,哪家哪家,多少多少。
    
     老威:据我采访得知,四大运动还要加上一项罚款。数目由工作队和贫雇农主席团定,没有任何道理,就凭一种感觉,罚50、100、300、500,拿不出来就朝死里整,或者就一枪崩了。当时在云南山区,一匹骡子才卖50元钱。
    
     流沙河:说得对头,这叫退押过后的赔罚,也就是强制性的惩罚。比如在解放前,佃农为了搞好与地主的关系,逢年过节送点小礼;茄子或者南瓜刚出,就摘点尝个鲜;新米出来也送新米;酒米蒸了醪糟,也拿几碗去,等等等等。把多少年的这种鸡毛蒜皮累加起来,全部要地主赔,而且按现在的高价钱赔。紧接着是罚,你地主过去把农民剥削得那么惨,那今天光赔过不了关,还要加倍罚。
    
     老威:拿不出来呢?
    
     流沙河:既然赔罚你,就是估计你经过了四大运动,该退的都退了,可油水还榨得不够干。因为有的地主除了田产,在别处还有买卖。实在榨不出了呢?你屋里的家具,包括柜子、桌子、板凳、床,甚至锅碗瓢盆都搜起走。另外就是要成心杀你,故意喊一个你永远承担不起的赔罚数目,赔不出来罚不出来,就名正言顺地杀。并且宣布罪名:某某如何压迫农民,如何对抗政府,拒绝赔罚。
    
     至此,伟大的土地改革就已接近尾声了。
    
     老威:多长的时间?
    
     流沙河:四大运动加起来,大约有一年多吧。
    
     老威:据相关资料,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底或1947年初就在解放区正式开始了。如果把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算进来,就更早。可以说,他们起家就是靠土改。
    
     流沙河:对头,我还搜集到一篇写1947年晋西北解放区土改的文章,开明士绅刘象坤被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划清界限,竟拿刺刀捅父亲的尸体;而帮过共产党许多忙的、上了《毛选》的著名开明人士刘少白也遭到残酷批斗,他的亲兄弟被农民拿铁丝穿鼻子,逼着他的亲儿子像赶牛一样,在后头用鞭子抽。搞得最惨的是东北,革命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歌颂的就是东北的死了太多人的土改。当时东北的情况复杂,局势很不稳定,作为解放区最高军事长官的林彪,晓得共产党要扎根,就要坚决、迅速杀光地主阶级,农民分土地才没有后顾之忧。
    
     老威:真杀完了?
    
     流沙河:差不多。农民也放心大胆分得了土地。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事,共产党就有话说:你们既然在党的领导下夺回了土地,那就要踊跃参加解放军,上前线打国民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这下子,农民子弟就祇能一批又一批去当炮灰。
    
     老威:内战也需要炮灰。
    
     流沙河:如果这也算解放区土改之所以残酷的“合理解释”,那么,当你已经夺取政权,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甚至把土匪都铲平了之后,还要大开杀戒,就绝对毫无道理。
    
     老威:沙河老师,在你的老家金堂县,死于土改的地主有多少?
    
     流沙河:多得很,多得很。包括我的父亲。太多了,乃至于在文革前夕,我下放回去的时候,好几万人的县城里面,祇剩100多个地主分子。当然,历次政治运动,还有3年大饥荒,也死了不少。
    
     老威:理论家胡平的文章,《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里引证了一些资料,认为在土改中杀了200万以上的地主,而且是保守的估计。
    
     流沙河:台湾诗人余光中在50年代撰文,写他的故乡“新坟无数”。
    
     但是,我要比较客观地说两句,加一个“如果”——如果不是北朝鲜,不是狗日的金日成乱搞,去打南朝鲜,挑起那么大的战争,四川的土地改革恐怕不会那么残忍。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要听斯大林的指挥,叫中共出兵,你敢说不去?前方在跟美帝国主义打仗,败了好几盘,四川作为后方,要巩固,就要杀人,杀他们认为的敌对分子。
    
     老威:地主也不是拿枪的敌人嘛。
    
     流沙河:不管拿不拿枪。他们认为这些人有政治经验,有文化,并且在运动中受到了致命打击,时刻梦想变天——他们要将这种“可能性”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老威:老电影《铁道卫士》就是根据这种“可能性”来拍摄的。
    
     流沙河:金堂县军阶最高的一个军人,也姓余,叫余锦源,但不属于我们这一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面,还有“余锦源”这个名字。他是国民党的军长,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打得很勇敢。最后遭包围,弹尽粮绝,被迫率整个军起义。然后呢,共产党找他谈话:如果愿意留在军队继续工作,我们欢迎;若不愿意,我们就送你回家。此时余锦源心灰意冷,就选择回金堂。共产党还给了他一笔钱。
    
     经历淮海、平津、辽沈三大战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余锦源作为打过硬仗的被俘将军,早就晓得大势已去,天下是共产党的,于是回家乡后,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避祸了。
    
     余锦源家住城厢镇,育有六子,把他六个儿子的名字拼拢,就是“中华民族万岁”。比如余中祥、余华祥、余民祥、余族祥……
    
     老威:很有意思。
    
     流沙河:地道的爱国将领嘛,抗日战争中也跟日本人打过硬仗,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还有一定名望。
    
     老威:据我所知,不少类似他的人,解放后都进政协了。
    
     流沙河:你听我说。解放初期,局势还没完全稳定,金堂本地的一部分袍哥,受原来国民政府警探系统中的谍查——谍查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的指使……
    
     老威:袍哥咋会同特务搅在一块呢?
    
     流沙河:国民党撤走,留了些地下组织,包括谍查,分东西南北站。其中谍查北站的站长,属金堂籍,叫赖合山。他的父亲本是民国20年叫政府打垮了的大土匪,可儿子不是土匪,算走了正道。这个赖合山,一方面是谍查,另一个身份却是袍哥,他回到金堂老家,秘密联络了当地几十个袍哥兄弟,拼凑了一个所谓的“川西义勇军”,发誓要跟共产党对倒打。结果心虚,一仗都没有打,祇成群结伙地上山躲了一阵,就阴一个阳一个下山,作鸟兽散。可在躲的时候,几爷子异想天开,喊着要公开扯起旗帜,并且发表宣言。那推举谁当头儿呢?余锦源嘛!方圆好多里就数他的名声大嘛!
    
     老威:这锦源没得关系啰。
    
     流沙河:吹牛皮的,余锦源根本不晓得。可后来轮到清匪反霸,才清匪阶段,就把余锦源抓出去枪毙了。
    
     老威:真是活天冤枉!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流沙河:嘿,黑字落在白纸上,他们那个《义勇军宣言》里明明写着,头儿是余锦源,你还说得脱啊?几十号人全部杀,连跟着跑腿的都杀,头儿还不杀?
    
     老威:后来平反没有?
    
     流沙河:平啥子反?那年头错杀的多嘛,你听我说。在解放前,我们金堂县政府历来管辖着3个警察中队,其实就是地方保安。到了解放,3个警察中队长都率部起义,坚决拥护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对他们非常好,不仅享受到了起义待遇,还让他们做剿匪治安的副队长,协助解放军。3个人受到政策感召,就主动帮人民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各自都上金堂山里,现身说法,劝降土匪:你们看嘛,像我这样的国民政府的官儿,都没得事,还当上了解放军的剿匪委员,你们就更没得事了。还是安心下山回家,过正常日子。
    
     土匪们都是3个队长的熟人,担惊受怕多日,就放心跟他们下山投降。他们先后劝下来了好几股土匪,一个也没跑得脱。而他们3人,有一个立了特别大的功,替共产党骗回几个大土匪头子,才没杀,其余两个,在后来的清匪运动中,都杀了。记得那个叫彭泽东的中队长绑赴刑场的时候,被解放军按在地下,枪都比到后脑勺了,还回头来闹:狗日的骗我们嗦?!当初是咋个许的愿哦?!解放军把他的脸揪转去,他又揪转来:当初咋个说的?!狗日骗子!!
    
     周围的群众都惊呆了。唉,人家的确是老老实实起的义,没干一点对不住共产党的事。
    
     老威:这就是所谓的清匪。
    
     流沙河:对头。
    
     老威:那,沙河老师,你的父亲是咋个遭的?
    
     流沙河:很久以前了。金堂县国民政府机构中,分设民政、社会、建设、军事等几个科,其中民政科的人员和事情都特别多,而军事科,连科长带科员祇有两个人,它的职能相当于后来共产党体系内的县人民武装部,管招兵。我的父亲是军事科的科长,属于毛泽东划的“地主阶级当权派”,就被当作恶霸镇压了。军事科的科长、科员都被镇压了。
    
     老威:你家是大地主?
    
     流沙河:比较小的地主。还没等到划成分,我父亲就在清匪反霸阶段死去了。金堂县分上五区和下五区,我的家在上五区,还好些;下五区搞得厉害多了,不仅保长杀光,连甲长(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都杀。如果把上五区好多没杀的地主拿到下五区,肯定该杀。
    
     老威:为啥子?
    
     流沙河;上五区是中心,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比下五区发达。这也是土改的一个规律,大城市,如成都,执行政策要比县份上宽松;而县份又比区乡好些;最残酷的是农村,农民整农民(多数地主说穿了就是生活稍稍改善了的农民),不要命。不过农村也要分发达与不发达,江南一带或沿海地区说不定就比大山沟里杀的人要少,因为贫富悬殊太大,把广东的中农弄到你采访过的云南,就是不可饶恕的恶霸地主了。
    
     老威:你的意思是,政策标准还要根据地区差异,灵活掌握,可左可右?
    
     流沙河:多数时候是宁左勿右。有句成语叫“穷凶极恶”,也就是说人要是啥子都莫得了(成为毛泽东归纳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的无产者),就会走极端。土地改革开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头,从此,政治运动一环扣一环,合作化、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镇反、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直到六四,直到六四后的好多事件,中国都在走极端,在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搞穷凶极恶的革命试验,极端犯罪试验。土改中的好些搞法,还令我想起了李自成,例如赔罚。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把明朝的官员弄拢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拿出私藏的银子。官员们回答没有,李自成的兵就用铁箍套住他们的脑壳,然后一边审问,一边朝铁箍里打铁尖,你不说,就一根一根地加,直到箍爆你的头。这个办法相当有效,好几百个官员的钱财全被挤光完。
    
     老威:难怪毛泽东那么欣赏李自成。
    
     流沙河:幸好我1950年就参加工作,进了成都的报社,才19岁。虽然以后也经历了一些磨难,可好歹活到今天,都75岁了。文革中间,我下放在金堂老家北街的木器社,劳动了12年,当时木器社有20多个木匠,如今连我在内就剩4人;还有50年代中期,我进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3期学习,同寝室5人,3个左派,两个右派,如今也死得祇剩我一个右派。
    
     老威:你的年龄最小?
    
     流沙河:有一个比我还小。我的身体最弱,最多病,算熬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的好几个地主都80岁以上。
    
     流沙河:他们也熬得,估计也熬不过两年了,所以你要抓紧。
    
     老威:看运气吧。
    
     流沙河:我已经无所谓啥子运气,已经太熬得,太熬得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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