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特别刊载]
   

石天河:我在“监中之监”里度过“文革”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2007年2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006年是“文革”的40周年。明年(2007)是“反右”的50周年。我今年已进入83岁。像吴祖光说的“生正逢时”。我在1957年“反右”时被判刑劳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四川雷马屏农场的一名劳改犯。
     这个农场,挂的牌子是“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但这只是他的企业名;他的官名,实际上是“四川省第一监狱”。我过去对什么叫“农场”,那印象完全是从苏联电影片里面来的。以为“农场”都是像苏联电影里的集体农庄那样,一马平川的田地,有一些小洋楼集中在一起,就是农场的办公大楼、俱乐部和宿舍等等。虽然我也知道,劳改队不会有集体农庄那么漂亮,但估量总还是集中在一块的。哪知道,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雷马屏农场是沿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的边缘山区建立起来的一块“净界”(和但丁《神曲》里的“净界”差不多),是绵延百里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包组成的。每一个山包是一个中队。中队与中队之间,相隔十来里或一二十里。总场部设在西宁(是雷波县的一个小镇,与青海的省会同名)。总场部下,离得较远的中队,归二分场和三分场管。最远的中队,已经挨近了云南。离西宁总场部最近的几个中队,统属于总场部直属的桂花大队。在桂花大队所在的桂花溪中队上面,有一所监狱,叫“集训队”。农场本来就是监狱,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一个“监中之监”呢?这是因为劳改队里有一部分犯人,不肯认罪服法地接受改造,叫做“反改造分子”。为了使这些“反改造分子”接受改造,就必须把全农场的“反改造分子”集中起来加以整训。所以这监狱,叫“集训队监狱”。 (博讯 boxun.com)

    我是1963年5月间从成都的劳改工厂转解到农场来的。在“文革”之前,已经进过两次集训队。“文革”前夕,我是在桂花大队所属的山西寨中队经受“社教”运动的审查。1966年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我又再一次地被扫进了集训队。整个“文革”十年,我有六年时间是在“监中之监”里度过的。其后的几年,以及我刑满后在农场作为“戴着反动帽子就业”的“就业员”继续劳改的几年,都是在这个农场。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4月,我才在“上访”以后,离开了农场。
    下面的文字,是我对“文革”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加上我老年记忆力的衰退,有些人的名字,已经记不很清楚了。但事实是清楚的,有些是伤心的痛史,有些是惊险故事,有些则是趣事。野史无文,也无补于世。写下来,不过是希望中国不再出现“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文革”而已。现在就扼要地记述如下。
    
    1、“文革”的“横扫”
    
    “文化大革命”之突如其来,对在农场中的我来说,完全是懵然不知所措的。开头是,1965年冬,我看到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听说毛泽东讲过“彭德怀也是海瑞”之类的话,心里感到,这可能是又一次大批判运动的先声。可能是他认为吴晗的剧本暗含着为彭德怀鸣冤、为农民叫苦的意思,所以有必要批判一番。似乎仍然是从文艺作品开刀,以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达到压制舆论、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随后,到1966年看到问题由“文艺批判”向“政治追查”升级,我意识到这是小题大做,毛泽东又要发威了。到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又看到江青居然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且,后来“中央文革”竟然颠倒乾坤地取代了政治局的权力,北京市长彭真、参谋总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都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感到这完全是“乱了套”的作法。毛泽东似乎已经不再信任他的那些老战友,只好让自己的那个西宫娘娘抛头露面来作“都承旨”了。我感到,这是国家前途的不祥之兆。虽然我并不相信中国儒家关于“牝鸡司晨”、“阴人用事”一定会出乱子的封建说法,但把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与治国才能的电影演员抬到高于政治局的位置上,这毕竟不像是毛泽东理智正常的作法。过去,听党内的老同志说过,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的好几位负责人是不同意的,听说当时延安中央直属党委还有过“不许干政”的三章协议。过去,在很多老同志的心目中,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毛泽东的正式夫人,只说是“毛主席的秘书”。甚至毛泽东自己也从不带她在重要会议或其他公众场合下露面。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觉得,这一定是中央内部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泽东产生了再一次“打烂坛坛罐罐”的想法。运动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暗示毛泽东要对中央的某些老干部开刀。这时,他当然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帮他掌控“中央文革”这个组织。不过,我想,对江青,毛泽东应该是心里有数的,大概也不会过于放纵,充其量不过是“承意宣旨”或在听听汇报之后给毛泽东传话,决不可能代替毛泽东“临朝称制”。等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才感到这可能是中国的又一场大灾难来了,而且,很可能也是我自己最后的厄运。但是,我置身于农场的荒山野岭中,消息不灵,只偶然从报纸和传闻中得到一些零星片断的消息,毕竟不知道这所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从《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只知道这运动的大方向是所谓“反对帝修反搞资本主义复辟”;要“破四旧”;要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把“苏联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列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但是,这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不是要把社论中提到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都抓起来或消灭掉呢?究竟是谁让毛泽东感到危及了他在中南海的宝座呢?这运动会不会大量的杀人呢?……尽管我早就感到毛泽东在1957年后,已经有一种重蹈斯大林极左恐怖路线的可怕趋向,但对党内的现实情况,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力量对比,却一点也不清楚。“文革”究竟是要革什么?革文化?革四旧?革知识分子?革老干部?为什么要这样革?坛坛罐罐打烂了还吃不吃饭?……对我来说,似乎总有些猜不透想不清,这就像是现在青年人常说的那句话:脑子里一头雾水。
    没料到,就在我还处于迷迷糊糊之中,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思索的时候,灾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这个处于中华大地西南边陲荒僻山区的农场,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几乎什么事都是比别的地方要慢三拍的,这回却是“闻风而动”。就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以后,不多几天,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上旬,总场部就在通木溪中队的大坝子里召开了“打击大会”。会场上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全用深蓝色的和黑色的布作幕布,造成办丧事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台子正面的上方,悬者一道黑色的横幅,上面贴着一方一方的白纸,用斗方大字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会场的幕布和柱子上,还贴了许多标语。全场各中队带来参加大会的犯人,约有一千多人,在会场上席地而坐,黑压压的人头挤成一片。被“打击”的“反改造分子”约有三十多人,在台子前面,面向会场上的犯人,背台而立,站成一列。每个“反改造分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武警。我站在牛鬼蛇神队列左边第一个位置上,很多熟识的“老同改”都用眼睛盯着我。
    大会是由总场部的一位副场长主持,宣布开会以后,第一步就叫:“把反改造的牛鬼蛇神捆起来!” 好家伙,大开眼界了!原来这就叫“横扫”!
    这“横扫”的捆人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由武警在犯人身后下手,抓住犯人的脚颈子向后一提,使犯人猝不及防地立刻朝前面仆倒下去。就这一下,使有的犯人砸掉了门牙,有的砸破了额头和鼻子,有的砸破了脸、砸烂了眼镜,一个个满脸鲜血和污泥,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武警的捆法,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先在犯人背上“踏上一只脚”,然后用一根麻绳,从犯人下巴底下往后拉紧,在后颈窝下面交叉,再从犯人两只手肩下二寸的“耗子肉”那地方开始,从手肘上一圈转一圈螺旋形地往下捆,每一圈都勒进肉里,勒到梆紧,一直捆到两边的手腕子上,再把两只手向背心上一提,拇指朝上,手背靠拢,把两个手腕捆紧,在背心的绳子上打一个节栓死。犯人在被这样捆了以后,两手捆得像粽子,两臂骨关节和受压的肌肉血管神经火辣辣地痛得钻心,身子站不直,只能驼背似的站着,脸上发青,额头上直冒汗。据说,这种捆人的方式,是很讲究技术的。因为,以往捆人,由于捆得太凶,把犯人的手肘和手腕一下子就捆断了,犯人就成了永远丧失劳动力的废人,对农场是不合算的。有时把犯人捆得晕死过去,反而要急救,也达不到要让他感到剧痛的惩罚目的。所以,后来捆人,从技术上就要求要捆得“紧而不断,痛而不晕”,是一种既合乎科学又不损及农场经济利益的尖端技术。如果说那些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那至少在这方面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即使还赶不上二战时的德国,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那天还算好,遇着那位捆我的武警,大概是新来的,下手比较慢,所以我倒下去的那一刹,还来得及侧身,有用肩头着地,没有砸着门牙和额头,只擦破了一块脸皮。但是,捆了之后,要站在台子前面听那位副场长和管教股长的长篇讲话,那真是应了大跃进时期作为口号的那句话,“一秒等于二十年”。驼背站着,两手痛得发麻,由于血管不通,心里发慌,头也发晕发胀,骨关节也好像就要拉断了。站到后来,臂膀好像痛木了,而浑身却好像有许多蚂蚁在咬。我是第一次挨捆,这难受的滋味,我还从没有经历过。好在人在劳改队里面蹬久了,就再也不会有知识分子的所谓“自尊心”。根本不会感到这是“侮辱”、“迫害”或“虐待”——这些高雅的名词,现在报章上用来谴责美军在伊拉克虐囚,是用得着的,可在中国劳改犯人的词典里,这些名词不用别人动手,自己就把它删除了,甚至干脆把它全部忘记了。劳改犯人无论你怎样侮辱、迫害、虐待,都不会有那种受侮辱、受迫害、受虐待的感觉。一切加之于他的折磨(这两个字不好选择,如果用“兽行”,虽然更切近,却似乎有点过分,因为,从“尊重人”的角度来说,即使是最缺乏人性的人,也不宜以“两脚兽”视之。故这里不用“兽行”,用“折磨”),他都会当作俗话所谓“孙猴子逛十殿——陪小鬼走过场”。走不过去,怪自己道行不高,走过去了,就觉得十殿也不过如此。
    劳改犯人是最贱的,惟其贱,即如人们脚下的泥沙,能承受一切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会。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训队。这集训队就好像是我在农场的老家,干部、犯人,每一个都是熟的。年轻的管教干事姓魏,看见我,就笑笑的说:“又来了?”我说:“请魏干事赶快给我解了吧,手要断了。”他一边玩笑地说“不会,我给他们打过招呼,对你,可以照顾一下,捆轻点。”一边,就笑笑地叫人来把我的索子解了,又说:“你呀,还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我也觉得,集训队这反改造窝子,好像就是民间传说里的那块“断龙石”,任何一条鱼,如果想要变成龙,就得跳到这块石头上来比一比,必须和这石头一样长,不能长一寸也不能短一分,短了要回到水里去再修再炼,如果长了,就得把长的那截砍掉。我从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已经三次被收进集训队,我怎么能按照“断龙石”的要求使自己变成龙呢?所以,魏干事说得好,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也就是说,只能就作个反改造分子算了。
    这时候,许多收监的犯人都一个一个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个人的手杆上,一圈一圈红的、青的、紫的、紫中带黑的、皮肤上冒血的捆伤的绳子印,十分显眼。这对我后来在集训队写那首《绳痕》,是最刺激的现场体验,也是心灵烙印和悲愤情感的叠压与积蓄。它后来聚变成为了我作诗的灵感。
    
    这一次收监的人很多,入监以后,马上就是紧张的“学习”“讯问”“检查”“交代”。有的人,大概是被这“横扫”的气势吓懵了,在听了报告、受到讯问以后,便赶忙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连日连夜地写交代材料,争取能得到从宽的处理。
    我虽然是“三闯辕门”的“老集训”,但是,这一次和上两次是大不相同的。上两次的收监,是由于“中苏大论战”和“北部湾事件”的时局变化,政府不得不对“反改造分子”采取防范性的措施,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这次却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收监以后是要进行审查处置的。我原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列为“打击对象”,后来经过集训队管教干事的讯问,才知道原来是山西寨中队有一个犯人向方指导员检举,说我在犯人中间散播反动言论,说我攻击江青出来“垂帘听政”。我只好向魏干事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请政府干部去调查,我是什么时候向哪些人说的?有哪些人在场?哪些人可以对证?如果是个别人检举,那么,我和他是怎样说起来的?他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会和他谈到了‘垂帘听政’?他懂不懂‘垂帘听政’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懂,他怎么知道这是攻击江青?如果他懂,请政府查明他是不是害怕我检举他才故意捏造情况来嫁祸于人的?如果经过调查,查明这种人是一贯捏造情况陷害他人的反改造分子,请政府实事求是地给以严肃的处理,以免得他今后继续害人。”——我当时估计,个别人的检举,只要被检举人据理反驳,管教部门是不能轻易定罪的;而涉及到“攻击江青”的问题,犯人是谁也不会承认有他在场的。而这个检举我的人,我猜到就是那个被叫作“臭水乌棒”的家伙,在山西寨的犯人中,他根本找不到谁愿意附和他来陷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把事情应付过去。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次“横扫”,后来的演变也真是不由人算。同时收监的人中,有几个过去十分机灵的人,由于害怕这次“横扫”会要了自己的命,连忙写检讨,交代问题,争取“坦白从宽”。结果,不到一个月,总场部就召开了“公判大会”,这几个人都被判处了加刑3年或5年。“宽大”当然也算得是“宽大”了,但刑期毕竟又拉长了几年。而其他那些不承认自己有反改造罪行的人,干部叫大家在集训队里一面学习一面反省问题,后来却大都没有受什么处分。为什么呢?因为那“文革”的暴风骤雨,并不只是要“横扫”犯人,它同时也在“横扫”政府机构。公安劳改部门也跟着产生了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干部们的造反组织,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会儿是“人民公安造反队”、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会儿是“井冈风雷”、一会儿是“雷马屏星火燎原”……干部们每天都在紧张地选择“表什么态”、“站什么队”、“举什么旗”、“开什么会”,都在忙着“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夺权”、“打派仗”。对于已经收进了集训队的犯人,一般就看成是笼子里的“死老虎”,只要他们不跳不闹,有人管着,有枪杆子押着,就暂时放着也不算是大问题了。当然,个别的发现了问题,也还是要判要杀的。可很多人原先收监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判罪的所谓“钢鞭材料”,只不过是有某些需要审查的“问题”,后来,随着时移势变,原先的所谓“问题”,似乎也就一天一天地淡化了。
    
    2、狱中花絮
    
    对集训队的犯人来说,1966年以后的风云变幻,既是经受折磨与恐怖的考验,也大开眼界地看到了许多诡谲的世态与荒诞的“今古奇观”。这里,不妨片断地记下一些“狱中花絮”,权当是“文革”浮世绘之一角的展示。
    
    •花絮之一•受不起这样的抬举•
    
    开初,集训队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两批三批……不断地从各个中队送进来,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十个八个,一共聚集了约百一二十号人。进监以后,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觉得自己原本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正正的劳改犯人,政府说过,是要把我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现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连人都不是,将来还能成“公民”吗?后来忽然听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都作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就担心这翻天覆地的运动,会不会像龙王爷发大水,在大水冲垮太行山的时候,会梢带着把沿路的蚂蚁窝一鼓荡平。至于蚂蚁窝里那亿万条生命是不是算数,龙王爷是没在意的。加上,干部们这时候的“文革语言”也常常使人惊心动魄,动不动就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嘛!你们要敢于乱说乱动,只有死路一条!”犯人觉得非常委屈,怎么无缘无故地就把我们算作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了呢?
    于是,有一天,一个老犯,就在学习会上谈自己的思想,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旧社会里,我也在国民党手下干过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时,农民群众说我是县长和土匪恶霸的脚脚爪爪;到了劳改队,政府干部认为我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脚脚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打得紧的时候,又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脚脚爪爪。这些,我想来都有点沾边。因为地主、国民党、美帝国主义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嘛。但是,这回,文化大革命一来,干部又说我们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仔细一想,觉得这只有那些解放后当过干部、在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作过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政府干部把我这样的人,也算成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晓得,这是抬举我,不过,我受不起这样的抬举!我的残余刑期只有4年多,家里婆娘娃儿都在望我刑满回家,我实在受不起这样的抬举!……”他说到这里,嘴唇嗫嚅,神情激动,而别人却只觉得滑稽可笑。有个“小鬼”,下学习以后,悄悄里取笑地说:“我是捞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说我是小偷,脸上很不光彩,这回能够当上大人物的脚脚爪爪,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不过,我也还是害怕,害怕将来遇到那些真脚脚爪爪要打我两耳光,说我是冒充的。……”
    当时,某些极左政治观念之荒唐混乱,大致都和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干部家属吵架•
    
    集训队对犯人的管理是很严的,在“文革”开始以后,干部传达了《公安八条》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农场的内斗信息,对犯人是保密的,一点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夺权”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们出工时,看到桂花大队的陈大队长和蔡教导员都被罚在公路边捶石子,就知道他们两个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们出工,从干部家属居住区的路上走过,忽然听到干部家属在吵架。吵架的双方,一位是桂花大队陈大队长的夫人,一位是大队部一位姓容的干事的妻子,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她是从成都调来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厂的广播员。人很年轻,活泼,在磨床厂时,我们天天听她的广播,那时候,她对犯人也没有什么傲慢和歧视的表现,笑嘻嘻的,大家对她的印象不坏,似乎是“劳改队之莺”。可是,这回一听她们吵架,才发现,这位广播员竟已经变成了造反的“闯将”,她居然在桂花大队干部对“走资派”的斗争会上,冲上去,打了陈大队长一记耳光。因为,我们听到,陈大队长的夫人在骂她:
    “你个嫩屄婆娘,你为什么要打他耳光?他那么大年纪,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你还在你妈的烂屄里没有钻出来哩!你打她,你够格吗?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是会卖!卖你的屄好啦,你卖一千个人,他也没有管过你,你为什么打他?卖你的好啦!……”
    陈大队长原先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一个营长,团长就是雷马屏农场的场长兼场党委书记常胜,常胜这个团,在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大战功的。后来常胜调到这个农场,陈大队长就跟着调来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骂人骂得很粗鲁,她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气,骂起来是肆无忌惮的。而容干事的妻子,一向作广播员,根本不会骂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语言来回骂:
    “你们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你还想当母老虎呀?现在不行了!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会上来辩,看谁有理,看今天是谁家的天下!……”
    陈大队长夫人说:“大会又怎么啦?毛主席说,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提意见嘛!你打人,你故意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你要向毛主席请罪!你个嫩屄,我看你有好下场!……”
    我们一边听,一边闷笑着走过去,走远了,还听见陈大队长的夫人一口一个“嫩屄”的在骂。大家就从干部家属的吵架,知道陈大队长在斗争会上挨了耳光。我当时想,这大概就是“文革”社会的一个缩影,这运动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团结与社会人际和谐的破坏,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的。但这是谁也没法的事。当时,农场已经乱成一团,常胜也已经“靠边站”,听说是养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报来源•
    
    在集训队里面关着,对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动态,除了听读报,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扫清洁回来,忽然把他捡到的两张纸拿给我看。原来,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报”。那上面不但有周恩来接见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还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检察院赵副检察长自杀的报道,标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昨晚自杀狗命呜呼”。看了这样的东西,的确使人惊心,虽然不清楚那检察院是成都市检察院还是四川省检察院,但这运动竟然斗到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自杀,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可见那造反的乱局已经无法收拾了。我看过以后,便叫“熊笨三”不要乱传,最多传几个人,便把它毁掉。同时,又问他是从哪里捡来的,他说是从围墙外面那个垃圾堆里捡到的。我说,以后有机会,多注意一下那个地方。
    这以后,他竟然有好几次把这样的材料捡了回来。不但有四川造反派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材料,还有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批“文艺黑线专政”的材料。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训队的武警居住的某个房子里,有一个临时搞起来的电台,电台不知道是农场的还是武警部队搞的。他们每天要工作一个短时间,通过电台搜集情报,油印出来,可能是供领导参考。印废了的纸,就随便丢在垃圾堆里。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报来源。
    这些情报,有的是触目惊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于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扬的“文艺黑线专政”,由于这两个人牵涉我的一些个人怨愤,心底下真有许多说不出的复杂情感。我感到,运动中把这两个人当作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实在是胡乱加上去的罪名。但是,这两个人,也确实有不可原谅的罪错,那不是对毛泽东有罪,而是对人民、对文艺界知识界有罪。李井泉一贯左,“反右”运动中,四川知识界划右派人数之多,是全国第一的;“大跃进”运动中的虚报浮夸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四川农村中饿死人数之多,尤其令人发指。李井泉对这些事,是有直接责任的。至于周扬,他一贯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哪有什么他的“文艺黑线”?他个人的罪错,主要是宗派主义,解放前反鲁迅,解放后反胡风,把文艺界搞成“一派掌权、排斥异己”的死气沉沉与离心离德的局面。“反胡风”运动,完全是由他一手制造出来的。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致力于保护文艺界少受伤害,反而火上浇油,尽量扩大“反右”的范围与声势。他确实是中国文艺界的罪人。我过去想过:假如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不由周扬而由冯雪峰作领导,也许会少出许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论,李井泉和周扬,他们对毛泽东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们打成“反毛泽东”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纯粹是乱弹琴。这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在他的极左路线搞坏了国家大事以后,看到党内高层存在着要“纠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后,会遭到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批判和“毁墓焚尸”的对待。所以,他必须先下手,把这些有可能成为“中国式赫鲁晓夫”的老干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绝对忠于自己的年轻干部,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时,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风”、“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中的作为,已经在文艺界、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招来了许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让这些老干部去承担“不执行毛主席政策路线”与“实行文艺黑线专政”等方面的罪责。这样,一方面,消除了知识分子与群众中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方面,借群众的斗争来把这些老干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在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岂不妙哉?——毛泽东的深沉大智,雄猜阴狠,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个电台似乎撤走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报了。
    集训队的花絮很多,这里从略。
    
    2、格斗士戏剧的转化
    
    集训队每天只出半天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听干部讲话,听读报,主要就是开会讨论,或叫犯人互相揭发检举。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犯人也要学会背语录,唱语录歌。不过,日子长了,揭发检举就只有在干部布置了以后,犯人才会紧张起来。干部没有布置揭发检举的时候,那学习就只是叫犯人谈对文件、报告以及时局的认识与体会。这样的学习,虽然干部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学习时间拿来“说空话”。可是,这“说空话”还真是一种不容易学会的本领。因为,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下午四小时,晚上还有两小时,要说很多话才能把学习的时间填满。而集训队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许多人在学习时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愿多说话,甚至根本不说话。其中,有的人是生来的木讷,有的人则是害怕说错了话要挨批挨斗。但如果一组人坐在那里,没一个人发言,冷了场,干部发现了,或有人向干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训的。全队分为两个分队,学习通常都是以分队为单位。我是一分队的学习组长,要负责按时开会和作学习记录。每逢没有人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场”。幸而,后来新收监的犯人中,来了一位“空话大王”,他一发起言来,可以从五年前偷鸡蛋三年前抠黄鳝谈到昨天打牙祭,又从打牙祭谈到当前大好形势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再从电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战》的战略思想,又从《南征北战》说到《上甘岭》那位女演员唱的那支歌,再从唱歌说到有一次学唱语录歌因为喉咙肿了唱不出,别人以为他装怪,自己又气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语录歌今后改造不好,后来幸亏是卫生员张驼子在山沟沟里找到了一窝“开喉箭”,拿来煎水当茶喝才医好了。然后联系到毛主席说过西医要学中医,又说到我们劳改队的卫生员应该向农村的赤脚医生学习,再说到医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锻炼,你看我们农场的干部,每一个都红光满面,就是因为思想先进又锻炼得好;不像我们劳改犯人,思想反动,除了劳动就不晓得锻炼,弄得来一个个黄皮刮瘦。再说到干部对我们的改造,关怀得无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晕倒了就喊卫生员来打针,让他好了可以继续劳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个人,可以包场,从上学习起,一直发言到下学习,说得滔滔不绝,似乎说的也都和改造有关。但你如果要仔细想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你才会发现,他说了两小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组上自从有了他,就再也没有冷过场。就是从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说空话”也是一种本领。在集训队这样的场合,没有“说空话”的人,那学习就会是很恼火的。
    实际上,集训队的干部,对于进了集训队的犯人原先在中队上犯了什么错误,一般是并不过问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关进“独居”正在交代问题的犯人,那是特殊情况,那要由农场的“驻场检察员”随时提讯,决定是否起诉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训队干部管。所以集训队的干部最重视的,是犯人在集训队里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动。每年年终的“冬训”,是最紧张的时候,干部要号召犯人互相检举揭发。平时则只有发现了问题,才开批斗会作出处理。而集训队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越狱逃跑”,另一类则是“反改造言论”。“越狱逃跑”的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刑事犯身上,因为他们逃出去有可以盗窃为生的本领。而“反改造言论”则往往是发生在“右派”犯人身上;其他那些老反革命,因为改造时间长,大都已经退了火,谨言慎行地不容易出问题。在集训队的“右派”犯人中,有两个人是最为干部注意的。一个是一分队的任世同,一个是二分队的杨长虹。这两个人在集训队干部眼里,是一贯反改造的顽固分子。“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两个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反改造祖师爷”。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参加工作,最初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了重庆,在一个工厂里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以后,被送劳教,编入了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队。后来因为在成昆铁路的筑路劳动期间,涉嫌用粮票和钱资助两个“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审查。415筑路队的领导干部怀疑他是有计划的在组织逃跑,同时,因为415筑路队里面发现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简称“马盟”)的组织,既然他有“组织逃跑”的嫌疑,就进一步怀疑他与“马盟”有组织关系,被戴上脚镣手铐审查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查不出他与“马盟”有关的证据,那两个逃跑的“右派”抓回来审问,也没有交代出什么与“马盟”的关系,就含含糊糊的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农场。他一到农场就被送进了集训队。当时,是在我第二次收监以后,我在一分队担任学习组长。他进来的那天,管教干事就交代我:“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给你负责,要好好的监督他。”我觉得这事情责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在我的旁边。从外表上看,他虽然有一米七几的个子,却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走路踉踉跄跄,弱不禁风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因贫血而身体衰弱到极点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可怕。渐渐的我就设法了解他犯案的情况。据他说,他确实与“马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筑路队的管教干部,认为“马盟”是一个大案,就把一个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马盟”联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认。他不承认,在法庭上与检察员公开辩论,就被认为是“死不认罪的顽固分子”。在审查期间,戴脚镣手铐是准备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经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乱认罪,就冤死了。“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庆解放前夕从国民党特务的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里面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就因为“马盟”的问题被处死刑,枪毙了。他说,他虽然和与“马盟”有关的个别“右派分子”接近过,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搞了什么组织,甚至“马盟”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组织,他也觉得是可疑的。他怀疑是“逼供信”搞出来的。至于他资助别人逃跑,他说,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个“右派”想逃出去结婚。当时为了朋友义气,没考虑事情的后果,他还写了一个字条,让那两个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帮忙。就为这,他就被认定是组织逃跑,而且,连带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来只差个一年半载,劳教期满就可以回原机关的,原机关也已经在考虑他回去以后的工作安排。可就因为他的“朋友义气”,自己差一点丧命,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也毁掉了。他说他解放前就参加过学生运动,根本没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样整他,他没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担任学习组长的那个时期,他也并没有什么反改造活动,只是因为戴脚镣手铐坐牢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说他装病,消极怠工。可是在我经过山西寨的“社教”,在这一次又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他却已经成了集训队干部的眼中钉。主要是因为他常常在集训队的一些“小鬼”(年轻的刑事犯)中间,作一些类似“思想启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响下,搞了些捣乱的小活动(如把靠拢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们的雨鞋在夜间偷去甩到厕所的粪坑里之类)。同时,他和一分队的老反革命,搞成了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报告,说他是那些“小鬼”背后的“祖师爷”。我感到,这是很危险的。他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人,政治上是相当幼稚的,这从他仗义气去资助别人逃跑和在集训队叫“小鬼”们去搞小活动,就可以看出来。我想,在“文革”这样的情势下,无论如何,得让他收锋敛迹,别再受打击。
    杨长虹,家在上海,听说原本是在解放军的海军里面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后,大概是在劳教时,逃跑了一年多,后来抓回来,判了20年徒刑。因为他在二分队,住在另一所监房,集训队的犯人是不许串监的,所以我和他接触很少,对他的情况,不很了解。他其所以被看成是集训队的“反改造祖师爷”,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为犯人中的“小鬼”,很听他的话,往往是因为那些“小鬼”在传播“反改造言论”时,被揪出来斗,斗争会上,便有人揭发,说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论,都是从杨长虹那里学来的。而集训队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鳅”和“泼皮”。虽然都是些刑事犯,却一个个能言善辩,平日既不容易被别人抓住短子,斗争会上又敢于“滚钉板”。哪怕被捆得骨头喳喳地响,宁肯自己担待也决不把“祖师爷”扯上。所以,杨长虹究竟干了些什么反改造活动,集训队的干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摆八阵,却总是查无实据。因此,对杨长虹是切齿痛恨的。
    集训队干部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们都有管理犯人和惩治反改造分子的许多经验,而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用集训队干部的话来说,这叫搞“狗咬狗的斗争”。就好像古罗马斗技场里面,看奴隶格斗士互相厮杀,无论谁被杀死杀伤,对看格斗的贵人们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我被“横扫”进集训队之后不久,就听“熊笨三”告诉我,说现在杨长虹和任世同之间,由于干部追查是谁说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两人互不信任。干部认为这话在他们两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杨长虹怀疑任世同想嫁祸于人,任世同怀疑杨长虹为了自保就会叫“何小鬼”来揭发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说,那话本来是他从任世同那里听来的,他并没有想揭发,但如果任世同要攻击杨长虹,他就只能站在杨长虹一边。“熊笨三”还说,“何小鬼”这个人,并不算坏,原来他本想自己承认是从川戏里学来的,现在看到两个“祖师爷”都怕担肩膀,心里就有点慌,不知道自己担不担得起。——我听“熊笨三”这么一说,就感到,如果这两个“右派”在这时候上演这么一场格斗士戏剧,那就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且,这是非常危险的“生死决斗”,弄得不好,还会牵连其他“右派”。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首先让杨长虹与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决不要互相攻击。然后,就必须转移干部的注意力,把检举揭发的方向,转到别的方面去。把干部想搞的“狗咬狗的斗争”尽可能搞成一个“人打狗的斗争”。
    在没有别人可以调解任世同与杨长虹的矛盾的情况下,我只好冒险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杨长虹约好,在晚饭后与上学习前的那段空闲时间里,到一分队后面那个僻静无人的空房子门口和我见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见面时,我说:“现在,时间很紧,我只说几句话:现在你们两个的处境很危险,决不可以搞内斗。从现在起,你们两个都休息,沉默下来。其他问题,由我来处理。”他们都点头同意,随即各自走开。就这样,我总算把一场格斗士戏剧的两个演员叫停了。
    接着,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么把斗争目标转移的问题。“熊笨三”认为可以从检举“有人卖包谷粑”的问题下手。我同意试试看。
    所谓“卖包谷粑”问题,是这样的:监狱里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四两粮的包谷粑。可是,有的犯人在吃过饭以后,还有包谷粑拿出来吃,甚至还拿包谷粑送给别人。这些包谷粑从哪里来的呢?监狱只有一个大厨房,无疑是从那里来的。要么是他会偷,要么就是大厨房在偷偷地卖包谷粑。要说是偷的,难道他能经常的偷到手吗?如果包谷粑确实是大厨房卖出来的,那么,就显然是大厨房克扣了犯人的口粮。这不仅违犯监规,而且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行为。把这问题揭发出来,干部是不能不管的。
    经常有多的包谷粑拿出来吃的那个犯人,是一个惯于在犯人中搞“鸡奸”的“不男不女”的家伙,姓巫,很年轻,大家叫他“巫东朋”。他颇有些通天手眼,别人无法搞到的东西他偏能搞到。他这次收监,是因为他诱骗了一位中队干部的妻子,逃出去过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干部对他也是很憎恨的。我们选择从他下手,不仅犯人会群起揭发他,干部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从他下手,容易造成声势。
    这事情一揭发开,斗争的发展竟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这“巫东朋”不仅从大厨房买过包谷粑,而且,因为他和集训队的卫生员有“鸡奸”关系,还经常到卫生员的房间里去拿包谷粑吃,而卫生员的包谷粑也是从大厨房的炊事员那里来的。
    大厨房的炊事员,姓李,原本是农场的管教股长,在肃反运动中,他家乡的群众检举他在敌伪统治时期作过汉奸,罪恶很大。农场把他撤职判刑以后,便把他放到集训队监狱里来当炊事员。他平日对犯人态度非常恶劣,犯人都讨厌他,叫他“老汉奸”。
    卫生员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报社的记者,是在劳改队才学会医病的。在监狱里,卫生员是有特殊地位的,因为干部和干部家属经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卫生员深受干部信任,他向干部反映什么情况,几乎是一句顶一句,犯人谁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员的勾结,主要也因为炊事员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员和卫生员揭发出来以后,发现保管工具的保管员,也有卖包谷粑的情况,也是和炊事员有勾结的。这样就暴露出集训队里面原来还窝藏着狼狈为奸的一个反改造集团,而且,是最肮脏、最卑鄙、又最隐秘的。这事,使集训队的萧指导员大为光火,于是就连日召开全队的大会,来揭发他们的问题。
    集训队的卫生员、炊事员、保管员,是犯人中的“三大员”,是干部最信任的积极分子,往年,他们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现在斗争别人的斗争会上。而今年这样一来,这年“冬训”的主题,就成了一连串“斗倒三员”的斗争会。追查“卖包谷粑”所牵涉的人,追查“鸡奸”还有谁和谁?每天学习会上,揭发检举的发言,把会场炒作得非常热闹,一反历年“冬训”那冷清凄厉的场面。“集训队干部原本想看“右派”格斗士互相厮杀的悲剧,就被转移成“人打狗”的喜剧了。
    这是我在集训队最得意的一笔,基本上是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打击了“假积极分子”,使两个“右派”避过了充当“格斗士”的困境。而这也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我看到那运动进程中许多骇人的极左现象,知道物极必反,“极左路线”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也许黑暗的尽头,就会有晨光再现。因而,我对这样的斗争也更有信心。
    (但是,杨长虹和任世同在我离开集训队以后,仍然遭到了厄运。杨长虹后来病死在总场部的医院里。听说,干部已经搜集了他的许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会被起诉加刑。任世同在集训队军管时期,被武警打断了两只手膀子,很久才医好。不过,任世同在1979年后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队怀疑他和“马盟”有组织关系,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后来,他回到原机关,几年之后,担任了重庆灯泡厂的党委书记,并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3、绳痕•借刀解围
    
    在“斗倒三员”的“冬训”期间,我不能不在斗争中出面,在关键的时候发言,一反我过去不得罪人的“老好”作风。这对我是不利的。一则许多犯人由此而把我看成是文化水平高,不害人,又会讲话、会想办法、会对付场面的人,有了什么问题都来征求我的意见。再则,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打听到我是毛主席点过名的“右派分子”,这时便特别注意我的动静,想从我身上捞点油水,作为他“立功受奖”的资本。在劳改队里,出头露面并不是好事,我不能不格外谨慎。
    可是,我经常注意的,是提防那些老反革命写我的小报告,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犯人,则不大避忌。没想到,一个包藏祸心的人,几乎把我吓了一跳。
    有一个自称为“解放军军报记者”的犯人,叫黄宗元,他和我同在一个生产小组,因而,经常和我一起劳动,有时甚至是劳动中的搭档。例如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他挖我挑,他挑我挖,配对样的工作在一起。他有痔漏病,常常请病假,出工也是“磨洋工”式的,我通常都很照顾他,以为他不会有什么害人的打算。但我也摸清了他的底细,知道他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军报记者”,他只是在军队内部的油印小报上,发表过一两篇通讯文字。他是诈骗犯罪,我觉得,和他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而和他谈话也不大涉及政治。不过,因为同在一组,我和某些犯人的往来,便很难避过他的眼睛。日子长了,他逐渐了解到,我和任世同、杨长虹、“熊笨三”在“斗倒三员”的斗争中,是互通声气的。
    大概是1967年的“冬训”,干部动员犯人互相检举揭发之后,忽然,“熊笨三”遭到了一次斗争,干部要他交代问题,特别指明要交代与“反改造祖师爷”的关系。“熊笨三”矢口否认,什么也不说。遭到了一次很严厉的“捆斗”。捆了下来,胳膊上一道道青红紫黑的绳子印,我看了非常难过。回想起“横扫”时,我自己被捆的感受,一种悲愤的情绪涌上心头,便用记录本上撕下的白纸,写了一首《绳痕》:
    
    一道道红
    一道道青
    一道道黑
    一道道紫
    每一道绳痕
    是一道抗争的标志
    我们是戴枷的牛
    不知道什么叫羞
    我们是挨鞭的马
    不知道什么叫怕
    我们是脸上烙印的奴隶
    早已流干了痛苦的眼泪
    我们是地下的煤炭
    有一分热,就有一分反抗
    任你捆得凶,捆得紧
    捆得结实,捆得久
    任你头在晕,心在跳
    骨头格格地响,汗在流
    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
    随着时间的脚步
    向我们走来的
    是自由
    
    自由
    是我们最锺爱的朋友
    她正在窗外
      向我们招手
    真理
    是哺育了我们的亲娘
    她一步不离地
      就在我们身旁
    
    朋友
    忍住这黎明前的阵黑
    喝干这最后一滴苦酒
    待朝霞升起
    我们就手挽着手
    冲出这古旧牢房的大门口
    
    这诗,写得粗糙,但是,它非常切近当时的那种生活,在受过捆斗的犯人心中,是会唤起希望并使他的心灵得到抚慰的。
    (我把这首诗拿给“熊笨三”,他传给黄伦。黄伦原先是西藏军区的军医,爱好音乐,会拉胡琴,会作曲。他看到这首诗,就给谱上了曲子。后来一有人挨斗,就用胡琴拉这支曲子。但在集训队里,诗的原文是不敢随便传阅的,直到“文革”后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川大学的“右派学生”黄豹松因为被加上“为邓小平喊冤叫屈”的罪名,被加刑五年,我才把这首诗抄给他,作为给他的赠诗。)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些纳闷,因为“熊笨三”和我接近的时候比较多,捆“熊笨三”追查“反改造祖师爷”,这不能不使我担心。是谁打了小报告呢?干部在斗“熊笨三”而没有追查出什么结果时,也没有把事情说穿。后来,可能是干部在犯人中作调查,才有人透了风,说是有人检举集训队里面有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干部在犯人中间查问有没有谁了解情况。——这话听来都有些荒乎其唐,叫人摸不着头脑。
    这时,集训队的管教干事,换了一个从总场部调来的罗干事,是个头脑比较冷静,性情也比较温和的人。有一天我们出工时,在大门口,仓促之间,晃耳听到罗干事在和谁谈话,好像是带笑的说:“这事情要搞清楚,开玩笑……二十七个哟!”听那口气,干部也似信非信。那么,这到底是谁检举的呢?
    随后,干部似乎是想采取一种“敲山震虎”的办法,把“虎”逗出来。叫犯人在会上发言时,先不点名,“背靠背”地检举。干部一边听犯人的发言,一边就可以判别哪些人和哪些人是一路的。如果真有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是必然要露出一些迹象来的。
    这天,我们这分队的学习会,是由一位新来不久的游干事主持。游干事听说是从大城市的部队里调到这农场来的,很年轻,大概由于心里窝着一种受委屈的情绪,很容易生气。而且,由于他在集训队只是一个小干事,只管我们这个分队的事,相当于一个分队长,所以他特别需要维护他的自尊心,犯人稍有不尊重他的表现,他就要动怒。但是,平日在工地上,他和犯人聊天,却是很随和的,似乎并不摆架子。有一次,大概是有老反革命犯人向管教干事反映,说我对犯人学《毛主席语录》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在“文革”时期,这事情是可大可小的,大到可以由于“反对学《毛主席语录》”而杀头、加刑,小到可以看作是犯人间的挟嫌报怨,可以置诸不理。游干事拿这件事情来查问我,一开始,那态度是很严厉的:“这问题要认真检查,仔细交代。”我说:“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让我反省一下,一定交代清楚。”第二天,“熊笨三”和“小鬼”们在工地上,便故意在他面前放风,有的说:“游干事对劳改队的情况可能还不摸底,这里面勾心斗角复杂得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想,那些老反革命,他们的根子在台湾,他们会真心靠拢共产党吗?老实说,右派虽然是犯了罪,那不过是一时的思想错误,原先还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在劳改队里,真正靠拢政府的,还是这些人。”有的说:“劳改劳改,在劳改队,要看哪个是接受改造,哪个是不接受改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看劳动!认真劳动的,就是在接受改造;那些在劳动上偷奸耍滑磨洋工的,随便他嘴巴说得溜溜转,根本就没有想接受改造。”这样一些话,可能对游干事起了作用,所以,当天,在工地上,他走到我身边低声的说:“昨天我叫你交代的问题,你写材料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呃!你的基本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从他这些话,我感到这位游干事还并不是一个“极左”的干部。后来,这件事,我只作了个说明,说明我对劳改犯人学习《毛主席语录》是持保留态度的,特别是对老反革命犯人,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干部面前装装样子。实际上,老反革命幻想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学会几句《语录》,只不过是在“文革”中避免受到打击的装璜。因此,我不相信他们。至于我的错误,只在于我没有把我的这些看法,先向干部汇报。这是我应该检讨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此后,我发现游干事在工地上批评黄宗元磨洋工,黄宗元很不高兴,在游干事离开以后,黄宗元就一边挑土,一边在嘴里唱:“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当成打神鞭。”我意识到,这是在发泄对游干事的不满。但我这时对黄宗元已经有些疑虑,所以我没有制止他,让他继续在工地上唱得许多人都听见。我反而以关心的态度提醒他:“你还是小心点好。”
    到这天,“背靠背的检举”开始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检举集训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的人,就是黄宗元。学习会上,大家照例地先有一阵沉默,而黄宗元却首先发言。他说:“我们集训队,要挖掉反改造的根子,就要揪出反改造集团。根据我几年中的观察和了解,集训队的两个分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他们里面,有一号祖师爷、二号祖师爷、三号祖师爷,还有一个隐蔽得最深的总舵把子,是他们的特级祖师爷。集训队里面的问题,都出在他们身上。我希望这个集团里面的反改造分子,有些当跑腿、当老吆、当小爬虫的,赶紧回头,觉悟起来,不要继续走反改造的绝路。要坦白交代自己的反改造罪恶行为,把那些祖师爷揪出来,走改恶从善的道路,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他这个发言,是处心积虑想了很长时间才发出来的。他说的一号祖师爷,可能是指杨长虹;二号祖师爷,可能是指任世同;三号祖师爷大概是指“熊笨三”;而特级祖师爷,无疑的就是指我。这与他知道我与杨长虹、任世同、“熊笨三”在“斗倒三员”时的活动有关,而所谓“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则完全是他捕风捉影编造出来的。他这个发言,在当时的学习会上,似乎散布了一种紧张气氛,也立即引起了犯人中许多人的反感。大家都感到这家伙想投机害人了。这时,我明知道干部布置“背靠背的检举”是一种“敲山震虎”的策略,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必须首先站出来跟这个恶毒的骗子作一次斗争。不然,一有人附和他,或把某个“小鬼”吓慌了,就可能出现多米诺效应。于是,我很沉着地站起来发言,我说:“黄宗元刚才的发言,他没有说明白,我现在帮他把话说明白点。他说的什么特级的反改造祖师爷,不是别人,就是指我。黄宗元这样说,我会不会怕呢?不要说你只是把我说成反改造祖师爷,你就说我身上带着两颗原子弹,也要有证据嘛。你说这集训队有二十七个人的一个反改造集团,你参加了没有?你怎么知道的?政府干部一点都不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难道政府干部都是吃干饭的吗?你编造这种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政府,制造混乱,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无非是想搅浑一锅水,来掩盖你自己!大家想想,黄宗元是不是个想接受改造的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和我同一个组,他一贯消极怠工,对政府干部不满,受到干部批评,就以为是我检举了他。其实,他把我估计过高了,我还没有那样靠拢政府。他的很多攻击政府干部的话,我只是劝他莫那样乱说,并没有一点一滴地向干部反映。就是反映,我也是实事求是,决不会像他那样,编一套谎话就想害死一批人。今天很好,今天游干事主持学习,游干事在这里,可以当面说。请游干事证明,他前几天在工地上骂游干事,我是不是向游干事检举了他?我没有嘛!我只是劝他莫那样乱说。大家都听到的,他在工地上,挑着半箢兜泥巴,在工地上摇来摆去的乱唱:‘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当成打神鞭。’这是因为游干事批评他磨洋工,他心怀不满,骂游干事。我这是实事求是的嘛,我没有说你想推翻人民政府嘛,是不是事实,大家都听见的嘛。是不是我检举了你?游干事可以证明嘛。你想这样陷害我,你是不是太恶毒?你只能骗你自己,游干事你是骗不过的!大家都可以对证!”
    我发言以后,许多人都站起来证明,“黄宗元是那样唱的!”“黄宗元骂游干事是真的!”“我也听到的!”“我也听到的!”……好几个人都站起来揭发黄宗元。游干事一下子火冒三丈,就问黄宗元:“你老不老实交代?”黄宗元知道赖不过,只好低眉顺眼的说:“是……我错了。”游干事马上喊:“把他捆起来!”本来对于劳改队捆人我是最反感的,可这次捆黄宗元,我却感到捆得痛快。对这种蓄意害人的家伙,犯人是同仇敌忾的,因而捆他也下得起手。在捆他的同时,有几个犯人就一齐向游干事报告,说黄宗元的小箱子里面藏着一个小本本,他时常在那上面写些什么东西,请游干事检查一下。这一检查,查出他在那小本本上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记和词意不明的旧体诗,经大家七“分析”八“分析”,竟全是些对现实生活不满,嘲笑干部,甚至是“反动复辟思想”和“幻想回到旧社会”的意思。——这样的“分析”,当然是猜谜式的,非但不那么与人为善,而且是“有个钉钉就挂个瓶瓶”。不过,这也可以说是“恶有恶报”。游干事当时就叫他好好反省,限三天内写出交代材料,听候处理。
    黄宗元的检举,就在这样一次斗争会后烟消云散了。我是迫于无奈,“借”游干事的“刀”,解脱了一次被陷害的危机。事后想来,我对黄宗元式的人物,欠缺戒备,是我历来就有的弱点。我往往把知识分子看得过高,不加戒备,而实际上,我每一次吃亏上当,几乎都是由于这个弱点。在劳改队里,这样的弱点是足以致命的。如果黄宗元的阴谋得逞,通过“逼供信”搞成一个“二十七个人的反改造集团”大案,我大概早已魂归天府了。
    
    4、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
    
    “文革”期间,我所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从西宁来冲击集训队监狱的那一回。时间我记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间。那是差点造成流血惨剧的事件,我们离鬼门关只有四十步,只在一挥手之间。我现在想起那件事,虽然不是心有余悸,总觉得那天是太危险也太侥幸了。
    “文革”的造反,因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开党委闹革命”,各个不同单位各闹各的,原本互不干预。可是后来,闹派性的武斗开始以后,情况就越来越乱。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于是便有造反派冲击监狱的事件发生。口号是要“打开监狱解放造反左派”。实际上,雷马屏农场的这个监狱,那时还没有关押过造反派,本来并不是他们要冲击的对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乱症还传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说某某地方冲击了监狱,一切造反派都会闻风而动。雷马屏地区有一个森工局,林业工人很多。他们的造反派夺权以后,在西宁的声势,是比雷马屏农场造反派更大的。不知是为了“派性”还是为了“比声势”,他们忽然说要来冲击监狱。
    农场的武警,在西宁共有一个营,但负责守护集训队监狱的,只有一个加强排,由一位副连长指挥。在听到森工局造反派要来冲击监狱的消息后,集训队的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武警在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对付“冲击”的演习,战士们一个个全副武装,隔着监狱的围墙,站在高板凳上,把枪口从围墙上瞄准监狱门前的那条路,作得非常认真。集训队的干部在武警演习时,就把犯人都集合到学习室,不许随便走动。犯人对这次演习,大部分是漠然无动于衷的,把它看作“假过场”,估量不会真有人来冲击监狱。而有过战争经验的犯人则嗤之以鼻,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守护监狱,只能吓吓外行,如果真有懂军事的人来进攻,这一排人便会被全部歼灭。因为,只要用几个手榴弹甩进来,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无法躲的。
    大概这一次演习过后,武警和集训队干部也感到了在有人冲击监狱时,如何安置犯人确实是个难题,万一犯人从武警后面搞暴动,里应外合,岂不糟糕?于是,在这一天得到了造反派真要来冲击监狱的确切信息以后,集训队的周中队长,就决定把犯人分成几部分:一大部分,约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带领,到离队部不远的后边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较老弱的约二十来人,则由一位分队长带领,到队部前面向右拐弯处一块比较隐蔽的地里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动的不能劳动的病号,则让他们留在宿舍里,不准外出。
    出工的时候,犯人并不知道会有人来冲击监狱,只以为是照常出工。带队的周中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农场工作有年,比较讲政策,平日作风稳重,对犯人不轻易打骂。他带队,犯人并不特别怕。只是,他平常是不带队出工的,今天忽然由他带队,而且,像这样分途出工,也不同于集训队的常规。犯人中对时局敏感的人,心里不能不有些犯疑:是不是今天有特殊情况?……
    我跟着这七八十人去改田改土,由队部下面的一条山路向左拐上坡。押送我们出工的武警,是四个人,三个抗着上刺刀的步枪,一个抗着一挺轻机枪。到工地以后,周中队长粗略地分了一下工,把人分成两部分,分别在挨着的两块地里干。那时候,劳改队里“学大寨”式的改田改土,本来是比较重的劳动,可是在集训队,它只有那么一点地,这两块地,就是把那个小山坡挖高填低,用挖出来的石头砌地边上的坎子,每块还不到一亩。队上似乎并不打算赶工完成,干部也并不规定每个人的劳动定额,犯人“慢工出细活”式的干,断断续续干了三个多月还是个毛坯子的样子。这天分工以后,每块地里有三四十人,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力气大的抬石头,手脚麻利的砍边荒,一边干一边就咕咕哝哝的在聊玄天。自然也免不了要猜猜今天这是个啥阵仗。因为,平日出工是没有机枪跟着走的。
    大家耍耍搭搭的干着,到上午十点种的光景,忽然听到监狱里面传来一阵紧急集合的哨音,那哨音吹得震天价响,我们知道,这肯定是有情况了。忽然武警的那位营长,这时匆匆忙忙地从坡下面走上来,跟周中队长咬耳朵式的说了几句话。这位营长,平时在集训队是很难得见到他的,他显然是今天才从西宁总场部赶来的。他匆匆忙忙跟周中队长咬了下耳朵就雷急火急地走了。周中队长马上就叫:“集合!”并且叫大家:“不带工具!都到这边来!”大家站成横队,清点人数以后,周中队长便把队伍带到工地旁边不远的一个小山洼,指着这小山洼向大家说:“你们都在这里挨在一起坐下!警卫站的地方就是警戒线!不许离开!不许乱动!”于是,大家就挨挨挤挤地坐到这小山洼的地上。
    这小山洼是个戳箕形,背后是壁陡的,有一人多高,前面是个敞口,两边的“戳箕边”有点像隆起来的埂子,又像是两只巨人的手臂,把这块地搂成一个山洼。山洼里面杂草乱石高低不平,这七八十人零零乱乱地坐下去,刚好把它填满。“戳箕口”就挨着我们来的时候走的那条山路。我坐在靠右边埂子的中间,地势比较高,没有树木遮拦,可以看得很远。通向监狱的那条公路,看得非常清楚。
    三个背步枪的武警,有两个在左右两边的埂子外面走来走去,另一个背着枪走动在后面的坡上,他们离犯人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轻机枪就架在小山洼的正前方,离我们约有四十步的样子。机枪手是个近两米高的北方大汉,笔挺地站在机枪后面,一步不动。机枪的弹盒是上好了的。他眼盯盯的就看着我们,那样子有点叫人不寒而栗。
    这时候,小山洼里的气氛是闷沉沉的,几乎能使人窒息。周中队长忽而跑下去,忽而又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几十分钟,忽然那位营长满头大汗的走上来,揭下军帽当扇子样的扇着,气喘吁吁地向周中队长说:“这事情恐怕是要干啦……”周中队长连忙走拢去和他低声的交换意见。营长只说了几句话,手一招,向站在坡上的那个武警战士叫了声:“你来!”随即拉着周中队长,带着那个武警战士一路走了。这时,小山洼这里,就只剩下了两个背枪的武警和一挺轻机枪、一个机枪手,在看住这七八十个犯人。
    我发现小山洼里已经有了些交头接耳的小活动,回过头来,忽然看到远处通向监狱的公路上,有解放牌的大卡车在呜呜的开上来,车上站了满满的一车人。后面究竟还有几辆这样的车,看不清楚。这时,忽然有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说了声“接个火”。我转头一看,是“熊笨三”。他一面掏出纸烟在我的叶子烟上接火,一面低声的说:“今天,他们可能是要用机枪点名,我们有几拨人准备抢枪。大家要我来问你,干不干得?”(他们其所以问我,是因为当时,集训队的很多犯人,都把我看作是他们“信得过”的“右派”。)我问:“有哪些人?”“熊笨三”说了几个名字,这些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他说:“×××那里有三个,×××那里有六个,我这边一共有十几个,还有的在联系,反正干起来大家都会动。”我问:“锄头钢钎都在工地上怎么去拿?”他说:“砍刀他们悄悄带过来了,石头都准备好了。警卫只有三个人,空手都可以对付。”我心里一阵紧,知道这些犯人是信得过我才来问我,他们也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必须由我来作决定。我连忙镇静下来,向“熊笨三”说:“你去跟大家讲,叫他们把人集中在前面两边的两只角上,不要慌,看着我手上的这杆烟,我一甩烟头,大家就动手。我没有甩,就不许动。你看,两个警卫的枪还是背着的,机枪的弹盒虽然上起了,但他俯身下去,打开保险,总还要十几秒钟,他一俯身,大家就踊上去,还来得及。一定要看我甩烟头才一齐动手,这关系大家的生死,不许冒险。”“熊笨三”梭开去了。
    一会儿,“段虾儿”又悄悄梭到我身边,说:“周老师,今天这样子他们可能要对我们下毒手,反正是死,大家准备抢了枪跟造反派一起走,要不就在这些山上打游击,希望你来拿个主张,看怎么办?”我只好把向“熊笨三”说的话,又向他说了一遍,并再三叮嘱他,要看我甩不甩烟头,不到必须动手的时候,不要乱动。
    我右手擎着这杆叶子烟,眼睛直盯着远处的那条公路,时而又向机枪手那里瞥上一眼,精神是极度紧张的。也许是过去的生活把我锤炼成了这样一个亡命的性格,越是在紧张的时候,我越能沉着。
    一会儿,我看到武警战士大约有一班人,从监狱里涌出来向公路上跑去,手里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面跑,一面把“红宝书”举在头上挥舞。很明显,这些动作是从报上学来的。早些时候的报上,时常有解放军战士举着“红宝书”去隔断“武斗”火线的报道。看看他们已经挨近了迎面而来的造反派的卡车,……看那卡车似乎停住了,……造反派并没有下车,……卡车似乎在掉头,……情势显然缓和了……我仍然眼盯盯的望着。
    又过了好一会,周中队长走上来,喊大家“集合”,然后叫到工地上把工具拿回来,收工回队。这时候,我手上的这杆叶子烟,已经快烧到我的手指头,到站队的时候,我才轻松下来,吁一口长气,把烟头甩了。
    回到集训队,在学习室里坐下来,想起刚才的事,心里反而怦怦地跳。这太危险了!如果我在那恐怖的情境下,一时惊慌地甩了那烟头,事情就会变成一场暴动。不仅那三个武警会遭殃,犯人一旦抢到了枪,很可能会对住在近边的集训队干部家属进行胡乱的泄愤报复,而随后犯人会在武警一个排的反击下被全部消灭,我也会在死前变成一个“反革命暴乱分子”。——这简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在被判刑时就很自信地想过,即使共产党把我判死刑,我也不会变成真正的反革命。同时,按照我对共产党的理解,我决不会相信共产党会有对犯人实行集体屠杀的作法。可是,“文革”一来,一切都是七颠八倒,人的理性和信念都被“造反”泯没了,一切都不像原先那个共产党的作法。《宪法》被撕成揩屁股的手纸,连国家主席都得不到人身保障,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就拿今天来说,有人冲击监狱,干部应该向犯人说明实际情况,讲明政策,安定犯人的情绪;决不应该对犯人封锁消息,把犯人赶进一个小山洼,用机枪对着,造成犯人的内心恐怖。(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传遍全国以后,犯人在面对机枪时的恐怖心理,是必然的。)而且,即使上面没有“可以集体处决犯人”的指示,谁能保证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劳改干部与武警战士,在遭遇类似“冲击监狱”的突发事件时,会不会有不把“牛鬼蛇神”当人的残暴行为呢?在“文革”那“越左越好”的时期,“左”是不会错的,残暴已是“革命”的标志。所以,我虽然庆幸自己没有甩下那杆叶子烟,没有造成惨剧,没有孤负劳改犯人对我的信任,这一切都是值得向老天爷叩头的。但是,我也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因误会而造成了一次流血的暴乱,那也不能怪我!
    平反以后,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间,全国有许多地方,都发生过集体屠杀“牛鬼蛇神”的暴行。首屈一指的是湖南的道县,两个月杀了4950个“地富反坏右”。我更深刻地感到,我算太侥幸了。
    我平反后,八十年代初和刑满出狱的“熊笨三”会面时,往事都成了笑谈。他说:“那天幸亏你那杆叶子烟燃得慢,要是燃得快,一下子烧到了你的手,你慌急慌忙的一甩,那就不晓得要成啥样子了。”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5、军管的趣事
    
    “文革”在1968年的“武斗”盛行之后,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都实行了“军管”。劳改农场也不例外,连集训队监狱也由“军代表”来主事。而且,这时候的军队,也已经经过“夺权”的洗礼,派来的“军代表”,是一位武警里面的“副排长”,大概是四年前参军的农村青年。因为,他有一次向犯人“训话”时说:“现在中国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是我们这些有四年军龄的左派嘛!”他手里时常撑着一根斑竹棍,习惯于用斑竹棍子来打犯人,所以犯人就用“斑竹棍”作为他的代称。一说“斑竹棍来了!”大家都有点紧张。因为,出工时候,谁要是掉了队,落在后面,腿杆上就会挨他的斑竹棍。你和他对面走过,你要是不让远点,也会挨他的斑竹棍。
    军管时期,集训队的干部,也仍然照常工作,管管犯人的生活学习及日常琐事。但好像都是“半靠边”的样子。向犯人“训话”,都由军代表讲。出工,也由“武警干事”带队。这时候的干部,似乎也乐得松闲,不愿多管犯人的事。
    “斑竹棍”在军管时期的集训队,作过几项杰出表演,可以说是“恶作剧”,也可以是是军管时期的“趣事”。
    
    第一件是过年“踢牙祭”。
    这年的春节,集训队照例在过年时,给犯人“打牙祭”。而且,为了表示过年的喜庆,牙祭肉比平常的每月二两三钱加为四两。这对犯人来说,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许多犯人舍不得把那份牙祭肉一次吃完,便留下一半,准备下一顿,和在晚饭里面,自己再煨一顿吃。有的人,中午来不及煨,就把整个一份牙祭肉留下来,准备晚上煨来吃。本来,集训队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不许煨煨煮煮!”集训队犯人身上,一般是没有火柴的。只偶然有人经队部批准,请假到西宁去赶场,才能悄悄带回一两盒火柴,藏起来用。平常,都是用最原始的火镰(打火的铁片)和在地里捡回来的火石,学彝胞那样打火,把火草或纸捻子打燃作火种,把从工地上捡回来的干竹竿,作为煨煨煮煮的燃料,在集训队里找三块烂砖头就可以围成一个灶。那煨煨煮煮的穷折腾,看来是使人讨厌的。但是,在春节那样冷的时候,犯人们分菜分饭分下来,饭菜都已经冷了,不煨煮是不行的。
    集训队的犯人是怎样分饭分菜的呢?打牙祭不同于平常,打牙祭不是吃包谷粑而是吃大米饭,大米饭是要用秤称的。分的时候,一般是把大厨房打来的饭菜,按生产小组先分成几份,各组拿回去,再在组里面分。每个组的犯人,大家把自己的碗摆在地下,分饭的时候,用一杆自制的小秤,用一个公用的搪瓷碗,一碗一碗地称。大家轮流着值班掌秤,称好一碗,便倒进一个地下摆着的碗里。如果称完还有多余的饭,再均匀地分到每个碗里。分菜的时候,则不用秤称,分在碗里,大家看看差不多,就算了。如果谁有意见,负责分菜的人,就把自己那份和他交换。而打牙祭吃肉,则是最斤斤计较的,因为肉不仅要求重量相等,还有肥瘦的不同。所以一碗一碗地称了过后,还必须拈阄。按1、2、3、4、5……的顺序,谁拈到哪碗就吃哪碗。试想,热腾腾的饭菜牙祭肉,经过这样分来分去的过场,还能不冷吗?所以,集训队干部虽然说过“不许煨煨煮煮”,但对犯人的这些事情,好像看惯了,也觉得情有可原,就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充其量批评几句,并不过分计较。而遇到这位“斑竹棍”,事情就严重了。也不知是岗楼上的武警,发现了学习室里的烟子,报告了他,还是他偶然地走了进来。他一进学习室,看见有人在煨煮,脚一伸,就把那些在灶边上搁着的装牙祭肉和饭菜的盅盅、盆盆、碗碗,一只只地踢了个满场飞。牙祭肉和饭菜撒了一地。随即又叫了几个武警进来,叫犯人全体集合。叫武警到学习室里把那些正准备煨煮的盆盆碗碗一起拿来,又叫到犯人宿舍里去搜,搜到有装剩饭剩菜的盆盆碗碗,也一起拿来,叫到大厨房去拿来一个木桶,把所有这些牙祭肉和剩饭剩菜,一起倒进木桶。然后,向犯人“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你们平日闹粮,不是说吃不饱吗?怎么又吃不完了呢?你们搞煨煨煮煮,还想过你们那种资产阶级生活,你们为什么要想资本主义复辟嘛?道理就在这里!不许你们煨煨煮煮,你们不高兴,是不是?过年,你们还想吃个满嘴流油,是不是?告诉你们,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之日,就是你们牛鬼蛇神难受之时。吃不完,我们抬去喂猪!走!”
    他把斑竹棍一扬,就叫武警把那桶混着牙祭肉的饭菜,抬去喂猪去了。
    犯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留下的半份牙祭肉,有的是整个一份没吃一口的牙祭肉,和晚饭的饭菜,都抬去喂了猪。有的人叹了口气,说:“今年这个年,猪比人过得好啊!”
    过去,劳改队的干部,多少还有些“政策”观念。到“军管”时期,“政策”已荡然无存了。也许当时社会上乱得太凶,需要“军管”。可在犯人眼里,劳改队的“军管”,却是“文革”时期最黑暗的一页。
    
    第二件是“阶级斗争教育”的“实习”。
    这时候,武警战士里面,换了许多人,大部分都是新兵。当时,新兵入伍以后,强调的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这样一来,在“斑竹棍”的教育影响下,这些新兵就对集训队的“牛鬼蛇神”怀着特别高的警惕,随时随地都防着犯人会搞什么鬼。犯人见新兵走过来,必须赶紧让路,离他稍近一点,他就会一刺刀捅过来。有一个犯人,背篼上叫刺刀捅了个窟窿,差点被刺伤了,那新兵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想干什么,你来试试看嘛!”从此,犯人不得不特别小心。
    “斑竹棍”为“阶级斗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鲜的方式,就是教他们学会和习惯于打“阶级敌人”。因为,新兵大概还没有学会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所以,他就采取了让他们“实习”的方式。
    一天夜里,大家睡得迷迷糊糊,忽然间,一阵哨音,“斑竹棍”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大家不知是什么事,赶紧披衣起床,急忙往外走。可是,一出宿舍门口,两边的新兵拿起竹片就在背上或腿杆上打,约有十来个新兵,都是在这样的“实习”中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犯人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斑竹棍”在叫犯人站好队以后,才开始“训话”:
    “你们睡得好哇!我们警卫干事为你们站岗,喊你们练习一下紧急集合,你们一个个死猪一样不听命令,不该打吗?不该受教育吗?这集训队就是改造你们的地方,你们不听命令,就是反改造,改造与反改造,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警卫干事的竹片,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嘛。你们要反改造,竹片也可以换成棒棒,也可以换成刺刀、机枪,你们顽固,不怕你们顽固!今后紧急集合,五分钟站不好队,有你们受的!听到了没有?”
    犯人连忙回答:“听到了!”但“斑竹棍”嫌回答的声音太小,说:“什么?你们不愿意回话吗?呃!听到了没有?”
    犯人赶忙大声的回答:“听到了!”
    “斑竹棍”这才说了声:“这还差不多。”然后,让大家解散,回去睡觉。
    他的这种“阶级斗争教育”方式,在武警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一个关在独居里的疯子犯人,有一天,忽然在夜间被几个武警打得乱喊乱叫,打来打去,渐渐地叫声微弱,第二天,听说那犯人死了。在我离开集训队之后,听说,有一段时间,集训队里面武警打犯人打得很凶。上述任世同的手臂被打断,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像这样凶狠地乱打犯人,在“军管”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第三件是拿犯人“耍猴戏”。
    集训队的犯人,有时候也会发生争吵打架的事,本来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无足轻重。可是,在“斑竹棍”主事的那段时间,却上演过一场“耍猴戏”的恶作剧。
    “斑竹棍”在听到有人向他报告了“有人打架”的事件以后,就在晚上,把全队犯人集合起来,,围成一圈,把两个打架的犯人喊出来,站在圈子中间,然后问:“是你们两个打架吗?”犯人回答说:“是。”又问:“哪个打赢啦?”一个犯人说:“是他打我。”另一个犯人说:“是他先动手。”
    “那好,看来你们还没有打够。”他扬了扬斑竹棍,说:“现在让你们打够!打嘛,当着大家打。打呀!开始呀!”
    两个犯人连忙说“报告军代表,我们错了,以后不打架了。”
    “斑竹棍”说:“那不行,不叫你们打你们要打,现在叫你们打,不打不行!”然后,用棍子指着一个犯人说:“你先打!打他!……打呀!”
    这个犯人只好在对方脸上轻轻打了一下。
    “不行!用力打!要打响!”
    犯人只好用力在对方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斑竹棍”说“好!”转过来用棍子指着另一个犯人:“现在你打他!”
    这个犯人刚才挨了一记耳光,正想报复,便狠狠一耳光打去。打得那个犯人叫了声:“哎哟!”眼睛骨录录的望着对方。
    这时,“斑竹棍”及时地下达命令:“好,互相打!用力打!
    于是,两个犯人互相对打起来。旁观的犯人,有的在笑,有的在交头接耳,说这是从未见过的新鲜事。两个犯人打了一阵,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大家像“斗鸡公”似的看着,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便默契似的互相躲闪,动作也慢下来,不想打了。
    “斑竹棍”看到就说:“怎么不打了呢?”随即问:“他们是哪个班的?班长出来!”
    劳改队喊为“班长”的,就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于是,两位“班长”站了出来。一位刘班长,一位谢班长,两个都是大汉。“斑竹棍”叫他们每人拿根竹竿,站在两个打架犯人的后面,命令说:“你们看他们哪个不打,就打哪个。”
    两个班长这时就为难了,自己同组的犯人,每天生活劳动都在一起,多少总有些感情。现在军代表忽然叫自己去打他,总觉得下不了手。于是只好喊:“你们打嘛,不打,我就要打你喽!”
    两个犯人只好又假把意思的打起来。打两下又松下来,躲躲闪闪,装装样子。两个班长只好在旁边看着,以为这只是混时间。
    “斑竹棍”看到这情况,便说:“他们不打,你们怎么不打他呢?叫你们监督他们好好改造,你们不监督,现在叫你们监督他们打,你们又不打,这样不行!来!……”他向旁边看了一圈,选出两个犯人,叫他们各拿一根竹竿,站在两个班长的身后,说:“他们不打,你们看班长不打他们,你们就打班长!”
    这样一来,班长赶忙催那两人打,两人不打,班长就打他一竹竿;班长慢了一点,屁股后面就挨一竹竿。这样,里外三层,越打越快,六个人都在跳。“斑竹棍”笑嘻嘻的看着,似乎很欣赏自己这得意的杰作。
    时间长了,里面打架的两个人,打到后来,因为过分紧张,有一个被打出了鼻血,随即被打倒在地下。这时,“斑竹棍”才从容地喊了声:“好啦!”随即又向大家“训话”:
    “你们这些家伙,是社会上的渣滓!国家拿钱拿粮来改造你们,你们不好好改造,你们要打架。打嘛,我让你们打,怎么又不打啦?以后,你们谁要打架,就是这样子!”
    犯人先是觉得好笑,到散会以后,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家觉得这只是拿犯人来“耍猴戏”,都觉得这军代表的作法,是随心所欲,与劳改政策是对不上号的。但也有人说,这是“文革”时期的“军管”,过去的政策是“旧”的,可能在“破四旧”时一起“破”掉了,有什么说的呢?作了犯人,其实也未必比得上猴子。
    我当时想了几句顺口溜:“耍猴戏呀耍得妙,猴子都在里面跳。旁观看得好开心,沐猴而冠嘻嘻笑。”
    这位“斑竹棍”军代表,以为这样把犯人作为“人”的自尊心完全打垮以后,犯人就被驯服了。他大概没有想到,在他“耍猴戏”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作为“军代表”与作为“人”的尊严、连同国家政策的尊严,一齐“耍”掉了。他过于得意忘形,以致不自觉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沐猴而冠”的极左小丑。
    
    6、向阳坪的1971年
    
    我的15年刑期,按国家法律规定,从1957年12月14日失去自由起算,到1972年的同一天刑满。除了在成都监狱和工厂里的日子,从1963年5月后,都是在雷马屏农场过的。而在农场,除了最初四个月是在筑路,其余时间,扣去两次到山西寨中队的不到一年,大部分都是在集训队监狱里度过的。所以,我有时候不免叹气:在看守所的时候,“八十四”劝我争取早点判刑,说劳改队的生活比监狱好。而我到了劳改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监狱里坐牢。特别是遇上了“文革”,在集训队监狱里,是很容易把小命“叭”的一声就丢在那里的。我感到自己确实是命途多舛,连劳改都不如别人顺当,老是在“监中之监”里过日子。三进集训队,竟磨去了六年多。人已经四十六岁了。
    到1971年,我的劳改运似乎有了点转机,这是由于农场有一个惯例:对于刑期只剩下一两年的犯人,估量他不会再逃跑,就可以从集训队放到中队里去,让他熟悉中队的劳动,以后便于在农场就业。因而,我也庆幸自己有条件可以走出集训队监狱了。
    可是,在我离开集训队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从四川各地送来的新犯人,进了集训队。其中有“右派”,也有“造反派”。后来平反出来的朱承义,是1957年在云南师大任教时被划为“右派”的,在“文革”中又被作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加以管制。1971年又被作为“反革命”判刑十年。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文革”开始后,原先没有坐牢的“右派”,差不多都在“文革”中一次再次地挨斗挨打。他甚至被打断肋骨,打得吐血。我听到这些信息,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似乎我在“文革”期间坐牢,反而少挨了许多打。而且,以我的性格来说,如果没有坐牢,在“文革”期间说不定早已经和谁拚命或自杀死了。这样想来,似乎坐牢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在这个祸福无常的时代,知识分子既已被叫成了“臭老九”,还有什么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呢?从“监中之监”放到中队,农场也还是监狱。即使从农场放回家,这时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大监狱而已。有什么可庆幸的呢?
    
    我从集训队调到向阳坪中队,大约是1971年春耕大忙的时候。向阳坪中队是一个农业中队,因为地势比较高,旱地较多,水田较少。因而,有两个旱地班而只有一个水稻班。原先,本来还有一块茶园,在我调去不久的时候,听说是因为要执行“以粮为纲”的指示,就把茶园砍掉来改种包谷。——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砍掉茶园种包谷像是发疯,可在当时,上面指示的“纲”,是没有谁敢碰的。多好的一片茶园,说声砍就砍了。我被分在旱地班,一年到头,基本上是和包谷、红苕、小麦、油菜打交道。
    向阳坪中队的劳动是比较艰苦的。由于地势高,从中队到西宁要走很长的山路。顺公路走有十来里,走小路爬坡则可以略为近几里。有时候,犯人从西宁用背篼背砖到中队部,劳动力强的可以背三四十匹,我背二十匹还要走走歇歇的走大半天,累得满身大汗。
    向阳坪背靠大山老林,常年有犯人被派在大山上砍木料,供场部作建筑用材。这些砍木料的犯人,粮食和肉食的供给标准都略高于其他犯人,而且,他们向彝胞去买肉以及从中队的地里偷点包谷、红苕,南瓜之类,到山上去煮,也没有人管得着。他们请假赶场,也比较容易得到批准。犯人把他们叫作“伐木队”,有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新鲜信息。
    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许多犯人都要被派上山去拖木料。这是一项重劳动,而且有点危险。因为这样的“伐木队”,并不是熟练的林业工人,他们的操作和工地上的安排,都是随随便便没有什么规程的。木料从很高的山顶上,顺着坑道放下山沟,拖木料的人就顺着山沟往上走。找到一根自己认为合适的木料,就捞到旁边,钉上钉子,挂上索子,用肩膀拖着往下走。问题是山顶上放木料的人,只管往下放,却看不见下面山沟里是不是有人。有时候喊一声“来喽!”便把木料放下来,下面的人来不及躲闪,就很容易被撞伤甚至撞死。那几百斤的木料从山顶放下来,碰着山上的大石头就跳起一公尺多高,等于是顺着那山沟飞行,那冲击力是连石头都可以被砸碎的。我第一次去拖木料的时候,和几个人顺着山沟旁边走上去,刚听到山上吼了声“来喽!”一根木料就冲着我飞下来,幸而我手上拿着一根撑手棍,我赶忙用那棍子一挡,木料冲在棍子上,把我震倒在地下,木料飞过去了。旁边人以为我被冲倒了,连忙大声地喊:“打死人喽!打死人喽!”其实,我并没有受伤,爬起来,赶忙拣一根比较小的木料,拖起就走。这次虽然有点险,我却平安无事。可另一次,只是在山脚下转运木料,一个不小心,叫别人抗的木料,在我眉毛边擦了一下。当时只是有点痛,摸摸没有出血,便不在意。可这一擦,却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左边眉毛上留下了一个疤痕,几十年依然如故,连疤痕药水都没法使它消失。似乎是老天爷要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劳改印记。
    
     向阳坪最紧张的劳动是铲草积肥。劳动定额很高,按时序的不同和劳动力的强弱,分为1200斤,1000斤,800斤等几个不同等次。这和集训队简直不能比。在集训队积肥,往往都是报麻麻账。那时候,积肥带队的是一位彝族的中队长,姓瓦嘎,犯人喊他“老队长”。他原本是彝族的一个头人。解放初期就很靠拢政府,作过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协委员。后来,不知为什么调到集训队来当了中队长。他没什么文化,不识数,指定一个“小鬼”过秤。这“小鬼”叫王立喜,他随便地记些数字,每个人随便挑几挑,到收工时,他就说完成了一万八千斤或两万几千斤。所以那集训队的积肥,几乎都是王立喜一个人完成的。瓦嘎老队长在“文革”期间,生活得很孤寂,后来在造反派的一次批判会后自杀了。他死后,我们也有很长时间再没有干过积肥。而向阳坪的积肥却是很顶真的,劳动定额都是不含糊的。
    我从集训队出来以后,身体很虚弱,最低的800斤的积肥任务,往往一天铲到黑,还要靠几个劳动力强的“老同改”来帮我铲帮我挑,才能完成。有一段时候,因为我体力差,组里面就让我过秤。甚至有一段时候,干部只好叫我在水田边上赶老鸦。有一次因痔疮大出血,还到总场部医院去住过十来天院。
    向阳坪的干部,对我并不苛求,看我有病,劳动上还有些照顾。后来,因为安装了一台轧草机,一台打米机,因为我懂电,就让我去管这两台机器。我打米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偷点米,自己用铁丝绕一个电炉,在打米房里面偷偷里煮来吃。这样,身体才有了些好转。——现在说来,在劳改队里学会了偷,这还好意思说吗?其实,我倒真是从这些地方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手段去防止与惩罚不得温饱的人偷东西,而是应该用普遍的社会福利消除贫困,消除因不得温饱而偷东西的现象,进一步才可以消除贫困人群的偷窃动机,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法律和惩罚手段主要应该用来防止和惩罚贪官污吏搜刮民财侵吞国帑的行为,要把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颠倒过来,“窃国者诛,而有人窃钩则应该罪其不能治世安民的地方官吏。”
    
    在向阳坪,还留下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书的故事”。
    因为黄伦比我早一些就调到了向阳坪。他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医疗技术很高明,他能用十四秒钟做完一个白内障手术,在向阳坪又给指导员的家属治好了一种很难治的病,而且在总场的一位副场长被误诊为鼻咽癌正在准备后事的时候,他鉴别出只是鼻窦炎,并给他治好了。这样一来,干部就很器重他。他又不愿作卫生员,总场医院想调他去他也不去。干部就让他住在一所房子里养鸡。这个养鸡房,后来就成了我们聊天的场所。
    早在我从山西寨中队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山西寨有几个关心我的劳改朋友,就在为我担心,认为我这一次“三进集训队”一定凶多吉少。他们偶然发现,我在“社教”期间被王处长收去的几本书,被方指导员收存在一个地方。考虑到我在书上的某些批注,可能会被当成我的“罪证”,于是,他们悄悄地把书偷出来,用装化肥的塑料袋装成一包,托人送给了黄伦,请黄伦转交我。可是,我当时还没有调来,黄伦那房间干部常来常往,不好收检,。便只好交“伐木队”的一位“向木工”帮忙藏到山上去。
    等我调到向阳坪以后,“向木工”把事情告诉我,说装那几本书的塑料袋,已经藏到了山里没人知道的地方,压在一块大石板底下,很安全。问我要不要取回来。我当时觉得,既然那几本书藏得很安全,取回来反而会成为不好收检的“包袱”。就说:“暂时让它在那儿吧。”想等我刑满以后再去取。哪知道后来我从向阳坪调桂花溪,随后到通木溪出监队,就再没有工夫到向阳坪后面的大山上去取回那几本书。现在过了二十几年,那几本书,可能已经霉烂成泥巴了。我现在一想起那几本书,就觉得既滑稽又可叹——
    可怜的书呵!那杜甫、白居易、陆游、苏东坡、辛弃疾的诗词,可是中国文学的精华!那列宁的《哲学笔记》,也曾是革命的经典!你们为什么遇到倒霉的我?又为什么遇到更荒唐的“文革”时代呢?被收去——偷出来——藏来藏去,终于还是化成了泥巴。
    
    另一个是“彝胞消息”的故事。
    “9•13”事件发生的时候,劳改队是完全蒙在鼓里的。有一天,记得是挑粮食上仓。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杨癞子”用扁担搭在两只箩兜上,坐在路边上歇气。看见我来了,就连忙招呼:“来来来,坐下来烧杆烟。”我便挨着他也在扁担上坐下来。他看看路上没有人,就悄悄向我说:“他们山上砍木料的人,从彝胞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彝胞干部在开会的时候讲,说:林彪带着他的一群臭婆娘,到蒙古去吃瘟猪儿肉,撞到飞机上,撞死喽。——这到底是个啥消息?你说,林彪怎么会去吃瘟猪儿肉呢?……”
    我听了,摇摇头,说:“这个难得猜,注意看报吧。”
    回来,我就到黄伦那里,把这个滑稽的“彝胞消息”说给他听。他想了一会,说:“从这些时候这么闷沉沉的空气来看,可能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大事。”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呢?彝胞的消息确实叫人莫名其妙。
    我当时想,可能是林彪出了事,但无论如何不会是什么“吃瘟猪儿肉”。
    直到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饭后,干部才叫犯人全体集合,首先宣布:
    “把你们手里有的林彪的《语录》、讲话、相片,无论是书、报纸、杂志,通通交出来,由各组组长收集起来,交到中队部。今后不准读,不准传,不准抄写,不准引用,不准私藏。有违反规定的,要受严惩!”
    然后,才讲了林彪叛逃的事件。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彝胞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过,彝胞没有弄清楚,不是“一群”是“叶群”,不是“到蒙古吃瘟猪儿肉”,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是“撞在飞机上撞死喽”,是“飞机撞到地面上撞死喽”。
    林彪的“9•13”事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详情,连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都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从林彪的死,我心里倒增加了一种确信:无论怎样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注定的失败了。“极左路线”已走到了众叛亲离的尽头,只看是谁来为毛泽东收拾残局了。林彪为了夺取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采取冤诬陷害的种种手段,阴险而毒辣地整倒了许多革命的老干部与三军将帅,结果,自己只落得个折戟沉沙,固然好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毛泽东由于怕身后遭到斯大林那样的结局,不从党和国家的民主改革着眼,一心只想培养绝对崇拜自己的接班人,一己之私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民灾难,终于亲眼看到自己培养的“信徒”变成了“叛徒”,“接班人”变成了“篡弑者”,不也是“自食其果”吗?冥冥中好像真有一种因果规律在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岂不使人更增加对历史真理的确信?
    
    以上这些文字,是从我的回忆录《逝川忆语》里片断地摘下来的。全书还没有写完,暂且就在这里打住吧。
     2006年11月30日。写于卫星湖。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石天河:给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 文坛公案:四川两条河——石天河•流沙河/刘斌夫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