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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句号——中美合作所军统抗战胜利大肃奸(四)
(博讯2007年2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四.平津肃奸
    上海地区的肃奸取得重大成果暂告一段落后,戴笠便筹划又一个重灾区平津地区的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全面主持平津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接收工作。戴笠也任命对华北和平津地区情况熟悉的军统局骨干马汉三任肃奸委员会北平办事处主任,让其先赴北平开展肃奸的前期工作,调查和掌握平津地区的汉奸情况和名单,制定肃奸的初步计划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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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中美所军统上海联合办事处的工作稍作安排后,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了北平市、天津市等地区,详细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对华北地区肃奸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商讨了肃奸的具体行动计划和部署。戴将确定的平津和华北地区必需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和计划部署亲自送蒋委员长审阅。在日本投降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大汉奸们也像南京、上海地区的汉奸一样,心情紧张,极度恐慌,有的四处奔走走上层路线,寻找靠山和庇护及说情人员;有的不惜重金贿赂政府实权人员,经过一番蜕变,披上特工人员的外衣,重新抛头露面;有的自知卖国罪行严重,政府不会放过,也就聚拢财物,卷上金银细软,隐姓埋名,仓皇逃往外地,直到国民政府发表对于处理汉奸的原则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后,这些大汉奸才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慢慢安定下来。
    
    45年11月下旬,戴笠的平津肃奸计划得到蒋委员长批准,于是第二次亲赴平津地区实施肃奸行动。随同戴到达天津的人员有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军统局总督察严家浩,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司法处副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毛钟新以及警卫员吴安之、王鲁翘等大批人员,将陆南道61号公馆作为办公地点。军统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负责事务工作。戴笠首先协调天津党政军特务系统,组成了肃奸机构。天津市长张廷谔任挂名主任,戴兼副主任,陈仙洲主持工作。戴笠确定的天津肃奸行动于12月5日与北平同步进行。这期间,陈仙洲按照计划部署周密地开展工作。戴在天津期间在安排肃奸工作的同时,亲自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以集体安抚招待在津的特工以及家属,其中有不少人是在抗战期间潜伏在津的中美所军统的特工死难人员的家属,这些特工在抗战中忍辱负重,坚守在沦陷区,为抗战付出了生命。参加“恳谈会”的与会人员400余人,戴在招待时即席讲话,对长期坚持敌后从事地下工作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特别是赞扬那些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使到会人员深受感动。
    
    戴笠在天津肃奸工作一切就绪后,就赴北平进行肃奸的布网。45年12月5日,戴笠继续采用上海肃奸抓捕行动的鸿门宴。借李宗仁北平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伪华北政务委员,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公馆举行盛大宴会,戴笠嘱行动人员向北平市50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一封封“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大红请柬,邀请各位出席宴会。这一天接受宴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伪华北政委会常委会、经济总署、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社,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情察不妙,未受约赴宴,托病住进医院。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预料难逃厄运,在这之前早已逃逸遁去,不知去向踪影。
    这些大汉奸们当接到请柬,心像是吊在空中七上八下,个个既兴奋又忧虑,高兴的是又被国民政府奉为上宾,忧的是宴席是甜是苦还不知味道。当他们一个个心神不定地来到东城兵马司1号进了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虽是灯火辉煌,但宴无好宴,个个都东张西望。尽管酒席菜肴极为丰盛,但汉奸们都味同嚼蜡,难于吞咽。在大家酒饭过后,戴笠拿出经蒋委员长审定的名单,亲自对赴会的汉奸们宣布,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接着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听后吞吞吐吐面色恐惧地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其实早在1938年初戴曾指示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和汪时璟进行过刺杀。陈于38年3月28日下午率领7名行动特工在煤碴胡同进行伏击,结果在一阵乱枪之中,只击毙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仅受轻伤,逃其死命。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也就同意。王在押入监后不久,即在狱中服毒畏罪自杀。
    
    戴笠与王克敏说完后,又掉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表谢意。在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后,日军策划以华制华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就把曹定为总理大臣的预选理想人选,因为在北洋政府期间曹就担任过重要职务,但是曹汝霖面对日伪的说客邀请,想到在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中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的历史,立志不能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的罪孽,成为民族的败类,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中任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而是“思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仅是挂上个“最高顾问”和“咨询委员”的空衔。所以戴笠并未把曹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监狱关押,而是暂押于兵马司1号。后来曹汝霖经蒋委员长同意开释回家。曹回家后想到历史上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以及社会和国人对汉奸憎恶要求严惩的强大压力,怕蒋、戴反复变化,难逃法律的制裁,于是产生逃离的想法。在曹的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金银珠宝等财产全部出售变卖为现钞,把房产则转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先到天津定居一阵后,又转道至上海,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往外国去了。1945年之后的数十年中人们竟不知曹汝霖的去向和行踪。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的1966年,才有消息传出,披露曹已经死在美国底特律市。
    
    12月5日北平尚有几位特任级大汉奸因害怕未赴宴,未当场被捕。戴笠于宴席后特别指示马汉三,必须乘胜追击,决不能姑息养奸,让未赴宴的大汉奸们蒙混过关,令其安排行动小组逐一将漏网者捉拿归案。如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托病住进了驻北平的德国医院,马汉三则将其材料整理后送交至法院。法院则考虑到董的实际情况,没有立即开身而延后审理,继续让董住院治疗。后来董康在1947年死于德国驻华医院。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托病住进了中央医院。12月5日后,王想方设法走国民党上层路线,企图开脱自己的罪名。王还暗中用重金贿赂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遭张坚决拒绝和严厉训斥。后来王被马从中央医院拘押送到看守所。在“12.5”东城北兵马司1号的捉鳖行动中,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全部关进了炮局胡同监狱。后来由肃奸委员会北平办事处用专机将这些汉奸悉数解送到南京,关进监狱,等待他们的是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_(博讯记者:张重阳)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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