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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荼毒金门追忆—中华民国金门县口述历史之一
(博讯2007年1月17日)
     我民國二十年生,家住在金門的小西門村,家父業農,家母在我十八歲那年病故,父親再娶。我在家排行老大,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七歲那年,曰軍攻占金門。日軍登陸前一天,日本飛機曾來偵察,並撒下大量傳單,傳單是用中文寫的,意思是說「良民」遇到日軍,只要雙腳立正就不會加害。
    
     民國二十六年農曆九月二十三日,日軍分從水頭、金門城和古崗登陸,據長輩說,日本攻占金門過程中,共殺害了三名金門人,在古崗殺害一名聾子;在金門城殺害一名男子,聽說遇日軍上岸,他剛從糞坑出來,趕緊又躲回糞坑,結果被日軍認定是抗日份子,當場被槍殺;另一位是后浦東門張維熊(音譯)的丫環在歐厝煙敦山被殺。 (博讯 boxun.com)

    
     日軍登陸當天,我記得村民能逃的都走了,不能逃的也都躲到村郊的草叢,當時父親就帶著我們全家人躲到营芒草叢中。日軍進到了本村,看不到一個村民,就以二、三名日軍一組,提著長槍,上著刺刀,分向在村郊的四周進行搜索,遇有草叢就往裡面亂捅。父親見狀說:「再不起來,可能會被刺死。」父親帶我們全家趕緊起身。我們一起身,立刻被日軍看到,由於語言不通,雙方比手劃腳,「依依喔喔」了老半天,從日軍比劃的手勢,大略的意思是要我們回家。回到家後,日軍透過甲長將全村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通通集合到村中的大操場,然後再由甲長陪同逐戶檢查,搜查有無可疑人員及武器刀械,搜到刀械武器即行沒收。
    
     日據時期,日本在物質方面控制得非常嚴格,配給米糧依身分而有不同,沒有種田的僑眷,米糧配的比較多,人口較多的僑眷可領到十數斤。一般農戶每月每口配給半斤的紅色糙米,那時我們一家四口(父、母、奶奶和我),遇到配給日,就要到后浦陳祠堂排隊,每每要排到日正當中才買到二斤米。
    
     民國二十八年日本人開始下令島民種植鴉片,最初種的是山東品種,生長期大約是六個月,植株很高,採收非常不方便。二十九年改種矮種的,生長期也只需四個月就能收成,採收也非常方便。在農家,小孩一般都要幫忙農務,何況我也已經十歲左右,自然也曾參與收刈。印象中,鴉片長成一個球體,必須在前一晚用鐮刀刈破球體,讓汁液流出來,遇到露水風霜,汁液就凝結在枝幹上,隔天一早再去收集,在太陽下再曝晒,然後交給日本行政官員。
    
     當時金門因爲種植鴉片而染上毒癮者比比皆是,如果染上鴉片煙癮,下場就會很淒慘,我父親亦是染上煙癮,以致家無儲蓄。那時鴉片一兩約值光洋(銀元)四、五元,很多大耕戶都把耕地用來種植鴉片,只要沒有染上抽鴉片惡習者,都能迅速累積財富,盤山村有許多大耕地的農戶「起大厝」,就是在這時候蓋的新房屋。
    
     日據晚期,糧荒逐漸顯現,日本開始要求民眾墾荒,我父親即曾被派到沙頭(尚義)和后壟開墾荒地,栽植甘藷。現在沙頭的田地大多是那時候開墾的,現在沙頭田地物產年年豐收,可以說是全島百姓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只是現在都變成私人的產業。
    
     日據時期,民眾最辛苦的要算興建安岐飛機場了。民國三十三年底日軍開闢安岐飛機場,徵調民工興建機場。那時候分爲成人組和少年組,十八歲(含)以上至四十多歲爲成人組,十三歲至十七歲爲少年組。我那時十四歲,所以編在少年組。我們的工作的地點在鼓山,但借住在西埔頭,每天七、八點就要到指定地點報到。那時候沒有車輛,所以天微亮就要起床,很快用完早餐,即行上路,走到鼓山也大概是集合的時間了。當時的領班很兇悍,每天由他劃分工作區塊,一村劃一塊區域,每天必須做完規定的進度,做不完半夜也要做。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之前,日軍撤離金門,脅迫民伕「牽騾馬」,馱運軍備。那時凡飼養騾馬者,均需登錄備選。住在泗湖的表哥歐陽水賜,他家的騾馬被選中了。騾馬被選中,飼主就得隨軍照料,那時騾馬集中在后浦北門的「上帝公宮」,表哥歐陽水賜也在徵召之列。姑媽四處找關係,設法爲表哥開脫,但一直沒有頭緒,就在日軍撤走的前二天,她去拜託警察所長莊文珠(音譯),但莊所長躲著不見。姑媽預見日軍撤離的日子日益迫近,母子相離,勢成永別,心中自是萬分淒苦,母子相見,相擁抱頭痛哭,場面自是非常感人。
    
     當時一位好心的日本兵見狀,心中不忍,口中叫著「喔喔喔!」並以手勢向外指,意思是要他們趕快走。母子見狀大喜,相偕快步離去,表哥歐陽水賜並躲了起來。不久,日軍即派人到表哥家抓人,當時姑媽尚偽裝哭的很傷心,並表示沒有見到歐陽水賜回來。日軍撲個空,回頭路過小西門時,就順路抓了二位村民充數。一位是吳光權的父親,他後來花了十五萬的日本錢(汪偽政權紙幣),雇了一位東山島的人頂替;另一位是戴德永(現今在農會服務)的父親戴金炳,也是花了十幾萬的日本錢找人頂替,才免除了這項勤務。
    
    ——戴克霖先生訪談紀錄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鬼子打到金門,我父親爲逃避日軍,帶著我和三哥一起到廈門避難,暫住在黃德生老師的家。黃德生老師在廈門因地頭較熟,因此由他介紹我到鼓浪嶼永源中學寄讀。待金門的局勢已經穩定,父親急於返家照顧奶奶,我就跟隨父親回到小金門,在中學附讀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回到金門後,日子也還過的平靜,不過幾年後,日本開始要求農民種植鴉片,每一戶農家均發給鴉片籽,收成後再由官方統一收購。官方會先來鑑定丈量,然後按畝收繳,私藏者會被毆打刑求。農戶收成的鴉片先要日曬,曬乾後再繳交給權責單位。當時鴉片是專賣,不准私抽,但每一保准開設一間抽鴉片店,一般都由保長開設,例如青岐保即由保長洪泰山開設,后頭保由方闊嘴開設。
    
    民國三十二年,日軍爲防備中國軍隊來攻打,在南塘公墓挖了一條很長的壕溝,一直通到青岐的沙坑(六仔塊)的一個暗洞,全長大約二、三千公尺,動員青岐和上林的所有壯丁來挖掘;後來又在東崗建造砲台,構築城牆,也是調用青岐一帶的壯丁;民國三十三年底,又分批徵調全島壯丁到安岐興建機場,那年天氣特別冷,我們每天都要很早就起來工作,每一班按人頭數劃一塊區塊,限當日完工,每一班只留一人負責做飯,晚上則借住在盤山上堡翁德中的家裡。日本撤退時,還調派民伕牽騾馬,每村幾乎都有人被派去牽騾馬,例如青岐有洪石久,楊厝有洪天來,他們從南太武山的方向登岸撤入大陸,經過汕頭,進入廣東,馬伕有的乘機逃到香港。
    
    ——洪福田先生訪談紀錄
    
    
    我受過小學教育,啟蒙是在日據時期,當時一般人的生活都很清苦,不過村中長老對教育很重視,籌募經費,設立學校,就在李氏家廟內開班授課,那時學校上課的時間並不多,一個星期才二節課,專門教授日本語(ぁぃぅぇぉ),老師除了會日語外,閩南話聽說也都流利,就我推斷應該是臺灣人。當時學校經費雖由村中長老籌湊,不過受数者每學期仍須繳交若干費用,我讀了幾年,因家境貧困,又要幫忙農務,所以讀到高三(小學六年級上學期)那一學期就沒有再繼續上學了。
    
     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打,日軍很快的在金門登陸,那年我剛好虛歲七歲。那時傳言日軍登陸後會大開殺戒,居民大爲驚恐,有錢的人家紛紛到內陸避難,或遠走南洋,沒錢的人家亦設法躲藏,記得當時我和家人就躲到現在慈湖旁的草叢中,幸好日軍上岸後,並沒
    有如傳言一樣殺人,所以鄉人才陸續返家。
    
     日據時期,日本人很兇悍,打人有如家常便飯,民眾平日稍不留意,得罪了日本人,或違背了日本人的意思,就會被打。日軍佔領後的幾年,日本人就開始強迫民眾種植鴉片,小時候我也曾幫家人種過。種植鴉片先是挖一個小穴,穴內大約種植五株,鴉片長大會開花結果,果實是一顆圓圓的球體,農戶利用鐵扒子在天晴之時刈破果實,球體會流出汁液,農戶收集後曬乾再交給日本官方。收成之前,日方會先行預估的產量,如果未達預估的產量,日方就會認定你私藏,刑求拷打是免不了的。
    
     民國三十三年底,日本強徵民工在安岐開闢飛機場,那時我年紀尚小,所以沒有參與,但我父親及大哥均被徵調做工。據他們說,每一天日本官方就劃定一塊區域的土方,規定當天一定要搬完,搬不完就不讓你回家。我父親及兄長都是當天去,當天回;不像遠處來的民工,必須借住在安岐附近的村莊。據我所知,那時還有很多廈門的民工也來做。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日本駐在金門的陸軍又強徵一批騾馬及民伕,由南太武進入大陸。那時日軍徵用的騾馬都是經過挑選的,那時我家也養一匹騾馬,但體型瘦弱,所以沒有被選上;我家的鄰居很多的騾馬因爲健壯高大,所以被選去;更糟的是騾馬一旦被選上,飼主就得跟隨照顧,如果飼主不想去,就必須僱請一人代替前往,否則就只好自己隨同前往。大部隊開拔前,所有被選上的騾馬全釘上鐵蹄。
    
     那時被強徵的騾伕,絕大多數人聽不懂日本話,所以吃了很多悶虧。據傳日軍動不動就喊「巴加魯」(ばカかやろう),意思是「混蛋」 ,是一句罵人的話,但騾伕聽不懂日語,聽成把騾馬「綁得下面一點(閩南語)」,日軍更是生氣了,連叫「巴加魯」、「巴加魯」、「巴加魯」,騾伕就愈綁愈下面,這可能是誇大的笑話,但也凸顯了語言不通的現象。
    
     ——李炎傑先生訪談紀錄
    
    
     我七歲那年,適逢抗日戰爭,不久日軍就佔領了金門。大陸採取經濟封鎖政策,鄰近各縣市對金門實施禁運;幸好日據期間,雨量充足,那時種植的花生、地瓜常常豐收。日據時期的金門,家有大片田產者是那時一等一的家庭,有田耕種又有能力耕作的人是最好的,年輕又勤快的農村子弟成爲那時候女孩心目中理想的對象;反觀,以前意氣風發的僑眷,因爲廈門淪陷,僑匯的完全斷絕,生活遂陷於困頓。僑眷平日不種田,也不懂得耕作,此時的生活變得非常困苦。而那時日本政府認爲,如果你沒有種田,或種田收成不好,但你仍有得吃,並且吃好的用好的,那麼日本人就會懷疑你有不法情事,而常常來調查。
    
     我讀過三年私墊,私墊是由校董會籌設的,私塾設在宮廟旁邊的一間房子,這間房子名叫識覺寺。東洲人陳在唐(音譯)因在后浦製酒而致富,爲了栽培村裡的子弟出人頭地而捐了一筆錢給校董會做爲基金。我讀私塾時,老師是本村人,名叫陳可霞(音譯)。學費由學生自己繳交,不足之數再由校董會募款補貼。書桌椅子都是自己搬去的,一般人都搬櫥頭做爲書桌,在屋內排成數列,高高低低很不一致。當時同時上課的學生約有二、三十人,每人所讀的課本部不一樣;相同的課本,進度也不同,上課的教材是由學生自己到書店買的。後來我因無力繳交學費,因此沒辦法繼續讀下去。
    
     初到金門的日軍以海軍爲主,到了日據未期才有一些陸軍進駐,日軍雖然駐在村莊裡頭,但他們都住在宮廟裡,或是一些空屋民房,並沒有和民眾混雜。日本派駐在金門的行政幹部大都是臺灣人,臺灣先被日本佔領了數十年,於是他們利用臺灣人來管理金門人。臺灣人的母語也是閩南話,和金門人溝通並沒有語言上的障礙。那時在金門的臺灣人很有勢力,因爲他們有日本軍方的勢力做靠山,很多賺錢的生意都是他們在做,像開飯店,開查某間(妓院)。
    
     平心而論,日本人對兒童還算不錯,但對成人就非常苛刻了。日本佔據金門幾年後,開始強制金門人種植鴉片,那時種多少,就要繳多少。收成之前,日本官員會到現場先行預估,如果送繳的比預估的數量少,他就懷疑你私藏,會找你去問話,如果你不說,他就會加以刑求。日據末期,日軍在安岐建造飛機場,大規模徵調金門和廈門兩地的壯丁來進行炸山填土工程。遠地而來的廈門壯丁,每天約略發給一天的口糧,大約每天發給十二兩大米,十二兩米剛好可以一人溫飽,並無法節餘,所以根本沒辦法照顧到家人的生活。那時我才十四、五歲,還稱不上成年,但仍被迫參與機場工程。我們那些未成年的男丁被集中在鼓山(比較接近后浦),工作是較壯了的工作輕鬆些,但仍有人管理,稱得是強制勞役。日軍撤出金門之前,還精挑健壯高大的騾馬馱運軍備,被選上時,飼主還要跟隨照料,如不想去就得雇人頂替。
    
    ——陳瑞規先生訪談紀錄
    
    
     我是古寧頭南山人,民國六年出生,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三。大哥、二哥在民國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相繼到南洋討生活,家中生計於是落在我身上,我十五歲開始拿鋤頭種田。不過金門都是一些看天田(旱田),而且金門有許多土質是沙地,不易涵養水份。金門是靠天吃飯的,種田的收入其實不足以維持正常的生活,當時金門人大都是靠僑匯接濟的。日本佔據金門時,就曾經有連續五、六十天沒有下雨的紀錄,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很多人只好吃地瓜皮、米糠,因爲沒有錢買糧食,也沒有地方買糧食。
    
     日據時期,僑匯斷絕,金門人的生活非常清苦;日本投降浚,僑匯又源源不絕匯回,金門人曾經有幾年的好光景。但曾幾何時,自三十八年大陸撤守,廈門淪陷,僑匯再斷,金門人的生活又變得非常清苦,家有田產者,生活算是最好的;反而是那些倚靠華僑接濟的家庭,生活都陷入困境。
    
     百姓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有地瓜、花生、大麥、小麥;吃的主食大都是地瓜、地瓜籤、麥糊等。據老一輩的長者談起,金門一年農作物的收獲量,只足夠四個月的民食所需,其餘八個月的糧食全靠大陸的米糧接濟;即連燒飯的木柴都靠大陸進口,因爲金門的樹木很少,只有零星的幾株相思樹和榕樹,百姓煮飯都是燒一些雜草或是一些有刺的木本植物,我年少時候還曾經到太武山去偷砍一些有刺的木本植物回來煮飯。
    
     民國二十四年那年,我剛滿十八歲,就被徵集參加了壯丁團。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地方當局開始訓練壯丁,縣政府派我們這些壯丁團團員看守海岸港口,規定船隻只准進港,不准出港。及日軍登陸金門,縣政府內遷,壯丁團團員也都就地解散了,有的暫避鋒頭躲到內陸,我也暫避在南安二十三日,但因父母仍在老家,我負有照料雙親的責任,所以不得不回來。回來之後,受苦也才眞正開始,因爲駐紮在西園與官澳交接處的日軍,受到中國游擊隊的突擊而遭受到嚴重的傷亡。日軍於此一事件之後,指派壯丁看守海岸,防備中國游擊隊
    再次來襲。當時南山分爲三保,按壯丁人數,以六人一組,輪值看守二間更寮,更寮都在海邊的高地,稱爲守望。壯丁團受日本警察管理,現在北山的洋樓即是當時日本警察的分駐所。這棟洋樓原爲當地一位華僑所有,因日本攻打金門,屋主逃難走避南洋,這棟洋樓遂被徵用做爲分駐所。這間分駐所有三位日本警察,另有三位是日本走狗的中國警察,我們雖然受命看守海岸,其實我們重點都是面朝陸上的要道,以防日警來突擊檢查。
    
     日據時期民間養騾馬是要登記的。在日本投降前夕,日軍下令所有飼養騾馬的飼主,將騾馬牽到指定地點集合,準備挑選精壯的騾馬徵用,有些聰明的飼主故意將騾馬放生,而報稱騾馬走失。但日本軍方以軍令強制保甲長,必須有一定數量的騾馬,也要有定額的人員來照料,有些飼主因年紀太大,保甲長就得設法另行指派壯丁負責照料騾馬;其後,日軍從南太武撤入大陸,再過了一陣子,日本就投降了。
    
    ——李清泉先生訪談紀錄
    
    
    我十歲那一年,日軍就佔據金門作爲兵源轉運站。那時我們還住在外婆家,因爲廈門也被日軍佔領,以致所有的外匯全部斷絕,原本倚恃外匯過活的僑眷全陷入了困境。抗戰期間,大陸對金門和廈門實施經濟封鎖,那時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早期金門的產業不發達,除了種田,沒有其他工作機會。當時貧民很多,三餐不繼的人家到處都是,大部分的人很多都是一天吃二餐而已,還有一天只吃一餐的貧戶。幸好我們家養了一頭騾,那時養騾有很多好處,除了當作坐騎外,更是農家的好幫手,可以拉車,可以耕田,還可以製造有機肥料。那時沒有化學肥料,牛馬糞也不足所需,那時有一個製造有機肥的方法,就是將雜草放置在糞坑內,再用騾馬馱運鹽水倒入糞坑中,過一陣子後,就可當作有機肥來使用。
    
     日本到金門不久,我們就搬回北山種田,我哥哥大我六歲,我十歲時就開始跟他學習耕田,我們兄弟利用騾馬到盤山載運牛馬糞回北山,因有騾馬之助,我們每年的作物收成,還勉強可以自給自足。我們搬回到北山,小弟就一直長住在盤山陪伴外婆,照顧外婆到終老,並在盤山定居下來。
    
    抗戰末期,日軍在金門興建軍用機場,最早是選定在沙坑(安岐靠北海岸的方向),做了許久,可能這裡都是沙地,不符合建機場的條件,後來才改在舊機場的現址。強制徵召金門與廈門的壯丁從事勞役,將紅土的小山丘剷平,填土整地的過程中,我們北山村的徵調辦法是做一天工,休息一天,我和哥哥都是及齡壯丁,我們二兄弟原本是要輪流去上工,但是我和哥哥商量好,由我負責應召出工,哥哥則負責家裡的農稼之事,我們共同合作把這個家撐起來;從開工到工程停工,我幾乎天天到工地做工。
    
     當時填土工程是將小山丘或土堆剷平,先在小山丘下方挖洞,然後再從上方敲打,利用槓桿原理,以木棍插到土裡,然後用力搖晃,讓前方的土方塌陷,再把這些泥上挑到凹地填平,或挑上遠處的山坡,挑上都要挑的好遠。那時每天都有一定的工作量,日本人眞的很奸詐,最初他劃小小的一塊,宣布做完了就可以回家或休息,於是每個人都拚命的趕工,很快就把這一天的工作做完了,於是很早就收工,他也眞的讓你回家。第二天依樣畫葫蘆,再劃一塊區域,同樣宣布做完了就可以休息,大家同樣的趕工做完,好收工休息。當時是逐日的劃分區塊,逐日的驗收,只是區塊愈劃愈大,工作量逐日增加。初時尚不覺得增加多少,但到了後來,即使再拚命再努力也無法在太陽下山前完成一天的工作量,每天都要工作到入夜之後,才能夠把這一天的工作量完成。
    
     金門是一個海島型的天氣,秋冬北風特別強,當時樹木又很少,沒有樹木擋風,北風長驅直入,所以入秋之後,天氣就已經非常冷。但感覺上興建機場的這一年特別冷。施工期間,滿地都是小石子,小土塊,那時又沒有鞋子可穿,天寒地凍,打赤腳又要挑重擔,走在工地上,其痛苦可想而知。稍有怠慢,棒棍立刻加身,日本人也不管你死活立刻往全身抽打,有的被打得很嚴重。不做會打,不挑又會鞭打,一定要把當天的工作量完工才能休息。
    
     那時做工還要自己挑飯去吃,一般都是由甲長負責挑飯,其實那時金門絕大部分的人根本沒有辦法吃大米飯,看到大米飯的機率也很少,一般百姓都是吃粥。當時因爲做粗重的工作,每個人的食量都特別大,而且都是吃粥也容易餓,年輕人一餐吃十來碗也很平常的事,每一個人都很會吃,再大一鍋都吃光光,每個人都要吃好大的一鍋,以致負責挑粥的甲長差一點就挑不動。
    
     這些工程都是沒有待遇的,整個工程期間,只有一次從鄉公所領到少許的紅米,約有一、二市斤重,不過做了那樣久,也才發了給那一點點的米,連做工時一個人吃都不夠,更遑論要養家活口。幸好工期不是很長,工程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後,也不知道爲什麼,突然喊停。
    
     過了一陣子,日本增援的陸軍來到金門,這些日軍要走時,強徵馬伕去「牽騾馬」,首先,日軍下令所有養騾人家,把騾馬通通集中到規定的地點備選,然後挑選高大健壯的騾馬去馱運軍備。所有的飼主都要把騾馬牽去讓他選,我家的騾馬登記在我哥哥名下,我哥名叫「李天賜」。我們村裡有二位李天賜,而另一位李天賜沒飼養騾,當主選官在唱名叫「李天賜」時,另一位李天賜的鄰人回答說:「天賜沒有養騾」,那位鄰人不知古寧頭就有二位「李天賜」,所以這樣回答。託這位村民的福氣,我家的那匹騾無意中被遺漏了,免除了這項任務,我趕快牽著騾馬離開,從此就把它藏在家裡的騾房,不敢在外面放養。不過鄉公所有一位警察(本土順民被日本雇用),得知這個消息後,每次都來索賄,恐嚇要把這匹騾馬牽走。
    
    ——李天平先生訪談紀錄
    
    
     我是浙江平陽縣人,本姓蘇,民國六年出生,十六歲時即隨同父親來到金門謀生,父親因長期在金門工作,最後入贅古寧頭林厝的李家。二娘大我十六歲,後來生了二位弟弟,一位妹妹。抗戰之前,金門地區已經開始實施軍訓教育,凡年滿十八歲之壯丁均要接受軍事訓練。那時沒有槍枝,訓練課目都是一些單兵徒手基本教練,例如立正、稍息、對齊、向右轉、向左轉、向後轉等動作;那時還教唱一些抗日軍歌,目前還能哼上幾句,只是歌詞無法記全。
    
     對日抗戰之前,父親就到越南作生意,及金門陷落,金門對外交通全絕,訊息全無,我開始負起奉養二娘及撫養弟妹的責任,也在此時改成李姓。當時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從事農務,作物以地瓜、花生爲大宗,大、小麥雖然也有種植,但數量較少。日本佔領金門俊,進行戶口普查,日本人問我二娘是何人?我回答說:「是我媽媽。」日本人又問:「你媽媽幾歲?你幾歲?」我才告之以詳情。
    
     日據時期,金門的生活非常困苦,加上當時李家原本擁有的田產,大部分均已典當出去,可耕作之土地很少;所幸日據期間,農作物收成很好,五穀價格又好。在日據末期,紙幣已經貶值,那時五穀很貴,一擔地瓜簽就值二、三十萬,所以存了不少錢,後來我把典當出去的田產再贖回來。現在我已經將贖回的田產全部交給李家同父異母的弟弟了,而我現在又變得一無所有了。
    
     在日據時期,日本人利用金門人管理金門人,當時爲防止中國游擊隊登陸襲擊,要求及齡的壯丁輪值看守海岸線及海口。同時利用許多順民當走狗,巡查壯丁是否有失更,如果失更就會被捉去毆打,以致壯丁「看山而不看海」,名譽上是看守海口,事實上是看守山頭。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日軍強迫民眾構築五里埔(東西村)機場,我那時約二十二、三歲,也受迫參與興工,不過做沒多久就停工了。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日軍又開闢安岐機場,強徵全島壯丁挖山填上。日本人很奸詐,每天劃定區域,分配工作量,初時分配之平方數較少,並宣稱做完即可回家休息,於是民眾均全力以赴;但日本人分配的工作區塊逐日加大,以致做到最後,每天的工作量,從天亮到天黑都做不完。
    
     日本敗亡之前,撤退金門的駐軍,向廣東汕頭一帶移動。最初日本先行找保甲長,查詢何人養有騾馬?然後集中檢視,中意者立即登錄於冊。行前,又強制飼主必須隨行照料,日軍捉我們的壯丁,牽我們的騾馬,馱他們的軍備行李。如果飼主不能隨行,或無法隨行,就必須自行雇用他人前往,那時受雇的酬勞用日本錢(偽南京政府紙幣)來計算,是數以百萬計。整支隊伍在前往汕頭的途中,多次遭到國軍的狙擊,許多騾伕在途中斷魂,最後只有少數人回到故鄉。
    
     日本投降後,日本錢(偽南京政府紙幣)就不能使用了,許多富人因此破產。國共戰爭開打後,大陸的政治情勢日益混亂,經濟情勢日益惡化,最後整個財政受到牽連而崩潰,紙幣貶值,政府先後推出金元券、銀元券都無法扭轉民眾的信心,當時金門的市場亦受到影
    響,市場交易亦多以物易物進行交換
    李堯民先生訪談紀錄
    
     民國二十六年,那一年我十二歲,日本佔領金門,鄉人驚恐,很多人紛紛逃往大陸避難。那時我根本沒旅費可以走避,所以只好困守金門,幸好日本軍佔領金門後,並未如傳聞大開殺戒,我的生活也過的很平靜。稍後,日本開始在金門種植鴉片,金門百姓必須先行登記種植的畝數,至收成時再依登記面積繳交鴉片,不得私自收藏,如果私藏被查獲就會被毆打刑求。
    
     在我成丁之後,漸漸感受到日本對金門人的壓迫,日本人要求壯丁每天要巡更,平常還有一些公差勤務,例如我曾被指派牽騾馬到后浦馱運糧食或馱運菜,也曾被指派到莒光樓附近挖掘一個很大的防空洞,安岐的飛機場更是從頭做到尾。現在安岐的舊機場原本有許多小山丘,日本徵調金門的壯丁把整座小山丘剷平,挖下來的泥土用來填平凹地。我們從半山壁開始挖洞,再用杉木在頂部捶打,讓山丘的上方坍塌,再用臺車將土石推到凹地填平,這個工程持續了好幾個月,直到宣布停工才沒有做。
    
     日本投降後,金門開始實施徵兵制度,那時一個村莊要抽幾個,民間稱做「抽壯丁」,比例大約是三、四人抽一人;中籤人也可以雇人頂替,代價是數擔至十數擔的花生油,折合紙幣後由中籤者負責大部的經費,其餘款項由其他抽籤而未中籤者平均分擔贊助。根據那時的法令,獨子可以不用參加抽籤,但仍須捐助少許經費。
    
    ——王琦濤先生訪談紀錄
    
    
    在我青少年階段,正逢軍閥混戰時期,中國大陸的軍閥時常到金門來捉拿壯丁,那時的部隊時有穿黑的,時有穿青(藍)的,時而穿黃的,那時壯丁時常躲得沒地方躲,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不久,日軍即佔領金門,當時聽聞日軍在中國大陸姦殺擄掠,所以很多壯丁逃的逃,躲的躲。只是日軍來到金門並未如傳聞大開殺戒,所以情勢很快的歸於平穩。日據時期,壯丁要負責瞭望、巡更、看海防,部分順民擔任日本人的警察,他們騎馬來巡查,看到輪值的壯丁在睡覺,就會打人。那時壯丁生怕被打,所以實際上是「看山而不看海」,與其說是看海防不如說是看山防。
    
    日本人佔領金門幾年後,就開始強迫百姓種植鴉片。一般農戶種什麼,就吃什麼。絕大部分的農戶都種植鴉片,因此有許多人染上抽鴉片的惡習,因爲自己種鴉片,很容易取得鴉片。初期都是出於好奇,偷抽看看,一旦覺得很好抽,就愈抽愈多,最後上癮,想戒都戒不掉。金門如果被日本再多佔幾年,金門百姓肯定到處都是抽鴉片的煙鬼。
    
    ——王珠盤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十四年生,世居金門縣金寧鄉的下堡村,有一位哥哥,二位姊姊,二位弟弟,三位妹妹,在家排行第四。家父務農,家裡的耕地較多,我很早就隨父親學習耕種,所以沒有進學校讀書。當時的主要作物有甘藷、花生及大、小麥。抗戰之初,日本即進佔金門,日據時期,種田的農家生活還算可以,因爲自己種植雜糧作物,生活再怎樣艱困,稍微減衣縮食都還能自給自足。但以前一些憑恃僑匯維生的僑眷,生活可謂眞 的很辛苦。因爲以前過著「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日子,過著有錢人家生活,即無勞動的習慣,又無一技在身,及至日本佔領金、廈兩地,僑匯不通,僑眷生活遂陷困境。於是將家中值錢的東西陸續典當,能賣錢的就賣,甚至桌椅碗盤只要有人要,他們也賣,他們拿到鄉下販賣,有需要的人就會買。
    
    日本佔據金門時,我大約是十二歲,那時頂堡村駐有二、三十名的日本兵。到了日據後期,本村有一位甲長生病,他執意把甲長的職務推給我,所以我變成一位年輕的甲長。甲長的職責主要是分派公差勤務,例如分派騾馬每天到后浦馱運米糧蔬菜到本村的西宮(日軍住處),我必須事先安排那一天由那一戶的騾馬當值,依次輪流。那時幫日軍馱軍東西是沒有工資的,不過東西馱運完畢,日軍會給些少許的大米充當王錢。
    
    日據的末期,日本在安岐構築飛機場,徵調全島的壯丁做工,我因擔任甲長,所以不用去做,不過我要負責分派工作。那時規定一個甲要去幾個,一次一個星期,依次輪流。計日發給少許的大米,不過發給的米糧很有限,不足以供一人飽餐,還必須從家裡帶地瓜籤來煮食。
    
    就我所知,日軍在金門的駐地除了金城、頂堡外,金門城(舊金城)、盤山也都有駐軍,人數多寡就不清楚了。日軍撤離金門之前,強制徵用金門許多騾馬,這些騾馬集中在金門城(舊金城)受訓,訓練了好幾個月,訓練完畢後才打馬蹄。撤離時,每一匹騾馬還要有一個人去照料,如果飼主不去,就得自己花錢請人去,這些人被強徵去「牽騾馬」。戰後,政府調查被強徵的騾馬,說是準備對日索賠,結果很多人來登記,沒中籤的也來申報,結果報的太多,超出實際被徵調的數量,所以調查再調查,一次又一次的報,最後也沒有索賠成功。
    
    ——翁天鎮先生訪談紀錄
    
    
     我九歲那年,抗戰軍興。不久,日軍就登陸金門了,聽說日軍很兇狠,在大陸大肆殺害中國人,所以百姓都很恐慌;不過登陸金門時,竟然沒有大開殺戒。日軍初到本村時,把我們村民集中在廣場,然後派兵到各家戶搜查,可能是搜查游擊隊或檢查有無民家私藏武器,不過並無所獲。過了幾年,日本開始強迫農戶種植鴉片,而且多多益善,只要有田、有人,要種多少隨你,不過收成時就要全數繳回,如果偷留被查到,會被打得半死,那時鴉片如同黃金一樣值錢,我們都稱它爲「黑金」。種植鴉片我已經十多歲了,我已經可以幫忙種植,回想那時候的人,頭腦眞的有點笨,澆水不會用「漏桶」(澆水專用),只會用糞桶挑水,再用糞匙來澆水,實在浪費很多時間。
    
     民國三十三年,日本投降前一年,日軍決定在金門興築軍機場,地址就選定我們安岐及鄰近的村落,調集全金門的壯丁來構工。那時我已經十七歲了,金門人十六歲就算成丁,所以也在徵集之列。那時每人每日劃分區域範圍,我們做湖南山頭那個地方,就是現在金寧國中那一片,炸山填土,帶班人員每天劃定一塊區域,每一個人必須做完才能休息。日軍派人在那裡監督,監督者手持籐條,動不動就往偷懶者身上抽打,那時再累都要做。還好只做了二個多月,在接近農曆年時,日軍突然宣布停工,大家內心無不歡欣鼓舞,我們村民更是高興,因爲機場如果建成,我們安岐村肯定會廢村。
    
     不過我們家很多田就在機場的範圍內,結果挖的挖,填的填,耕田幾乎毀損殆盡。日本失敗後,我們又重新開墾,但耕田經過覆蓋紅土後,一下大雨,土質變硬,很難再種植農作物,長滿一些雜草,變成典型的「单埔」,例如現在金寧國中那片地方就是如此。國軍來了之後,這個地方又變成靶場,大約在五、六年前,政府宣佈要發還給百姓,讓人民來申請,那時我才又去申請,現在也還沒有准,能不能准?還不知道,但現在還是依舊長滿雜草,如果要變成耕田,可能還要花一些心思。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從金門撤向大陸,行前強行徵集騾馬,載運軍備行李,不過日軍選的都是一些健壯的騾馬,被選上的騾馬,飼主還要跟隨前往照料,我們稱爲「牽騾馬」。說實在的,騾馬被牽去已經夠衰了,人還要一道去。不過有錢的人家可以雇人代理,沒有錢的人只有自己去了。許多人被迫前往,最後都沒有錢返回金門,可說非常悽慘。知道變通者,到了半路就藉故偷溜折返,很多被雇的人也都是如此,有膽量或較厲害的角色都是如此。我家也有騾,但比較瘦弱,沒有被選上,所以家人就不用前去「牽騾馬」了。
    
    ——吳五全先生訪談紀錄
    
    
    日本佔領金門時,我只有八、九歲,因爲年紀尚小,所以日軍早期在金門的情形並不清楚,只知道早期的軍營在中正堂(金門中學現址),不過日本管得很嚴,日據期間的金門小偷比較少。日本來了三、四年後,開始強迫民眾種植鴉片,種植的面積要登記,收成後再將鴉片繳給行政公署。到了晚期,本村和下堡都進駐了百餘名日本兵,他們強佔民房,強迫原住戶搬出,不過這已經是他們撤出金門之前不久的事了。
    
     在日據的晚期,原計劃在安岐興建軍用飛機場,因此動員金、廈兩地的壯丁,輪流到安岐挖山填土,那時我才十六歲,也被強徵去興構機場。督導管理的日本兵很兇,集合遲到會被打得半死,我自己就被打過好多次,記得那時金門的天氣已經很寒冷,頭頂都戴著帽子,身子都縮成一團,結果日本兵拿著竹棍猛往你頭頂敲。還好,這項工程只做了二、三個月就停工了。
    
    日軍要撤離金門時,還強徵騾馬運送裝備,騾馬被徵,飼主也得跟隨前往,我們鄰居就有人被徵去「牽騾馬」。抗戰勝利後,人是安全回來了,後來他移居新加坡。當時如果飼主不能去或不想去,就得出錢雇人頂替。不過,日軍撤離金門前夕,可能被徵調的騾馬和「騾伕」有人逃脫,可能軍情緊急也來不及透過行政組織補調,於是就滿山遍野亂牽騾馬,只要被看中的騾馬,立即牽走,也不徵詢飼主的意見如何。其他地區情形我不瞭解,但至少我們榜林村是如此。
    
    ——許加勇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十三年出生,家住金門縣金寧鄉的榜林村,有二位弟弟,在家排行老大。在日據時代的末期,日本在金門強迫壯丁挖掘戰壕,興建機場,那時候我已經年滿二十歲,所以也被迫參加。有一次集合時候我稍稍遲到,竟被一位日本尉官在隊伍前狠狠摔了一跤,還被羞辱一番。這位日本尉官臉上有了塊瘀青,我們私下都稱他「五雷仔」。又有一次在雙乳山挖戰壕時,不知何故,這位「五雷仔」的日本尉官竟在我面前揮舞著他的武士刀。那時我原本想搶下那把武士刀,然後再捅他一刀,但仔細思索,如果眞的捅他一刀,我自己逃走應該不成問題,但可能會連累父母,甚至親人,所以最後還是強自忍下:不過我仍私下發願,如果有朝一日有機會讓我參加軍事訓練,我一定主動爭取,絕不再接受這些倭寇的欺侮。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三十五年十一月金門成立縣民眾自衛隊,負責維持地區的治安,開始實施國民兵訓練,凡是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都要參加軍訓訓練。所以在年初就先行招訓了一批知識青年,那時候每一個村莊必須派出一位參加受訓,準備將來擔任軍事教官,負責教導壯丁(國民兵)。因爲資格必須稍稍識字,那時符合條件的人並不是很多,有資格的人又不願,我因內心早有發願要學習軍事知識,所以就自願報名參加。集訓的地點是在現在金門高中的現址,訓練的時間有七、八個月。訓練時很辛苦,一天有三次在室外出操,四小時在教室上課,受訓非常嚴格,與現在的新兵入伍訓練沒有什麼兩樣。管理上也是完全用軍事管理,吃飯限時三分鐘,唯一的好處就是配發一人份的米糧。金門早期除少數地方如榜林、古崗等村出產少量的稻米外,幾乎不產稻米,所以那時金門的米糧很貴。一直要等到國軍撤退來金門時,一般民眾才有大米可吃, 所以能配發大米,已經是很大的福利了。
    
    ——許加壯先生訪談紀錄
    
    
     我家世居金門縣金寧鄉的中堡村,我民國二十四年出生,有一位弟弟,在家排行老大。金門是一島縣,樹少風大,土地貧瘠,居民生活困苦,年輕人都向島外謀求發展,家父也很早就到印尼謀生。抗戰開始不久,鄉人風聞日本即將攻打金門,又傳言日本在佔領區燒殺擄掠,金門居民大爲驚恐,紛紛向大陸內陸逃難,有的由廈門再轉往南洋群島投奔親人。我三歲(虛歲)那年,母親帶我到印尼投奔父親,在印尼總共待了三年,父親在異地打工,經濟上並不寬裕,要養活一家子人頗爲不易,因此待情勢稍微穩定後,又風聞金門一切如常,母
    親便在我六歲那年帶我回到金門。
    
     日本佔領金門的那八年,金門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金門原本物產就不豐裕,以往就需要向大陸進口糧食;日據時期,大陸對金、廈二島進行經濟封鎖,那時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東西。當時日本在金門的后浦設有一個行政公署,地點就在清代的總兵署,行政幹部大都是臺灣人。金門人補充的糧食是從臺灣進口的「甘藷籤仔」,日本配售東西部在「衙門口」,日本配售東西都有一定的時間,不是隨時想買就有得買,一定要等候通知,而且晚到一定買不到;有時還得依靠一些人事關係才買得到,沒人事有錢可能也買不到。例如,日本配發碎米,有一次我陪母親去買,看到「衙門口」滿滿的都是人群,再怎樣排隊還是買不到;反而像我舅公,他住后湖,以牽網爲業,經濟上比較富裕,又有些人事關係,所以他買得到東西,我們就買不到。
    
     湖南高地在日據時期駐有一連的砲兵,連部設在湖南村,日軍伙房的班頭很喜歡吃甘藷,每次拿著「紅鰍」跟金門百姓交換甘藷,想換「紅鰍」的人很多,必須認識而且有交情,靠交情的才換得到。那時只要有人事關係,不要說換東西、買糧食,就是想買些洋布,透過日本人一樣可以買得到。
    
     日據時期金門對外信息不通,僑匯斷絕,母親獨自撫養我們二兄弟,生活非常辛苦。那時我年紀尚小,根本還不會耕作,我母親也不會農事,爲了請鄰居幫忙耕田,除了必須好言請託外,還必須暫時出讓一些田地給鄰人耕作,以作爲代耕的酬勞。但生活依然清苦,每年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依民俗要燒紙錢拜天公,但每年都沒有錢買紙錢。一直等到我年紀稍稍長大,母親炒「鹽炒脆」(鹽花生)讓我到各處叫賣,才賺得一點錢回來買東西來拜天公。到了日據末期,母親又製作「菜米果」,由我到安岐飛機場工地叫賣,賺取微薄收入,來維持家庭開銷。
    
     日據末期,日本在安岐興建飛機場,佔用安岐村附近很多的耕地,同時強制徵調全島的壯丁前來做填土工程;廈門也是日本佔領區,所以廈門人也被調來做工。工程進行幾個月的時間,記得有一次,有一架偵察機在機場試降,結果竟然無法起飛,最後動用許多的民工去推,最後才飛走。日據時期廈門人比金門人還窮困,因爲它是一個工商城市,沒有耕地,所以遇到經濟封鎖,處境比金門還困難,大多數的廈門人那時穿的破破爛爛的,模樣很是嚇人;那時候有許多廈門人入贅到金門,還有一些小孩賣給金門人做養子。
    
     日據時期學校很少,衬裡還沒有學校;日本投降後,金門重新設立了許多所學校,我在那時候開始入學,但讀到第八冊就停上了,因爲家裡的生活還是沒有太大的改善。當時金門對外的交通雖然又恢復了,但印尼仍然不能通郵,必須從新加坡轉寄。我父親在印尼只是收破銅舊鐵的小販,謀生很不容易,何況他在異鄉再娶,那裡還有一個家,生活也非常困苦,所以沒辦法寄錢回來,偶爾由新加坡友人代轉一些布料或物品,但無助於家計的改善。
    
    ——楊水和先生訪談紀錄
    
    
    我十一歲那年,日軍攻打金門,那時金門沒有軍隊貯防,只有少數一些受過軍訓的自衛隊,那時還沒有看到日本人的軍隊,日軍也未打半發槍砲,自衛隊就先跑了,所以沒有任何抵抗金門就淪陷了。日軍登陸前,稍微有錢的人,平常有僑匯,吃僑匯的僑眷都往內陸跑,有的轉往南洋各地,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因爲當時傳言日軍在佔領區大肆燒殺擄掠,以致居民大爲恐慌;及日軍登陸後,並未如傳言殺害民眾,其間有因語言不通,造成少數個案的悲劇。
    
     日本二十六年的十月佔領金門,佔領後的三、四年,才開始命令金門百姓種鴉片,種子由官方發給,收成之後官方再來收繳,種多少就收多少,民眾不得私藏,如果收繳量不足,農戶就會被處罰。鴉片收購後,日本官方再配售予等值的布匹和大米,有點類似配售性質。
    
     日本佔領金門,前後年計算共有九年(實際八年)。日本投降前二年,在安岐開闢機場,徵調全縣的人丁來興工;廈門也是日本的佔領區,所以廈門的壯丁也被微調來做工。每天都劃定一定的區域,當天的工作量一定要完工才能休息,如果工作不力,會被日本監工毆打,我們同村的一位村民被日軍用竹棍打個半死。那時我才十六歲,也被徵調去做工,我們年齡比較小,所以要求的没有像他們那樣嚴格,那時我們工作的地點在鼓山,位置約在現在金寧國中的那個校區。原址是一座小山丘,那時沒有機器,全都是用人工挖的,有的挖土,有的剷土,有的用畚箕挑土,把整座的小山丘全部剷平。那時是輪值的,一個梯次是一星期,日本發給一人分的紅米充抵工資,工程進行了幾個月,後來不知何故停工。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敗亡前夕,日本進行兵力調整,日軍自金門撤往大陸,爲運送隨行軍備行李,又強徵民家的騾馬馱運。那時日本官方通令養騾人家,將騾馬集中檢驗,再從中挑選,挑選高大健壯的騾馬。如果被選上,飼主還得跟去照顧;騾馬被牽去不打緊,還要一個人跟去,眞的很划不來。於是事先知情的人,故意將騾馬放養。那時被選上的飼主,家裡比較有錢的人家,都雇人來頂替,沒有錢的人只好自行前往。他們自海澄撤入大陸,沿途遭到國軍狙擊,一直到汕頭才解散,倖存的人才自行設法返鄉。
    
    ——楊忠河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二十一年生,世居金門縣金寧鄉的湖下村,有二位哥哥,一位姊姊,一位弟弟,在家排行第四。家中務農,主要農作物有花生、地瓜、大麥及小麥。日本佔領金門時,我大約只有六、七歲。日本佔領金門期間,對一般小孩子還不錯,尤其是十歲以下的兒童,可能因爲他們認爲這樣年紀的小孩沒有任何攻擊能力,不必有任何防備;但對一般民眾就很苛刻了。尤其在日據末期,強徵男丁與構築飛機場,金門百姓就辛苦好長的一段時間,那時徵調十三歲以上的男丁做工,我的年齡尚未達到標準;我二哥年齡剛好滿十三歲,就被徵調去做工。
    
    我讀書是在日據時期開始,那時金門的學校大都廢棄,只剩下后浦和瓊林還有學校,不過那時學校讀的是日本書、日本語。至於其他的村莊學校全部停辦,如果還有人想讀書,就只能讀私塾了,當時私塾和學校最大的不同是讀漢文。我從七、八歲開始讀,讀到十五、六歲,大約讀了六、七年。我先後跟隨楊忠孝、楊成福二位先生讀過,他們都是本村人,楊忠孝先生如果現在還活著應該有一百多歲了。
    
    我讀私塾的那個年代,課桌椅必須自備,一般學生都搬家裡的櫥頭,櫥頭有二個抽屜,一張櫥頭可坐二個人。那時候讀書就必須自己出錢,學生的人數亦時多時少,從三、四十人到五、六十人不等。那時同在一屋簷下,一間私塾可讀十數種不同的讀本,一人可以讀一種課本,也可以數人讀同一種課本,老師必須逐一教授,例如讀大學,可以一個人讀,也可以三人、五人同時受数。那時的私塾老師很辛苦,授課幾乎沒有停止,一天內要教授各種不同的教材,有時規定學生抄寫,有時還要學生背誦。學生每天要寫許多字去繳交,比現在的學校課業還重。
    
    我讀過尺牘,也讀過四書,其中「孟子」讀到惠靈公篇。那時候讀書放學後,除了牽牛、牽馬、放羊,還要撿拾柴火。我們讀私塾的階段,老師都是本村的人,所以學生不用提飯或負責輪流煮老師的三餐,但比我們老師早的老師輩,或是抗日戰爭之前,他們那時候讀的
    是學校,很多老師都是外地聘請來的,老師部是隻身來到金門,所以三餐就必須由學生輪流煮食。
    
    日本投降後,中央政府派員接收金門,學校開始重辦,我那時已經十四、五歲,我插入第三冊開始起讀,那時候我連阿拉伯數字1、2、3都還不會寫。
    
    ——楊金柱先生訪談紀錄
    
    
     我家住在金門縣金門城(舊金城)北門,民國二十一年出生,在家排行第二,有一位哥哥,二位弟弟,二位妹妹。六歲(虛歲)那年,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日本就占據金門。在登陸金門之前的數日,日本就在外海巡航示威,鄉人驚恐紛紛逃亡,我二嬸一家就在那時逃往內陸,再轉往南洋。
    
     我家比較貧窮,無法遠逃,只好躲到山裡。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清晨,我尚在睡夢中,突被父親搖醒,父親急促的呼叫說:「宗論,宗論,全村的人都跑光了,我們趕快逃呀!」我睡眼惺松的問說:「我們要逃去那裡?」父親愣了一下,說:「我們家沒有錢,但可以躲到山裡藏起來」在阿公(祖父)的率領下,全家人匆匆的往村郊快步走,沿路父親抱著我,我記得那時還一直不停的哭鬧,我們躲在山裡大概一個禮拜。
    
     金門早期物質非常匱乏,主要作物只有甘藷和花生。人民的生活很清苦,大都營養不良,當時我阿公才六十多歲,但在我印象中看起來已經很老很老了。那時我家剛好養了一頭羊,在日軍尚未登陸之前,阿公和父親乘隙回家把這頭羊給宰了,一半拿到山裡做爲全家的
    囤糧,一半暫藏在家裡。
    
    民國二十六年農曆九月二十三日,日本從水頭、金門城、古崗三路登陸,進入金門城的日軍,正逐屋搜查時,適逢阿公返家提取另一半羊肉,被日本兵發現。日軍跟蹤我阿公到家,阿公剛推開大門,日本兵立刻衝了上來,將我阿公按倒在地,我阿公後腦杓著地,造成頭
    顱上一道長長的傷口,流了很多血,還好日本兵還幫他包紮傷口,才得沒事。
    
     另一些日本兵發現全村空空蕩蕩,沒有一個人影,遂排成一字形,逐步向村郊搜索,看著草叢就持刀亂劈,我們全家當時就躲在一坵甘庶田裡,我妹見狀驚恐,遂嚎啕大哭,立即被日軍發現,所幸日本沒有對我們加害。
    
     時局穩定後,我曾到水頭小學讀書,那時農家子弟都必須從事農務,況且日本也不鼓勵我們讀書,所以只讀了一年就終止正規的課業。但我仍利用夜間讀私墊,讀過三字經、幼學瓊林、今古奇觀、兒童尺牘、初等尺牘、商務尺牘、高等尺牘(如秋水軒)等,一直到塾師過世後,才沒有再讀,前後計有七、八年的時間。坦白說,雖然讀了不少的書,但沒有任何學歷文憑,連小學畢業證書也沒有。
    
     日據中期,日本強制民眾種植鴉片,先要登記種多少,到收成時再依登記面積繳交。田好的農家,如果肯下本錢施肥,遇雨水充足,長出的果實自然很碩大,收成自然是豐收;如果農地貧瘠,又沒有本錢施加肥料,收成自然不如預期,結果被認定私藏,竟然被抓去拷打,眞的很冤枉。記憶中,鴉片生長期有六個月和四個月的二種品種。我父親和叔叔的身體不好,所以我和哥哥從小就開始學種鴉片,先將農地犁成一壟一壟,在每一壟上,在一定間距挖一個一個的圓穴,每一圓穴大約種植四、五株,待長到一定高度後再刪,只保留最健壯的一株。
    
     民國三十三年夏季,盟軍飛機午夜空襲本島,那一夜晚我們金門城至賢厝被投了七顆(縣志載:十二顆)炸彈,幸無民眾死傷。另一次,盟機轟炸后浦東門「巴剎」(市場),據說盟軍飛機臨空一看,看到「巴剎」人潮洶湧,認定此地是日軍的重要機關,立時投下炸彈,結果造成嚴重的死傷(縣志載:死十九人)。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下旬,日本在安岐與建飛機場,那時只要滿十三歲(虛歲),都被迫去勞動,而我那一年正好是十三歲,所以也被迫做工。監工在山上打樁劃線,每天每人都要做四立方的土方,再挑三、五百步遠的距離,廈門的女工也來做。記得那一年冬年特別冷,
    環境衛生也很不好,蝨子特別多。那時規定每天的工作都必須每天完工,當時監工很兇,常用扁擔打人。我原本瘦小的身軀拿著十字鎬,都快拿不動了,自然無法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結果我天天被迫著打,有一次被打成重傷,我跑到醫療站療傷,監工還追到醫療站,不讓我住院,說我裝傷偷懶,所幸日本醫護兵幫我檢查,認定我的頭腦確是被打壞了,才准我住院。所幸工程只進行了二個月就停工了,但我的頭腦至今仍有一些後遺症,仍不時的疼痛。民國五十多年,我開始信教,不時的唸經,才減輕那種疼痛。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強徵騾馬和民伕,協運軍備向內陸撤退。我父親就是其中的民伕之一,騾馬隊隨著日軍往汕頭方向行進,途中受到國軍的狙擊,不免有人傷亡。我有一位鄰居,和父親一樣是被強徵同行的民伕,他在途中乘隙逃了回來,據他陳述,我父被打死在某縣
    一塊巨石旁,還是他請人把父親給掩埋了。家人聞此惡耗,哭的死去活來,還設場遙祭,傷心痛哭了近年。過了一、二年父親突然徒步回家,家人自是格外驚喜。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縣志載十四日),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大家都非常高興。但好景不長,短暫的和平之後,全國又陷入國共內戰中。
    
    ——陳宗論先生訪談紀錄
    
    
     抗戰前,地方開始實施軍事訓練(縣志載:25年成立社訓總隊部,開始編訓全縣壯丁),組織保甲(縣志載:24年設聯防辦事處)。我達成丁之年,遂納入聯保組織,聯保辦事處初設在東沙,轄泗湖、小西門、庵前、珠山、古崗。那時每天晚上都須站哨、巡更,站哨
    人員除外,每天晚上由一班的壯丁負責巡更,由班長帶隊巡邏鄉里,那時只攜帶木棍,尚未配發槍枝。巡邏人員在聯保辦事處東沙整隊出發,途經泗湖、小西門、庵前、珠山、古崗,再回東沙。
    
     抗戰軍興,縣徵集壯丁,組自衛隊。日本登陸之前,漏仔、狗山垵各有一班哨,由自衛隊負責看守海岸,每人發一把槍,五發子彈。及日本登陸,自衛隊部逃到內陸,壯丁一哄而散。當時風傳日軍到處燒殺擄掠,縣民驚恐,家父也怕被抓去殺,全家逃至村郊草叢躲藏。所幸日軍上岸後未如傳言大開殺戒,局勢穩定後,居民也紛紛返家,各安其業。
    
    日軍進駐後,古崗也住了一個中隊,嚴格說應該是二小隊和一中隊部,中隊部就設在洋樓。一中隊長大約是一個連的人數,約有百餘人之多,該中隊除住在古崗的人數外,金門城亦住有一小隊。日本來了幾年之後,開始強制民眾種植鴉片,種植之前會來丈量種植面積,收成之前還會來評估產量。當時日本實施鴉片公賣,收成數量全數由官方收購;但仍有很多人私藏,所以若產量與預估數差距稍大,即會被抓去拷打或關禁閉。不過仍准民眾吸食,公家設有「鴉片間」,民眾可以去在公設「鴉片間」吸食,也可以買回家自己來燒,但私藏、私抽是會被處罰的。
    
     日據時期,金門未設立中學,很多鄉村的小學都停辦。本村的小學也停辦,本村私下聘請了一位私塾老師馬心管(音譯)來教導學童讀書;不過別村仍設有學校,例如瓊林還設小學高年級班,董群鐵、董振圖和我弟弟董光鐵,都還到瓊林上課。他們當時的年齡大約是十六、七歲,上課期間就住在瓊林,每個星期才返家一次,每次由家裡返校時都要帶地瓜去煮。
    
     民國三十三年底,日軍在安岐興築機場,強制壯丁勞動,我們村裡每天須動員約二、三十名壯丁,分梯進駐,輪流參與勞動,晚上就住在盤山村,日方只發給少許的糙米,勞動者仍須帶自己的五穀去煮,才能飽食。
    
    那時我擔任甲長,輪到本甲時,甲長就要帶班前往,照顧壯丁的生活起居。工地有日本的監工,每一村都設有監工一名,本村的監工名叫「橋本」,我每次帶隊前往,事先都買了一些糖果餅乾,賄賂現場監工,所以工作上就比較輕鬆。那時水頭和后湖的甲長可能沒有賄賂監工,所以他們的監工就很兇了,來做工的人常被打得半死。
    
     抗戰勝利後,金門開始實施徵兵,俗稱「抽壯丁」,我弟弟光鐵和綽號「臭豬仔」抽中,我弟弟雇了一位廈門人頂替後,隨即拿了我的護照出洋。抗戰勝利後,我因有意到南洋發展,所以事先申請了護照。我弟弟適逢兵役年齡,他看時機不對,即拿著我的護照前往新加坡。其實,那時候金門有很多的壯丁因兵役問題走避南洋。
    
    ——董光心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二十年出生,世居金門縣古崗村,有一位弟弟,一位妹妹,在家排行老大。七歲入學,那時的小學老師都是本村人。剛入學沒幾天,就風聞日本即將登陸金門。讀書人較具民族意識,不願做日本人的走狗,傳言日本每占領一地方,首先就是逮捕知識分子,老師因而四散逃亡,有的到大陸,有的轉往南洋,學校停辦。
    
     日據時期,本村沒有正式的學校,日本也不允許私自授課。那時教書,若是讓日本人知道,就會抓去關,甚至酷刑加身,用鐵線穿身。但仍有若干讀書人私下授課,傳遞讀書人的種子,董群泰(群愈的大哥)就是這樣的讀書人。他私下擔任我們的老師,我們那時候讀書都得「偷讀」,書本都得暗中藏在懷裡。董群泰老師還特別警告我們說: 「若有偽政府官員下鄉來到本村,你們得化整爲零,伺機疏散。」遇眞正偽政府人員下鄉,通常老師會先行閃避,學生跟著向四面八方星散。我們那時候讀書,三讀四停,沒有連貫性,也讀不出好成績。
    
     到了日據後期,董群泰老師被日本人以間諜的名義收捕,並嚴刑拷打,關在后浦的地牢裡好長的一段時間,一直到光復才得釋放。他出獄時,已身染重病,全身骨瘦如柴,肚子很大。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身體才逐漸康復後,後來就到南洋發展了。
    
     光復後,學校重新開張,董振民(振圖的堂哥)擔任學校的老師。不過,短暫的教職生涯,他亦回僑居地發展。董群泰和董振民的父親都是在南洋發財,年少時,他們都在南洋受教育,聽說還到上海讀過書,至於是不是讀大學,大學有沒有畢業,我就不清楚了。我因家庭貧困,並沒有繼續唸小學。
    
    ——董文舉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二十三年出生,世居金門縣水頭村,有一弟一妹,在家排行老大。日本占領金門時,我尚不懂事,不過據媽媽說,當時民間盛傳日本人很凶殘,在大陸殺了很多的中國人,所以日軍一上岸,爸媽帶我躲到村郊的大菅芒的草叢下,只是年紀很小,我沒有任何印象。
    
     日據時期,村裡的目軍給我的印象是伺養一隻很大的狼犬。小時候家裡還有一些田產,當時家家戶戶都種鴉片,我也常去幫忙拔除雜草,也吃過鴉片籽,印象中的鴉片籽很香,那時常和洗蚵的蚵水一起煮,很好吃。不過,父親因種植鴉片,因此染上抽食鴉片的惡習,田產被典當殆盡,稍大的地瓜也拿去換錢。日據後期,天時乾旱,收成不好,謀生困難,又因大陸經濟封鎖,金門普遍發生糧荒。
    
     當時廈門糧荒的情況比金門更爲嚴重,餓死很多人,聽說幾斤的地瓜籤就可以換得一名小孩。糧荒時期,大人尚自顧不暇,小孩讓人收養,等於是放小孩一條生路。金門人在那時候收養了多廈門的小孩,我家隔壁鄰居,就收養一名廈門小孩,年齡大約和我相仿。
    
     不幸的父親也在那糧荒階段病倒了,當時我和母親爲生活得天天外出,撿拾大農戶遺落不要的麥穗,或挖掘農田收成後的「旦稱」(音譯)地瓜。父親吃完這三個「腳車餅」後,在家無存糧的情況下,就這樣活活餓死了。當時家境困難,無力購買棺材,在父親友人的協助下,用門板釘成棺材,就草草將父親埋葬了。
    
     父親死後,家境的困難可想而知。當時我才十一、二歲,弟妹年齡更小,爲了生活,我常和母親挑著芒草到后浦販售。母親挑大擔,我挑小擔。有一天,我和母親按往例挑著二束芒草,上后浦叫賣,市街上有人在炸油條,母親停下腳步,要買條油條給我吃。好巧不巧,此時盟軍的飛機剛好在后浦的上空盤旋偵查,街上的人一陣騷動,我們原想躲入街上的民房,但屋主不願讓我們躲,我們母倆只得循回水頭路狂奔,我們連跑帶爬,狂奔到「甕仔公」(賢厝附近,現在公路拓寬,遺跡已不見),我們驚魂尚未定,空中又投下一顆炸彈,落點就在我們附近,我差一點被炸死。
    
     而在稍早前,后浦的舊「巴剎」也遭盟軍投彈,死了很多人,舊「巴剎」炸了一個很大的坑洞。我有一位朋友林金西(音譯),綽號「狐狸」,他在盟軍飛機臨空之時,他機警的鑽進豬肉攤的桌下,結果被炸彈挖起的沙土蓋滿全身,攤桌上的切肉刀震落在地,差一點就命中他。我再回后浦看災情,但見市街一片狼籍。
    
    ——黃汀看先生訪談紀錄
    
    
    我家世居金門縣歐厝村,民國二十二生。日據時期,家長爲讓我免去安岐機場做工,將我的年齡少報了一歲,所以目前我身分證登記的的出生年次爲民國二十三年。我的身世頗爲複雜,生父育有四子,我居最小。堂伯因未有生育,遂將我過繼給他。養父有六兄弟,均在馬來西亞發展,也賺了大錢,現在所見這一列數棟排列整齊的四合院,就是養父家族在民國六年所蓋的。養父家因人丁單薄,因在我之前,已經收養了一名同宗族的小孩,他大我數歲,所以我過繼給堂伯之後,仍排行老么。
    
     日本占領金門時,我才五歲(虛歲)。日軍登陸前,養父母帶我逃到廈門的鼓浪嶼,在那裡住了二年,才等到星加坡同意我們一家人入境的許可書,我們一家即由星加坡轉到馬來西亞投奔養父的兄弟。養父因水土不服,在馬來西亞只待了一年多,得知日軍在金門並未大開殺戒,於是又輾轉回到老家。回到金門不久,養父就病逝了,那時我才九歲(虛歲)。養母亦罹患氣喘病,需長年躺在床上,而養兄對家計不聞不問,於是家庭重擔遂落在我身上。所幸父執輩在南洋發展有成,家中亦購置不少田產,可以雇工幫忙耕作,生活可以無虞。我則在養母的教導下,擔起監工的任務。
    
     我從小聰穎,隨著年齡增長,邊習邊做,逐漸熟悉耕稼之事,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是我一手包辦。那時我年紀雖小,但耕稼之事卻是甚爲熟練,我對農事處處追求完美,做得頭頭是道。日本來了數年後,開始強迫民眾種植鴉片,那時我已會犁田了,犁股、踏穴都自己來。鴉片種植,日本人會先來測量種植面積,收成之前還會再來預估收獲的成數,百姓收多少鴉片,就要繳多少。但多收者,仍有人會私藏,或自抽,或販售,不過這種私藏在當時是違法的。
    
    日據時期,學校停辦,想讀書,只有上私塾。我仍記得上學第一天,拜「孔子公」(孔子像),滾過雞蛋。私墊的讀本主要是《三字經》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書」,那時都是唸書歌,也就是注重背誦工夫,不求甚解,瞭解書中的意義是後來再自修的。古籍之外,也教讀尺牘,前期是比較簡單的兒童尺牘,後期讀過「秋水軒」。所以從小書寫家書,不必請人代勞。當時僑匯斷絕,生活所需,全賴耕作努力所得,我的青少年時期即在半耕半讀度過。
    
     日據後期,日軍因軍事需要,在安岐構築新的機場,強制地區民眾參與勞動。十六歲以上的成丁都要參與勞動,那時做工者還要自己帶「五穀」去那裡煮,那時沒有米,大家都帶地瓜、地瓜籤,再指定專人負責伙房工作。本村有一名壯丁名叫「歐陽天瑞」,就負責在那裡煮飯,不過目前他人已過世。那時派工都由保長負責分配,那時因人數不足,即連十三歲的少年也不能免,我就是在那時候少報了一歲,才得以免去了這次勞動。
    
     民國三十四年,日軍爲因應戰局變化,決定將駐金軍隊撤往廣東汕頭一帶,行前徵集地區的騾馬運送軍需行李,被相中的騾馬,不但損失一匹騾馬,即連伺主也得跟隨前往,有許多飼主因事先得到風聲,遂將騾馬放生。日軍牽到許多健壯的騾馬,但尚乏人跟隨照料,謠傳日軍到處找人,所以每遇日本人來村裡,我們就躲到村郊的草叢中。
    
    ——歐陽金山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十九年生,家住金門縣歐厝村,有二位哥哥、二位弟弟、三位妹妹,在家排行第三。日本占據金門時我已經七歲,還記得日軍在登陸之前,先行利用飛機來偵察,當時居民大爲恐慌,紛紛逃亡,我們全家不敢睡厝內,藏到「后沙礁」(音譯),也跑到后湖的坑溝去躲。日機盤旋在上空,當時我不認識日本國徽,看到日機上的太陽旗,還問媽媽說:「飛機爲什麼包著紅毯?」
    
    日軍登陸後,進到歐厝村,發現全村空無一人,遂一字一字排開進行搜山。我們沒有被日軍搜到,只是後來聽說日軍宣布:民眾遇到日本軍,只要雙手舉高,就可以獲保無辜。局勢平靜後,居民陸續返家,生活歸於平靜。
    
     日據時期,本村駐紮日軍大砲隊,有一連(大約數十人)的兵力,有二門用馬拉的大砲,他們就住在歐陽金山那列整齊的四合院。那時日軍吃的是大米飯,金門百姓吃的是地瓜粥,偶爾日本兵想嚐鮮,會用糙米換我們的地瓜,他們歡喜,我們也高興,因爲當時金門民眾很少有機會吃大米飯,所以雙方皆大歡喜。那時車輛很少,交通不便,日軍都是騎馬,如要到同安渡頭馱運糧食或到后浦買菜,就徵調騾馬和民伕幫忙。養騾馬者要輪值,但有馬沒有人,也會微調一般民伕。有一次,我就被調去牽騾馬前往成功村,那時我家未養馬,我對馬性不熟悉,加上那時的道路都是羊腸小道,結果費了很大的功夫才完成這趟任務。
    
     日據末期,日軍在島上加強佈防,徵調民伕挖掘壕溝和防空洞,我那時才十三、四歲,也被調到燕南山挖防空洞,那時的防空洞挖得很深,緊接著又微調民伕興築安岐機場。當時我父親怕我也被調去做工,還特別少報了四歲,但仍未能免役。興建安岐飛機場,哥哥和我都被調去,那時做工稍有偷懶,棒棍立刻加身,監工也會用摔跤摔人。不但金門人被徵調,廈門人也逃不了,其中還有不少的女工,後來許多廈門人就這樣留在金門。機場停工之前,日軍一架飛機降落在這座尚未完工的機場,大家從未目睹停置的飛機,所以當天都停工跑去觀看。隔數日,工程宣布停止。據傳這架飛機是來傳達消息,因日軍在南洋群島失敗,準備將駐金日軍調征汕頭、香港(編者:待查)。數月後,駐金日軍,強徵騾馬和民伕即向潮汕方向流竄。
    
     日據時期,后浦設有公學,學校還教授日文;鄉下大部分的村莊均未設立學校,想讀書只能讀私塾。我讀過幾年的私塾,私墊的教材主要是《三字經》,教學方式主要是背誦。私墊老師每天都有固定的課業,要求學生背誦。忘詞時,老師用筆桿一直頂著腦門;如果不會背,老師會用籐條打手心,常打出一道道的紫青瘀血;如果教過的字不記得,老師會用手捻著學生的眼皮,說你不用心學。所幸我一本《三字經》背的滾瓜爛熟,才免去皮肉之痛。
    
    ——歐陽金章先生訪談紀錄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佔領金門之前,全縣壯丁軍訓開始分期舉行。當時薛崇武除擔任小學校長之外,也擔任本村壯丁軍訓之教官。還記得壯丁就集合在宗祠前操演立正、稍息、向右轉……等單兵基本動作。集合完畢後,薛崇武要他們報數,年紀大稍大的壯丁,既不識字,也聽不懂國語。按理報數應喊國語的「一、二,三……」,但因很多學員不會說國語,最後只好用閩南語來答數,樣子很滑稽,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日本占據金門前夕,村民紛紛走避內陸或南洋,特別是有親人在南洋的僑眷。人口大量外栘,村民大概少了三分之一。日本登陸,本村學校因此停辦(縣志載日據時,珠山仍設偽制學校),於是由薛氏宗親會出資,聘請后浦東門的張維藩擔任私墊老師,教授村裡的學童,當時的學生只有十多位,我也是其中一名,當時的學生必須繳交少數費用,以津貼私墊老師的伙食費。
    
    日據中期,日軍開始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並實施公賣制度。那時候我哥哥也有種植,我則幫忙澆水。先將田犁成一壟一壟,每一壟依一定間矩,再挖成若干洞穴,發芽就像茼蒿菜一樣。收成時,由公家統一收購,不准私藏,如果違反規定被抓到,就會被拷打一番。當時設有煙館,准許民眾吸食,也可以向公家購買鴉片,回家吸食。
    
    日據時期,僑匯完全斷絕。以前僑眷均倚靠僑匯生活,種田的人很少,耕地亦不足,僑匯一斷絕,生活變得非常辛苦。想買地瓜籤和五穀來維生,都變得很困難。當時日本是有配發紅色糙米,但每人每月只有數兩,根本不夠吃。日據後期,地區發生糧荒,日軍徵召壯丁開墾沙頭、后壟荒地,種植甘藷,並從臺灣運來藷籤當主食,這種藷籤現在如果用來餵養豬隻,可能連豬隻都不吃。
    
    ——薛承助先生訪談紀錄
    
    
    
    我民國二十年出生,家住金門縣后浦南門,有一位哥哥,二位弟弟,三位姊姊,一位妹妹,在家排行第五。先祖原住在金門的古寧頭,叔叔到南洋發展,我父親則搬到后浦來謀生,當時以做雜工維生,賣過油條,做外燴廚師。
    
     在日據時期,我讀過夜間小學,每天上一、二鐘頭的日本語,總計讀了三年的小學,略通一些簡單的日本語。輟學後,即跟隨一位馬巷來的外燴廚師擔任學徒。民國三十四年,我那時才十五歲,日軍撤離金門之前,我接到日本官方通知,要我到軍部(現在金門中學)聽
    訓,我依規定前往,結果遂被關在軍部,一個星期後被編入騾馬隊的第六班。依我推斷,當時日軍強徵的馬夫年紀偏高,他們都未上過學校,聽不僅日語,所以強徵一批曾上過日本學校年輕人來擔任通譯。否則,馬夫連「吃飯」的日本語都聽不懂,日軍又如何來指揮這批金門馬夫馱運軍備呢?
    
     民國三十四年農曆五月某日(縣志載:五月十五日;李金昌《金門憶昔》載爲六月三十,農曆爲五月二十一日。),騾馬隊一行人在西門馬舍宮集合,十二點到同安渡頭上船,我們搭乘的是「釣槽」的三桅帆船,船中用杉木釘一正方形的欄杆,每艘加上載運七十匹馬,馬就關在欄杆中。隨即駛向南太武(海澄縣)的白坑村海灘靠岸,當地沒有碼頭,日軍強迫馬夫推著馬躍入海灘,馬夫跟著跳人海中,水深有二人高,所幸騾馬會游水,我們抓著馬背,人才沒有淹死。
    
     日本在白坑村停留了五天,然後部隊開往浮南橋,經佛曇,在漳浦遭遇國軍的狙擊。雙方激戰十八小時,國軍退去,日軍卻抓了三名無辜的百姓出氣,有一名胖子、一名婦人、一名小孩。二名日軍把小孩被高高拋起,另一名日軍則以步槍上刺刀往上頂,小孩直接掉落在刺刀上,淒厲的慘叫聲,撼動當場每個人,實在不忍卒聞。婦人當場被槍殺。胖子則被當作標靶,二名日軍提步槍上刺刀,以衝鋒快步之勢,捅在胖子的肚子上,刺刀一拔出,二道血柱隨之噴出,慘不忍睹;日軍凶殘的暴行,深深烙在我的腦海。
    
     日軍通過關刀嶺(音譯),雲宵、再遭國軍七十五師狙擊,我們一夥七人(師傅、生仔、臭福、瓊林阿裂仔、東沙細仔和我及一位廈門人)乘亂逃脫日軍的掌握,準備循著原路逃回金門,結果半途被國軍七十五師截獲,關在雲宵縣的僑館,大約有半個月之久,後來七個人雙手被綁,送到漳州,關在漳州軍營。國軍也知金門馬夫係被迫,並非是漢奸,所以管理也不是很嚴。一天我們請假外出逛街,遂乘隙逃跑,走了數日才到同安,當時身上沒有路費,只能沿路偷摘甘蔗啃食,從同安再走到馬巷。我外燴師傅的家就在馬巷,我們在師傅家吃到第一頓熱粥,又跟「生仔」的姑媽借了路費,然後到澳頭雇船回金門,渡船停靠在古寧頭的南山,登岸時剛好旭日東昇,回到金門已經是農曆九月了,我們馬夫的生死似乎也沒有人聞問。
    
    ——魏炳福先生訪談紀錄
    
    
    抗日軍興,日本迅速佔據金門,我那時才二歲多,後來日本強迫民眾種植鴉片,那時我雖然年紀還小,但對鴉片採收還有一些的印象,當鴉片結成圓圓的果子,我們就用鐵扒子刈破果子,它會流出汁液,收集晒乾後再交給日本官方。
    
     民國三十三年盟軍飛機來金門轟炸,那時日軍住在現在的商會,縣衙設在清代的總兵署,這兩個地方都插著太陽旗,盟軍飛機相中目標後,就在市區投彈,結果東門總計投了七顆,其中一顆投在現在總兵署側面的停門車場,一顆投在模範街「巴剎」(菜市場),現在總兵署側面的停門車場在當時原都是都是房子,是市場的一部分,以前這裡沒有路,房子被炸成廢墟後,後來被闢成廣場,再開成現在這條馬路。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派員來接收,接收的典禮就在總兵署前的廣場舉行,那時在總兵署前的廣場排了幾張桌子,接收儀式舉行時,我也跑去看,印象很深,那時我們國軍接收的部隊穿著非常破舊。沒辦法,那時政府財政眞的很窮困,國難當頭嘛!反觀投降的日軍都穿著的非常整齊,軍服看起來都很筆挺,穿著長靴,而且擦的亮晶晶。現在回想當時,中國軍備這樣差,日軍一定很疑惑,穿皮鞋的爲什麼會輸給穿草鞋的,他們一定會自問「我們爲什麼會打輸呢?」日本兵肯定會暗自流淚。
    
    ——顏伯義先生訪談紀錄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日寇荼毒金门追忆》内容,是選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十三年初版之《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防談錄》(新店: 國史館)各同名訪談。網際網路首發◆ 析世鑒◆ 。
    
     欲閲讀訪談全文与了解更多金門往事,可至◆ 析世鑒·台闽重光与国府在莒◆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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