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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宋哲元:抗日时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图)
(博讯2006年11月26日)
    
回顾宋哲元:抗日时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

      在我们缅怀抗日烈士、追悼死难同胞之时,也不要忘记了坚持抗日,不做汉奸的中国将领。我想起了当年在卢沟桥指挥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宋哲元将军。
    
      宋将军是非蒋介石嫡系的地方实力派军阀,在日本人看来,以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便存有瓦解收买之妄想。
    
      早在1935年,日方施展其威胁利诱、挑拨离间、捣乱挑衅、恃强要挟的伎俩,在天津租界组织了许多流氓团体,搞什么“自治”、“自救”运动。在冀东,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悍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华北自治”、“防共区域”及“缓冲区域”等。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在政治经济上,日本人也加紧进逼,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华北明朗化”的要求。宋哲元提出,取消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先决条件,而这一条是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就在日方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不逞之后,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7月7日以后,日军继续进攻宛平城,遭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的反击,双方打打停停。几天后,中日双方谈判已有结果,决定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7月20日,日方逼宋哲元表态,一是脱离南京政府,二是离开北平。
      面对威胁,宋将军选择了拼死一战,拟定对日作战计划,决定以石振纲旅守城,三十七师及一三二师主力向丰台之敌进攻,三十八师向天津海光寺之敌进攻,一四三师出南日进攻昌平、密云等地,断敌后路。
    
      宋哲元拟定对日作战计划本于8月1日实施。不料,日军于7月28日先动手了。日军步兵利用青纱账掩护,配以飞机、坦克,分自通州、丰台出发,对我南苑二十九军军部给予猛烈的突然袭击。面对优势之敌,宋将军终于没能扭转北平抗战的结局。(上述史料见“1987年第20辑《河北文史资料》李诚一”)
    
      由此可见,日本也了解宋将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隔阂,在停火间隙多次与宋谈判,对起进行威逼、利诱,宋将军在其间虽然有犹豫,但最终选择了维护民族大义的正确道路。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例如北洋军阀首脑吴佩孚,1932年3月9日,日本军利用溥仪在长春宣布成立伪满洲国,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吴佩孚对此十分气愤。3月10日他发出通电,怒陈日本罪行,文称:“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4月,他呈《致国联调查团书》给李顿调查团,抨击日本割裂中国版图的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恢复中华民国领土的完整。
    
      北平沦陷后,北洋失宠政客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江朝宗曾参与张勋复辟而受人唾骂,自知难堪“大任”,就想请吴佩孚出山。当江向吴佩孚说明其意思后,吴没有给他一点面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道:“你个老而不死的东西!”吓得江抱头鼠窜而去。
    
      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吴佩孚却果断地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不出山,如果一定要让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当然包括东北在内,如何?”
    
      日本人又让汪精卫出马说服吴佩孚,以实现所谓的“汪吴合作”。汪精卫先是派人与吴佩孚接触,1939年6月26日汪精卫又亲自飞往北平,并邀吴佩孚在铁狮子胡同日本侵华军参谋长山下奉文的公馆里会晤。吴佩孚对报界称:“吾与汪先生皆中国人也,如商国事,当相见于中国人住所。”拒绝汪的请求。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内会面。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由,请汪“来敝舍会谈”。其实他根本不愿与汪精卫会谈。后来汪精卫又派陈中学去劝驾,吴佩孚把桌子一拍,骂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
    
      1939年12月4日午后3时45分,吴佩孚被日本特务利用手术之机刺杀在手术台上。吴佩孚的死顷间传遍了北平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这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人们纷纷为吴佩孚送行。(摘自《文史春秋》 )
    
      军阀张作霖,这个土匪出身、依靠日本支持起家的大帅,在日本向其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将军满怀国仇家恨,摈弃与国民党中央的旧怨,依然易帜归顺,打乱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计划。
    
      张自忠将军,在台儿庄战役中驰援孙连仲将军。孙原是冯玉祥的旧将,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临阵倒戈,张将军在国家为难时刻,同样也是以民族大义为重。
    
      还有就是被称为“逃跑将军”的韩复榘,与蒋介石矛盾极深,日本人对其也是百般利诱,1931年初到1937年底,这几年是日本加强对中国侵略的时候,日本各军政要员纷纷到山东来访韩复榘,劝韩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 日本军方出面与韩复榘交涉的一向是武官花谷。花谷对实现此事十分有把握,也因此被提升为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一天,花谷便醉熏熏地闯进了韩的办公室,要韩复榘明白表示对“华北五省三市自治”的态度。“不然”,花谷猛地掏出了手枪正对着韩说,“我今天要跟你拼命!”
    
      “好说好商量,请坐请坐!”韩复榘假装冷静劝花谷不要动气时,乘机一把夺下手枪喝道:“自治不自治跟我有个屁关系!你们找南京商量去。你给我滚出去!”花谷拔刀要当场剖腹自杀,幸好被拦住并架送回领事馆里去了。
    
      七七事变以后,1937年9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来到了济南。在这次极其秘密的会谈中,双方究竟有怎样的交易尚有待于历史查考,但韩复榘乐于接受的条款有这样三条:①山东宣布中立;②拒绝中国军队在山东境内与日军作战;③日军不进攻山东。土肥原兴冲冲地离开了济南,韩复榘则令人赶快拟电发向全国。亲信刘熙众看着已拟好的电文,愈看愈觉得不对劲,对韩说:“主席,我看这件事还是得三思而后行为好。溥仪在东北的处境你是知道的。自古以来,外敌入侵的时候,被人扶植起来的人结果都很悲惨。当汉奸,是要挨骂的……”说着说着,声泪俱下,倒也使韩复榘犹豫起来。
    
      韩最终没有当汉奸,他选择了逃跑,1938年1月,韩的大部队已经撤至鲁西南与河南交界的曹县一带了。韩复榘留下十二军孙桐萱断后,放火烧掉省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市重要建筑物,一律向鲁西南撤退。何思源问:“主席,这次战争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民族战争?我们什么时候打?”韩复榘说:“是全面的。中国最终会胜利的,它太大了。但我们要最后参战。”(三晋都市报)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有人说,“军阀那有什么民族气节,不过是具有最简单的民族感情而已”,有点道理。大多数军阀远不是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们的选择往大说是民族气节、往小说就是民族感情。但即使如此,重新回顾他们的选择仍具有现实意义。
    
      请看,当今的日本的反动势力,不反省战争罪责,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者招魂不说,还公然修改和平宪法,制定“有事法则”,为干涉我国的最终统一作准备,而与此对照,国内一些“精英”也粉墨登场,纷纷抛出“新思维”、新“友邦惊诧论”。看来,汪精卫已死,阴魂不散。对于这些“精英”,要求其具有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操、民族气节显然是过高的要求,我们只能要求其具有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感情。
    
      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蒋的中央军嫡系,还是各个地方实力派军阀,无论互相之间怎样集怨重重、勾心斗角,但对于抗日,对于维护民族利益还是同仇敌忾的。从现实看,回顾这段历史也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很多人对大陆存在的民主制度不健全、腐败等问题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向往美国的民主,也是他们的自由,但在涉及国家、涉及祖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不能以任何理由心存二意,不能对台独分子心存同情、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报幸灾乐祸的态度。
    
      汪精卫为了争夺国民党的中央控制权,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卖身投靠,是公认的汉奸,同样,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为借口分裂祖国,也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这不是什么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最起码的民族感情问题。当年土匪出身、镇压工运的军阀大帅、土皇帝,尚知道“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的起子孙”,当代青年在维护统一这个问题上还要摇摆吗?
    
      也有人会说,当年军阀没有降日,要么是自己开价过高,要么是日本开价过低,仅此而已。对此我没有考证。但在此到可以提醒一些精英,既然决定出卖自己的灵魂,一定要叫个高价,不要既遭国人唾骂,又被外国人以一个字来评价。
    
      勿亡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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