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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件真相》第三章 西安事变的远因(1)/陈守中
(博讯2006年9月15日)
(有兴趣赞助出版做本书出版人的朋友,请联系博讯。大概出版费用2000-3000美元)

本章内容摘要:

     "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是张氏父子维系奉军队效忠张氏父子的心防大堤。张学良自己不争气,失去地盘,再也无法为广大东北军筹集粮饷。本章深刻的分析东北军中广大职业军人吃国家粮,拿国家的饷後的心理变化,"养兵千朝,用在一时"的传统道德关念,使东北军中广大的职业军人,自觉的感到,要对得起国家这一份粮饷,朝军队国家化方向前进,此一趋势,使视军队为私人财产的被张学良深感不安,视为瘟疫,"超过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注1]。本章还深入探究张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的重"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抗日,而是要在外国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据),以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影响,从而彻底医愈他的心病,即根除东北军内军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博讯 boxun.com)

一、引言

    事实早已证实,国难家仇,不能触动张学良,使张"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相反,日军枪声末响,就已吓得张学良称病躲进後方医院,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竟被二百馀日寇占领沈阳,一百二十八名日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且张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注2]张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注3]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会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如此张学良怎么可能为他正在准备出卖中的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後尘,不惜将大西北像外蒙古与盛世才的新疆那样附佣於苏联,来换取苏联援助。)而"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呢?

    那么又是甚么原因,使张学良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勇气,悍然发动震惊世界,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呢?

二、张学良的梦魇与心病

    二十世纪二、三年代中国的军阀,与今天非洲落後地区的军阀一样,严重的阻碍社会进步,日益为广大人民不满。"打倒军阀"成了全中国人民共同呼声,统一成了时代趋势。特别是九一八国难,神州大地,沦为日寇的俎上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悬於暴日的屠刀下,倭寇的刺刀对着咽喉的危机感,使全国亿万同胞强烈的憎恶军阀割据,"社会分裂",而导至外族入侵。日寇并不以强占东北为满足,仍在蚕食华北,甚至污蔑中国不是统一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国联,此事曾是当时中国报界的热点。形成了要求军队国家化,统一御侮的强大舆论。但军阀们不愿放弃其"鸿鹄之志"[注4],融入统一祖国大家庭中,安心的做一位部属。拿张学良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受操纵的"[注5],不甘心做一个被人操纵的部属,要在他自己的割据地区内,做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人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中国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的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并认真的探讨他们的这种求存之道对中国中国社会的击,对中国历史历史发展的影响。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且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注1]

    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受不了"的"病",并不是抗日,本节笔者重点探究此病的来历,下一节探究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的"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他们口上所叫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的重"病"。

    首先探讨一下此"病"的来历:

    张学良既无显赫的军功与光荣的历史足以服众。相反,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注3],是"国人皆曰可杀"的耻国丧地的不抵抗将军。且张学良对日本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采取绝对不刺激日本人的政策,如"一二八事变"时,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挺进东北,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注6]上海民众捐集巨款,并派代表携巨款劝说张出兵东北,以能减轻日军对上海的压力。没想到张不仅自己不愿出兵东北,牵制日军。相反,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注6]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注6]随后又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张愿以东北领主的身份承认伪满州国。[注2]以取得日人的谅解。凡此种种,使广大东北军蒙受耻辱。

    再加上张学良既不能言教,更不能身教,"他的部属都看不惯他这样堕落下去,就连在他眼中视为忠厚老实的部将,时任五十三军军长的万福麟,也因担心他如此荒唐下去,将必毁了他的前程,要他从颓靡生活中振作起来。"[注2]如此"亡国罪魁,败兵祸首,丑声洋溢,秽德彰闻"[注3]的张学良要统率几十万大军,自然问题多多。"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是张氏父子维系奉系效忠张家的唯一法宝。诚然,吃主人就应效忠主人的鹰、犬式的动物习性,在民智尚未开伐的年代相当管用。但是张家父子所处的时代,是巳推翻大清王朝的民国时代,承命於天的真龙天子,尚且可推翻,更何况胡匪起家的张家呢,奉系中的先进分子,如齐世因就曾极不屑的反驳:"他张作霖一个乡间兽医,他哪来的钱供给学生?给学生钱的是国家,他那种人就是这样的公私不分。在我来说,我要报答国家裁培的厚恩,我应该替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更应对得起国家,不忍让张家父子胡乱祸国。"[注4]随着时代的进步,本来广大东北军官兵就越来越反感张家父子极不合时宜的教义,更何况张学良自己不争气,丢失东北,也失去军阀赖以称雄的基础。张学良再也无法为十几万东北大军筹集粮饷。而要靠中央月二百八十万元军,另还给五十万元临时费,以及张学良本人每月十万元特别费来维持。[注7]

    很少人注意到以"吃张家,穿张家,效忠张家"为心防大堤的东北军广大军官兵,在吃中央的粮,拿中央的饷後的心理变化。就连张家的两代忠臣万福麟,也认为用中央粮与饷,为张学良养私人军队,"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拒绝张要他枪口对内,南下占领中央控制的郑州的命令,更不要说与张无私人关系的一般官兵,广大东北军官兵在领取中央粮饷的那一刻,即感到:"我们现在是吃国家的,穿国家的国家军队了,再也不是你张家的走卒了。"即广大东北军官兵在领取中央粮饷的那一刻,就已患上了使张学良感不安的"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

    是不是张学良仍可用"忠"、"义"来维系东北军呢?幻想"忠"、"义"显灵,以能维护他们美好昔日的人,常常抱怨:"世况愈下,古风不再。"但既使在父母亡故,仍能坚持辞官守丧的古代,如赵国名将廉颇时代,廉颇失势之时,昔日依附於他的门客,对他的态度也前後判若两人,更不要说在父亲惨遭日人杀害的丧期内,仍能纵声色的道德"沦丧"的年代,连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汤玉麟,早就不买张学良的账了,张学良自己培养的亲信又怎样呢?当张学良的某些措施不合这批"亲信"口味时,这批亲信居然准备将张学良一起干掉。[注25]又如张学良一手提拔的爱将王以哲、刘多荃等,王以哲就将张的部分通共事实密告在洛阳的齐世英,刘多荃也密告中央:"东北军并不欢迎张学良回陕。"[注8]向中央所求的,只是把他所率领的一百零五师编为一个军。[注8]张学良并不能从"忠"、"义"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军粮军饷在控制军心方面的巨大作用,还可在其他地方军那里得到印证。如被称为"云南王"的龙云,为了牢固的控制滇军,不仅云南省内的滇军,由云南自己筹集军费,就连云南派赴抗日前线的"四万健儿",也由云南自己筹集军费,甚至连军械也由云南自己出钱从法国进口,我们知道云南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特别是云南是龙云的家天下,公私不分,他有很多办法化公为私,龙云宁愿把本可化公为私的钱,用来建军,即"毁家建军"也严拒中央的军粮军饷。

    可见广大官兵,吃了中央的粮,拿了中央的饷後,仿如无声的命令,自觉的要求自己在言论行动上,对得起中央,自觉的抵制一切反中央的言行,往军队国家化方面前进,因而龙云等才如此紧张,宁愿"毁家建军"也严拒中央的军粮军饷。

    已不能为自己私人军队筹集军费的张学良,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有二条路可走。[注9]

    第一条路是回北平,割据华北,用富裕的华北财政收入,支撑他的东北军,继续维持他的军阀地位;

    另一条路是完全放弃据地称雄的念头,安心的做一个国家将领,将东北军完全国家化。

    张学良首先选择第一条路,私自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本,妄图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但苗此行未果,使张大哭一场。[注2]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将东北军国家化,但是张不甘心做一位国家的方面大员,要做一个"不受操纵"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权力的欲望使张决定逆时代潮流而行,千方百计的阻挡东北军内广大官兵顺应军队国家化的时代潮流,并多次与中共密谋对策,如: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张已向中共透露:"他(指张)部下,确有分化问题。"[注3]四月二十六日,张学良与中共商讨东北军分化的情况,并寻找出路("活路"),张学良也有一个像林彪儿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在中共的档案中称为<不小的计划>,"他(张学良)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刘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成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兰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姥姥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著硬干,预备著与大老板打一架也可。"[注3]"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张学良)要干就彻底干!"并且还要在"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的掩饰下,与"大老板打一架。""期待小家庭","结果大且伟矣!"这里所说的"大老板"指蒋公,"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已分化成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指张仍能表面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但也很不稳,因而他要想方设法完全拿过来。)以及东头一条大道(指已顺应军队国家化时代潮流的那部分东北军,显然不是以地理位置来分的,若如此,根本就不存在要把靠他住的那"一角"完全拿过来的问题)等部分。[注3]

    六月底,张学良急不可待的"迟分手,不如早分手。"[注9]决心拉出他仍能控制的那部分东北军与中共合流。[注9]清楚的表明:张学良此时的燃眉之急,绝对不是抗日,而是如何对付他部下分化的问题。

    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再次向中共表达了他对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担忧:"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注3](张学良甚至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可见统一与割据,水火不容,割据者是多么害怕统一,害怕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密谋对策[注3],寻找他们的"活路"。[注3]。)

    还可从中共对东北军的分析、评估中,看到东北军广大官兵与张学良离心离德的概况。

    "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指张学良)无一信任。"[注3](因技术干部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愈自觉的走上军队国家化的道路。)

    "甚至,在东北军的上层,这时也不乏愿意贯彻南京(中央政府)旨意之人。"[注3]

    "涉及最终走哪条路的重大问题上,他家这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还并不多。"[注3]

    "关於张学良所最担心的东北军改造问题……。目前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指坚决地走军队国家化道路的职业军人。)"[注3]

    "他(指张学良)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注3]清楚的表明东北军内部在分化,以及张等对这种分化的担忧。

    东北军内部的分化,还可在他们的密信中得到应证,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中,多提到"病"以及"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等,与"其旧有技术干部,他无一信任"[注3]相吻合,到了"无一信任"的程度,显然"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以及"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充分的表明: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使张学良坐卧不宁。

    九一八国难,使全国亿万军民,强烈的要求统一御外,不管心怀"鸿鹄之志"的政客武夫们,打出甚么样冠冕堂煌的旗帜。进步如陈铭枢、李济深等打出了"人民"、"革命"、"生产"的旗帜,声称与"独裁"、"祸国"、"媚日"的南京中央政府,彻底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生产人民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算用尽当时所有时髦的词汇。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陈、李等漂亮动听的口号,甚至连他们自己的部下也骗不过,被他们自己的部下称为"野心家","事先未明真相,全为一、二野心家包辨,至铸此错。"[注10]随后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等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注10]轰轰烈烈的闽变,由广大的十九路军官兵,驱逐他们的坏头头,即他们所称的"一、二野心家"而结束。[注10]

    一九三六年轰轰烈烈的西南六一事件,是另一有力的例证,尽管陈济棠等也喊着非常动听的"抗日"口号,但是西南广大军民一开始就认清陈等反中央的实质,而众叛亲离,陈不得不逃至香港而迅速结束这场叛乱。此外,晋军中的重将领徐永昌、商震投奔中央。

    特别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广大职业军人对西安事变的第一反映,如中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传>,在冯钦哉这一章中,就有这样的描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冯(接获他的上级劫蒋的消息後的)第一反应,'扣押蒋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注11]

    "东北军一百一十四师师参谋长黄德兴,接获于学忠叛乱命令後,即向师长牟中珩表示,'这是乱国之举。'师长牟中珩即表同感,'毁纲乱纪。'"[注11]

    万福麟拒不执行张学良要他进住郑州的命令。[注9]

    更不要说黄永安即刻将张学良命令他叛乱的密电,报告给中央。[注12]

    可见军粮军饷,仿如无声的命令。吃中央粮,拿中央饷的广大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自从拿中央粮饷的那一刻起,就感到自己应对得起中央的这一份粮饷,心底里自觉的抵制不利於中央的言行,这些是张等视军队为个人绝对忠实可靠工具的军阀们极不愿见到的。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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