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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件真相》第六章 (2)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理历程/陈守中
(博讯2006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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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学良从劫蒋到释蒋的心理历程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历时十三天半,致细的分析、对比西安事变策划者们,用他们那二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写成的文件後,可明显的看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和时间。可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归纳为三个时期: (博讯 boxun.com)

    第一个时期,对俄援抱高度期望期;

    第二个时期,与张学良预期的完全相反,张不但没有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反而听到莫斯科的谴责声,但张幻想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苏联遣责他,只是为了“应付外交”,仍幻想可通过中共,得到苏联大力支援,以能据西北称雄;

    第三个时期,了解到苏联不会支持他们,没有苏联的支持,张学良无法在贫脊的西立足,据西北称雄梦也彻底破灭了。笔者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命名为:

    第一个时期,“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第二个时期,“西北大联合”;第三个时期,“兵谏”。

    1、“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

    时间:从张决定劫蒋到十二月十六日。

    张的目标:火线入党,并“释苏前嫌”[注7],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缔造“一个崭新时代”,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注10、11、3、13,15,54]

    张的言论:满口革命,且煽动群众仇视蒋,即“对内宣布蒋的罪行。”[注14](“对内”指张学良以及中共各种活动分子组织,如“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成员。)使西安地区偏激群众,相信蒋介石是耻国丧地的民族罪人,而“义愤填赝”,达到能公审蒋的程度;“对外宣传八项主张”[注14],(“对外”指西安一般群众,及全国媒体。)即用抗日爱国的口号、宣言、誓词来掩饰他们要缔造“一个崭新时代”的本意。

    对蒋处置:“交人民公审。”[注14]

    张学良以响铛铛的左派、革命者自居,怒斥蒋公“太落伍了。”[注15]甚至“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注4]肉麻的称共产党人为同志。[注16]直到张学良晚年张仍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张学良晚年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注12]早在西安事变前半年,张学良就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以他本人为会长,孙铭九任行动部长,应德田任书记的神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等大权。该“抗日同志会”连入会仪式都是在列宁像前宣誓。[注5])他们尊列宁为宗,视俄历十月为他们最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他们早在拟定他们的<不小的计划>时,就把他们起事之日,选在十一月。他们在介绍他们的<不小的计划>的短短半页纸中,就五次提到十一月。[注4]即俄历十月,他们要发动“中国十月革命”,(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伊黎爆动都选在十一月。)可见这批激进分子是多么看重俄历十月,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按斯太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17]众所周知,中共从来都非常重视保护左派革命积极性的。但此时中共中央竟选用如此严厉的词汇,来泼熄这群激进分子心中的烈火。可见当时在张学良周围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张手下的激进分子们高烧到何种程度。秦邦宪还针对性的指出:“蒋介石不是沙皇。”[注17]从另一方面证实,他们视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为推翻“中国沙皇”的“中国十月革命”。

    在他们内部,从来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称为“革命。”[注18]可见张学良豪情满怀的发动的西安事变的初衷,绝对不是“兵谏”,而是“革命”。

    後经陈布雷整理的蒋公西安事变<半月记>中,虽“执礼甚恭”四个字出现多次,但蒋公曾私下透露:“张第一天态度恶劣”,说明至少“第一天”张学良并没有“执礼甚恭”。此时,张学良也仅仅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注24]而才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但仍未能完全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在与蒋公对话过程中,在受到蒋公厉声呵叱,“张气少馁(的情况下仍有)‘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交人民公断,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尔尚如此倔强乎!’”[注10]“十三日晚,张学良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办辨,似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注25]另据陈诚回忆:“十二月十三日张来,见面後说,委座脾气太坏,仍是开口骂人,实际上他太落伍了,什么礼义廉耻,这完全代表右倾分子说话,现在我要领导左翼分子抗日。他既不行,应该让我来干。”[注15](张学良的这段话清楚的表露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豪情,与内心的期望。)又据孙铭九回忆:“(张学良见蒋後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注16]以及据黎天才回忆:十一日晚张学良电召他即刻赴张处,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注30]从蒋公、陈诚、黎天才以及孙铭九等多人的回忆可清楚的看出,张学良豪情满怀的欲取蒋而代之。(以及“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等等,表明张学良以进步自居,并视他们的“双十二义举”“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的“革命”情怀。)

    我们知道,凡不合张学良口味的人,如杨宇霆、常荫槐、董道泉……早就被张惨杀了。张身边的激进分子们,是经过张精心挑选的亲信。他们是一群愿说张学良想说,但不便由张亲口说出;愿做张学良想做,但不便由张本人出面去做,能领会张学良意图的人。他们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如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孙铭九已不再符合张已改变的想法时,张立即调谭海率军士队,代替孙铭九的卫士队,负责蒋公的安全就是例证。

    张学良在他身边的中共宣传鼓动家们的蛊惑下,以为蒋公与共产党“十年血海深仇”,是苏共眼中的“沙皇”,斯太林心目中的“樊于期”,满以为劫蒋献蒋,以蒋作“投门状”,便可入伙(即加入中共),并“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的愿望。”[注7]因而张学良劫蒋後,立即兴致勃勃的向中共邀功“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向莫斯科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乞告”“苏联对他们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注4],“尤愿知国际意见”[注19],他们甚至计划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审蒋,[注20]并为此做好舆论准备。如“张学良十分兴奋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来,‘这次我要说一说了,你们看究竟是谁不抗日,究竟是谁断送了东北。’说着拉开小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电报纸,这是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电报。”[注21]又如“我将九一八事变後,蒋介石给我几件不准抵抗的密电向全国公布!并将他交付由国人裁判!”会场上随即响起裁判蒋介石的口号,并且在西安形成了普遍的舆论。[注22、23]

    张学良等的内部布署,也不是像他们对外表白的那样:“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注26]“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注27]他们於十二月十二日晨(寅),就巳宣布蒋公为“反革命”(“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注4]),已将蒋公列为他们的“伟大双十二革命”[注4]的对象,甚么是革命呢?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已将蒋公列为他们的“暴烈行动”的打倒推翻者之列。因而绝对不是“决不妄加危害”,“无损”,而是重者连肉体一起消灭,轻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交人民公审”是他们宣布蒋公为“反革命”後的必然处置方法,事实上他们原计划十七日公审蒋。[注20]且他们的所谓“交人民公审”,也不是取决民意,而是设计陷害,含血喷人,伪造蒋公给他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妄图把蒋公打成辱国丧地的民族罪人,假西安地区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之手。像某些落後地区的神棍,把从先进地区来该地区宣传科学的防病医病的人,视为存心与他过不去,并使他失去生机的仇敌,而设计陷害,如指为“枇杷鬼”,煽动迷信群众乱棍打死那样,置蒋公於死地,其用心何其毒焉!(据中共派赴西安,并负责“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工作的徐彬如回忆,“他带领‘西救’人员随杨虎城部队抓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并把杨镇业的一家都活埋了。”[注87]连一家妇孺也下得手活埋的狂热的群体,乱棍打死他们心中“反革命面目已毕现”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危言耸听。)

    他们立即惨杀蒋公的侍从室三组组长,蒋公的侄孙蒋孝先,从另一面证明这点。正如俗话所说:“打狗”尚且要“看主人”,更何况蒋孝先还是蒋公的至亲,如此冲着蒋公而来的“暴烈行动”,表明他们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蒋公绝无善意,蒋公亲临其境,感受到“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注28]像蒋公那样性格的人,不可能将他受到的(像打掉牙齿那样的)耻辱示於人,或写入日记中,但是细心的研究者,仍可观察到、感觉到,蒋公写“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时的恐怖气氛,以及蒋公受到的锥心刺骨的耻辱、伤痛……。如:十三日晚,蒋公曾亲耳听到张学良与他的亲信密谋:“交人民公审”[注25],蒋公还知道张学良原计划於十七日“交人民公审”他[注20]。特别是十二日晨,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仅穿着单薄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注3],蒋公後来与夫人谈及此景,也不禁泪下,可自称与蒋公关系“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内心十分高兴,正如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於者的中国大陆学者,所描写的那样: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特别是派人摄下此一“擒龙”的历史性镜头,此一奇耻大辱,锥心刺骨,使蒋公久久不能忘怀,据王铁汉回忆,蒋公曾情不能自控的向他诉说:“你看张学良有多可恶!他还派人照相”。显然,蒋公从张学良派人摄下此一“缚住”寒冬下,穿着睡衣的“苍龙”历史性镜头的动作中,看到了张学良的险恶用心:作为庆祝他们缔造一个“崭新时代”,打倒“旧王朝”的历史资料,也难怪蒋公久久不能忘怀,甚至几十年後,在与他人言谈中,触及到此情、此景时,压抑在心中屈辱,宛如火山爆发,情不能自控,当做他人的面,怒斥张学良“多可恶!”如此可恶的举动,怎么能不使蒋公感受到:“叛部之意甚险”呢?被张学良派往劫蒋的悍将---东北军骑六师的刘桂五,曾向他的家人吐露真情,刘的女儿根据刘桂五所吐露的张学良亲口布署,後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妇女>杂志著文披露:“张学良曾有除蒋的具体安排。”

    在军事布署上,更不像张学良自我表白的那样:“不忍见同胞自相残杀”[注29],他们真实的军事布署是“首先打击胡宗南”[注4],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注7],命令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注3],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注3]“一边加强和平攻势,一边赶快消灭敌人。”[注18](即在反内战的烟幕下,消灭他们的敌人"蒋系势力",这就是他们的反内战。)

    张学良本人除蒋的目的,是在斯太林面前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从而取得斯太林的信任,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经济、军事援助将会沿沿而来,并帮助张学良在平凉修建兵工厂。[注22]甚至苏联红军也会赶来,像苏联驻新疆的著名"红八团"帮助盛世才击败盛的所有政敌那样,帮助张学良打败胡宗南;全国各地方势力将会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注32]张学良可取蒋而代之。因而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於者的中国大陆学者,这样描写张学良当时的心情"我(指张学良)今生今世,今晚最有价值。""(当张学良获悉捉住蒋後)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可见张学良此时在他身边的亲信们面前,流露出多么兴奋的表情,与他身边的激进分子们,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的激情交辉相映。张学良自认必胜,以致情不能自禁,当着蒋公的面下战书"余今发动此举",绝"非叛变而为革命","由我来干。"[注10]

    张学良等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太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前仅仅十七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签署了共同防共协定。且此时汪精卫正在欧州访问,汪精卫曾试探加入德、日共同防共协定。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防共国际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因而斯太林竭尽全力救蒋出危境,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词,如"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杷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注34]以及多渠道救蒋,如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注34]发动全苏联的重要报纸及广播电台猛烈评击,官方严厉谴责等。迫使西安方面务必放弃除蒋的预谋,由於斯太林的指示是如此严厉,致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惟恐天下不乱,以便乘乱夺权,而"欣喜若狂"[注10]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从"在我们的观点,把蒋徐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注3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即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必须先把蒋除掉,来诱使张下决心除蒋。)"[注35]改为"杀了蒋,南京被握於汪精卫手中,更增加中国亡国亡种的可能。"[注17]从赞扬张学良"一举手便旋转乾坤","惟马首是瞻。"[注36]改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注17]

    斯太林严厉的谴责,对西安事变策划者们无异晴天霹雳,完全打乱他们原来的布署。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原计划中的极端的措施,如除蒋等。对张学良心理打击也至为巨大"他(指张学良)的脸色从没有这样怕人","他背上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注37],好在张学良毕竟在官场上撕杀多年,因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注24]而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否则真不知如何收场。

    此外,张学良也未能火线入党,更令张愤懑的是他在蒋坐镇西安已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十二日上午颁布全面剿共令,而一举歼灭中共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中共於危境。可中共竟将他列於阎锡山之後,阎为全国联军总司令[注38],而他仅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注38]这使张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注39]

    同时,也未能像他们原来想像那样:全国各地方势力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也没有"分崩离析"。张学良受到这些挫折後,不得不调整布署。首先,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也放弃了追求中共此时已给了阎锡山的全国联军总司令[注38],安心的做中共只给他的西北联军总司令。[注38](笔者这里分期是指整个西安事变的分期,而非不利的消息传入张耳中,并使张开始考虑改变原来想法的时间,显然此时间要比张学良根据新的情况,开始考虑放弃原的计划的时间要晚一些,这是因为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计划,以及布置执行等都需要时间。)

2、"西北的联合"

    时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白天

    张的目标:尽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但张既已发动了西安事变,再无选择余地,只有硬撑下去,仍幻想苏联谴责他们,只是中共向他们解释的那样:"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注40]退一步说,即使苏联不支持他,总会支持中共,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向中央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不从铁三角中溜走,仍希望实现以他为中心的"西北大联合。"他为这个大联合的"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并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自杀"或"入山为匪。"

    张的言论:色厉内荏,以求在心理上压倒对方。但明显的减少像前一阶段那些"对内宣布蒋的罪行。"[注14]煽动西安地区偏激群众仇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蒋的言论,及革命的词汇。

    对蒋处置: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以蒋头祭他们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蒋作人质,以换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即"尽撒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注40]其它"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循先生(指蒋公)预定方针前进,御侮大业可速就。"[注40]他们早就知蒋公预定的方针,是可使御侮大业"速就"的良策。所争的只是尽撤驻守西北的中央军,即实现他们早一九三六年初,就已商定好"肃清蒋系势力"的计划,让他们据西北称雄。他们的所谓"反内战",也只是邪教教义的"反内战",即只准他杀异教徒,不准异教徒自卫,既使中央军撤出西北,他们仍然要在西北地区杀异教徒。请看看中共央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即使蒋承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会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性是很少的);这一地带满布著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围寨。需苏联为我们提供飞机和大炮後再夺取之"[注41]。即使中央军撤出西北,他们仍要在西北攻城略地,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反内战","一致对外。"

    张学良原来想像盛世才那样直接联苏的,只是因为张虽多方努力仍毫无结果,才转找中共做中介。中共与张学良都妄图摆脱中央,独自发展,在反对中央政府这一点上,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因而他们二者一拍即合,但是由於他们只是利益的结合。在对待具体问题上,他们不可能一致。就以如何处置蒋为例,张学良劫蒋的主要目的是向斯太林邀功,倘若斯太林对张学良说:"你必须交人民公审蒋,我才给你援助。"张学良一定会交人民公审蒋,事实上张已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莫斯科的嘉奖电,即以蒋头祭他们的革命大旗,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注33]反之,"局势如何演变,还末敢定。"[注24]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

    中共就不同了,除蒋後"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蒋鼎文这些嫡系。谁能指挥谁?至於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龙云本来就是胡凑合。老蒋一死,必然大地龙、蛇各霸一方,驴踢牛顶,狼撕狗啃,你戳我打,烂摊子就砸了。"这正是毛泽东夺取最高权力的良机。因而,毛泽东极力主张除蒋:"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注3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注27](毛泽东甚至不惜用要各地方势力不再犹豫观望,而纷纷归附你张学良,你张学良就必须除掉蒋,来引诱张下除蒋决心。但是毛泽东已用"特别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骗过张,张此时对毛的意见,似乎有所警觉有所保留)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後,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後手段,并下作战决心。"[注30]张学良此时已处骑虎,更深知没有中共与红军的参加,更谈不上苏联援助。[注42]而不得不表面应付一下周恩来,随後花了四天时间,反复向周恩来解释,最後使周改变主张,於二十一日向毛泽东复电:"来此四日,对取断然手段,故觉不利,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注43]毛泽东不再敢明言除蒋,似在十九日後,但不能据此就推测十九日後,毛泽东才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因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毛泽东急切夺取最高权力的强烈愿望相违背。毛来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是在三申五令,严厉到非坚决执行不可时,才不得不遵守。

    张学良知道他此时的处境,更深知东北军的战斗力。只要红军才能帮助他打败胡宗南,惟恐中共也像苏联那样抛弃他。因而向中共报喜不报忧,并装出"坚定"、"充满信心"、"乐观"[注44]的样子。致电毛泽东"此间诸事顺利","仅西安城内,就存有现金和钞票一千八百余万……。武器、弹药也有大量储存。"[注45]甚至连守卫西北门户的大将冯钦哉倒向中央,张学良也不敢告诉中共。反倒要十七日才获悉此消息的中共通报给张。[注44]尽管中共渗透很深,能获悉冯钦哉倒向中央的情报。但是中共当时的通讯工具非常落後,从中共情报人员搜获的情报,再通过落後的传送渠道(即使当时中共中央电讯工作都非常不理想。[注46]更何况一般地方情报机构)转至中共中央,再由中共中央通报给张学良,显然远远迟於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冯钦哉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获悉的时间。况且冯是明反张、杨,甚至把杨派往冯处传达杨背叛中央命令的军法官给处置了,张、杨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此恶讯。可张学良在与中共商讨军事布署时,竟"漏了"如此重大的情报,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打埋伏,惟恐中共知道他们内部如此分崩离析,知难而退,溜之大吉,像苏联抛弃他们那样抛弃他们。

    张学良在中共面前,装出一副极左的面孔。[注47]幻想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以蒋公为人质,迫中央军撤离西北,让他据西北称雄。此时,张的所有布署、措施均为实现此目标服务的。但是张内心,不仅没有像他在中共面前装的那么镇定、乐观、坚定。相反,几近恐慌,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注48]张在他认为不需要隐瞒的人面前,流露真情:"暗中流泪,手脚发抖,自言自语,语无伦次,深为自己安全担忧。"张也愈来愈为他个人留後路,如被扣於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的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注49]张再也不敢在蒋公面前提"交人民公审","尔尚如此倔强"之类的话。相反,说他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公回京,一方面讨好蒋公,一方面嫁祸於杨。

    张学良苦苦支撑到十二月二十三日白天,仍幻想"尽辙入陕之中央军,西北交张主持。"可是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电告张,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据西北称雄之梦也破灭了。

    3、"兵谏"

    时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张的目标:尽量体面的下台。

    张的言论:千方百计的为自己开脱,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抗日分子,正如他教导中共党员刘澜波那样:"理直气壮,慷慨陈词,说明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无罪状。"[注47]

    对蒋处置:亲自送蒋回洛阳。

    兵谏只不过是西安事变策划者们对外说辞,(他们内部从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称为革命。[注18、27]甚至,连张学良本人,也曾豪情满怀的当着蒋公的面承认:"余今发动此举,非叛变而为革命"。)想不到竟成了他们下台的阶梯。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给张回电,仍拒绝他一再苦苦请中共公开三位一体的恳求。[注47]中共如此不卖他的账,不能不使张做更多的联想:中共封他的政府首席,联军总司令权威何在?中共有甚么难言之隐?苏联如此严厉的谴责他,是不是真的像中共向他解释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应付外交"?若无苏联的援助,即使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张学良也无法在贫脊的西北立足。张学良此时真後悔轻信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致连中共代表周恩来通知一下,都感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於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送蒋公回洛阳。这场中共以"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西北大联合"鼓动起来的西安事变,又以苏援绝望,中共千方百计从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中脱身而落幕。

    中共中央二十三日晚的电报,使张学良放弃西北大联合,此後张全力为他自己留後路,也只是从此时开始,他才真正关心蒋公的安全,立即於二十四日调离孙铭九及孙所带领的卫士队,改派他的副官谭海率领军士队护卫蒋公的安全。[注47]孙铭九惨杀王以哲等多人的事实证明,张是有知人之明的。

    "张学良究竟为什么冒险劫蒋,又转而决定送蒋,说法甚多。""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种权威的与不权威的,当事的与不当事的,沾边的与不沾边的,都加入到对事变的评头品足当中来了,结果是各种亲历记和回忆录汗牛充栋,越俎代庖,弄得在不少问题上,人们如今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

    "西安事变的主潮,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劫蒋',到二十五日'送蒋',首尾不过半个月,其始亦惊天,其终亦动地!当时,'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注1]令人扑朔迷离。关于西安事变,无论是惊诧莫解的当年,还是尘埃落定的今日,争议总是不断。"

    为甚么会如此呢?正如笔者在第一章<西安事变的诱因>的引言中所说,"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不少学者虽追索多年,仍未能入其门槛,只有像胡适先生这样的思想家,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其特有的犀利目光,窥其内幕,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倘若我们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会清析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竟敢"把脑袋拴在裤子上",劫持自己祖国的元首、三军统帅。究竟在西安事变前夕,有甚么事,比"国难家仇",更揪动张学良的心呢?

    当人们找到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後,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站在理论的高度,根据事物内在的逻辑规律,从事研究工作,可少走许多弯路。如历史上,曾有不少人,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设计各式各样的非常精巧的"永动机"。但是,他们的努力均失败了,这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根本就不存在。反之,根据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人们可准确的预知某种性能的元素必然存在,事半功倍。

    事实早已证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不能触动张学良,使他愤起抗日。且张学良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密秘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进入西北後,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就会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如此视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为无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绝对不可能仅仅为了爱国,而把"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因而硬往爱国抗日方向找劫蒋的原因,南辕北辙,不仅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且往错误的方向钻牛角尖,"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只会像设计"永动机"一样,徒劳无功。

    反之,张学良无意透露:"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所以我把他杀了)。後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要是我甘心受操纵,安心的在蒋之下做一名部属(不把蒋抓来),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注9]且张学良西安劫蒋与他在沈阳擒杨(宇霆)的手段如出一辙。不难看出,对张学良来说,个人的权位,比国家主权与民族尊重要得多。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丝毫也引不起张学良的兴趣,甚至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只有权位才能使张学良狂飙。因而,往能使张学良狂飙的权位方面找原因,"事半功倍"。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显然只能是权位,是对俄援的高度期望期,是"释苏前嫌",从而得到苏联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注10、12、13,15,31,54]至少也可像外蒙、新疆盛世才那样雄地称雄。

    但苏联严厉的指责,使张学良幻想完全落空,张学良才不得不负荆请罪。

    尽管出於当时的政治需要,面对强敌日本,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与民族尊严,掩饰一切内部矛盾,制造一个一致对外的气氛;同时也不愿得理不饶人,以能让各方均能体面下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爱国抗日的说法,其实当时中央军的主要领导,知道张学良并不是为了抗日,因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陈布雷关於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一针见血的指出张学良谋反由来已久:

    ……;

    (七),近年坐拥军队,剿匪不力,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於东北大学等;召收不良分子,制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注49]

    此电清楚的表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早知:张学良"近年"种种"反中央"的不轨行径,(除蒋公外,中央军的第二把手何应钦以及第三把手陈诚都不认为张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注])只是出於外交需要,而采纳了张学良本人的读日记悔悟说,蒋公本人一开始就认为应"戎止"叛乱,这是因为蒋公在张学良身上下的"德化"功夫太多了,蒋公巳不再相信能德化张了。

    仅仅只是为了不"得理不饶人",照顾各方面子,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本人的解释,这种政治上的"调和""折衷"艺术,并不是真实原因,当然不能自圆其说,张学良需要十三日看了蒋公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才发现蒋公准备抗日吗?显然不是,张作为副总司令,且曾与蒋睡在同一个单元内,能不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吗?他不但知道蒋公抗日的计划,且因"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等而无良,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巳。"[注53]不抗日,何来"对日方案"?既然张学良已见过蒋的"对日方案",甚至还知道蒋公"抗日方案"中的人事安排,当然张早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何须十三日看蒋日记。

    张学良真的不知道蒋公秘密准备抗日吗?蒋公秘密准备抗日能感动张吗?张真的反对内战,要去抗日吗?张释蒋是迫於形势?还是德服?等一系列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细探讨。这里仅仅讨论一下,张真的悔悟了吗?看看张十三日後的言行吧!十四日和十四日後,张严厉指责蒋"摧残青年","自误误国","全国之公敌"……;煽动民众仇恨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的程度。甚至"入山为匪","自杀"也"义无反顾"[注53],张丝亳也没有悔悟。是不是因此,就像某些学者那样,干脆否定蒋公的日记[注48、53]呢?蒋公的日记,是历史学家公认的严谨可信的珍贵文献,这是因为若将蒋公的日记,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检验的话,很难找到几则是人为编造的。张学良就不同了,若将张的言论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捡验的话,很难找出几则不是张编造出来的。因而对於像蒋公日记这样严谨的文字,仅凭此就予否认,显然过於草率。况且对张学良这位善於做"秀"的人来说,指天发誓,声沮俱下,或"泪流满面"并不是罕见的事,并不要到"痛不欲生"[注54]的程度。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使张泪流满面呢?如张看了蒋公的日记等後,知道蒋公苦苦支撑这个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国家的艰难,蒋公又曾待张甚厚,不顾胡汉民等人极力反对,任命张要职,现在他为了显示革命立场坚定,竟要拿蒋的头来祭旗,不免有兔死孤悲之感,像曹操杀陈宫时,那种泪流满面的情景。研究历史宜粗不宜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讯已相当发达,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义举",不要一秒钟就会传到莫斯科,可是直到十四日,张仍未能盼到莫斯科的嘉奖电。本文不准备详细的探讨张学良十四日复杂的心情,仅稍提一下使张流泪的种种原因:此时张一方面,以能囚禁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元首於自己的阶下,并大声呵叱"尔尚如此倔强!"[注10]而"心花怒放","比任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另一方面,又以囚禁耻辱自己祖国的元首,卑贱的向外国人邀功:"唯一希望","格外关心","尤愿知","乞告"[注2,19],期待外国主子赞许的目光。可斯太林对张献上的此一"殷勤",不屑一顾,这不能不使张有失落感。

    此时张集喜、怒、哀、乐於一身,每种感情都足以使张"泪流满面"。尽管张向蒋公所说的原因,不是他流泪的真正原因。不能因为蒋公如实的记下张的说话和他的表情,就否定蒋公的日记。大量事实证明:凡人们认为蒋公日记内容不能完满的解释他们所了解当时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是蒋公的日记的真实性出了问题,而是人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当时的真实情况,就以不少人对蒋公的<对张、杨训词>和<西安半月记>提出的种种疑问为例,如有人说:根据某人的文字,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杨虎城出现,使该文字撰写人感觉到场面极度紧张,并据此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训词。还引经据典得出,<对张、杨训词>是陈布雷事後花了半个月时间,精心编造的结论。

    但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此结论并不合理,且解答不了接踵而来的其它问题,如:

    首先,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身经百战的老兵,与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对於枪声的感觉,不可能相同;正如第一次进手术室的实习医生,见到病人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在日记中,记下她的感受,倘若人们仅仅凭此,就得出该手术过程中的主刀,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也同样因见到病者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据此得出该手术是在慌张的情况进行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样,仅仅根据某文字撰写人,看到杨虎城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就得出蒋公本人,也因见到杨虎城同样感到场面极度紧张,而慌忙出逃的结论,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况且,众所周知,蒋公拒绝了张学良"潜行"的建议,并慎重的表示:宁愿仍被囚於阶下,也要光明正大的走,决不偷偷摸摸的走。正如菲多芬诗曰:"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既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认为自由非常可贵,更不要说平时前呼後拥,发号司令的人,阶下囚对此类人来说,肯定会比一般人更难受,而蒋公为了光明正大的走,宁愿仍囚於阶下,如此把光明正大的走,看得高於自由的人,要"固执"的履行他那训词之类的仪式,是情理中的事,如此信仰的人,怎么会见到他的一个小小部下杨虎城,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蒋公本人还在西安事变最血腥(枪杀蒋孝先、宪兵团长等);最恐怖(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穿单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注3]可自称"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并派人摄下此一蒋公蒙难的耻辱性镜头,且张学良见到蒋公後,"劈头便说: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注54]逼蒋公让位,欲置蒋於死地,取而代之心,昭然若揭)的西安事变初期,还特地召见杨虎城,以试探杨是否参於西安事变{注27},说明蒋公本人并不会因见到杨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更何况西安事变後期,气氛已完全不同,已没有初期那种血腥、恐怖味,蒋公在血腥的恐怖气氛中,尚能充容的招见杨,怎么会在无血腥味,气氛已大为缓和的时候,反倒见到杨,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怎么能将她人的感受强加在蒋公身上呢?)

    第二、既是後来连看蒋公日记都否定的张学良,也未否定<训词>,杨虎城也只说过类似"我没有听他的说教,所以他讲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之类的话。

    笔者在此用比较多的篇幅,考证<训词>的存在,并不是"神化"<训词>。恰恰相反,笔者只不过是想说明蒋公曾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试图用<训词>之类的东西,来德服像张学良、杨虎城等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但是此努力失败了,是蒋公痛失大陆的原因之一,澄清中国现在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解答一系无法解答的问题,复原历史的原貌。

    第三、<对张、杨训词>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晨报上,即二十六日下午排板(报社收到<对张、杨训词>这篇稿件时间,不会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二十六日上半夜印刷,二十六日下半夜将印刷好的报纸推送至各报摊,二十七日清晨再由各报摊贩卖给读者,即所谓晨报---清晨发行的报纸。怎么可能经过陈布雷半个月精心编造呢?别忘了半个月後,已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了,又怎么会出现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的晨报上。诚然蒋公的<半月记>(不是<对张杨训词>)经陈布雷整理,那又是在甚么样的情况下请陈布雷整理的呢?蒋公当时已五十馀岁了,五十多岁的人,从一高墙跌下,且伤及脊椎骨,脊椎骨受伤的痛,不是一般的痛,而是"放射性"的痛,且严重影响人体活动,在如此情况下写作,显然只能记下一些主要的内容,字迹、文法、选词、连贯性等都不可能考究,在如此情况下,请陈布雷整理,不能与精心编造划上等号。

    又如有人说,蒋公的西安事变<半月记>中,一会儿说张学良对他"执礼甚恭",一会儿又说张说"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显然矛盾,因而认为"由我来干",是蒋介石为了污蔑张学良有个人野心而编造出来的。但经笔者考证,凡蒋公<半月记>中,人们认为不可信之处,均可在对方有关档案资料中找到证据,就以"由我来干"为例,孙铭九当时在场,孙後来追述:"张学良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办法!'"[注54]孙铭九是张的亲信,总不会编造出与蒋介石<日记>中同样内容的话来污蔑张学良吧!

    再如有人对蒋公<半月记>中的"现在不需八条,只需四条",以及"乘子文在此,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正色拒之"……。持怀疑态度,笔者在本文下一节中,详细的引用毛泽东二十一日的四条,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二十四日所提出的:"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这一条……。印证蒋公日记中的"四条","商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等等,确确实实是记录张学良的原话,绝对不是蒋编造出来的。"正色拒之"也可在对方的资料中,找到证明,绝对不是蒋编造出来的。

    笔者同意"读蒋日记悔过"是编造[注54]的观点,但竟究是谁编造出的呢?究竟是谁编造出此故事来做下台阶呢?当时谁需要下台阶呢?是张学良呢?还是蒋公呢?蒋公已成阶下囚(已无阶可下),存在的倒是请上厅堂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下台阶"。相反,倒是张学良"擒虎容易,放虎难",需要从"(下)台阶"走下,为被他囚於阶下的蒋公松缚,再请上厅堂。况且张学良刚说过:"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要改口成"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回京"总要有个借口,张学良又不能说出他从"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转变为"避开杨,秘密蒋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苏联不支持他。看蒋公日记倒是张学良最好的转弯语,张学良巧舌如簧,在蒋公面前编造了他看了蒋公日记,来作为他刚说过的"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改口成"避开杨,秘密送蒋回京"这一改口过程中的转弯语;且巧妙的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劫蒋献蒋向苏联遨功,以"遂多年联苏愿望"的原意。当时竟究谁需要"下台阶"呢?还可引用杨虎城作为旁证,杨虽然只囚禁"鸡毛蒜皮"的人物(张学良送蒋公回南京後,曾致电杨,要杨放四人,杨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人物,仍扣押在这里有甚么意示,全放算了。)但是杨放这批"鸡毛蒜皮"的人物也不轻松,不仅要设晏赔礼,还要自掴脸请罪,但这群"鸡毛蒜皮"人物仍不领情,连其中最忠厚的老者,一位已闲赋的军界老前辈,也没有原谅张、杨这类後辈,仍颂打油诗:"昨日阶下囚,今日坐上客……。"使杨虎城狠狈不堪。可见当时需要"下台阶"的并不是被张、杨所囚禁的人,反倒是张、杨自己。

    况且,既是张学良後来改口:"罗副官(罗启,原为蒋经国副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调派给张学良作副官,与张熟。)我其实没有看蒋的日记"後,又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是内容使我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那只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16]张学良的这一段话,清楚的承认他的的确确在蒋公面前说过他看蒋公日记的话,尽管张学良说:"我说看了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面子的下台阶而已。"[注16]从整段话可看出:读日记悔过说的"专利权",显然属於"好心"给蒋公"一个下台阶"的张学良所有;蒋公只是如实的记录张的这段话,因而"读日记悔过"说的"专利权"并不属於蒋公。

    笔者认为张学良所说的(日记)"内容我使他更生气",才是张学良的真心话。治与乱,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水火不容,不能同时共存於同一个国家内。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被张等割据势力视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既使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的抗战需要,计划整编军队,在张学良、杨虎城这类割据们看来,也是别有用心,正如杨虎城惊恐万分的对他的亲信孔从周所说:"三天一改编,二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注50]又如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抗战的需要,提高军队战斗力(後来事实证明,中央军校学员是抗日中坚),加速军队现代化,而调训干部,张学良私下透露,他最怕蒋公的学生,唯恐东北军年轻军官在中央军校这一熔炉中,陶冶成东北军中军队国家化的带头羊,西安事变期间,李兴中(十七路军军官)收到一封匿名信,该匿名信要李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救出委员长,建千古奇功。张、扬立即就联想出,该匿名信是他们部队中,赴中央军校受训者所为,可见张、杨是多么害怕调训干部。甚至,连"中央"二字,也会严重的剌激割据者的神经,如一政治大学毕业生的回忆录所述:他毕业後,在广西报社谋到一份工作,在一次言谈中,他不经意说了几次中央二字,被白祟禧听到了,白怒发冲冠,严斥责他:"你别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下次你再在我们广西中央前,中央後,我一定枪毙你。"总之,以祖国统一强大为己任的蒋公,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一定是,使中国尽早统一强大的种种策略,对张学良这类顽固坚持军阀割据者们来说,恰恰是使他不能再搞军阀割据的措施,即张学良所说的"恶布置"、"恶缘",张怎能不更生气呢?又怎能感动他呢?尽管面对外敌,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有意掩饰此,但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不正视此,就无法解释民国史中一系问题。只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那些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们,在国家统一几近完成的一九三六年处境,以及认真的考查一下他们在如此逆境下的求存之道。返璞归真,原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与动机,并不是神乎其神的这个口号,那个口号,并不是"爱国抗日"、"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而仅仅只是张学良的求存之道。

    笔者认为蒋公的日记不可能感动张,并使他侮悟,不是因为张学良後来"反口了"。(说实话,笔者对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感兴趣,并在另一文中详细考证张学良的口述实在不可信。)而是根据逻辑规律,像张学良那样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他的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张学良进入西北後,又要以外蒙古为师,"与苏蒙订立同盟",把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附佣於苏联,对待祖国领土与主权抱如此态度的人,绝对不可能爱国,因而张学良根本就不可能仅仅读了抗日爱国的文章(不管是蒋公的日记,还是其他文章)而感动得悔悟的。且铁的事实,早已证明此一根据严格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结论正确,九一八前後,全国报纸多少爱国抗日文章,何曾感动过张学良?因而"读日记悔悟"说,绝对不能成立。

    诚然,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突然大谈抗日爱国,"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呼"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居然也有脸皮侈谈抗日爱国,如此怪现象,更值得人们致细考查张学良的真实行动。若我们将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午台前种种狂热的抗日爱国表演,与他在幕後种种急不可待的反中央的实际行动认真作一对比,可清楚的发现:当张学良口上抗日爱国叫得最响亮的时候,正是张学良心中"鸿鹄之志"激荡,密谋"肃清蒋系势力",建立一个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豪情亢进的时候,将张学良对外宣传中的抗日爱国,以反蒋反中央代之,即他们的真实计划,将他们真实计划中的反蒋反中央("肃清蒋系势力")以抗日爱国代之,即他们的对外宣言。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突然狂热爱国,急不可待的要派白风翔潜回东北抗日,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张学良从未派过他的亲信抗日,为什么此时会突然如此的急不可待的要去抗日呢?究竟真相如何呢?让我们借助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这一科学的显微镜与望远镜,来窥视张学良的灵魂深处,将张学良急不可待的派白风翔抗日这一对外说词中的抗日二字,以反蒋二字代之,原来张学良内心,此时正急不可待的要白风翔去反蒋。果然,第二天白风翔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劫蒋,并惨杀蒋的侄孙蒋孝先,再一次证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只是披上狂热的抗日爱国外衣,来摭掩他狂热的反蒋反中央的"军事阴谋"。也再一次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夕的种种台前言论,一定要用他们使用的那二套完全不的语言系统的对应规律翻译後,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意。抗日口号喊得响彻云霄的"抗日激进分子"、"狂爱的爱国者"孙铭九、应德田、白风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西安事变前夕,五年多时间从未抗日;在後来的八年抗战中,更投日叛国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来都没有准备抗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爱国,这是铁的事实;也是根据严格、严密、严谨的逻辑规律,推导出的科学结论。张学良以及其核心成员的真实行动,绝对不可能违背逻辑规律。任何违背逻辑规律的解释均不能自园其说。西安事变前夕,他们只是用狂热的抗日爱国画皮,来掩盖他们狂热的要"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鸿鹄之志")的舞台化装术。

    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学良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用"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来西安後,态度又突趋强硬。"来描述张的此种变化,显然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甚至准备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注20],以便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注16]的目的。但要能达到此目的,必须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们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莫斯利的嘉奖电,这不能不使张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象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

    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十月革命",调整至"西北大联合",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後,反倒踏实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张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援他了,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给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联报纸那样严厉的谴责他,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会像苏联那样抛弃他。事实证明,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中共此时实际上已抛弃他们,单独与中央政府在南京秘密谈判了。[注52])

    (待续)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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