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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件真相》第七章 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2)/陈守中
(博讯2006年9月06日)
(此书征求出版人,请联系)

三,张学良为甚么要联共呢?

     按传统的说法,张学良联共的目的与动机是为了抗日,但是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真实计划,以及中共与莫斯之间来往密电,特别是他们的真实行动证实:张学良联共的目的不但不是为了抗日。相反,是为了“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如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给莫斯科的密电:“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请注意该密电中,二次提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的真实意图是,“脱离南京政府”并“另立向面”。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密电:“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之。”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准备从苏联取得的飞机、大炮是用於夺取当时西北地区合法的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并不是某些好心人所揣测的“魂萦梦系白山黑水”,“急切的希望打回东北”;此外,张学良在商讨他们真实计划时明确的提出,“特别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张根本就没有与日军接触的意示,何来的抗日情切!)特别是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气壮山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名,发动西安事变,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成功的发动西安事变後的真实行动,不但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且"要求红军与他们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并命令已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万福麟军,枪口转内,南下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郑州,命令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阳,命令于学忠军攻占中央政府控制的兰州。还枪杀蒋孝先、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业、宪兵三团中将杨国珍等,更具讽刺性的是,“枪口对外”喊得响彻云霄的张学良,竟要枪毙他的同党杨虎城(宋子文日记),孙铭九等更亲手枪杀他们同党蒋斌,这说明了张集团的真实行动,与他们所讲的不是一回事,因而不能轻信他们的台前的言论。 (博讯 boxun.com)

    张学良早在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反蒋,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注19]且从一九三四年起,张学良就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经常给他讲解,吴汝铭(吴雨铭)更是“专办随车讲课”。张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四十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给自己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吴汝铭)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注19]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注29]

    像张学良这样大军阀,大官僚,且“终身无憾事,唯独好女人”的人,竟要研读马列主义,是多么不合情理,也难怪有人对这一堆资料持怀疑态度。

    但是,若将这一堆从表明上看,似手极不合情理的资料综合加以考查,可明显的看出其背後,隐藏的玄机: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与张学良密谋联苏之日,[注19]以及张学良装装模做样的研读马列主义著作之日,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共产党示好之日,均为一九三四年。可明明显的看出,盛世才崛起对张学良的鼓舞作用,使张学良沿着盛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张学良如此做的"良苦"用心,当然不是张学良“进步”到信仰共产主义,要将他交给外国人管理的,存在上海租界外国人银行的巨额存款拿出来“共产”。而是像盛世才那样标榜进步,并唯恐别人不将他张学良如此“进步”、“革命”宣传出去,让斯太林知道,从而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与盛世才努力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并在书架上摆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供共方人员及苏联官员参观[注30]如出一辙。也难怪大陆敏锐的学者指出:“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时间,考察他的言行,其思想与一年多後发动‘西安事变’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武汉时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注27]“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早至一九三四年,即张学良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

    可见目前流行的看法:“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使张学良思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及张学良自辩:“共产党之停止内战,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是事实。

    恰巧张学良与中共在策划大规模内战,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张学良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具体设想: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

    另一部(红军)出夏河攻击马步芳老家河州,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部东援,争取使东北军(乘虚)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

    张学良就是如此幻想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以能实现他据西北称雄的“鸿鹄之志”。这是张联共的重要目的。

    其次,张学良以联共标榜进步,从而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并希望通过中共做中介顺利联苏,以能像盛世才据新疆称雄那样,在苏联的支持下,据西北称雄;

    张学良联共的另一目的,正如本书《西安事变的远因》这一章所说,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被张视之为“瘟疫”、“第三期以上”的重“病”,惊之似警钟、雷呜、山崩、地裂,使张学良惶惶不可终日,“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张学良不惜饮鸩止渴,引进中共,以抵销东北军内此一军队国家化的趋势;

    此外,还有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等。

    这是张学良为甚么对他与中共的关系如此忌讳如深的原因,也是张学良晚年,宁可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也不愿说出他联共的目的是中共的“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以及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张为达此目的,甚至像盛世才那样申请加入共产党。

    是不是真的如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呢?请看看这位自称:“我就是共产党”的张学良在关键时的表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中共仍拒绝公开“三位一体”,使张学良据西北称雄梦破灭後,张再也不需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了,张对中共态度突变,不但不联共了。相反,张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主动向蒋公献上剿共策略:

    “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二、请虎城出洋考察……。……。”[注1,25]

    从张学良主动向蒋公献上的此剿共策可看出,不仅张学良晚所说“我就是共产党”不是真的,就连“三位一体”,也只是张学良为了利用中共帮他弄到俄援,以及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的临时策略,待张不需要时,主动向蒋公献策:剿共,还要调东北军离开西北,“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注1]再也不“三位一体”了。充分证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特定的条件下的联共,并不是反内战,而是利用中共“攻击毛炳文,以便吸引毛炳文部注意力集中对付红军,(让)东北军于学忠部乘虚控制兰州;……;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於我手中的有效策略。”即利用中共帮他“肃清蒋系势力”,让他张学良能据西北称雄而已。

    如此机密,张学良怎能不忌讳如深,唯恐外人知晓呢,甚至宁可用:“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用单纯的信仰,来掩饰他联共,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所要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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