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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坐飞机逃离武汉.
(博讯2006年5月11日)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军队的思想转弯工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博讯 boxun.com)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部”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0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天,被封为革命左派的“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兴高彩烈,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谢富治、王力二人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 “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集中发泄在王力身上,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并要求与王力当面辩论,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百万雄师”一派组织被彻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万雄师”这一派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愤怒的人群冲入武汉东湖宾馆中离毛泽东住地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痛打了一顿。随后,“百万雄师”一派群众和驻武汉部分官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史称“七·二0事件”。
    
    武汉军民这种企图迫使中央改变态度的大规模抗争,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好给了林彪、江青联手进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实。事件发生的当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亲自召集紧急会议,一口咬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反革命兵变”,企图“谋害主席”,声称情况危急,必须对武汉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则和江青一样,更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鉴于局势已经失控,周提议要毛立即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去,并且自告奋勇重返武汉救驾,平息事态,做好事变的善后工作。
    
    “七·二0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设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长江的计划也随之泡汤。尽管毛不大相信林彪所说的这是陈再道预谋发动的一场“兵变”,但是愤怒的人群来势汹汹,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为人质,强迫中央改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这种公然对抗中央的行动,还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动,产生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开始有心结束文革运动的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异常严重的估计,认为自己进了“贼窝子”,右派正在进行反扑,现在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接受了众人的劝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飞离武汉,前往上海避难。
    
    毛泽东这种对时局的严重估计,对本来已经大乱的局势更是火上浇油,给了林彪、江青对武汉军区大兴问罪之师的尚方宝剑,后来喧嚣一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便由此而来。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的问题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过整垮武汉军区来慑服军中原四方面军的众多将领,为他自己以后全面执掌军权立威;而江青则想藉此杀一儆百,迫使军队在支左中听命于中央文革,协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权。
    
     来源:《晚年周恩来(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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