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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的台岛岁月
(博讯2005年11月22日)
    
    今年是陈诚逝世40周年。陈诚的儿子陈履安把其父的《石叟丛书》史料,捐赠给台湾的国史馆。这批史料包括有1100余件文物、5600余件档案、1.7万余张相片。数量庞大,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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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叟丛书》和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并列为国府两大神秘档案。陈诚平生素重文献资料搜集,上个世纪50年代即设“石叟资料室”整理治军从政资料,自生前以迄辞世,共编成84册、约1000余万字丛书,唯从不对外公布,而且陈诚当年曾被视为蒋经国权力接班阻碍,死时不仅台湾情治部门亟欲了解,陈夫人谭详女士还刻意将部分涉及蒋家来往文书与国防机密文件交出,陈履安说:“因为母亲通达人情,不想让其他人为难。”
    
    陈履安说:“我们公开家父史料档案毫无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这批史料须无条件对外公开。”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因旧居接邻明朝传说写推背图的刘基(伯温)读书处之石门,青田又产美石,乃以石叟自号。
    

西安事变和孙立人案
    
    这些文物中有两件最能说明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特殊情谊。一是一顶已褪色的蓝色小帽,是陈诚长年随身之物,卧病时亦不离身。西安事变时陈诚就戴着这顶便帽。张杨“叛军”扫射居所时,陈诚与邵元冲同室,邵元冲临危间跃窗而出,陈诚则就地卧倒,结果邵元冲中弹,陈诚无恙。多年后陈诚向友人说明此帽渊源时,总说他和邵元冲一文一武,当时一扑一卧,结果命运大不同。
    
    另一是蒋氏于1943年9月15日致陈诚函,时值印缅远征军出发在即,陈诚反对,一度请辞,但蒋氏坚欲陈诚领军,亲函要求陈诚三思,近乎恳求,可见两人君臣同志关系之密:“辞修同志:你9月6日辞呈,我昨方才接到,不胜感慨。关于远征军事,凡你所要求者无不遵你意旨照办;于我个人,无论公私,我以为已到至极地步。此外,再无其它办法可以服从,你要不去就可不去,你要如何就可如何,我决不再来恳求。现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无其它礼节可以表示敬意。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须知你此种态度,国家政府命令纪律皆已废弃……。”
    
    不过所传陈因卧倒而活命的说法并不正确。西安事变时军政大员住城内的“西京宾馆”,当日的住房单还留下来。邵元冲是住113室,陈诚住114室,116是陈随员。蒋介石住城外的华清池五间厅。12月12日清晨事变起,东北军捉蒋,西北军捉中央大员,邵元冲跳墙逃跑,士兵喝止,开枪,弹自股部打进,送医不治。陈诚据说是躲起来,叛军点少一人,搜查,后在地下室的一个面粉箱里抓到陈,有记载说:“某大员被搜出,面粉满头满身,极狼狈。”
    
    同在西京招待所被扣的郭寄峤也说,十七路军是拂晓四时来捉人,陈诚是到餐厅后躲藏,到九时才被发现。邵元冲开窗拟逃,被围墙梅花洞上的轻机枪射中五发死亡。蒋鼎文到九点仍躲在楼上厕所,兵士开枪,郭劝他下来,否则蒋也不免。
    
    在事变前,陈诚就向蒋报告,说张向在陈幕下的好友冯庸说,他不想剿共。张对陈也不满。军法会审时,张又指说“某人号称效忠领袖,临难却躲在面粉堆里。”陈或因张屈辱他,对张终身不谅。上个世纪50年代中,蒋介石对张的言行不满,曾对看张的刘乙光说:“他还不悔过?国家到今天这样都是他害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知道不?”想当然,陈诚是主杀。
    
    东北人对陈诚战后不肯收编满洲国伪军,招致东北失败很不满,曾有杀陈诚以谢天下之请。台湾《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也遭陈诚忌,差点处刑,后是李焕报蒋经国,把余调开才得免。
    
    国府东北之败原因很多,蒋、陈要负主要责任。若根据石叟丛书与陈诚家人说法,陈诚对裁军看法与蒋氏出入亦大,最后只是横下心执行政策。
    
    到了1955年,发生孙立人案。孙是抗战时滇缅远征军名将,在陆军总司令任满调总统府参军长,传出孙获美国支持,欲发动兵谏,部分旧部被判为匪谍,牵连300余人。由于陈诚曾亲领印缅远征军,孙立人是旧部。当时蒋介石坚持要对孙立人治罪,幸赖陈诚力保,称其忠诚无虞,最后保住“不捕、不审、不判”的局面。
    
    孙立人遭监禁后,陈诚亲往探视。 陈履安说:“面对家父,孙将军一度奋力扯开衣衫,裸露出半生征战遗下的创伤疤痕,激动地对家父大叫道:我这辈子为国家这样子出生入死,为什么还怀疑我变节!为什么!”“孙案当然是冤案,家父心里一直都很明白。”
    
    陈诚和陈仪治台比较
    
    陈诚和陈仪,一生一死,两人在台评价天地之差,陈履安说,若是其父治台,不会有“2·28”。这种说法并不对。陈仪只身离台,陈诚只身来台,两陈同样廉洁奉公,且台湾省府的官僚并未改变,故因“2·28”事件就把陈仪说得一无是处,实不公平。
    当时的台湾中央社社长叶明勋,今已高龄96岁,他比陈仪还要早两周抵台,两陈皆是其长官,他讲了如下的话:“陈仪一抵台即声言‘我是来做事,不是来做官’,唯以台湾甫脱离日本统治犹未调养生息的特殊社会环境,陈仪在政治决策上放得太松,经济上却又缩得太紧,若非民生愁苦,岂会爆发2·28事件。”
    
    他又说:“陈仪廉洁律己,却与民众隔绝,终铸历史悲剧;继任省主席的魏道明,处于2.28事件后民众望治与恐惧心理环境,施政无为;陈诚于民国37年10月来台赴阳明山养病时,已先留心时事,年底奉派省主席,虽临危受命,但陈诚深谙民谟,采纳台籍菁英的建议:‘人民第一,民生至上’的大原则,虽仅担任一年省主席,但对台贡献至大。”
    
    叶明勋这些话点出了一些事实,即陈仪并非有歧视压迫台人,他反是在“政治上放得太松”。台湾当时的言论自由皆超出内地甚多,党特系统也对陈太松有不满,认为危险。此也是事变后镇压,陈仪即便是仍爱台人,他对罚酒也说不上话了。所以陈虽离台而蒋信任如故,危难时还用其做家乡省主席,也就是认为他在治台上并没错。
    
    至于在“经济上太紧”,那必是一些经济统制措施,但当时不是流行社会主义,共产党不也是以此为号召吗?后来的三七五减租,不是更紧缩吗?陈诚也曾说,他的三七五减租,许多得自陈仪的规划。同样一个政策,陈诚做,得大名,如果陈仪一开始就做,那不是惹得台湾仕绅更不满,不更是为“2·28”之因加条罪状吗?陈仪若也“打地主,分田地”,“2·28”起事,佃农会站在“新的外来政权”这一边?还是仍听家乡仕绅地主的呢?“2·28”死的台人,佃农很少,还多是城市人及仕绅也。
    再说深点,北伐时的国共两党本来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中心政策,但国民党人很多是仕绅地主阶级出身,打入上海后蒋介石又回到他的旧世界,加上共产党在农村的极左措施,国民党又来清党分共,但土地改革的理想在国民党内并未消失,也知共产党靠此号召农民势不可侮,但因为涉及阶级利益,依靠那个阶级,所以国民党在大陆不行土改,到台湾才行,因为那是别人的地,地主不但是别人,还是一个经“2.28”证明是潜在反动的势力,则三七五土改不但是合社会主义理想,可收揽人心,又可削弱反制的行为,一石多鸟,这在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作为和考虑,也不是只有1949年那些时前后。
    
    蒋退到台湾,问阎锡山怎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王世杰日记》中也说:“民国39年蒋先生复职时,有两大内政改革问题需待解决,一为土地改革问题。当时阎锡山为行政院长,力主寓兵于农之制,蒋先生颇为其说所动。陈辞修则以阎先生之议,……必徒增纷扰,力主耕者有其田。”现都说陈诚好,可是如果囤田,100万大陆兵各分田地,不再聚在眷区中养着等反攻大陆,那如今台湾地主必有很多外省人,外省人也早与台湾农民结合,今天或是社会安定力量,族群分化或可减低。那是陈诚对,还是阎锡山对?若早行改土归流是不是更好?陈诚是爱台湾人,还是对不起外省人?他若不入境管制,外省人不是来台更多?那外省人为何也说陈诚好?台独为何不捧陈诚为“建国先行者”?
    
    其实蒋经国的开垦“中横”(台湾中部山区)也是小的改土归流,但人太少,土太少,把那批荣民改成了山胞,现在土石流一冲,又无栖身之所了。
    
    “土改”是改变经济秩序、伤害既得利益的大事,陈仪未做,仍起变,陈诚做了,却受捧。二人执政相差不到二年,“民生愁苦”就变了?其实基本环境未变,变的只是陈诚有兵在手,台湾仕绅在“2·28”后也压怕了,故陈诚可推行其“经济紧缩”。
    人皆批评陈仪“刚愎自用”,但此与择善固执又有何异?陈诚在政治上很紧,个性专断,也被批评是独裁,但要做事,不这样又怎行?说陈诚“人民第一,民生至上。”陈仪就不是吗?那个官僚不喊这口号,陈仪难道是“老子第一”?
    
    “经济紧缩”?没有比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更严厉的了,那作法与共产党何异?结果败了,那为何人们仍赞蒋经国?而那些受罪的仕绅,孔令侃、杜月笙等“大企业家”为何被指为国家罪人呢?
    
    比起1947年“2.28”前的台湾社会状况,1949年大陆的社会状况更坏,坏到不可想象,买菜要挑一篮钞票去,通货膨胀至今为世界纪录,那台湾肯定“2·28”是台人抗暴、是起义,那是不是更应肯定共产党在大陆上推翻蒋介石,扳倒三座大山,而且死了无数的志士,那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是也应分一块立在中正纪念堂前?
    
    陈仪如果政治紧缩,经济随他便,大军在手,吃喝享受,管他台湾人,不爱国,只自私,如许多官僚然(不只国民党,很多党都一样,都是爱国的官僚倒霉),他是不是反可安享荣华,被人歌奉?一句话,难道是陈仪不会做官?
    
    台湾最近有部很好的纪录片《无米乐》,讲的是台湾南部的两个老农民,对工作、土地的执着、面对WTO的冲击等。片中就提到陈诚土改,地主都骂他“贼仔诚”,而佃农则称他“阿公”,常到他墓上祭拜。
    

陈诚与蒋经国接班之争
    
    陈诚治家严,小孩都健康成长,读书有成,比蒋家好多了。但陈履安在政治上见解不高,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全家信佛,把父亲在台北泰山的坟平掉,这点倒非一般人想得通。
    
    但在一片歌功颂德中,也有异声。有人就说:“陈诚不贪财 ,但嗜权独裁,推行政策一意孤行 ,才被美国所恶,最后也被蒋介石因惧而废。陈履安则是不肖子 ,承父荫而就高位,但无能又卖台 ,标准的背宗忘祖。陈诚?不用再说了吧!国民党大陆沦陷,陈诚的责任不知道有多少!别给再抹粉,小心越抹越黑。现在台湾又在吵修宪和制宪,关键在台独;而四十几年前则是临时条款修正或是冻结之争。胡适之公开站出来反对蒋总统‘修宪’连任,但是支持蒋总统的国大代表们想出‘冻结’的法门。副总统陈诚处在此一宪政风暴中,只有噤不发声,但还是动辄得咎。再如陈诚邀请胡适之、蒋梦麟、梅贻琦和王世杰四位自由派人士从台北南下游览,随即传出莫须有的‘商山四皓’,直指陈诚有野心取代蒋。但若依宪法和临时条款以及国民党的执政优势,‘总统’大位又非陈诚莫属。”
    
    蒋想把政权交儿子,自然与陈矛盾。张学良就说:“蒋经国被陈诚压得灰心,想自逐到美国去,正好此时,陈诚病重死了,大局有了转机,真是上帝的安排。”张此言不得体。照理当然应是陈诚接班,谁说陈诚就做得比经国不好?
    
    陈诚晚年很消沉,曾对赵耀东说中国官场就是忌才。连李敖也被他找去谈话,其言也哀,可见他心中有不平。
    
    1963年,为了反攻大陆计划的分歧,陈诚与蒋氏发生很大的冲突,陈诚虽还是向蒋说,一旦号角响起,他仍要请命出征,但他并不同意贸然反攻。
    
    那年秋天,陈诚罕见地在日记中写下两个意象鲜明的梦境,似可反映他心中的挣扎。
    
    “第一个梦是陈诚梦见自己率领大军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陷入共军层层包围,急迫中陈诚惊醒;陈诚再度入眠后不久,却又坠入另一梦境,梦国军一路攻城陷地,直捣黄龙,陈诚只见自己方出营巡视,就被民众群起包围,或泣诉生活痛苦,或索求济助,陈诚情急中伸手进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竟一无所有。”
    
    这个梦,今天看来当然有不同的解读。反攻大陆的梦早已烟消云散。国军被解放军围歼的场景也不会再现。国府有段时间还以口袋有钱为傲,但现在钱都是从大陆掏出来的。两岸本来可以共增所有,但台独却要分产断流。国民党置之死地,才悟出今日保台保国者,实共产党与中国同胞也,终于要国共合作制台独了。
    
    陈诚与蒋介石地下有知,真会叹大梦一场,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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