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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少傑:清華文革“七.二七事件”
(博讯2005年5月23日)
    
    
     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發生的“七‧二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一個著名事件,它不僅給教育界等領域的文革發展帶來了重大的轉折,而且對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文革歷史中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 (博讯 boxun.com)

    
    
    清華兩派百日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華大學文革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和“四一四總部”(簡稱四派)。兩派圍繞著如何進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評價和對待文革前任職的干部、如何評價文革前“十七年”的歷史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團派主張“文革階級關系大翻個兒論”、“文革前十七年黑線主導論”和“文革是一場批(判)干(部)運動論”;四派主張“文革階級關系不變論”、“文革前十七年紅線主導論”和“文革應使干部發揮中堅作用論”。兩派的論戰伴隨著小規模的沖突,最主要的是,兩派在建立清華大學文革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所要結合的干部問題上,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加緊打擊和迫害對方所倚重的干部。兩派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文攻”,終于由團派于1968年4月23日發動了大武斗,以圖壓倒和消滅四派。
    
      7月27日結束的大武斗(史稱“清華大學百日大武斗”),給清華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傷,30余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逾1000萬元,全校10000多名師生員工紛紛離校逃難,昔日美麗的清華園成為武斗的血與火的戰場。
    
    製止武斗在清華無法貫徹
    
     1968年7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針對許多高等院校武斗嚴重情況,多次召開有關製止武斗、宣傳並貫徹中共中央“7‧3”布告(即“關于製止廣西壯族自治區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關會議,準備在中關村召開製止武斗的群眾大會和派遣宣傳隊在高校所在地進行宣傳活動。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指示團派提交關于製止武斗的方案,並同團派頭目打招呼說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隊伍進入清華宣傳。
    
    
      7月6日至25日,團派數次召開總部會議,討論製止武斗問題。團派一些武斗指揮人員強調︰“7‧3”布告不適用于清華;團派與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團派必須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學館的既定事實來求得武斗后的主動、有利地位。團派總部向北京市革委會等有關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個條件︰一、由北京衛戍區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二、由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校製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學館工事;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及北京市革委會直接解決清華問題。團派對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關于製止武斗的指示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更不用說做出切實的響應了。
    
    
      相反,自6月下旬以來,勢力相對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后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會派宣傳隊進駐清華,或對清華大學實行軍事管製,以求真正打破團派在清華的霸主地位,結束武斗,從而結束自己在整個武斗中的被動地位。
    
    
      盡管至今還不清楚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決定向清華大學派遣旨在製止武斗的宣傳隊的詳細內情,但是,據后來遲群多次講,從毛澤東決定派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到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前后時間只有十幾個小時。7月26日17時30分至次日凌晨2時,北京市革委會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的動員部署大會,市革委會負責人和約63個單位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7月27日上午組成以工人為主的宣傳隊開進清華大學。
    
    
    宣傳隊冒死進駐清華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個單位3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最初稱“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后稱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從各自單位出發,奉命開進兩派武斗人員總共不足千人(一說600人)的清華大學,進行製止武斗、拆除工事、宣傳“7‧3”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該工宣隊的領導人實際上由中共中央警衛部隊(8341)在京一些單位的軍代表擔任,他們負有特殊使命。9至10時,工宣隊各路隊伍抵達清華南門、西門(主要隊伍在此)及東門。工宣隊指揮部要求全部隊伍必須11時開進清華校內。
    
    
      團派上上下下對于這突如其來、聲勢浩大的工宣隊,事先竟毫無所知(曾把數萬人的工宣隊訛傳成10多萬人),也沒有準備,但是他們十分明白,工宣隊的開進意味著團派稱霸清華的結束。團派作戰部部長帶隊帶武器趕至西門阻攔工宣隊。后來,由于南門等處先進來的工宣隊開通西門,才使整個工宣隊于中午時分開進清華校內。工宣隊下屬的8個團按照預先所定的計劃,差不多同時到達各自的任務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進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對兩派據點的“分割”和“包圍”,發起宣傳、喊話“攻勢”,以眾多的人數(整個工宣隊與兩派武斗人員之比約為50比1)把遇到的武斗人員團團圍住(實為扣住),進行宣講工作。同時,開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鐵絲網、電網等。
    
    
      11時30分,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讓人轉告)︰工宣隊要開進清華,要團派大力支持工宣隊。12時許,從北京站接人剛回來的蒯大富,在團派總部的所在地靜齋的屋頂,大聲斥責前來“包圍”的工宣隊,責問他們為什么不去四派占據的主樓而來靜齋,表示決不放下武器,而后召集團派總部會議。會議決定︰一、緊急上告北京市革委會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據點抵抗工宣隊,必要時可使用武器。團派頭頭們已意識到團派到了生死關頭,打電話和派不易識破的小孩穿過工宣隊重重包圍隊伍,把抵抗命令傳達到團派各武斗據點。
    
    
      14時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會“告狀”,結果與市革委會負責人大吵一通,他責問吳德︰“誰把幾萬工人派到清華,把我們學校打得一塌糊涂?”他警告不要把清華井岡山當成“上柴聯司”(上海柴油機廠一群眾組織,1967年8月4日,被王洪文指揮的“工總司”隊伍打垮。)來打,“我們不是好欺侮的 ”,揚言如果把清華井岡山當成“上柴聯司”來打,“我們就以死一拼”。晚飯后,在謝富治、吳德、工宣隊代表與蒯參加的會議上,謝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斗據點;謝指示蒯與工宣隊代表一起立即回清華實施上述命令。
    
    
      在清華,中午時分,工宣隊進入科學館,查繳四派武器,館內人員被全部帶出。工宣隊抵近禮堂時,團派人員引爆電發地雷。經過談判,工宣隊被允許進入禮堂。在禮堂裡,工宣隊搜查出團派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工宣隊還在甲、乙、丙所搜出團派大批雷管、炸藥、長矛和自製槍支等。工宣隊在電廠與團派“守軍 ”對峙,團派頭目下令開啟電網電閘,以阻止工宣隊進入電廠。
    
    
      13時多,靜齋的團派隊伍在團派作戰部部長帶領下,用石塊、長矛等沖擊在靜齋后門的工宣隊,使許多工人掉進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並扣留了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的汽車、司機和公文包。15時許,40多名工人、軍代表先后被關進靜齋,遭審訊或毆打。靜齋的團派隊伍襲擊甲、乙所和工字廳等處的工宣隊;16時許,配合明齋等地的團派隊伍攻打大禮堂周圍的工宣隊,約天黑時,襲擊丙所。這支隊伍一天下來,使用長矛和手榴彈,連刺帶炸,使100多名工人負傷。僅作戰部部長一人就用長矛刺中7名工宣隊員的腰或腿或臂部。
    
    
      14時至15時許,團派60余人在明齋驅趕工宣隊,刺傷、砸傷、炸傷數十名工人,把那裡的工宣隊趕至禮堂一帶。16時左右,這支隊伍在三院與其他團派隊伍一起向禮堂周圍的工宣隊發起進攻,動用了手榴彈、長矛、石塊、彈弓等,造成130余人負傷,一軍代表被炸傷,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約14時,工宣隊完成了對10、11、12號樓的“包圍”。15時許,工宣隊開始進入10號樓,並與團派守樓者逐層對陣;16時許,守樓者兩邊夾擊,俘虜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樓。17時許,10、11、12號樓的團派人員同時“突圍”,向工宣隊沖擊,刺傷、炸傷、砸傷、打傷許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趕至東大操場,並破壞停放在那裡的工宣隊車輛,搶走工宣隊的一些食品、物資等。約17時30分,在10號樓一樓樓道內,王松林(北京第二機床廠副科長)被團派扔出的手榴彈炸死。18時許,天下起雨來,從10號樓撤至東大操場南端的張旭濤(北京541廠工人),被追趕的團派用手榴彈炸死。18時許,在撤至12號樓西北面場地的工宣隊中,潘志洪(北京市供電局工人)被追趕的團派用手榴彈炸死。
    
    
      17時至20時,住在13號樓的數十名外地造反派進京上訪人員,在團派的鼓動下,用團派提供的武器,沖出樓,加入追趕、襲擊工宣隊隊員的活動,致使一些工人受傷。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學樓等地的團派武斗據點,各自為戰,對其據點周圍的工宣隊臨時營地發動襲擊,綁架工宣隊隊員,伏擊工宣隊要經過的道路等,使工人受傷人數增加。
    
    
      21時左右,團派幾個頭目(蒯大富不在)在靜齋開會,決定深夜攻打9003大樓。他們以為工宣隊指揮部設在該樓。更重要的是,該樓是團派最大的武器試製、生產基地之一,樓內僅手榴彈就存有數百顆。約13時,工宣隊包圍該樓后,開始拆除樓外工事、障礙,並破開門障,進入樓內。團派30多名“守軍 ”不得不逐樓逐層拼斗,打傷10多名工人后,退至樓頂,待深夜團派的60余人增援隊伍趕來時,迅速沖下,用長矛刺死在三樓一房間小憩的韓現忠(北京第一食品廠工人),打傷許多工人。約23時20分,樓外的團派人員開槍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膠四廠工人)。兩支隊伍裡應外合,內外夾攻,使團派重新占領9003大樓,而樓外實際上有數千名工人待命。直至7月29日,團派在該樓頂架起望遠鏡,每個樓角架起一門土炮,每個窗口處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彈、暖氣片等,大有決一死戰的架勢。中午,該樓團派打出大標語︰“雪裡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台”,“生做毛主席的紅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紅小鬼”,“毛主席接見蒯大富是對井岡山人最大的愛護”。“蒯大富”三個字寫得大大的。該樓的團派一直到7月30日中午被迫由解放軍“保護”撤出,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個據點。
    
    
    “井岡山”撤出清華
    
    
      約20時,與工宣隊代表一起返回清華的蒯大富被帶至清華園中學一教室,與工宣隊主要指揮者、北京新華印刷廠革委會主任兼軍代表遲群等人商討停止武斗事情,經過爭吵,達成四項協議︰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斗據點。雙方約于22時45分簽字后,蒯與5名工人代表、1名軍代表前往明齋團派廣播台落實廣播上述協議。
    
    
      到達明齋后,蒯把代表們擱置一旁,在另一房間召開團派頭目及有關人員30多人參加的會議。
    
    
      蒯大富先講了形勢的嚴峻,又講了與工人對抗下去的危險性,他說︰“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會見到吳德,其他人沒有見到。吳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吳德告訴我,說我們打死了工人,打傷的工人特別多,北京大醫院已經住不下了。我們今天已經闖了大禍。不打死人還好辦,一打死人,我們向中央沒法交待。現在,工人對我們恨極了,要和我們拼命。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留在清華繼續和工人打,另一條是退出清華。”
    
    
      講到這裡,多數人反對逃跑,表示要留下來繼續打。蒯接著說︰“如果我們留下來,也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明天我們用我們的全部武器、彈藥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傷就更不得了;另一條是我們打輸了,我們就可能被幾萬工人打得全軍覆沒,和‘上柴聯司’下場一樣,這兩條路都是死路。惟一的活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們在北京,在毛主席身邊,這么大的事件,中央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辦了,中央會救我們。請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華井岡山在。”“我們跑出去,我們就是弱者,這樣,在中央面前,我們就好說話。”經過兩個小時左右的激烈爭吵,盡管有人提出拉隊伍去京郊山區打游擊,但會議還是決定7月28日凌晨2時30分前,團派全部人馬撤至北京航空學院(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企圖給工宣隊一個難以呆下去的“空校”。
    
    
      7月28日4時左右,團派一支數十人的隊伍乘車撤往在昌平境內的清華核能研究單位200號,因司機數日未眠,駕車睡著,行至沙河附近,車翻入路旁稻田。一團派人員上車時把攜帶的手榴彈環拉出,以防外人截車。車翻時,手榴彈被引爆,炸死2人,炸傷5人。
    
    
      在四派那裡,工宣隊在27日中午時分進入主樓。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隊講“ 條件”,不愿意同時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擔心的是團派反撲,也不愿意讓工宣隊離開,怕的是沒有什么力量能製止住團派。四派主要領導人已由多名工宣隊隊員“陪行”,于13時40分寫好並簽署了“七條命令”(主要是命令四派人員放下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等),但又擔心情況有變,以找發電機等為借口,遲遲于16時才廣播了這七條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還是根據其頭頭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團派日后反擊。
    
    
      四派竭力勸說工宣隊先去拆除團派工事,收繳團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隊在同時拆除兩派工事和收繳兩派武器。當看到工宣隊冒險把被圍困于科學館近百日的四派隊伍救出並帶至主樓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過一些。四派頭頭不斷催促工宣隊“拿下”對主樓四派據點威脅最大的9003大樓的團派據點。
    
    
    “七‧二七事件”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不存在四派與工宣隊相抗衡、相沖突的問題。
    
    
      1968年7月27日,不是團派與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團派向工宣隊撻伐的血戰之日。在這一天的12個小時(從正午到子夜)裡,工宣隊有5人犧牲;有731人受傷,其中重傷149人(工人139人,軍代表10人),輕傷者582人(工人552人,軍代表3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軍代表34人)。工宣隊扣留了100余名團派人員。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隊控製了清華局勢、團派撤離清華、四派認可工宣隊而暫告結束。
    
    
    毛澤東召見所謂“五大領袖”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殘局,特別是7月27日工宣隊開進清華大學所遭受的慘重傷亡發生后的短短數小時,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就決定親自解決由百日大武斗所帶來的問題。
    
    
      據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回憶︰1968年7月28日凌晨兩點多,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當毛澤東得知了清華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脫口而出︰“造反派反了?﹗”毛澤東驅車前往人民大會堂,他在118廳先仔細傾聽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成員和工宣隊的代表幾方情況匯報,后決定召見北京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談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見紅衛兵領袖“談話”。
    
    
      7月28日清晨5時30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內電報大樓致電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
    
    
      7月27日在黑手晝夜策劃下,假借宣傳7‧3布告,挑動11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凶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著,生命安全無保証,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尋求中央馬上接見。
    
    
      這一電報顯然帶有夸張色彩。蒯大富此時認為工宣隊背后有“黑手”指使,此話給毛澤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一個多小時后,毛澤東在召見“五大領袖”時對蒯大富直言不諱地說,他本人就是這個“黑手”。
    
    
      蒯大富發完電報,從市內剛回到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市革委會來電話通知他參加中央領導人的召見。蒯大富接到通知后懷疑此事,擔心遭“黑手”暗算,后由聶元梓親自通話,才前去人民大會堂。
    
    
      7月28日3時30分至8時30分,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毛澤東的警衛人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對“五大領袖”一一進行搜查。蒯大富到達人民大會堂時已7時許。警衛人員讓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聽,兩名警衛人員上前下了他的武器。謝富治把渾身泥水(北京當時有小雨)的蒯大富帶進會場。蒯大富沒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發上、身著白襯衣的毛澤東,百感交集地大哭起來。這時先前到達的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已匯報完畢。參加召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吳德、黃作珍等。
    
    
      毛澤東在這次召見中表現出對清華團派及蒯大富的複雜感情。毛澤東關切地向蒯大富問起團派總部委員鮑長康、劉才堂的名字和情況,他說︰“井岡山小將一個不能抓,一個不能打”,“抓了七個總部委員,一律放掉”。毛澤東問蒯大富︰“你們井岡山的人現在怎么樣?”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裡散了。”毛澤東對韓愛晶說︰“你們不是親密戰友嗎?要好好招待他們。
    
    
    ”毛澤東還向蒯大富問起團派小報《井岡山》為什么近來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這是因為近來出版、發行渠道不暢,等等。毛澤東兩次言不由衷地說道︰“十萬工人進清華,‘四一四’高興,‘井岡山’不高興,我也不高興。”但是,毛澤東又明確地告知在場的人們,派遣工宣隊的決定不容懷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他也不來抓。”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就“七‧二七事件”對蒯大富及團派立刻加以“問罪”或“懲治”。
    
    
      同時,毛澤東也並不看好四派,他認為四派在清華上台不行。對于清華文革動態了如指掌的毛澤東對“四一四思潮”進行了評判︰“《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然而,毛澤東卻下令釋放有關方面關押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文的作者周泉纓。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對四派的印象和評價,總的來說,不如他對團派的印象和評價。但是,今天看來,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毛澤東並沒有明確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對清華文革兩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緣于百日大武斗,毛澤東的決策才使兩派殊途同歸,自行消解。
    
    
      在這次召見中,毛澤東下令,為了防止紅衛兵領袖們及其各自相關的群眾組織像以前那樣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這次召見的談話進行錄音備案。  召見之后,謝富治留下“五大領袖”,讓他們整理並署名《毛主席關于製止武斗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作為此次召見的文件。以“五大領袖”署名的這份“批示精神要點”后來正式公布、傳達,成為文革史上當然也是清華文革歷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獻資料。
    
    
      可能還有另一份關于此次召見的書面整理稿,因為,7月30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聯名致信毛澤東、林彪,認為毛澤東的此次召見談話“極為重要,提議將這次談話的書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會正式傳達的《毛主席關于製止武斗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發到全國”。
    
    
      緣于清華百日大武斗的毛澤東“七‧二八召見”,是毛澤東對他與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群眾之關系的一次重整。一貫最善于揣摩毛澤東意圖的林彪,給這次召見以及紅衛兵領袖的“錯誤”以畫龍點睛之筆︰“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干什么。”紅衛兵領袖們的“落伍”,意味著紅衛兵運動的衰敗。文革即將不可避免地轉入一個新的階段。
    
    
    (南方周末2001.3.2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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