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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图)
(博讯2005年1月02日)
    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

    王仲方(作者为原罗瑞卿秘书,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晴天霹雳

      1965年的春天,带来一片晴朗和喜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人民经过两年多奋斗,从三年困难阴影中走出来。农业两年丰收,经济经过调整,市场开始复苏,生活有所改善。人们心情开朗,充满了希望。青海省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克服了历年靠国家调拨粮食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得到恢复,全省农牧民日子好过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称赞和中央的表扬。我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当时我在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报中央批准,调我到西北局任办公厅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宁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认为我是公安部借调去青海工作的,应该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医院治疗,工作何去何从,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当时我患的是浮肿病。 1961年春季随周恩来、谢富治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做农村调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赶上三年灾难中最严重时刻,在农村一个月,就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谢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有一次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

      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号,却被人们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

      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12月6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会议,至于讨论什么问题,连周都不知道。我有些纳闷。过了两天,谢的秘书来说,这次会上秘书很轻松,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到与会者手中,不让秘书参与。什么事情这样保密?我有些疑惑。接着我看到与会者住房名单,党政军领导人都有,惟独没有罗瑞卿。我有些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12月12日,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云南省委书记周兴约我到他那里休养。我推测这封信是罗瑞卿的秘书从云南带来的,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估计罗瑞卿已到上海,一种神秘的气氛,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会议结束后,大约在12月15日前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向我传达:罗瑞卿犯了严重错误,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中央已批准他辞去军队一切职务,深刻检讨,接受批判。这不仅对罗瑞卿是一次突发事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一次突发事件。根据我多年的了解,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是深厚的、密切的,毛对罗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开始,亲手培养提拔罗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罗有成绩,毛泽东就加以肯定和表扬。罗有缺点,毛泽东当面给予批评教育。听到别人对罗有意见,毛泽东就给罗打招呼,让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罗瑞卿可以说是信任有加,爱护备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从红一军团到抗大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两家往来也是密切的。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反对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毛泽东不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如此急促地背着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一定是到了非“挥泪斩马谡”不可的地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罗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还会发展下去,甚至会株连不少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在公安部当过罗十年政治秘书,同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会不会连累到我?即使我已经离开六年,恐怕还是难以幸免的吧?我为自己的前景设想了多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当我的办公厅主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工作和读书。再一种可能是把我挂起来,西北局不敢要我,只有回青海停职闲居。最坏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罗的圈子里受审查,被隔离,如果被这个阴影笼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将受到破坏。

      此时已近年关,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会受到“上海会议”的冲击。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已经六年了,他的问题又主要出在军队,照常理公安部不会有过分的反应。但是党内斗争的经历使我预感到公安部会要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响”。这样就必然会牵连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同全家老小在风暴前夕一起过个年,也许是最后一个团聚年。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充满忧虑的心情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家里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离开上海前,胡耀邦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谈了心中的忧虑。胡宽慰我说:罗在军队职务虽免,但还保留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罗同毛主席的关系,事态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觉到空气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和神秘。

      所有熟悉的同志,过去一听说我回来,就会赶来看望,这次一个人都不来了。熟人遇见了,也都尽量躲避。面对面无法躲避时,竟然两眼瞪着,满脸憋得通红,有话不能说。有一位熟识的同志是无锡人,见我时笑了笑,我请她到家里吃她喜欢的面筋烧肉,她答应了。第二天,却又告诉我说她不能来了。过去回家,电话不断,这次也无人来电话了。家中显得极为冷清,我也不出门,在家中陪我老父亲拉拉家常。我父亲王肖山是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一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是一位为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教育家,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参事多年,是懂得政治的老人。我却无法向他说清楚当前发生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觉得遇到了一股特大的寒流,把一切都冻结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冻结了,人和周围的联系也冻结了。太阳不再温暖,照在身上也是冷冰冰的。我所生活的这艘巨轮好像碰上了冰山,正在渐渐地沉没。

    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

    (图片:批斗罗瑞卿)

    我给罗的秘书郭树元打电话,说去看他们,他连忙说你千万别来,我也不便来你家。我们只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约好在什刹海碰头。我到约定地点,见他推着自行车过来,他对别人托词说是出来治牙。郭树元同我边散步边谈话。他告诉我,罗在云南考察边防,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不知道,在飞机上罗像往常一样看文件,处理公务。下了飞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来接,路上一句话也不说,罗很诧异,问陈丕显开什么会,陈只回答说到了住处,周总理、邓小平会同你谈。果然,一进门,周、邓在楼下会客室等他,同罗谈了“上海会议”的情况。罗在突然袭击面前极度震惊,接受不了,要求面见毛主席。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还批评罗太天真了。秘书们一到住处,按惯例要接通多种电话,这次被告知,所有电话已被切断。罗的夫人郝治平由邓小平夫人卓琳陪同上楼,两人抱头大哭。“上海会议”结束,罗就随周恩来回到北京。与外界联系也切断了,只有与彭真还能通电话。罗整天在家中,沉默不语,考虑怎样写检讨。郝治平也是闷声不响。郭树元是公安部研究室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是我介绍他入了党。如今他满脸疑惑地说: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该怎么办?翻了几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劝我还是早些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为好。

      我的妻子史洛明,当时是公安部政治部干部训练部副部长,历来列席公安部党组会。她告诉我最近党组开会不叫她参加了,换了同她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志出席。这位同志开会回来,什么也不跟她说。她也觉得气候骤变,但还是每天去上班。

      春节来了。除夕之夜,中南海怀仁堂有晚会。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真是一位好同志)给史洛明两张票,让她陪我去看戏,舒舒心。当我们跨进怀仁堂大门,正巧遇见了公安部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副部长也带着孩子来看戏,见到我们,他的表情一反常态,冷若冰霜。在会场上还看到了罗瑞卿的几个孩子,我同他们招手示意。这场晚会是空军文工团排演的,表现抗美斗争的戏,当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周恩来看戏,我的座位恰好离周很近。会后第二天,洛明下班回来说,公安部那位副部长很生气,责问是谁给王仲方送票,还同周总理离得很近。我知道在公安部宿舍大院不能久呆了。正在这个时候,史洛明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沈阳出差。我明白,公安部是要赶我走了。于是我们全家团聚,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第二天,告别了老父亲,同洛明一起上火车站,她去沈阳,我去西安。北京正遇沙尘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凄凉地离开了北京。

    辣椒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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